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留坝张良庙在秦岭西南麓的紫柏山柴关岭下，本名留侯祠，张良庙是它的习称。在陕西省境，它是兴起最晚的一座大型道观，但在清代中期迅速崛起为十方丛林，一度成为陕西西南地区道教活动的中心，民国年间甚至成为一个大型经济实体，其影响力还向西辐射到陇南地区。

一、张良庙周边道教历史地理概说

张良庙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临近陇南的山区，历史上曾长期为羌、氐等民族所占据，与其邻近的宁强县即由宁羌改名，邻县略阳为氐族世居之地。在张鲁五斗米道割据汉中时，羌、氐等民族构成其重要的信众成分。

氐族于东汉末年定居今陇南的西和县，三国时曾联合马超抗曹。因战败，主力投奔蜀汉，余部被曹操迁徙关中。晋文帝时，氐人杨飞龙受西晋封号，以假征西将军名义，率一部分部落“还居略阳”。前汉光初三年（320），留居关中的“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晋书》卷103刘曜载记）刘曜采纳光禄大夫游子远建议，对反叛氐、羌实行安抚，氐、羌降者10余万。不久，上郡氐羌20余万人也徙入长安，关中成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定都长安。元康六年（296），杨飞龙的养子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建前仇池国，其辖地有武都、阴平二郡，即今陇南市辖境。前秦建元七年（371），苻坚遣将攻克仇池，将氐族再次迁徙到关中，前仇池国灭亡。此后，关中一地的少数部族分布蕃衍遂至极盛。据《资治通鉴》卷104记载，仅氐族就有15万户，合75万人口。前秦灭亡后，苻坚女婿、氐人杨定率部众返回陇右，太安元年（385）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招纳氐、汉民自立。4年后占领天水、略阳、陇城、翼城等地，自号陇西王，恢复仇池国。其继位者杨盛将国土扩张至汉中。宋元嘉二十年（443），后仇池国为北魏所灭。按《留坝厅志》卷二纪事沿革表，清乾隆三十年（1765），分凤县、褒城（今属汉中市）二县地置留坝厅，其地东汉属武都郡，分属沮、故道、河池三县。仇池国时期，留坝地属仇池县。

陕西关中地区今存大量北朝造像碑。据初步统计有发愿文或供养人名的北朝造像总计79件，其中佛道合一的24件，单独为道教内容的55件。这些有道教内容的造像碑，大部分为氐、羌二族之作。可见在北朝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氐族仍保留着道教信仰的传统。

氐族的一支名为賨人，世居巴西宕渠（今四川省渠县），其地在巴山，故号巴人；后迁略阳临渭[1]。賨人以李姓为首。“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李特曾）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为‘巴人’”。[2]又称“巴氐”。晋末，“有刘化者，道术士也，言关陇民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俊，天资奇异，终为人主。”仲俊即李雄，后称帝于成都。《晋书》卷120李特载记：“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这就是建立具有道教背景的成汉国的李特、李雄父子的历史。

上述事项说明，留坝具有悠久的道教传播历史，近世传说在紫柏山上曾建有张鲁天师堂，显然符合当地氐族的宗教信仰情况。

就地理环境而言，张良庙周边的紫柏山区有众多天然石窟，其中为数不少可供人居，最大的可容千人，为道士穴居修道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据《留坝厅志》紫柏山图记载，全山共有68处有名称的石窟，其中16处以道教术语命名：天星、太白、龙王、黄龙、乌龙、凌霄、雷神、飞仙、会仙、赤松、存真、四皓、紫阳、玄女、不老、丹灶。由于不少石窟可供人居，故世代流传有关于张良辟谷和其他仙真修道隐居的传说：

 

    朝阳洞  内如夏屋，外有石壁如屏。相传留侯坐静处，石墩犹存。

    云罩洞  传留侯藏书处。

五云洞  有留侯遗像，传为辟谷处。又名经版洞，以唐僧曾刻经于此也。洞高三丈，阔倍之，深十余丈。中有殿二层，道寮、客舍俱备。傍有玉皇池注灵湫，池畔有石如鸭。

存真洞  门高一丈，阔仅尺许，侧身入，可容十余人。石床卧一尸，如柴，饰以金。指爪长八寸余，不知何时人。俗传即留侯，其谬亦甚。

丹灶洞  有石龙神像，旱祷辙应。石锅、石灶各一。相传孙真人炼丹拯疫，飞升于此。

紫阳洞  有石墩光如镜。人传紫阳真人坐禅于此，遗铁杖九尺五寸，插石隙中。

飞仙洞  容一人入。内如宅，风雨不浸。云南妙觉居士王虚明坐禅于此，有遇之于华山者。归访之，见兀坐洞中，抚之已僵，不知何时飞升也。

肉身洞  有女神坐盘龙石龛上。相传肉身号神姑。昔以大树作桥，攀援可入。今树枯径绝。

观音洞  为山中第一大洞，与各洞多通。有庙祀神甚多，昔时香火特甚。嘉庆中贼蹂躏后，道人不居洞中，祀者遂少。

 

从这些零星传闻可以看出，历史上紫柏山区道教活动十分兴盛；而清嘉庆年间白莲教案之后，活动规模明显缩小。

二、留侯祠建置考辨

关于留侯祠即张良庙的来历，据传因纪念张良辟谷于此而建。当代有关张良庙的出版物，有言其“始建于汉，以后历代都有重修和扩建，而以隋、唐、宋各代规模最盛”[3]的说法，经考证没有文献和实物的根据。

首先，关于张良辟谷，确有其事，但地点不明。《史记》在记述张良事迹时指出，张良多病，因此刘邦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而是跟随他出谋划策。在汉中时，他曾向刘邦建议烧绝栈道以麻痹项羽。因今张良庙地处长安通往汉中要道，张良曾经此道，故此有将此地与张良相连系的说法。西汉立国后，刘邦曾意图废黜太子，遭重臣反对而不悟。张良策划“商山四皓”出山，伴太子左右，使刘邦误以为太子羽翼已丰，打消废太子念头。此后，张良“乃学辟谷，导引轻身”，但两年后又应吕后之请中止辟谷，最后老死长安。《汉书》亦载：

 

良从上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立萧相国，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

 

这两处记载，都说张良接受吕后劝告，结束辟谷，看来张良并未远离长安，虽学道辟谷，尚在朝廷的掌控之中。

但各地方志中，有好几处“张良辟谷处”的记载，显系均属传说。在长安周边地区，除过留坝紫柏山外，今属汉中市辖的洋县和安康市辖的旬阳县等地，都有此类传说。《昭明文选》中有所谓汉代修建留侯祠的记载，亦未详何地。

由于“张良辟谷处”的说法缺少文献依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在记述“留侯张子房辟谷处”时考证说：

 

《水经注》《寰宇记》皆好奇，往往皆神仙事，而于此山均不云留侯曾居者。此乃起自近代也。

……

洋县子房山与此留侯庙皆汉天师堂之遗迹，后人不得其有庙之故，遂凿为辟谷之说，讹以传讹，无人是正，故辟辨之。

 

这一记载明确认为，张良庙（留侯祠）的兴建“起自近代”——即明清时——是很有见地的。同时提出，此处应为汉天师堂遗迹，但缺乏相应根据。张良庙所在的留坝县原属凤县所辖，明代置柴关岭巡检司，清乾隆十五年（1750）移汉中府水利通判于今留坝县城。三十年（1765）分凤县、褒城二县地设刘坝厅，因境内有留侯祠，后改名留坝。1913年废厅改县。县名与庙名的相合，进一步加强了对张良庙来历的误传。

