中国的科技哲学可上溯至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有关逻辑、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的讨论，学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学则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而来，经过至少5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生态哲学、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子学科群，从而在内涵上拓展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为科技哲学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随着其问题域的不断拓展，科技哲学日益扮演起联结科技与人文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这不仅昭示了新一轮学科内整合和专业定位的必要，还对其学术品质与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复兴

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将当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组，并试图以此促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的联盟。相关规划草案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从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的科技哲学始终保留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这一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后，作为学科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首先得到了复兴。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其一，为学科建设做准备。数、理、化、天、地、生、医、心理等领域的哲学问题研究全面启动。其二，对各门具体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争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分析、现代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层次结构等领域，起初沿袭了以既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为分析工具的评价方式，但不久参与者开始倡导，应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来消解概念类推式的论证模式。其三，推进哲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论、夸克模型等知识被纳入哲学教材作为自然演化和物质存在形式的新发展和新例证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热点。

　　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深化了学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相关讨论表明：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中，哲学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和宇宙学中观察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实为相互平行的观念，人择原理与其说是凸显认知的主体性不如说是主体对其认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中，夸克禁闭现象对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辩，但更应认识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确，作为形而上学信念或本体论约定的可分与不可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量子测量等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主体性问题中，鉴于科学实验现象中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对主体实际上没有意义；如此等等。这些结论表明，科学与哲学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上是相互平行的，两者的相互作用应该是隐喻层面的相互启示，不应简单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

　　与此同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跃。鉴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来自科学的实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备受关注。追赶的热情促使研究者选择性地聚焦于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化趋势，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此成为研究热点，决策、规划、管理的方法论研究也开始启动，成为日后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先声。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在对科学革命及其“激动人心的年代”的迟到的辨析中，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与文明基础的新的经验论、唯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得到重新评价。其中，《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对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学术化阶段，有关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则使科学思想研究从刻板印象转向理性客观的文本分析。

　　经过一段新陈代谢与专业化积淀之后，科学与哲学和一般哲学范畴的纠结趋于淡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逐渐超越传统争论，转而从学理上推进“科学化的哲学”。一方面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衍生出的数学对象、暴涨宇宙论、智能、生态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有关熵、混沌、分形、自组织演化等涉及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涨落、超循环、非平衡、非决定论和非还原论等科学与哲学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并试图以此勾勒出“新科学革命”、“新自然观”和“第二种科学”的基本形相。随着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新范式的出现和高级科普的引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提升，转向作为其应有之义的“科学中的哲学”，并拓展至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时间、空间、信息、因果性、模态、附生性、涉身性、逾层凌域、自组织方法论等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还原论与整体论、生成论与构成论、计算与实在、复杂性与非决定论、认知与身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计算哲学等领域因此呈现出复兴或兴起的态势。

科学哲学的引进和定位

因受罗素与杜威的影响，20世纪初最先引入中国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调。20世纪中叶前后，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等人曾做过较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评价工作，此后基本中断。时隔30年再次引入科学哲学时，其主导范式已从逻辑经验主义经历史主义学派走向后实证主义。这一差距激发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对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介之中，一度在知识界掀起“科学哲学热”。

科学哲学的再次引入成为进一步进行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1982）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加上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之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

科学哲学可大致分为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科学说明等）和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领域类似）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并与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思想密不可分。近30年来，中国的科学哲学将一般的科学哲学与既有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相结合，成为科技哲学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研究范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担当了科技哲学领域拓展的孵化器。自1979年以来已经召开了13届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包括：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分界、理论结构问题、说明问题、物理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与价值、反伪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前沿的哲学伦理问题、自然哲学、后现代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物理学百年革命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认知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等。这些主题大致勾勒了科学哲学乃至科技哲学的问题域。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交流，科学哲学研究开始从学派述评转入问题导向的研究。继一些以问题而非学派为主线的科学哲学通论性专著出版之后，科学实在论等方面的专论亦流行坊间。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概念澄清和理论构建，反过来又激起更多质疑。例如，由量子力学对基于物质实体的经典实在观的冲击而引申出的关系实在论主张实在是关系的，关系的实在性在于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相关的讨论使关系实在论至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得到辨析，一方面是本体论或存有论层面的关系对实体的消解，另一方面是认识论层面以主体间性重建客观性获得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立场，其理路固然昭示了对独断本体论的突越和引入透视主义认识论之可能，但这两个层面能否融贯与会通、其与基于认识论旨趣的科学实在论的关系等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中，科学与哲学的相干性和科学哲学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反思。首先，科学与哲学可能出现相互启发的相干情形，但本质上各有其自主性。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野类似，科学发现（如量子力学）与哲学结论（如某种实在论或方法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同一科学发现可以有不同的哲学结论，新科学发现对某个哲学结论的倾向性并不一定昭示其反论被逻辑地否证。同样地，科学方法论与“反对方法”亦可并行不悖。一些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者敏锐地意识到，应在两极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并提出了互补方法论。

