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消费正逐步变成人们生活的理由——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获得某种自我想像，消费还划定了人的阶层地位，可以说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并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美学的神圣价值则被日常化；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并成为普通大众生活的目标之一。在此基础上，消费甚至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而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源于消费时代技术的专制与市场逻辑的横行，使早先谦卑的人类接连宣布“上帝之死”、“人之死”和“作者之死”；从物质丰盈、思想平面化和艺术划归生活的部分现实参照及理论臆想出发，有些人又不断探讨“艺术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甚至“宗教的终结”和“哲学的终结”等问题，将高高在上的一个个精神圣像掀翻在地。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和广泛的民主化浪潮，高雅的经典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经受到强大冲击，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1]。

20世纪后期，随着文化范式的大幅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成为潮流，而经典文化的失宠与随之形成的焦虑已成事实，当代文化趋向于从意识形态的等级转向世俗消费的民主、从精英掌控的标准转向动态选择的趣味。但是，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艺术与文化作品除了用作世俗消费外，还具有更深层的伦理层面的追求，具有超越现实、展示可能存在的东西的需要。文化是应该不断扩展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以新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自己，力求促进审美多样性的形成，但是，视野的急遽扩展也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审美不适、价值混乱等文化恶果，加剧了多元现代性本已复杂的程度，增加了文化价值判断的难度。

 

一、审美化生活的隐忧

在全球化境遇里，人们正在经历“当代审美泛化”^[2] 的质变，它是一个包含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1]的孽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晕”（Aura），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即“审美日常生活化”。与此同时，美学面临着当代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双重挑战，美与日常生活关联的问题被再度凸现出来。正如J.韦伯（Jen Webb）在《文化研究与美学——快感与政治》中指出的：“实际上，现在审美是无所不在而又到处都不存在。无线电闲聊和音乐歌词以熟练和迷人的方式玩语言游戏；视觉刺激无所不在：从广告牌到建筑物图案，到书的封皮；电视流几乎不间断地把我们从美的东西带到崇高的东西，再到搞笑的东西。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发现审美通过四处蔓延的符号的形式无处不在，并且被它感动。”[2] 于是，今天我们往往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是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另一方面则是审美和艺术的泛化。

在中国，随着传媒技术的提高及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消费性文化的发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愈演愈烈。在日常生活尤其是都市日常生活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乃至消失。“受到经常性地追求新时尚、新风格、新感觉、新体验的现代市场动力的鼓舞，将现实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人们重视风尚重要性的前提基础。以前根植于现代主义之中的艺术反文化观念，即生活就是(或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观念，就这样与更广泛的潮流相一致了。”^{[3]（P125）}

杜尚可以说是这种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与以往不同的是，生活艺术化倾向在后现代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时代的审美变迁标志而被认同，并给予积极评价。譬如波德里亚就认为在生活艺术化的氛围中，“提高了文化修养的人和那些被设计出来的物品一样，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和职业，更好地‘与时代保持同步’，更具‘兼容性’”^{[4]（P113）}。现实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对美学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问题，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素材无疑也为新的思想提供了更多的例证。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5]（PP65－72）}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质充满。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幽灵”无所不在——外套和内衣、桌椅和床具、电话和电视、手机和计算机、住宅和汽车、霓虹灯和广告牌，无不显示出审美泛化的力量，而当代设计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就连人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从美容、美发、美甲到美体都是如此。可见，在当代文化中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美的消费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审美化过程已经遍及整个社会，而在中国基本上是集中在各大城市。陶东风先生认为：“审美化的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艺术与商业、艺术与经济、审美和产业、精神和物质等之间的界限正在缩小乃至消失。”^[6]