如果说张良庙之建与张良没有丝毫瓜葛，似乎也难以成立。

东汉末，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达30年之久，天师堂的设置遍及汉水上游地区。秦岭南麓的柴关岭一带即在其活动范围之内，于此设天师堂是可能的。所以，嘉庆《汉中府志》在记述紫柏山时指出：“山顶及山椒有留侯祠。相传子房辟谷于此，中有七十二洞，峻险人不可到。其山状如龙形，一名‘龙如山’。常产鹿寿草，服之可以延年。”张良庙（留侯祠）在紫柏山下河谷中，而山顶有祠乡人谓之“张良老庙”，很可能是张鲁天师堂之遗迹。府志因未作考证，因而忽略了张鲁天师堂这一重要历史事项。张鲁及其祖张陵，均声称为张良后裔，为自己的传教活动编制了一个可靠的传承体系。一千多年后，人们又替他们从另一角度作了焊接，编造出张良辟谷之地的传说，实在是历史的巧合。据景邦宪编《紫柏山志》（清同治十年），此一传说最早载入道光《留坝厅志》之中。道士曾明一认为：

 

窃谓留侯辟谷之说，载在史册。闻留侯成道，未开道派之事。虽天师派称为留侯后裔，亦未言留侯道派也。况天师派乃科门火坛行道，非清静全真玄门。现在全真多系龙门正派，盖五祖七真之各派，而龙门独盛。今因道光年间修留坝志书，邑有周先生在邑教书。自系在俗之人，不知留侯、天师相异缘由，著篇载入《留坝志》内，遂谓留侯辟谷于紫柏山，浑著立天师堂行教法乘之说，故将两家合而为一，此道派所以不明也。[4]

 

连住祠道士都不愿将天师堂遗迹与张良辟谷混为一谈，足见此传说之大谬。

贺仲瑊在《留坝厅志》中则认为：

 

天师之名自（张）陵起，陵既以鬼道惑人，而托诸留侯，传至其孙，必率奉道之人，祀其先祖，而立留侯主于天师堂中，亦自然之事也。（洋县）子房山、（徽县）留侯洞，与此山之留侯庙，盖皆汉代天师堂之遗迹，后人不得其有庙之故，遂凿为辟谷之说，讹以传讹，无人是正。道书又言巴、汉间天师堂数百所，是时凡奉道之地，皆立天师堂，其存于今者，唯此三处耳。

 

此文将留侯之祀远溯至天师堂之时，并以此作为“张良辟谷处”之说的渊源，言之成理。虽然仍缺乏必要的文献佐证，亦不失一家可信之言。

渭南人姚化晴于1945年撰有《柴关岭留侯祠名胜考》一文（石印本），据有关文献和张良庙石刻所记，认定张良庙建筑之兴，始于明隆庆五年（1571）。至于“此柴关之阿，在明代之前，仅为遁世不见而不悔习辟谷炼丹鼎者卜居之所。清以刘坝设厅，因其地与留侯庙近，遂转写刘坝为留坝，而取其雅训。自后，乃使不知者，以为留坝与留侯居地似有关联矣。然其地，初无与于子房也。故历汉、隋、唐，而其迹不著”。

姚化晴认定留侯祠创建于隆庆五年的依据是，这一年赵贞吉（1508～1576）由都察院辞职返归故里蜀中内江，道经嵩山、华山、终南，访游道教胜迹。至柴关岭时，见其地山水清奇，写作了《怀山词》一首，后人刻之于石：

 

紫柏山前车马道，

道上红尘灭飞鸟。

尘里行人不知老，

渴来几度怀山好。

年少怀山心不了，

年老怀山悔不早。

君不见京洛红尘多更深，

英雄着地皆平沉。

 

从这首词中，流露出他的道家思想倾向。所以，后来在留侯祠内保存有《黄石公素书》石刻，人称系赵贞吉“万历戊子秋”旋蜀时所校。据姚化晴考证，戊子年为赵贞吉去世之后12年，“若谓系由其弟子龚御史懋贤，承其师之遗言而刻石，尚可取信于君子”。龚懋贤，亦为四川内江人，万历十年（1582）任陕西巡抚，后改任河南，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辞归故里。在陕任上，曾规划将西安钟楼由城西移往今址，由咸宁、长安二县知县实施。归乡之时，于柴关岭赵贞吉题词处停留，可能《素书》石刻即龚所校。

按姚化晴的推测，张良庙的最初建筑，当为赵贞吉居留柴关岭时的山馆，但没有任何依据。道光《留坝厅志》记述县名和留侯祠来历时，有如下说法：

 

留坝之名始见于明一统志，未知何所释名。本名刘坝，不知何时易今名。岂因留侯辟谷之紫柏山在兹而名欤！然不可考矣。（卷四土地志引府志）

明世宗嘉靖中监察御史赵贞吉清查留侯庙地亩。（卷二纪事沿革表引庙碑）

怀宗崇祯元年，知县杨茂龄蠲免留侯庙杂徭。（纪事沿革表）

 

按此，则留侯祠建置当始于明嘉靖年间。但查阅《留坝厅志》附《足征录》卷二诗征，录有明代5人咏紫柏山诗，无一首诗提及留侯祠；而清代有20人的诗作直接题名《谒留侯祠》。那么，“赵贞吉清查留侯庙地亩”和“知县杨茂龄蠲免留侯庙杂徭”两件事又作何解释呢？这需要从庙碑中寻找答案。这通碑石题名《紫柏山免粮记》，文载《留坝厅志》中，作者为吏部考功司郎中李一鳌，时间为崇祯元年。碑文如下：

 

        紫柏峙在千峰之巅，嵚屹壁劆，分前后翼，林木蓊郁，怪石人立，神葱竿竹，参杂匝布，硐鼓礲钟扣之成声，蜒递百里。洞凡七十有二，天井甘泉，翔云翻雨，雨祷辄应，非猿攀不可跻。异人出没其间，隋唐来古庙碁列，名与五台蓬峨并崇。盛于宋，极于明。头陀蝟集，铎诵四闻，缙绅游士过必登，登必览遍，数日徘徊不忍去，云栈奇概，此称绝胜。先是僧人于石隙刀耕火种，亦不过面麦稗粒，聊佐餐供。然岫高风湍，箐荫雨露，约十岁中荒有八九，粮不可征，亦不能征。万历乙酉，令凤者以逋欠无出，妄派山粮三石有奇。初时，化缘并鬻乐器以完，寻且勾摄夜呼，残朘彻骨，僧尽裹足以去，旧之隙耕仍鞠茂草。官未收粮之利，而僧已受征之害矣。迄今庄严上刹成虎豹穴，隋唐胜迹为林莽墟。仅存藏经一楼，半飘风雨，过其下者靡不遥望而唏嘘。崇祯元年，冀（示字旁）德僧相乾从京师至，慨名山之荒芜，悯古庙之倾圮，励志募缘，欲接隋唐来如栈之绪。徒众畏粮，却步乍舌以去。鳌觐回，携父老商之邑令杨公。杨公，神君也，召父也，邑人颂德如歌，五袴久逋者争献纳数十年之积负，一旦完六七分以供。固不需此山粮，即需之而亦不可得。遂慨然下蠲免之令。僧始集，辟莱浴像，翻贝鸣钟者日益众，即不能骤复旧迹，亦复之渐也。而犹虑及将来之复征。嗟嗟八百里云栈，毓秀产奇，结构此顶，且无问登眺搜奇，为数十代大观，祷雨雨应，祷晴晴应，亦庇我生灵。实多一毒，之后岂容再毒，永免粮石，以集其徒而恢其制，当不俟词之毕者。鳌谨记者，铭杨公之德不朽，宁第日复千载名山之旧。

 

按此碑文，所述免粮对象，并非后来的留侯祠，而是佛寺。《留坝厅志》纪事沿革表的作者显然没有细读碑文，以致将佛寺事张冠李戴给张良庙。

关于这座佛寺与留侯祠的关系，《留坝厅志》卷七祠祀志有一段比较清楚的梳理：

 

        紫柏山山顶及山椒均有留侯祠，相传子房辟谷于此。（府志） 按：李一鳌《紫柏山免粮记》云：“隋唐时古庙碁列，名与五台、蓬峨并崇，盛于宋，极于明”，则山之有祠多且久矣。然当时多在山顶，而留侯庙之有无亦不可考。惟山麓有碑亭寺，不知何时某立碣于寺前曰：“汉留侯张子房先生辟谷处”。今此碑乃道光元年程春海侍郎书，非原碑也。康熙二十二年，汉中太守滕天绶因建祠祀侯与黄石公、赤松子。……厥后观察使丰绅、太守严如煜相继修理。道人陈松石复兼并碑亭寺基址，增修祠宇客舍，筑亭凿池，培以花木，往来行人必游览焉。

