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哲学之肇始可上溯至20 世纪初现代科技与教育建制化时期,其后作为维也纳学派成员的洪谦还曾致力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与传播。现今的科技哲学学科则是由20 世纪50 年代建立的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后者的研究主题是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其后20 年间的发展不乏盘根错节的历史与政治之纠结,所幸研究者以内部资料的形式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其中迂回的薪火传承之功不可忽视。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在经历了“相对论批判”和“现代宇宙学批判”等“理科大批判”之后,科技界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奏响了科学的春天和思想解放之序曲,也为科技哲学开启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科学化的哲学及科学与哲学关系之反省

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致力于科技、教育与经济整顿,并以“四化”之一的科学现代化为突破口。当时及其后的思想解放所运用的理论策略之一是,发掘马克思有关科学是“直接生产力”的论述,证明“科学是生产力”,后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将科学和科技重新定位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历史的首要因素。从修辞学的层面来看,这一论证的关键是以“科技”转喻“科学”,以作为科技实效的生产力的普遍性、无阶级性和无国界性迂回地突破了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社会意识的刻板印象。从“科学”到“科技”的主题词转换虽有模糊科学与技术界限之嫌,但不无确切地体现了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大趋势,反映了时代焦点的转变,亦决定了科技哲学正名的历史必然性。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科学不论作为一种基于经验的实证知识,还是作为寻求客观真理的活动,都成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典范。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科学更进一步被前所未有地诠释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自然辩证法传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基点随之由对科学的哲学大批判转换为寻求哲学的科学化。其基本理路可概述为哲学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随科学而发展:“随着人类科学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对科学中哲学问题的讨论也在日益丰富和加深。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出现新思想、新概念,从而不断升华出新的哲学课题,为哲学研究开辟出新天地。一方面,人们已有的一些哲学认识,则在新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成就面前不断遇到新的矛盾, 接受新的挑战。”[1]

在由此而来的“科学化的哲学”运动中,数学基础、现代宇宙学、天体演化、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结构、现代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与非线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得到了讨论。相关讨论大多旨在概观现代科学的新近发展所揭示的自然图景,对其知识内容加以综合与概括,以丰富、充实和发展辩证的自然观,其旨趣可追溯至德国古典自然哲学。这在短时间内营造了科学与哲学结成联盟和相互对话的氛围,但科学一旦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之后,就越来越不需要从哲学那里寻求合法性,甚至用不着哲学的具体判断和指导了。即使科学需要哲学,若没有少数具有哲学素养和旨趣的科学家的主动努力,单靠哲学自身似乎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对话。因此,自然辩证法和自然哲学传统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的旨趣从基于科学自然图景的自然观逐渐转向包括生态和社会在内的广义自然观,并致力于揭示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变革。

实际上“, 科学化的哲学”运动与其说旨在建构科学性的哲学,不如说是利用科学诠释、维护和发展既有的教科书哲学体系。这使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不再囿于对科学的哲学框定与政治批判,而转向为哲学服务。一时间,此运动为哲学教科书中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提供了新素材,输送了新的活力。对科学新知的哲学式的剪裁和概括,为当时渴求新知的社会迂回地普及了科学与自然概论方面的知识,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同时,它们使哲学教科书得到了丰富与更新,为其既有框架的维持与拓展提供了知识性的“保护带”。而这些“保护带”的引入,使很多科学新知以哲学叙事的形式,经概括、提升而被吸纳到既有的哲学框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令教科书哲学的“内核”更为稳定和保守。这种研究范式的问题是,科学与哲学的界限不甚明晰,往往将科学用于理解世界的概念和假说抽象提升为本体论层面的存在的规定性,要么容易陷入关于最终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之争,要么因缺乏概念分析与厘清而沦为脱离科学内涵的哲学式语言游戏。此外,所运用的论证模式似有原理加例证、概括兼比附之嫌,结论在形式上多为从范畴的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对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与方法论上的“革命性”亦多夸大之词。还有人将哲学与科学划等号,强调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发展一般规律以及自然科学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科学化的哲学”运动相伴随的现代科学哲学争论深化了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反思。由哲学与科学的概念、范畴相互借代而造成的纠结导致了宇宙有限与无限、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物理学与认识的主体性等颇具影响力的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在宇宙有限与无限的争论中,讨论者意识到,由于哲学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各自把握宇宙的方法不同,决定了它们从属于两种互不通约的规范,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不应该再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而应作为“具体结论”交由宇宙学来研究。[2]有关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讨论使人认识到,科学的发展总是冲破教条、远离常识的。[3]针对物理学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使人看到,既不存在唯心论的物理学,也不存在物理学的唯心论。[4]而且,“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不符合科学,因为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 要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思想必须充分自由,需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启迪”[5]。历史的教训表明,某些简单化的唯物主义“殷勤过分”地企图指导自然科学,却反而帮了倒忙。[6]