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1997年出版的《重构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问题，他认为当代社会铺天盖地经历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审美化过程，它一方面见于现实，另一方面见于经济策略，他说：“我们现在无疑正在经历着一个审美繁盛的时期。这一点从个人生活方式到城市规划到经济和理论都体现出来。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方面被审美所覆盖；现实作为整体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审美的构造。”^[2]（P1）就现实来说，都市空间的审美化表现最突出：购物场所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而充满生气；时尚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波及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整合，甚至自然环境也有被改造成一个超级审美世界的趋势。就经济策略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都是出于经济目的，因为一旦同美学联姻，即便是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而对于销得动的商品则是几倍的增色，甚至是那些基于道德或健康原因而日渐滞销的商品也常常会借助审美焕然一新从而热销起来；同时，由于审美时尚特别短寿，风格化产品更新换代之快捷如闪电便成必然，甚至在商品的使用期到达之前，其审美风尚已然出局，所以这种局势更加刺激了消费需求，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韦尔施指出，这场“审美化”浪潮甚至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一股脑儿地卷了进去；因此，他讥讽说，“未来一代代人的此类追求，理当愈来愈轻而易举：基因工程将助其一臂之力，审美化的此一分支，势将造就一个充满时尚模特儿的世界。”^[7]（P11）韦尔施给这类模特儿一个新的命名——“美学人”，认为这类人受过良好教育、敏感而喜好享乐，具有洞幽烛微的鉴赏力；他们不再追根刨底穷究个水落石出，而是洒脱地站在一旁尽情享受生活。在审美化时代，这种“美学人”代替了以前出尽风头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当代英雄”；通过美学改善现实的古来梦想，仿佛在一时之间变成了真实。

但是，韦尔施提醒说，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这其中，美失去了它更深邃的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也是游移在肤浅的表层，更甚者是伟大的崇高堕落成了浅薄的滑稽。因此，当前这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非像一些理论家所说是实现了前卫派冲破艺术边界的努力，相反是传统的艺术态度被引进现实，并出于满足消费需求的目的而加以泛滥复制，最终将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疲劳和艺术疲劳；说到底，这是镜花水月的一种返照而已、是虚假的审美解放的幻象。周小仪先生曾专门指出：审美化商品的背后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资本所构筑的社会关系结构；审美的消费文化覆盖了三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结构——资本的压迫、性别的压迫和文化霸权的压迫^{[8]（PP187－204）}。

二、媒介化社会的陷阱

西方有句名言：商品的最后阶段是形象。“人类社会在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候，存在着一个普遍规律，这就是：社会从实体化走向媒介（传播媒介）化。而社会向媒介化的转型，又必须导致人的空心化。结果，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偏偏又反过来控制了人类的媒介，加上曾经创造了媒介但最终却被媒介所控制的人，毫无疑问就必须导致文化的形象化。”^[9] 在这里，文化产生了一个根本的大转型，历史上的四种模式统统被冲破了：从本质回到现象、从深层回到表层、从真实回到非真实、从所指回到能指；人类文化不再是“内容”的而是“外观”的，人们在日常消费的广泛性上实现着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消费心理也从商品消费转向了形象消费，而大众文化则迎合并且刺激个人的形象意识。“这种形象意识产生了存在对道德和理性的中立情态，使主体无原则地放弃了价值判断，认同于形象的标新立异”^{[10]（P190）}。文化工业的高技术已经编制了一个高密度的形象世界，并把我们的生活编织在其中，正如我们难以逃脱声像制品的包围和诱惑，我们的生活已成为一种形象活动；大众文化凭借外在形式的充分技术化效果而遮蔽了文化内涵或者干脆取而代之，欣赏者满足于对象外观的快适而无心在静观中体味对象的文化意蕴，心理化的审美活动往往变成一种感官化的直接操作。

总之，大众文化以其商业性和娱乐性消解了“审美非功利性”的诉求，文化工业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 ^{[11]（PP148－149）} 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12]（P73）}。因此，康德以来的欧洲美学传统受到了作为“自在的美学”的大众美学的质疑，“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的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 ^[13]。康德由于始终持一种“贵族式的精英趣味”立场，使他采取了对低级趣味加以压制的路线，并试图走出一条超越平庸生活的贵族之路，将其美学建立在文化分隔与趣味批判的基础上。的确，在康德所处的“文化神圣化”的时代，建构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法性；但是，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可能得到撒播，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艺术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的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审美与生活的割裂使得美学承担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小，最后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坚守的一种精神乐园和身份表征。与此相反，在当代商业社会，不仅波普艺术在照搬大众商业广告，而且众多古典艺术形象也通过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出现在大众用品上，大众可以随时随地消费艺术及其复制品，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沟壑似乎被完全填平了。