 

按此记载，“张良辟谷处”之碑久已存在，原立在碑亭寺前。至清康熙年间，碑

亭寺似已荒废，以至于留侯祠创建数十年之后，住持道士陈松石将碑亭寺基址兼

并，扩建道院。

滕天绶[5]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所撰《留侯庙记》一文（载《留坝厅志》中），详细记录了他本人创建留侯祠的经过：

 

庚午、辛未、壬申[6]荒旱，奉督抚命督运汉米入西安以济兵饷。北出云栈，过紫柏山，山麓石碑上书曰：“汉留侯张子房先生辟谷处”。余望山拜，遂假寐山中。梦三人皆黄冠野服，仪貌奇古。余迎而揖之，坐问其姓名，皆曰：“名者实之宾，君当问其宾。”“其实云何？”一人曰：“无欲而与造物同游，能从风雨上下。”一人曰：“肥遁终身，而姓字不留人间。”一人不言。其二人曰：“此即功成身退四字，君当谛思。”余乃下拜，三人忽不见，余亦梦觉，但见紫柏嵯峨、白云缭绕而已。余坐忆梦，其一人为子房无疑，其二人倘所谓黄石公、赤松子非耶？夫子房受书黄石，从游赤松，人皆知之。其一生立身行事，自布衣为帝者师，复为布衣，隐见变化，道合老子，人所不知也。……夫予生平景仰子房之品，并企慕赤松、黄石之高风。今乃梦寐见之，故建庙以祀三先生，而概论其道书之。

 

滕天绶在这里给人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梦话，但其本意实在于他本人对张良的崇敬，并为其身为一方大臣修庙建祠制造一点理由。从文中可以证明两点：其一，在清初以前，已有“张良辟谷”于此的传说，与前述《素书》石刻相佐证。其二，留侯祠之建，实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陕西通志》说滕天绶“修复建留侯祠”，其文自相抵牾。按古汉语习惯，建指初创，修指复建和维修，二者自不能并列，当以《留坝厅志》所录滕天绶本人的说法为是。其三，滕天绶初过紫柏山时，已不复见碑亭寺，否则他不会“假寐山中”而不入寺歇息。值得注意的是，畸道人《紫柏山志叙》对于康熙年间始建留侯祠也予以肯定：

 

紫柏山留侯庙，为栈中第一名区。奇峰耸秀，仙洞罗列，高人异士，多出隐其间。古为凤州境，今属留坝。庙之起，由来已久，盛于唐，大著于宋，元明而降，兴废不一。兹之建则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其时之伺香火初来住此者，为全真潘一良。

 

（三）张良庙创建之初的庙产纠纷

张良庙建成不久，就历经劫难。据《紫柏山志》载：

 

自我朝康熙年间，于大人名成龙奉旨出京，路过紫柏山，留侯祠有大殿一座，有住持道人看守香火。后回京亦复过此庙，见留侯圣像改成释迦佛像，住持道人换成僧人。访其故，知系僧人强横，将道人逐出，霸占变更。于公甚怒，立将僧人逐革，重修大殿，再整金身，募全真道人潘一良看守香火。自是，一良徒子法孙世代相传。

 

按：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康熙初年由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后历任知府、直隶巡抚、河道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康熙三十八年（1699）奉旨出京路过紫柏山时，于张良庙题书《相国神仙》匾额，至今尚存。而道人潘一良，有墓志存庙中：

 

      龙门正宗第十一代羽化恩师讳一良潘老仙灵之墓

      生身河南西入秦，秦山紫柏乐天真。真履实践行将满，满院云朋话长生。

生前默会万缘假，假里寻真入圣庭。庭游八十撒手去，去来无碍见天心。心死神活归真土，土养灵根接太清。青天云散家家月，月明斗转处处春。春生万物无中有，有无同观始现灵。灵观纵横常独露，独露真如少知音。

道友云山子题

徒：祁信、徐阳明、李慧、黄教荣

孙：袁来义、鲁来仪、胡来泰、陈来长、刘永昌、陈永宁、韩永福

玄孙：刘元松、刘元柏

嘉庆十五年八月浣吉旦同十方大众敬立

 

此墓志没有明确记述潘一良的生卒年份，但是记录了他的传承情况。这方墓志存在一个重大的疑点：立碑时间是否就是死葬时间？其可疑之处在于：按龙门派字派，潘一良的徒弟为阳字辈，墓志中录名的4人有一人明确为阳字辈，其余3人当为俗名；而徒孙辈派字应为“来”，墓志中录了4人，同列在徒孙辈接下来的3人却是“永”字辈，间隔4辈。可见，刻碑者没有弄清楚龙门派的传承谱系，造成如此混乱。由此证明，此碑并非潘一良死葬之时刻制，而是“永”“元（圆）”两辈传人依据云山子写的墓志文于嘉庆十五年刻制的。那么，潘一良的生卒年份就不能用嘉庆十五年前推。由于录名中缺少4辈人名，故潘一良卒年当在其徒孙时。从其徒孙“来”字辈至刻石时的“永”字辈，共历5代，按西北地区龙门派平均传续年份每代13.7年[7]计算，至“来”字辈共计68年，按此推算潘一良去世的时间约为乾隆七年（1742），生年约为康熙元年（1662）。张良庙初建成时潘一良31岁，此时住持张良庙应当合于事理。在潘一良住持期间，张良庙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据《留坝县志》（2002）[8]大事记记载，乾隆二年（1737）留侯祠设立留河书院，道光五年设立庙台子义学，“留侯庙岁捐京都租30石。”

嘉庆年间，留侯祠二次遇到危机。

严如煜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撰《留侯庙记》（载《留坝厅志》），详细记录了留侯祠创建107年后的一次地产纠纷：

 

    紫柏山之麓庙台子旧有留侯张文成公祠屋，不知创自何年。康熙、乾隆间，太守滕君天绶、观察使丰公绅相继修理。岁月既深，栋宇倾圮，垣墉颓塌，瞻拜者伤之。祠中香火地为侨寓棚民占种，道士饘粥不给。嘉庆己巳，道人陈松石诉于官。余为按赵文肃公捐免祠地杂徭旧碑清理界址，勒各棚民认佃于祠。丙子，陈道人请于余曰：“自祠地复归，奉香火无缺，道人节蓄岁入稍有赢，愿以新祠顾力尚未足。”乃捐资倡助。道人采良材于山，炼石成灰，埴土作埤，饭匠以玉黍杂粮，口瘁手瘏者四年，规模初具，祠宇、响堂、客舍、道寮焕然一新。

 

此案的起因在“棚民”。元末至明初，荆襄一带流民，为土地兼并、租税徭役与灾荒所迫而逃往陕、豫、鄂边境地带，集结者逾150万。他们千百为群﹐开垦荒地﹐伐木架棚﹐流徙不定﹐故称棚民。明初实行“禁山”法令，不许流民入山。然三省边界地区多旷土，居民稀少。正统二年（1437）灾荒，数十万流民进入山中。后数次起事，甚至自立国号，攻掠襄﹑邓﹐屡败官军。成化七年(1471)，流民起事被平息，但众多流民继续屯聚在三省边境山区，开荒垦耕，艰苦度日。朝廷为防事态扩大﹐派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同时增设府、卫、州、县，统计流民人口，遣归故土16000户，继续留在山中各县96000户，许各自占旷土，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流民附籍后，垦辟老林﹐从事农作﹐开发药材﹑竹木﹑铁﹑煤炭等资源﹐这一地区逐渐民户稠密﹑商旅不绝。直到清代中期，由陕南至鄂西北的秦岭-大巴山区成为东部移民聚居之区，也成为白莲教活动的重要区域。在这股移民浪潮中，留侯祠的田产受到侵占，道士生计艰难。嘉庆十四年（1809），住持道士陈松石告于留坝厅并转汉中府。知府严如煜下令清查该庙地界，要求各占地棚民与留侯祠成为佃种关系，按时完租。嘉庆二十一年（1816），严如煜又带头捐资，帮助陈松石对留侯祠进行了一次整修。