这些争论的展开,使人们透过哲学与科学的联姻方式,认识到哲学与科学各有各的规范,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是科学实践,不应以一些永恒不变的哲学原则代替科学实践,不应将哲学理论看成是放到任何科学实践中就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更不能将它们凌驾于科学实践之上,作为判断科学理论是非成败的标准。但反过来,若完全以科学话语替代哲学话语,将科学所研究的自然作为哲学的本体,进而把科学描述的暂时性世界图景误置为绝对为真的陈述的注脚,又会陷入所谓“自然的本体化之误”[7]。这些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反思为日后对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与科学主义科学观的审视打下了伏笔。

科学哲学的思想流动网

科学哲学源于从实证主义、批判学派(马赫、彭加勒)等发展而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其初衷在于建立“科学的哲学”,以此拒斥传统思辨哲学及其形而上学,为实现“科学的统一”和形成“科学的世界概念”奠定基础。20 世纪80 年代初,在经历了30 年的中断之后,当科学哲学再次得到系统的译介、传播和研究时,逻辑经验主义早已式微,科学哲学被重新界定为“关于科学的哲学”,其一般理论大致走过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学派等阶段,进入到后实证主义的时代。在当时看来,科学哲学是当代外国哲学中比较有价值和最值得研究的哲学分支学科之一,且与当代科学密切相关,不了解科学哲学,就“难以了解当代科学是在什么样的框架中发展的,难以了解当代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何以对自然界、宇宙持这样或那样的看法”[8]。

面对历史造成的落差与空白,研究者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系统地译介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一度掀起“科学哲学热”,有力促进了思想解放与观念调适的步伐。大约十余年间,卡尔纳普、波普尔、汉森、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蒯因、劳丹、瓦托夫斯基、亨普尔、邦格、查尔默斯、巴士拉等人的作品得到翻译出版和广泛传播,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相关的批判学派和哲人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得以全面展开。尤其是对爱因斯坦、马赫、彭加勒等人的思想的客观介绍与重新评价体现了学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

科学哲学之所以成为思想解放的切入点不仅因为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一定距离,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时代肇因。首先,科学哲学的引入符合当时思想领域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走向开放与多元的时代需要。舒炜光和邱仁宗等译介者意识到,一方面,科学哲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思想的开放性,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如同正在编织中而永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诸多科学哲学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另一方面,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践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恰如恩格斯所言,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正是鉴于科学哲学以与原则无关的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又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其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其次,科学哲学较为集中地渗透了现代化所必需的客观求实精神。不论是“科学的哲学”还是“关于科学的哲学”,不论强调可证实性还是凸显可证伪性,大多持有一种尊重经验事实和注重分析论证的科学态度,这为突破教条、变革观念、推行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精神资源———保守或激进的改革者都诉诸实践和客观真理,希望用科学的光芒照亮通往发展与进步的现代化之路。其三,科学哲学的晚近发展对科学主义意味的现代启蒙理性主义科学观进行了多视角的反省,“补课”使这个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过程得到更为集中的呈现,为我们反思现代性、寻求可调适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批判理性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的、有限的和可错的,社会发展的正道是在试错中前进的渐进工程;观察渗透理论说和知识整体论揭示了经验事实与理论的相互依赖性;历史学派让人们看到了不可通约的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研究表明,不存在一套科学必须遵循的固定的研究程序和方法,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是不断变化的,科学需要民主。这些迟到的新观念无疑是当时重拾现代性启蒙的基点,后来又成为反思科学理性和现代性工程的必要前提之一。