其次，科学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在于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与其说是科学指南毋宁说是哲学试验，其问题域多处于科学尚不能对其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给出满意或自洽解释的边缘地带。有关“科学化的哲学”和“关于科学的哲学”的深入辨析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具有“伟大传统”的科学哲学因无法提供其所承诺的“科学的世界概念”而难以自诩“科学化的哲学”，却依然可定位为“关于科学的哲学”而确立其合法性。这种定位既便于界定一般的科学哲学，又能兼容作为“科学中的哲学”的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或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令两者成为科学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科学与哲学均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这种定位相当艰难，但又十分必要。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哲学都是在与当时的科学的交融与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著名科学家霍金对当代哲学家不能跟上科学进步，而将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甚觉遗憾，并将这种对伟大哲学传统的背离斥为堕落，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更不可避免地要与具体的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相结合。

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科学形象从反映自然规律的科学延伸至“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和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内生变量的科技。以此为契机，主流话语中科学的实际意涵拓展为科技，对自然和科学的哲学思考随之转换为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紧扣时代主题的科技哲学因此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科学思想与文化、科技伦理等领域获得全方位的发展。

　　自然哲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基于科技进展的新自然图景和自然观、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以及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这些讨论受到生态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新自然图景和新自然观多立足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新趋势，试图对自然及其演化做出自洽的描述，并为认识自然与社会提供方法论启示，如计算主义、虚拟认识论等。金吾伦、董光壁等人在反思还原论和分析重构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成论和整体生成论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探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促使学界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分野出发，探讨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比较研究（如中日）、绿色科技创新等现实问题，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问题展开对话。其中，有关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科技观的研究在探析科技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后指出，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科技发展应在本体论层面从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在认识论层面从天然自然走向大自然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从自然的简单化走向复杂化，以伦理引导技术创新，并承认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和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则试图从存在论意义上重建自然的概念，主张沿着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重视时间性发现和博物学传统，打破由世界作为图像和人作为主体所带来的自然的图像化和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以此寻求人类、生命和宇宙的根本与源头，回归自然作为本性和本原的哲学意味，复兴牛顿以来中断的自然哲学传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科学哲学中正统论题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一方面受到后实证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哲学文化、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到自然化科学哲学、实验哲学、新实用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等思想流派。通过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大战”等问题和事件的探讨与反思，学界开始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研究纲领。前者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在对科学理性的理解上，主张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通过对世界的表征而获得普遍性知识的立场，转而强调实验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和知识的地方性，使科学哲学从“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后者试图在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的基础上，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并结合语用、修辞、隐喻研究为科学实在论与科学理性辩护，进而将其运用于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数学哲学等领域。

　　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陈昌曙等人关于工程技术方法论和技术论的研究。此后除了在技术创新等应用研究中不断拓展，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入，几年来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在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文化、技术与工程和技术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均有所发展。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工具实在论、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和技术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其中，有关技术的价值负荷或负载的讨论表明，技术并非价值中立，为了克服技术风险使其造福人类，应该充分揭示技术的价值因素，并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探讨适应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结构。第二类探讨科技革命和高新科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第三类是案例研究和建构论的微观经验研究。