道光三年（1823），严如煜又撰写了一篇碑文，题目是《清理留侯庙地界碑》，刻立在留侯祠。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庙常住地始于汉，原以供香火也，乃年远多芜。至明万历间，住持苦催征而逃。蒙赵文肃公奏免祠粮、杂瑶，道众始集。复被老民占种，仅得杂租四十石有奇。钵饭尚难饱矣，何暇及于补修。嘉庆己巳，住持陈松石以情诉于宪，案移本道查办。因会同地方官，按赵文肃公碑勘界址。

 

    《留侯庙记》和《清理留侯庙地界碑》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嘉庆十四至道光三年，留侯祠的住持道人是陈松石，碑文中陈松石为俗名，故无从知其道号及法派，而潘一良墓志中有徒孙名陈永宁，道光年间为住持[9]，或许即陈松石。其二，知府严如煜清查留侯祠土地界址的依据是明代《紫柏山免粮记》碑刻，而这通碑石所述免粮的对象是佛教碑亭寺，当时还没有留侯祠。由此可知，留侯祠建成后，不仅住祠道士认为碑亭寺是留侯祠前身，就是官府也这样认为，甚至把明碑中的“僧众”也修改为“道众”。移民侵占的本是佛教地产，与道教无关，但显然他们拗不过官府，或许他们也是佛道不分。其三，张良庙拥有大量田产，经过清理地界后与留侯祠建立佃种关系的农民达到360余户，人口大约超过2000人。

（四）张良庙十方丛林的兴起

道光年间（1821～1850），留侯祠的佃户们再次喧宾夺主，自称会长，不再交纳地租。住持道士陈永宁、易元棉无奈，赴西安八仙庵求援，声称愿将庙产交八仙庵，自为下院。八仙庵时由龙门律宗第18代方丈丁永惠住持，因不愿招惹是非，不敢接收。知客任永真听说后，自告奋勇，独自前往，接管了留侯祠。时在道光十九年（1839）。

记录任永真生平事迹的文献主要是《任永真墓碑》，标题为《赠紫柏山永真炼师生传》，载陈显远编《汉中碑石》[10]；另一篇为同治六年《赠留侯祠开山道人方丈任圆真生传》，第三篇为《留侯庙开山源流》，第四篇为同治八年《留侯庙开十方丛林并修造碑记》（简称《十方丛林碑》），后三篇都载于《三乘集要》[11]中。其中《任永真墓碑》在张良庙墓地，保存完好。清同治六年（1867）刻石，碑阳正中为“太上正宗全真道教演戒传法老律师信阳任真人之墓”，右侧上款：“香山华山派义真受律职永真字起美开创十方丛林”，左侧下款“京都白云观继龙门玄都律坛接法一十九代上圆下真  己卯年三月十二日吉时登真  监院同众执事十方道众敬立”。碑文在碑阴：

 

赠紫柏山永真炼师生传。师法派永真字起美号信阳，诞生于辽东铁岭。少具慧性，貌极清奇，语通玄妙。始访道于京都南极宫仁贵师，继投白云观教智师，持行数载，学益深，道益进。中年涉历四海，遍谒名山洞府，后栖踪于关中之八仙庵。足迹满天下，声望四著，景慕者愈众。陕省之南有紫柏山，汉留侯辟谷处也。旧有留侯庙，主持乏人。道裔闻师名，诣请居之。师素闻其地为长安名胜最，如所请，欣然至。至则山川如旧，而殿宇荒圮，庙内香火地亦多为俗人所侵占。师念山川之胜，不可无以兴之；香火之资，不可无以复之。乃遂不避嫌怨，躬自清厘，呈请于当道，辨数处，讼数载，而案始定，业始复。由是出所余云游资，鸠工庀材，竭力修造，有不给则募金济之。一时，名公巨卿多愿为之助。凡自神殿，以至客堂，旁及于桥亭古迹，无不焕然一新。游斯地者睹今思昔，几莫能辨。师之布置周矣，师之精力亦瘅矣。师为人和蔼，博洽道气，接人眉宇，而又地当孔道，过往名人无不下车览胜，与师接，辄流连,忘去。余以丙寅岁识师于此，初见即订方外交，嗣后数过此，道途仆仆，甫入庙即觉尘烦尽涤，萧然有仙凡之别。每与师盘桓晨夕，仰视三清、东华、观音、娘娘诸殿，则金碧庄严，观瞻肃也。时而登钟鼓、授书两楼，则诸峰历历在目，双眸豁也。有时评茶于圜堂、斋堂、客堂暨云水山堂，则窗明几净，神气为之清也。周视寮房、迎宾、官厅、当家院所，则执事井然，内外分明也。山门外，进履有桥，八卦有亭，杰阁巍然，散步其间，则古迹俱存，仙境招人，不啻作赤松游也。至若斋供有厨，则精膳珍馐，香积厨不是过也。十数载以前几成废址，十数年之内竟成丛林，非师之经营建造，劳尽心力，曷能大观如此。此余之所以一遇再遇，往复流连而不忍与师仓猝别也。夫仙凡虽各有异，而作为要自在人，高言修炼而居栖之所，乃至僻陋草莱，不能为山川点缀名胜，是以犹俗世之家，堂构弗承，不足为先人光也。余既慕师之为人，而尤服师之能事，不揣固陋，仿古人生传之例，谨缀数语，俟异日寿之贞珉。后之过是者，苟有感于余言，则知胜迹之所由复新、而感叹师功之不朽矣。后之守是丛林者，苟能承其先志，世世相传，则知胜地之不可复湮，而并见师泽之无穷矣。是为传。

钦差大臣陕甘爵督部堂营务处办理陕西田赋采用汉中白水江军米升用直隶知州留甘补用知县利州梁嘉麟敬撰

 

这篇碑文是甘肃候补知县梁嘉麟于任永真去世前12年撰写的。碑文详细记述了任永真的生平和对张良庙建成十方丛林的贡献。甘肃两当县知县熊其光也撰写了一篇任永真生传，所述任永真形迹与梁碑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熊碑和《十方丛林碑》对任永真来陕之前在北京修道的经历叙述颇详，指出任永真先师从北京崇文门外南极宫道士李仁贵，道光六年皈依白云观张教智。而梁碑未记二人姓氏，此二碑可补其缺。熊碑还指出，任永真在北京期间，就已经“纵览道藏群经，凡玄都法箓、天罡正诀，以及丁甲之术，靡不精通。于是，道人之名盛传诸山。道人厌之，遂以芒鞋竹杖，飘然云游，东观沧海，西瞩昆仑，九曲黄流，寻源章委，五岳碧峙，造极登峰，自是胸襟卓越、吞吐大荒，而眼界愈高、心法愈细矣。”二是记述任永真到达张良庙后，创建起十方丛林，至同治初年，“发逆百万蔓延褒斜，道人披鹤氅、持拂尘，谈笑却之，莫不望座下拜，誓钦杀戒。是何神通，乃至于斯！”沈心阳《紫柏山志》弁言亦载：“昔年，发逆寇留，民庐荡析，而独庙貌如故，又足征师诚之能感格矣。”[12]

熊碑所记，是太平军西征军陈得才部攻掠陕西的史实。同治二年（1862），因太平天国天京被清军围困，扶王陈得才率军经河南西征陕西，企图招募更多的兵源。进逼西安之后，为解庐州围奉命撤回。次年再度西征，沿汉水攻占汉中，准备沿褒斜道进取关中。再度因天京危急，奉命回援，还没进入安徽，天京就被清军攻克。任永真阻拦太平军前进的说法，很可能是陈得才主动撤离的结果。但这次太平军进攻汉中，虽未对张良庙造成毁坏，但还是妨碍了扩建工程。《十方丛林碑》记载：自道光二十三年开始，任永真将历年积攒的300两黄金尽数拿出，带领道众，相继修建客舍、寮房、茅庵、圜堂、鱼池、河堤、水磨、游轩、钟鼓楼、拜石亭、遇仙桥，还购买庙外街房100余间出租盈利。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建了三清、东华二殿，三十年增建授书、杰阁二楼。“同治二年，发捻入境，蒙神呵护，本无伤毁。”曾明一《紫柏山志叙》亦载：“同治二年，贼匪窜境停工。”停工后的张良庙计有6大院，150余间房舍，今丈量占地面积达42万平方米。二门楼楣刻“保安观”3字，但始终未见此名通用。在张良庙扩建过程中，地方官员给予了巨额捐助，据曾明一《紫柏山志叙》统计：