从问题域来看,科学哲学主要涉及具有浓厚认识论色彩的科学基础论,并可大致分为两类相互关联和支撑的领域,一为科学划界、科学说明、科学实在论等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二为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生物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等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后者虽与自然辩证法或自然哲学传统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领域重叠,但更注重对具体科学概念的哲学分析而非以哲学范畴框定之。推动科学进步的热望使重新引入的科学哲学被定位为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动力学。但学界不久就认识到,科学哲学实际上是关于科学理论的二阶研究,它不讨论具体科学研究中的方法,也不甚关心科学实践,主要探讨合理性、客观性、科学说明等与科学理论的评价和选择有关的问题,且观点往往相互对应。有鉴于此,刘大椿教授提出了科学活动论与互补方法论。他认为科学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人类活动,科学方法论与科学活动一样是历史的而非绝对的,应以互补的观点看待机械观与系统观、演绎与归纳、发现与辩护、累积与革命、工具论与实在论、客观性与社会承认、程式化努力与反对方法等看似对立的方面。[9]

20 世纪90 年代后,科学哲学的研究热点涉及科学实在论、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实验哲学、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系统与非线性科学哲学、认知科学的哲学、心灵哲学、空间哲学、计算与信息哲学以及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在内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大抵是因为实在与反实在容易让人联想到真理和客观性等关于科学的固有印象。1992 年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主题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国际科学哲学会议(会议论文结集后作为“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169 卷以英文出版) 上,会议组织者约请有关学者报告了关于“量子力学与实在”的三种不同观点。[10]《“EPR”佯谬和有关的哲学问题》一文指出,量子力学实验虽然不支持决定论的实在论,但支持定域的、统计式的和“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实在论。《量子力学与实在论—反实在论之论争》一文认为,量子力学的问世并未能一劳永逸地将实在论驱逐出物理学领域,它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既不构成威胁也不提供决定性的支持。量子力学的解释谱可能对应于一系列不同的哲学态度(从极端的反实在论到本体实在论) ,这既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内涵,亦有力地促进着物理学的发展。《关系实在论》一文强调,受到量子实在的关系特征的启发,为了凸显关系对于实在的认识论意义和本体论(存有论) 规定,可提出一种关系实在论,即实在是关系的,关系是实在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关系表述和性质表述具有互补性。这些论述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与讨论。以关系实在论为例,范岱年以电子与观察装置为例说明“, 关系先于关系者”、一切消解于关系的关系实在论是有局限的;张华夏则认为,实体无论如何不能彻底消解于关系,应以实体实在论作为关系实在论的补充。此后,对结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译介和由虚拟实在引发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也曾产生一定的影响。

回首30 年来,科学哲学在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互动与融合中不断发展并成为科技哲学领域拓展的孵化器。始于1979 年至今召开了13 届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先后涉及: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分界、理论结构问题、说明问题、物理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与价值、反伪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前沿的哲学伦理问题、自然哲学、后现代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物理学百年革命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认知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等。这些远远超越科学哲学问题域的主题,不仅体现了学术旨趣之流变,更折射出时代精神与现实需求。

从顺应科技进步到反思科技自身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主流话语中科学的意涵从揭示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拓展至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内生变量的科技。如果运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这一观念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科技作为新型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趋势的正式认同。自此,对自然和科学的哲学追问延伸为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思考,而这种思考又大致可以分为“顺应科技进步”、“探讨科技影响”和“反思科技自身”三种进路。科技哲学相关领域由此呈现出“大口袋”式的生长趋势,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科学思想与文化、科技伦理等领域得到全方位发展。

起初备受关注的进路是“顺应科技进步”。如为了回应“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刘青峰在《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1984) 中曾试图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方法,研究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主张“去建立一种适应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条件,使得社会结构也和科学本身一样, 是进步的, 发展的, 而不是僵硬的”[11] 。在此进路中,科学或科技无疑是进步的典范与真理的化身。在今天看来,这一进路颇具启蒙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意味;在当时,此进路不仅仅源于科学的傲慢,其现实动机是克服体制机制和非科学因素对科学的束缚和干扰,寻求使科技得以顺利发展、社会渐入坦途的经济、文化与制度。但恰如席文所指出,对“李约瑟问题”这个假设性问题的解答往往隐含着两个错误的推理:一方面,若欧洲有A ,中国没有,则A 被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另一方面,若欧洲无B ,中国有,则B 被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一种障碍。此进路面临的更深层次的挑战是,科技、社会与文明的演进道路是一元抑或多元,科技与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分立的还是整体性的。