在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以及科技伦理方面，引人注目的问题有：（1）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和人物思想、“李约瑟问题”、西学东渐与科学文化传播、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演变等；（2）科学思想史研究超越辉格解释和“真实的历史”，并将历史文化语境引入相关研究之中，让科学丰富的内涵以非教科书的方式得以呈现，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科学史、中世纪科学、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革命、科学与宗教等问题上展现了全新的阐释空间；（3）有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科技与人文的对话以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使科学、伪科学、反科学、非科学、民间科学、中医方面的问题等得到深入探讨，并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必要张力、科学划界标准的多元化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还提出了“类科学”、“科学文化的第三极”等新思路；（4）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领域关于科学有限性的讨论使科学知识的多元性、可错性和对文化背景的依赖得到初步的探讨，公众科学、东西方科学范式比较、科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等研究也因此展开；（5）在科技伦理方面，在生命伦理、信息网络伦理、高技术伦理、科技伦理理论、科学不端行为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影响到公共卫生和科研诚信建设等政策层面，在对科技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进行讨论之后，科技哲学界的交叉学科优势与应用伦理学界的研究形成了互补，目前正在形成以科学研究伦理、技术伦理和工程伦理为主体的科技伦理体系。

走向多元拓展与深度省思

　　回顾30年来的发展，科技哲学在不断拓展和分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分支庞杂的学科群，其专业谱系从哲学一直延伸到政策、传播等领域，基本形成了“关于科技的哲学”和“关于科技的研究”两大类研究旨趣。前者主要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人文与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由科学知识社会学、技术建构论等发展而来）、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等，后者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或社会科学与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科技传播、科技管理与政策等。前者属科技哲学应有之义，而后者之所以在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日益专业化的情况下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由于对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科技和科技观方面的背景，使科技哲学独有的跨学科优势得以显现。

　　这两方面都是对时代需要的不同层面的回应，最近兴起的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表明，两者的并存实际上给学科拓展留下了弹性空间。工程哲学是在哲学界与工程界的共同推动下兴起的，它主张关注工程实践，研究工程理念、决策、设计与实施中的哲学、伦理和社会学问题，目前正在展开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工程创新、工程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产业哲学的倡导者主张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有必要延伸为关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四元论体系，认为应该关注产业活动的哲学问题，研究产业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产业的价值增值等问题。鉴于这一态势，一些学者提出以“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论”整合两类研究。另一些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建议的学者则主张，在这种二元结构下首先应该将科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这两种建议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思想，即尚需对科技哲学未来走向作深度的反省，以此集合新的学科凝聚力。

　　首先，不论是“关于科技的哲学”还是“关于科技的研究”，其所涉及的领域应该在专业化和规范化方面得到提升。以科学哲学为例，一般的科学哲学和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在国际哲学界都是严格专业化的，并已经形成了一套专门的概念、论证方式、研究群体、出版刊物和论述场域，不了解其历史、语言、技术、方法和当下的主题，就不可能做出能与国际学界对话的研究。在这类成熟的领域中，各种理论建构和新研究范式的提出必须建立在系统的引进消化之上，对因果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课题式研究，而不一定要急于构建普适性的研究纲领，近年来《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山西大学科技哲学译丛》，以及《哲人石》和《开放人文》等所做的译介是富有建设性的。

　　其次，在遵循各个专门研究范式的规范的基础上，应该综合已有的视角、方法和思想资源，对当代科技的哲学基础进行整合性的研究。这首先涉及研究传统的互动和学科内的整合。对此，学界已经展开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技哲学研究，旨在推动分析传统与解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互补整合。这种整合性考察有助于对词与物、语义与语用、理论与操作、概念与工具、理性与效用、实验室与生活世界、普适规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进行描述和分析，进而揭示当代科技日益呈现出的技术化科学等整体特质，惟其如此，才能重启对科学的形而上学沉思，从存有论、认识论乃至价值论层面追问科学的哲学基础，反思科技时代人的存在。

其三，应致力于构建一种体现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科技观。在未来的50年里，中国将全面进入科技时代，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发展势必越来越复杂地与科技相纠缠，如何恰当地看待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中的地位，是科技哲学必须不断有所回应的问题。如果说科技哲学对科技的理性态度、实证精神和实际效用的阐发曾经促使科技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首要力量，那么在迈过这一步之后，科技哲学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之一应是运用科学精神本身反观科技在现时代的价值和人与科技的关系，“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迄今为止，科技的优越性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信它是成功地理解世界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但也要看到，科学技术远未穷尽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所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同时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令其对世界的改变有时伴随巨大的风险。这一方面需要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应将科技视为诸多文化形式的一种加以反思，建立起科技与其他文化的对话和专家与公众的对话。恰如科学活动论所主张的那样，科技是一种人类活动，反思科技是为了更加接近人的价值和目标。

 

 （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5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