陕安兵备道兆那苏图捐银一百五十两、钱一百串，领化汉中府属文武衙门各捐银二三四五十两不等，领化山西省会各衙门及士商各捐银三四五十两不等

陕西候补道熊公捐银一千两，实收四百余两

陕西兵备道白公捐银一百两

四川候补知府张公捐银一百两、奕公爷捐银五十两、□公爷捐银一百两、翰林大人徐公捐银五十两

任永真到达张良庙后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就决计将张良庙建成十方丛林，在向各级官府申请索回地产时，就打出了这张牌，以求得官方的支持。任永真到达张良庙30年之后的同治七年（1868），接受了方丈法卷。据《赠留侯祠开山道人方丈任圆真生传》：“丁卯冬，白云观遣使送信，去接法卷，道人拜而读之。其略曰‘龙门十九代道裔任圆真珍藏’云。”这一记载又表明，张良庙的龙门派传承是直接来自北京白云观。丁卯年为同治六年（1867），撰此文的时间为当年底。《紫柏山志叙》亦载：“同治七年，任师授方丈法卷。九年，开期传戒，弟子五十九名。”也就是说，张良庙十方丛林的首次传戒是在同治九年（1870），由任永真主持。《留侯庙开山源流》所记时间略有出入：“道众劝往京都白云观，请来法卷，同治五年岁次丙寅十月至庙，戊辰秋期之吉，传戒演钵炼磨身心也。”接法卷为同治五年，开坛传戒为七年。当以《紫柏山志叙》为是。陈明喆《任永真开创的张良庙道教丛林》一文记载：“现今仍有同治九年开期传戒和受戒的文字记载匾额悬于二山门内，中刻‘玄都律坛’四个大字。上款‘知留坝厅同知王炳煜书，为龙门正宗弘道演戒第十九代圆真任老律师’；下款‘同治九年九月谷旦，众戒子敬立’。在其匾的中下方刻有王义培、陈本灵等五十二人的名字，以及八大师即监记、监戒、保举、演礼、纠仪、提升、登录、引诣共八师八人的道名，由此证明此为任永真第一期开戒、受戒的典礼仪式之记载。”[13] 

同治八年（1869）刻立《十方丛林碑》。碑文在叙述了任永真生平和张良庙道观建筑群修建过程之后指出：

 

师与道众竭力重修，工成告竣，欲思静养，禁止尘情，内外无忧矣。特以此勒诸贞珉，惟冀后之道友，念开创之维艰，思守成之为急，同加护持，勿轻坠弃，俾常住之永远，斯不负炼师之苦心也。

 

咸丰五年（1855）任永真70大寿，监院郝本晏率全体道众为他献匾一方：“恭祝  大炼师信阳任老真人雁龄之庆”。匾文书写了47人姓名，除天福宫王本寿是友邻道观代表外，其余都是张良庙常住道士（其中一名老庙[14]值殿道士），其执事名目为：监院、殿主、经主、静主、知客、账房、库头、经师、巡寮、监修、公务、大点造、贴库、鼓头、大火头、堂头、门头、公务堂、夜巡、行堂、房头、堂主、养静、巡山、仓点、小点造、小火头、火头、知随、主翰。大概这就是当时常住道士的全部。

第二次传戒是在光绪元年（1876），仍然是任永真主持。事见光绪二十八年《了还律师墓碑记》：

   

师姓柴氏，讳明玉，号了还，龙门第二十代法孙也。原籍山西曲沃，寄居甘肃洮州。同治间，回匪乱，师去家逃，偶遇有道炼师阎。阎讶曰“道中人也”。师遂冠巾入玄门。后诣紫柏山，谒信阳任律师。律师见其诚朴无华，有出尘之概。光绪初，开期放戒，持戒者百余人，取师第一号。期会毕，即以法卷传命监院事。[15]

 

这次传戒之后，当年冬，为了庆祝任永真82寿辰，道众们又为他制作了一方牌匾，全文如下：

 

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冬月望一日 谷旦

大律师任方丈讳永真字信阳号圆真芝颜千秋八旬有二庆贺志喜

名高青简

道纪司王本福  道会司张智明  后东院张信□  天庆庵邢合真  双龙寺朱礼罡  金山寺张义恒  沔邑萧教墉  城隍庙陈礼崇  鸡头关鲁信道

青山寺孟永照  万寿宫王合有  火神庙邢明性  连云寺何合灵  城隍庙李教隆  天齐宫  西寺张  商民福礼生

南褒沔留凤合郡众诸山后学仝稽首拜

 

这方牌匾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远远超出了祝寿本身。第一，署名中有5人是首次传戒的戒子，此时他们分布在留坝和沔县各道观，其中一人为县道会司；第二，任永真自道光十九年（1839）到张良庙后的36年间，其门下弟子已遍布汉中府辖的南郑、褒城、沔县、留坝、凤县等5县；第三，在这一区域内不少佛寺为道士所占据。5年后，任永真归山，终年87岁。

光绪二十八年，张良庙相继进行了两次传戒，见《法戒精严》牌匾：

 

恭维  碧洞堂第二十二代上理下和笙喈阎大律师传戒志识

法戒精严

第一期

证盟葛至昌  监戒阎明青  保举陈理慧  演礼武至德  纠仪严明真 

提科杨志成  登箓吴明贵  迎请朱明罡  纠察罗至慧  道值廖宗发

引礼刘宗如 王宗修

第二期

登□[16]葛至昌  监戒阎明青  保举傅宗溎  演礼廖宗发  纠仪彭宗源

提科杨志成  登箓刘宗如  迎请罗宗旺  纠察武至德  道值胡宗昌

引礼赵宗润 吕宗江

（戒子）第一期

傅宗溎  罗复旺  彭教源  赵高润  祝至诚  吕理江  胡明昌  李宗庆

谭必春  谭至林  李理贤  黄圆法  杨永仪  靳至珍  马永祥

第二期

杜木元  黎合龄  李智青  苏智远  苏理深  黄永和  杨明春  牟至诚

杨理诚  刘诚先  欧至德  张宇麒  朱祥德  赵教普  靖永□  蒲至人

张秦芝  谢宗□  董教□  刘本清  曹诚信  余至静  周兆瑞  龚诚心

孙教诚

光绪壬寅年季秋月中浣众戒子敬立

 

这两期传戒的方丈并非张良庙道士，而是从成都二仙庵碧洞堂请来的阎理和。据《青羊宫二仙庵志》，二仙庵第二届传戒大律师为阎永和，光绪十八年在二仙庵传戒，光绪三十四年登真，应当就是阎理和；另外，继承他法席的名叫王宗生，亦符合龙门派谱系。[17]张良庙第一期传戒的第一名戒子傅宗溎已是当时的监院，见《大宗师傅莱宾方丈墓志铭》：

 

       师讳宗溎，道号来宾，蜀之阆中人也。诞生于清咸丰丙辰岁正月十九日。……光绪戊申[18]，生母弃养，负笈云游，以遂素志。餐风味月，跋涉于层峦穷谷之间。访道求师，奔走于通都大邑之地。幸而魔尽福来，值名山而云栖鹤停。缘遇神契，得名师以传秘证真。盖师至紫柏山，晤了还大师，遂瞭性命之道，而执弟子礼焉。夫紫柏山为汉留侯祖师辟谷之所，了还大师是本祠之主教也。于是，潜心玩道，阐教宏宗，口授心传，动澈五千言之奥妙。明心见性，默还三清气之根元。了还授师以大道，师即辅了还以明教也。未几，了还羽化，师继座焉。讲经说法，扬道教于大千世界。临阁飞宫，兴建筑于左右园庭。生徒满堂，羽流盈室，莳花种竹，雕墙峻宇，四方受教之士如云臻，闻风而向善者若以蝟集，斯则师之护道设教之纬[伟]绩。[19]