同时出现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进路是“探讨科技影响”。孙小礼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所作的献词(1987) 可视为对此进路较明晰的阐释:考察和探讨“科学给人们提供什么新的观念? 怎样革新人的思想? 科学怎样合理地推动社会前进? 社会又怎样有效地发挥科学的功能和促进科学的发展? 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12]。其主要目的也是研究科学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但出发点不仅是“以科学的名义”,而更重视科技的社会效应。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大多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属于这一进路。它们要么探讨适应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结构,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体制改革、高科技产业化、技术创新、国家创新体系、科技与政治、生态政治、创新文化、科学素质等,要么关注科技革命和高新科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涉及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这些研究的目的实际上不是对现实的抽象提升,而是以实际应用为目标的模式分析———对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机制和趋势进行透视并作整合性与前瞻性思考。其哲学意义(如果说有的话) 不在于如何完美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或规律,而是运用视界拓展和视角变换寻求对问题的不同理解和新的解决之道。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反思科技自身”的进路逐渐浮出水面。这一进路的思想资源包括:科学哲学中后实证主义(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 、新经验主义、解释学的科学哲学、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科学编史学对科学史中的辉格史观的超越、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基于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和技术批判、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等) 、后人类主义(赛博格、人类增强) 等。同时,随着与科技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生态危机和异化现象的日益凸显,深生态学、过程哲学、后现代科学和存在主义等对自然的反思也受到学界的关注。

近10 年来,对科技自身的反思导致了科技哲学的若干“转向”。在自然哲学中,吴国盛等主张,应该在作为纯哲学的第一哲学而非作为部门哲学的第二哲学的意义上重建自然哲学,重建自然哲学的主旨不在于构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追问科学存在的基础、追思自然与存在的本源,实现从对象到家园的“范式”转换。[13]在科学哲学中,一些学者试图在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走出中间道路,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研究纲领;另一些学者不满正统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的正当有效性及其方法的优越性的教条,主张超越自然本体论之误和哲学科学化之误,由科学的存在论追问开启对科学持批判态度的第二种科学哲学。[14]在技术哲学中,有关技术的价值负荷或负载的讨论表明,技术并非价值中立,为了克服技术风险,使其造福人类,应该充分揭示技术的价值因素,并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而鉴于“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一些学者提出了哲学的“技术转向”,主张探讨如何真正地将技术当作人自我建构的基本活动来看待,进而揭示技术作为真理的种种发生方式。[15]在科技与社会研究中,超越宏大叙事的案例研究和建构论的微观经验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基于本土的田野研究和访谈分析得以展开。在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研究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辨析、科技与人文的对话以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使科学、伪科学、反科学、非科学、民间科学、中医、东西方科学范式比较、公民科学、科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必要张力、科学划界标准的多元化以及科学知识的多元性、可错性、地方性和对文化背景的依赖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还提出了“类科学”、“科学文化的第三极”等新思路。在科技伦理研究中,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伦理冲突推动了生命伦理、信息网络伦理、高科技伦理、科学不端行为等领域的研究,并影响到公共卫生和科研诚信建设等政策层面,在对科学有无禁区、科技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的讨论之后,初步形成了以科学研究伦理、技术伦理、工程伦理和高科技伦理为主题的研究领域。

科技哲学在科技时代的拓展对很多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讨论使科技体制改革成为市场体制改革的先锋,对知识经济的研究最终确立了知识价值论的地位,对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研究则昭示了现代性社会机制的整体性。但有些研究带来的后果却较为复杂,如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倡导既带来了科学的大发展也使科技资源配置行政化的弊端更加突出。实际上,科技哲学面向科技时代的思考是一系列充满“瞻前顾后”和“左右为难”的过程。所谓“瞻前顾后”是指,同时面对走向现代化的需要和现代化的弊端,学界不得不在对前现代性展开批判的同时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后现代意味的反思。而“左右为难”是指,对科学的定位不得不在求知导向的学院科学和产业导向的后学院科学、资源集中的国家科学和民主参与的公民科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科技相关领域中很多看似相互悖逆的方面往往是由观念中前与后、左或右的冲突造成的,如伪科学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复杂纠结、科学与技术的区分、知识产权与资源共享的悖论等。