 

据《了还律师墓碑记》，傅宗溎之师柴明玉晚年赴四川化缘时羽化于成都二仙庵，傅继任监院一职。民国二年阎宇青墓碑也提到光绪二十八年开坛传戒之事，此碑存张良庙道士墓园，未著录。

 

        华山十五代阎老大师讳宇青号法天之墓

        大师山东武定府阳信县人，生清之道光己巳年九月二十八日子时。父子出家学道。子从下江长栖上海。大师于同治十年在北京白云观受戒，继游南阳、长安，至紫柏山住居二十余载。紫柏堂壬寅、辛亥放戒两次均承认大师。[20]民国元年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午时忽而羽化。报事同戒子等将大师之子雪筠奉水银五十金生作供养、死作葬祭，立碑刻石以志存殁，缘有因也。

 

从这篇碑文可知，张良庙第五次传戒在宣统三年（1911），但没有其他材料透露详情。据《大宗师傅莱宾方丈墓志铭》，傅宗溎去世于民国甲子年（1924），其后由弟子熊纯九继任方丈，十七年（1928）去世。[21]因此，宣统三年的传戒应当由傅宗溎主持。据传民国年间张良庙仍有传戒活动，但文献记录不是很清楚。

（五）张良庙十方丛林师承谱系

张良庙向为龙门派传续法裔。嘉庆十四年（1809）前，由龙门派第11代潘一良住持，其弟子有祁信、徐阳明、李慧、黄教荣，徒孙有袁来义、陈永宁，玄孙有刘元松等，其字派不够规范。[22]教派传承的不规范，反映出道观管理的缺陷。

任永真到张良庙后，建立起十方丛林，此后有不少龙门派和华山派道士前往挂单，主要仍为龙门派传承。据各碑石、牌匾记录的道众名单，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道光二十二年《留侯庙建立十方丛林碑记》：龙门派任圆（永）真、易元（圆）棉、关合福

咸丰五年《仁寿天宠》牌匾：龙门派郝本晏、苏本善、黄本庆、王本龄、王本慧、刘本存、杨合成、陈合德、萧合明、李合云、杨合义、谭合清、王合兴、李教祥、杨教正、邓教兴、王教隆、刘教明、苗教兴、唐永林、秦永兴、杨永春、胡永德、邓永兴、苟永贵、曾永林、汪圆法、刘圆亨、屈圆江、向圆恒、汪圆福、龙明诚、赵明中、李明祀、刘至顺、郑至春、杨至广、刘理德、杨理成、郑理才、唐理顺、毛信福

    华山派杨义祥

同治元年《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碑》：龙门派陈本禄、李永云

同治八年《留侯庙接管沔县武侯祠墓碑》：龙门派李永云、芮来星、熊合周

同治九年《沔县正堂严禁侵吞庙产碑》：龙门派魏教伦

光绪十二年《修改武侯祠旧章示谕碑》：龙门派王一奎（乾隆年间）、熊合周、李明珠

光绪二十八年《龙门第二十一代甘至宝之墓》：龙门派甘至宝

光绪二十八年《了还律师墓碑记》：龙门派柴明玉、傅至溎

光绪三十四年《龙门正宗第十八代杨永义之墓》：龙门派杨永义

民国二年《龙门第二十代张明海碑记》：龙门派张明海、郭靖庵

民国二年《龙门第二十三代谭宗海之墓》：龙门派谭宗海

民国二年《华山十五代闰宇青之墓》：华山派阎宇青

民国十三年《成能若谷》匾额[23]：

龙门派谭永正、姚圆顺、白明山、汪明川、杨至顺、冯理复、向宗有、张信海、李崇林

民国二十年《大宗师傅来宾方丈墓志铭》：

龙门派傅至溎、熊至阳（纯九）、马法舜（含真）

从上列名单可以看出，张良庙的龙门派始自第11代一字辈，以后依次为：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崇；华山派仅有2人。

（六）张良庙在汉中的下院

武侯祠在汉中沔县城外汉江北岸，始建于三国时期，是全国建立最早的武侯祠。祠外汉江南岸的武侯墓是诸葛亮真墓，亦建有大殿和厢房建筑群，向由道士看管。武侯祠西一公里处有马超墓，墓外建马公祠。在清代，武侯墓和马公祠统归武侯祠管理。嘉庆年间白莲教案之后，又在马公祠旁建韩公祠，纪念教案中殉职的韩嘉业。因此，“武侯祠住持兼管马公、韩公祠产业。”[24]

但是乾隆年以后，武侯祠、墓和马公祠长期属于张良庙的下院。对此，光绪十二年《修改武侯祠旧章示谕碑》有一段概括描述：

   

    惟查光绪七年，本县贡生胡丙煊等，酌议章程十二条，廪请前道宪张批

准，立案勒石，以垂久远。……第七条有祠内田地，足敷香火食用，与留侯

祠无涉，所有田地出入之项，由道士秉公稽查，不准留侯祠道士搀越遥制。

查乾隆年间，道士王一奎自留侯来沔住持，后又由县谕令该处派人，由来已

久，如果不守清规，自可由县驱逐。其出息多寡，道士贤否，必欲由首士查

看，殊不可解。至于出息，兵燹后，道士熊合同[周]重建马公祠正殿三间，

出当祠内及马公祠旱地二十亩，首士于修祠余剩项下，将钱二百千赎还当地，

以租课作每年办会演戏之用，则祠内地已少矣。马公祠旱地五十四亩，前因

该处首士欲夺，经本县将帐据收存，所有租稞、积蓄钱文，已为马公祠筑墙、

修造头门，则此项旱地又不归祠内矣。出息已不敷用，祠内住道士六七人，

又有朝山僧道，来往挂箪，更属不能支持。且章程不准留侯祠经管，今之住

持，好系留侯祠来此，故时有去志。本县窃思与其招募毫无着落道人，不若

现在住持之李明珠，清静谨慎，较为可靠。本县于去冬筹款钱二百千，谕交

首士存息办会，所有旱地二十亩，谕交该住持耕种，并拟将马公祠旱地五十

四亩，一并交给经管，不准当卖，俾专责成，以符向章。将来李明珠后递传

其徒，充当住持，自与留侯祠无涉矣。[25]

 

这篇碑文是沔县施知县下达给武侯祠住持李明珠的谕帖。从碑文得知，武侯祠接受张良庙（留侯祠）管领始于乾隆年间。最早前来接管武侯祠的道士名叫王一奎，大约与张良庙住持潘一良为同门师兄弟。但是，到光绪七年（1881），沔县贡生胡丙煊等起草《武侯祠管理章程十二条》呈当局批准，不准张良庙再插手武侯祠事务。但此后的住持道士仍是从张良庙来的，受章程制约，不能安心。同时，武侯祠、墓及马公祠三处道观并无合适人选经营，而来自张良庙、时任武侯祠住持的李明珠口碑甚好。于是，施县令决定对十二条章程中的第七条作出修改，暂时维持武侯祠与张良庙的关系，待李明珠传徒继任之后，方才终结与张良庙的关系。宣统二年《保护沔县武侯祠财产告示碑》[26]的立石者为祝至诚，从字派看，当属李明珠弟子。而该碑再不提张良庙与武侯祠的关系，显然此时二者的联营关系已告终结。

其实，从王一奎到李明珠中间，还有故事。咸丰年间，武侯祠住持陈本禄双目失明，其徒柏合新侵吞庙资尽入私囊，“庙宇日渐倾颓，出息尽皆剥削。”知县李毓麟获悉后，将武侯祠管理权交给武侯墓道士阎嘉增、三元宫道士文清松。但不久，当地生员又举报阎嘉增等人也“不安分”。于是，同治元年正月，沔县知县丁毓藻向张良庙发出特谕，请派道士李永云前来武侯祠“开立常住，整肃清规，勤理课诵，香火焉能废弛。随传查讯，谕令阎嘉增、文清松，各归原庙，其余不守清规之柏合新、李合瑞、魏教伦，一概不准进庙，以杜滋扰。”[27]同治八年（1869），在张良庙刻立了《留侯庙接管沔县武侯祠墓碑》：

 

留候庙接管沔县邑武侯祠、墓并马公祠庙宇田地归设十方常住丛会之林始末，谨志于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留侯庙住持道人信阳接奉沔县正堂丁公(毓藻)特谕：以沔邑武侯祠、墓，自汉至今，列诸祀典。现在庙宇荒凉，田地侵占，住持不守清观，香火无人供奉，先贤祠墓，亟应选派诚信道人，迅速来沔，经理庙事，兼管马侯祠墓，一面清查田地，依照丛林清规补修，以崇祀典等因。信阳道即派道人李永云等，前赴沔邑武侯祠，虔奉香火，经理庙事，设建十方常住，普结众缘，由留侯庙寄银，制买器具、法衣、香灯、钟鼓等件，补修殿宇，重整花园、客舍，共用银七百余金。迨至同治二年，发逆至汉，庙宇毁坏，香火寂然，道人李永云病故，余众逃散。迟至三年正月，发逆下窜后，承丁、严二公寄谕重修武侯祠墓。彼时山内外烽火相望，人民流离，信阳勉请道众至祠，见神像剥落，山门坍塌，匪人侵占田地，万难支持，不得已禀明汉中道、府两宪。饬令妥为经理，据禀立案。是时斗米三两余金，三处道众十数人，日每清查田地，制备器具，除由留侯庙又付添补百两余金，复募十方善士，又蒙严公捐修，派令道人芮来星建立侯墓大殿五楹，四年九月工峻(竣)。连年派道友，至五年九月，留侯庙累去银添补七十余两，轮流经管，恪奉香火。十月，选派道人熊合周前往监院，兼理三处庙事，重修山门、牌楼，补葺各殿，创立客堂，祠内粗有规模。自咸丰十一年至司治八年，诚赖十方善士布施，各道众苦力经守，俾得永为常住。余因此勒诸贞珉，维冀后之道友，思念前人艰难，同加护持，永奉香火，是余之厚望焉。

大清同治八己巳十月望日留侯庙监院任信阳仝执事立[28]

 

这篇碑文不仅叙述了张良庙再度接管武侯祠墓的缘由，而且记述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张良庙投资修复武侯祠墓的史实——而这次修复工程是以终止张良庙扩建为代价的。

（七）张良庙经济实体始末

民国初年，张良庙已成为陕南及陇南地区最大的道观，“生徒满堂，羽流盈室”，“民国肇造，公家筹款日渐增加，虽祠庙亦不能免。约计岁入，支付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监院傅至溎“惄焉忧之，倡办实业，集股开矿，活动经济，维持教务。不得已而为之，固非师之本心也。从此冶炉铸锅，增田广地，税款不忧无来源，教务亦藉以发达。”[29]

留坝县张良庙文管所的陈泽孝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留侯庙创办铁厂锅厂始末》（文载《三秦道教》2002年第1期），记述了张良庙创办经济实体的全过程。新编《留坝县志》也在有关卷章中分别记述。

留坝县境早有采矿、冶铁、铸造的传统。明清时期,川楚移民大量涌入本境,人口增加,其铸造业更为发达,《留坝厅志》记载:“矿物制造百余家。除冶炼毛铁外销外,还用其料铸锅、铧等,其法为当地矿物溶液模制,形式大小不一,年产锅、铧万件,行销最广。”任永真创建张良庙十方丛林之后，影响日益扩大，前来挂单的道士日渐增多，张良庙财政状况陷入困境。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大约从柴明玉担任监院时开始，张良庙即借助流民之力兴办铁厂和锅厂。据《留坝县志》（2002）大事记：“光绪十四年(1888),庙台子铁锅厂生产的铁锅、铁铧等由枣木栏、西江口各商行外销四五十万件；每岁运销凤翔府一万三四千件；甘肃凉秦各府销售十之四。”自傅至溎之后，规模进一步扩大。

张良庙的铁锅厂分为三个区域：矿山，在距离张良庙约10公里的光华山；铁厂，在山下的大巴沟镇；锅厂，在张良庙外庙台子镇。三个区域容纳当地农民和陕甘川流民300人，从事烧炭、运输、炼铁、铸锅等工种，仅用于运输燃料和矿石的骡子多达27头，据统计每年用工达76000个劳动日，成为当时留坝县内容纳劳动力最多的企业，地方工业的先驱。锅厂月产量为2000-3000口锅，销往西北、西南各省，产品名称为“留侯庙铁锅”，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名牌产品。锅厂最盛时，连同道观内的道士，工人总数由初创时的80人超过300人。《留坝县志》（2002）亦记载：

 

　　民国15年(1926)，留侯庙住持马含真创办高河铁厂。民国18年(1929),　　

张良庙投资扩建留侯庙锅厂，由方丈马含真主持，以开采当地铁矿石，土法

冶炼成铁，铸造民间锅、铧等，后更名为留侯铁厂，为其主要经营业务。因

产品上乘，故运销本地及川、新、宁、甘、青等西北地区,并由新疆边区转

口俄罗斯。民国25年(1936)12月25日，留侯铁厂改为西北兵工厂，一方面

冶炼生铁铸锅，一方面筑炉炼钢，为山西兵工厂、广元兵工厂及本厂生产军

火供应原料。数年后，该厂拥有数十万元资产。民国32年(1943)，该厂仅

铸造铁锅，年产量达8万件，产值达52万元。”（第十一编工业）

 

在川陕公路建成前，外销的铁锅均由骡马、骆驼运输，外运时驮铁锅，返回时运青盐、布匹和日用百货。由张良庙将这些货物批发、零售给当地商贩，因此形成留坝县运输、商贸连锁企业和以锅厂、铁厂为中心的商业网点。张良庙将自己的房产大量出租给商户经营，将空余的场地无偿提供给投资者兴建商业店铺和旅馆，经营者有困难的，道观还给予补助和扶持，包括允许他们间伐林地中的杂木用于建房。庙台子小镇因之迅速扩大，成为留坝县境最大的集镇，餐馆、旅社、烟酒百货店铺、照相馆、手工作坊一应俱全，“张良庙手杖”也销往各地。

张良庙从事工商业经营后，经济收入迅速增长，住观道士也增加到120人。巨额经营收入不仅解决了道众的生计问题，积累了道观维修、山林维护的资金，还按时完纳了政府下达的赋税。在此基础上，又开办起“留侯小学”，后扩建为私立留侯中学。《留坝县志》：

 

　　　　民国31年(1942)9月24日(中秋节),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西

安到汉中，途经留坝谒汉张留侯祠时,挥毫草书:“送秦一椎,辞汉万户。”11　　

月7日(秋末)，张良庙方丈马含真倡导设立留侯小学,动员边远山区贫寒家

庭子弟入学，并实行免学费和学籍用品补助。（大事记）

 

　　中华民国33年(1944)，由留侯庙方丈马含真倡导，在私立留侯小学校　　

内，设立留侯初级中学，招收第一期初中新生37名，修业期定为3年。此　

为全县初级中学之始。留侯中学与留侯小学共承一个领导机构，实行校长负

责制，校内分设小学部和中学部。学校的礼堂、图书阅览、操场等综合教学

设施共同使用。全校教职工16名，其中中学教师6名，小学教师4名，职

员2名，校工4名。
　　　　私立留侯中学的教师工资及各项办公经费，全由留侯庙租支付。民国

36年(1947)，全校教职工中，大专学历6名，中专学历4名，高中学历6

名，由校长从外地聘用。第一任校长任曼逸，男，时年44岁，河北清丰人，

毕业于北平国立艺术学校；第一任教导主任高清华，男，时年39岁，北平

人，毕业于北平政治大学。民国37年(1948)5月，高清华接任校长，至1950

年10月25日被县人民政府接收改建为公办学校。办校8年，共招收五届初

中生213名，毕业81人。其中男生74人，女生7人。每年招收本县学生

200名，不仅免收学杂费还向学生发放生活费。由于条件优越，一些外县学

生也前来就学。（第二十一编教育）

 