走向科学技术研究之后的科技哲学

纵观30 年来科技哲学的探索历程,科技哲学在不断拓展和分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分支庞杂的学科群,其专业谱系从哲学一直延伸到政策、传播等领域,总体呈现出走向科学与技术研究(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的态势。有学者主张科技哲学的主体进一步发展为包括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在内的四元结构,也有学者提出以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论为名建构一级学科。这些建议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科技哲学应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期尝试性地探讨科技哲学在走向科学技术研究之后的大致理路。

(1) 对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或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的研究的思想价值首先在于其对于科学探索本身可能产生的有限的启发作用,而不是扮演既有哲学范畴的注脚和例证,更不应以归纳出某种新的大而全的哲学体系作为其主要目标。这类研究不仅必须始终注意与高级科普有所区别,以免落入知识大全的窠臼,还应该克服对科学进行过度哲学解读的倾向。我们固然可以运用某一科学哲学理论对自然科学的基础进行哲学重构与分析,但这种重构与分析不应也不可能为具体的科学探究提供完备的哲学基础,遑论居高临下地为科学提供某种通往真理道路的普遍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们充其量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成为科学探索和猜测的思想工具,而且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往往不是正面规范而是反面启示———拒斥与摆脱某些先入为主的哲学偏见。

(2) 一般的科学哲学研究首先应放弃对普遍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建构,转而深入到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及其思想脉络之中,致力于描述和建构更符合科学探究实际的“科学形相”。逻辑经验主义的困境早就表明,从科学中寻求普遍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企图不仅难以实现,还极可能导致对科学的误读。科学哲学的功能与其说是为科学家提供哲学工具或帮助科学家理解科学,不如说更多的是为科技的人文与社会研究提供更具思想深度的科学观。以科学方法为例,科学家很少关心一般的科学方法,因此科学哲学相应的基本策略应放弃重建一般的科学方法的企图,转而深入到具体科学的历史和现实与境之中寻求具有特定经验基础的研究策略和具有特定适用范围的方法论。透过历史、现实和文化的与境,我们将看到更真实的科学形相,例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认识到普遍性与地方性、科学、哲学与宗教观念的纠结远非既有的刻板印象所能解说,而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等具有的繁复而丰富的内涵只有透过具体的科学问题方能呈现。

(3) 对于自然和技术的哲学追问与价值反省要在超越性的存在论沉思与对现实合理性的批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思考解决现实问题之可能。在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中,所谓过程与实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存在与存在者、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类的分野,不应借以故作某种高深的哲学姿态,而应以这些观念为切入点,回应亟待解决之问题。相关研究常见的窠臼是,要么重复既有的存在论沉思和合理性批判而陷入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要么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技术双刃剑效应。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价值在于,一方面提出新的哲学追问与价值反省的方式,以体现出形而上学的穿透力;另一方面,在其新的自然观和技术观的基础上,寻求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和重构技术的现实途径。对此,马克思关于自然与技术作为现实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中介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应通过现实的社会利益分析拓展至自然政治学和技术政治学。

(4)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以及科技伦理等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迫切需要构建一种体现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科技观。在全面进入科技时代的今天,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发展势必越来越复杂地与科技相交缠,如何恰当地看待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中的地位,科技哲学必须对此不断有所回应。如果说科技哲学对科技的理性态度、实证精神和实际效用的阐发曾经促使科技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首要力量,那么在迈过这一步之后,科技哲学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之一应是运用科学精神本身反观科技在现时代的价值和人与科技的关系,“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迄今为止,科技的优越性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可以相信它是成功地理解世界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但也要看到,科学技术远未穷尽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所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而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令其对世界的改变有时伴随巨大的风险。这一方面需要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应将科技视为诸多文化形式的一种加以反思,建立起科技与其他文化的对话和专家与公众的对话。恰如科学活动论所主张的那样,科技是一种人类活动,反思科技是为了更加接近人的价值和目标。

 

【注释】

[1]孙小礼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 页。

[2]吴国盛《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哲学研究》1986 年第12 期。

[3]参见金吾伦《生成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4]龚育之:《不完全是题外的话》《,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 年第6 期。

[5]许良英:《反对组织对所谓物理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 年第6 期。

[6]刘盛际:《切莫殷勤过分》《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5期。

[7]吴国盛:《自然本体化之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版。

[8]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初版序。

[9]刘大椿:《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1 页。

[10]孙小礼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64 页。

[11]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内容与初版基本相同) ,第261 页。

[12]孙小礼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献词。

[13]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5 页。

[15]朱葆伟《: 技术哲学研究综述》《哲学动态》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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