1936年川陕公路建成后，留坝县和庙台子镇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的交通孔道，连接西安和重庆、成都的必经之道。战略物资和人员川流不息，进一步促进了张良庙的经济发展和旅游观光事业的兴起。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张良庙还组建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庙台子仁园招待所，接待过往人员食宿。[30]

任永真接手张良庙管理时，收回庙产租额300石（折合300亩左右）、有佃户100余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张良庙购买了大量田产出租种粮，总面积达数千亩之多，分布在今留坝、凤县两个县的4个乡镇。为了便于收取租粮，设立4处庄（库）房，派本观道士担任庄头，兼管收租。每天都有专用骡马到各庄房驮运租粮。由于张良庙成为本县的纳粮大户，县政府在庙内设立田赋管理处，专门征收张良庙赋粮，年均1万公斤。据调查，张良庙每年的粮食消费大约在100万公斤，至1949年底人民政府接管时仅本观库房尚余约3万公斤，4处庄房余粮未计。粗略估算，张良庙各处田产每年粮食（水稻）总产量为120万公斤，按每亩平均产量200公斤计算，土地总面积为6000亩；按陕南民国年间人均土地1.5亩计算，这些土地可承载4000人口。各庄房所产粮食除过供应道观和铁厂、锅厂之外，还实行吃“混元饭”制度：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凡是进庙人员，无论烧香与否，一律免费吃饭，包括乞丐、佃户、庙外商户、过往商贩一视同仁，每人一碗米饭、一碗菜。每年年关，派人给附近穷人送米送肉，容留无家可归者在庙中团年。民国二十年，众佃户向方丈熊纯九赠送一方牌匾：“仙踪遥望”，以示对道观的感激之情。

1952年，张良庙庙产被政府接收，但仍住有道士。1954年，留侯庙锅厂改为留坝县铁工厂，张良庙经济实体宣告消亡。1984年，住守张良庙的最后一名道士羽化，留侯祠遂中止道教香火，庙产由文管所保护，直至近年恢复道教活动。

（八）任永真《三乘集要》对全真道教制的贡献

任永真编集的《三乘集要》，始于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他到达张良庙后的第四年。为了建成十方丛林，有必要对道众行为予以规范。他在这一年撰写的《自序》中说：

 

    尝闻丛林大厦，非一木能支，必得众材相助，所谓得人而兴，不得人

而废也。祖师设立清规，留于后世。余今照古办理，一年之数，周而复始，

上中下三乘，各执其事。不可紊乱规模，亦不得妄费财物。祖师曰：粒米

文钱，乃农夫之血汗，岂无功而可受，皆不可过用，过则罪加己身。今之

后学于规矩理仪等事，有知而不言者，有无知而言者。知而不言有坏于事，

固不必言也。不知而言者，枝上生枝，致误常住之事，误事之后，必生怨

谤，悔之其不晚哉。夫悔之于后，不若慎之于前。古人云，敏而好学，不

耻下问，以为问有益于己，有益于之常住事也。既问有益，且自以为荣，

何耻之有？余游丛林四十余年，粗言大略，使执事知之，而便于遵行也。

 

任永真用一年之久编集的《三乘集要》，是他四十余年丛林修道的体会。所以，他精选了若干规定和经典，分为上中下三卷，象征上中下三乘或道教三洞。从正文可以得知，上卷的内容为日常礼神、节庆、道场、作息、礼仪、各类执事职责等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包括：

敬神礼仪  斋堂排班座位式  云集排班贺礼  经理事务定规  常住费用定规  宜安方丈监院执事定规  律坛执事行为榜

中卷是与经堂、律坛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律坛清规榜  开期付信  传戒箓序  升堂威仪  戒坛法座式  清规戒尺式  皇坛执事榜  供斋榜文[31]

但在这些规定性内容之外，还收录了《葛仙翁西江月诗》、《孙真人养生铭》、《长春邱祖传》、《邱祖寄西州道友书》，以及《留侯庙开十方丛林并修造碑记》，其用意似在于使道众明确全真道丹道修炼的师承传统和本丛林的历史源流。

下卷首列《邱祖训文》和《行持威仪》，接着收录王重阳《五篇灵文》和《五厨经》、《赤文洞古经》、《太上老君日用经》、《大通经》、《玉皇胎息经》、《吕祖百字碑》。这些内容应当是任永真要求张良庙道众日常诵持的主要经典。在中卷和下卷首页标题下署明“省城东关八仙庵客堂”，说明这些内容是抄录自八仙庵。最后，任永真自己写了一篇《学道歌》：

 

    劝学人执事听，事随理行礼感情，理礼并无痴匪人，世无理礼事难成。

    居丛林学理行，礼熟应酬人亲敬，若遇明人不行礼，离礼高人不相逢。

    有缘得遇明师旨，知理行持更加工。行功行磨炼性，受辱不怨才算能。

    炼性明命不明理，理礼不明道怎成。炼心工顺逆景，对景治心立功程。

    身不劳而功不大，事不广而性不明。出尘人不着礼，隐世内养无人情。

    人情碍道误修真，贪名着利道难成。劝君学道自思之，心能出尘能不能。

    炼至诸事全放下，一尘不染可称能。静中动动中静，这些道味说不清。

    火药相助自天然，学人入道真路程。周天路河车行，直至还虚了大功。

    性命双修全真理，法门不二最上乘。若问此歌何人做，信阳拙笔奉诸公。

 

《三乘集要》最初的刊印情况不明。至同治年间首次开期传戒之时，有人向任永真请教什么是“礼仪不齐”。任永真回答说：“出家者多系乡舍之庙，自晓农工，不知道教礼仪，如有愿学投入丛林，至于规矩细行，难以知也，因此新增《三乘集要》清规，上中下三卷，内载祖经之训，学始至终，从粗入妙。”其弟子追记说他“创修丛林，开期传戒，捐资刻刷此书，备付云朋霞友”。[32]由此可知，任永真早在道光时已经编集此书，直到20多年后传戒大典前，才刻板印刷。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丙子年（1936）崆峒山道众重印本，就是依据同治六年刻本。这个刻本除了任永真自己编集的内容外，又增加了两篇记述他生平的《生传》。民国本只加了一篇《重印后叙》。但是，在目录中有一行“楼观台刷印”的字样，又透露出民国本之前还有楼观台刻本。

《三乘集要》的刊刻经过说明，近世以来，它已经成为西北地区道教丛林的必备教科书。从笔者多年田野调查获得的信息亦表明，在闵智亭大师《道教仪范》出版之前，这本《三乘集要》事实上不仅是西北道观的教科书，也是整个全真道的教科书。全真道目前通用的宫观管理体制和经坛、戒坛规矩，都沿用了《三乘集要》的规定，因此，它在近代全真道教义教制的建设方面可谓功勋卓著。

（九）结语

追溯张良庙的历史，可以从中窥探到清代至民国期间全真道生存状态的许多真相。这里提出几点供讨论：

1.张良与道教的关系

道教尊张良为自己的先祖，始于张道陵。当五斗米道在汉中活动一千多年后，当地民间和官方仍孜孜不倦地寻求张良修道遗迹，为他修建纪念场所，并创建为道教十方丛林，这种信仰上的认同说明，至迟到清代，社会公认的道教并非从五斗米道开始。

2.清代中期寺庙与民争地的矛盾和张良庙化解矛盾的良方

张良庙的庙产纠纷，是清代中期整个中国土地占有矛盾的一个缩影。流民与寺庙争地，政府不是支持流民，而是寺庙，这一个案有益于说明当时的法制观念和宗教政策。

如何对待寺庙与民争利的矛盾，张良庙采取了发展经济和扶贫等办法，为自身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也增加了社会财富。

3.教团内部的问题与地方政府的干预

张良庙长期跨越行政区域，收编武侯祠等道观为下院，根源在于道教内部的管理失序，教职人员素质低、损公肥私，招致社会各界不满，最终由政府出面整治，邀请有规范管理能力的大庙代管。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曾经在许多地方出现，只是文献记录阙如，而张良庙-武侯祠模式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汉中青龙观刘至堃道长大力协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