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视觉文化转向”，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审美体验本来是人们各种体验交会的核心，它可以在新的无限的时空境界最终将感性个体带入超出了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诗意栖居“的状态，但是当代语境中的审美体验却日益显得难能难为，电影、电视等现代影像工业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受到了视觉化的惠泽，MTV首当其冲实现了音乐的视觉化。随着一本本名著有了影视版本，人们养成宁愿看电视也不愿翻读原著的习惯，网络的阅读更被称为“漫游”；静心读完网上的一篇小说、听完一首曲子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更常见的却是未俟终篇便改换门庭。

审美是对亲身体验的回味与升华，影视、电脑构建的视觉化的超文本往往将人与自己的体验对象隔离开来，取消了亲身体验、减少了静心思索的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审美活动的基础；美／审美注定被“观看”引向了浮泛的表面与感性，文化变成了以图像为基础的，由音乐、语词、叙事等能指整合而成的“格式塔”，它的能指无需遵循固有的形式规范，也无需导向深层次的所指，它不讲求个人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只注意如何被复制、拼贴与粘连。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心理距离的缩短与消失，造成了往返于物我融贯过程的审美体验的缓弱与停止；这时的审美文化几乎忘却了对人类自由本质的体现，忘却了对人类生命与生活轨迹的显示，忘却了曾有的心灵震颤与人格震撼。

由此看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带来的问题和负面强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日常生活的过度美学化，的确带有一些值得警醒的问题，譬如标准化的设计和形象、城市里过度拥挤的人为形象符号压抑、广告影视的包围和轰炸等，它们确实导致了人们的形象“餍足”、冷淡和反感：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形象无所不用其极，视觉的花样把戏不断地使视觉形象本身的意义日益衰竭而转向平面化；另一方面，都市的视觉环境日益恶化，反倒激发了人们逃避形象的“城市孤岛”、回归大自然的冲动，藉自然那新鲜的审美体验摆脱日益商品化的艳俗外观和工具理性式的程式化。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突破了精神的藩篱，使艺术审美摆脱了物质或精神特权的控制，但又落入商业资本的陷阱，无法摆脱“物化”的阴影，最终造成其功能需要与形式感受之间的分离。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感性和享乐性倾向，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追求与身体直接相关的享乐满足始终贯穿其中；它过分强调了审美的享乐作用，夸大了视觉影像快感的效果，容易使人们在视觉影像的享受中裹足不前、在片面的快感中不思进取、在“可望”的满足中放弃实现的“可及”，因此说它只是一种消费式的审美解放的幻象。

大陆文评家石康先生也曾这样评点过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后的当代时尚生活：“人们在以不息的热情来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事实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动人情景，从西洋传来的现代科技使大贫困消失了，人们开始有了点能力追求私人性的舒适与闲暇，人们营造自己的新居或翻新旧居，使生活看起来更加值得一过，个性化的居住甚至使一个水龙头都要服从人们的审美需要，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仍会有古老的幽灵徘徊在柔软的床边、沙发前面的茶几上，以及洗手间的浴缸里，是的，我说的是空虚与无聊。”“商业社会里，人们努力工作所换来的梦想，将被普遍的空虚与无聊蛀空，所有的舒适往往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闲暇，然而闲暇令人发狂，那是一些人们对此猝不及防的空洞的日子，在闲暇中，人们在精神上的普遍贫乏必会暴露无遗……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有一个短暂的具体目标，人们为此而奔忙，但是且慢，一旦人们休息一下，停一停，想一想这一件事，也就是在那所有琐屑的事情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内容的时候，空虚便从天而生，事实上，即使在一个布置得完美无缺的家居里，人们也会很快厌倦，就像人们很快会厌倦一件任何样式的艺术品一样，缺乏精神世界的人们，必会尽快从家中走出，去各种地方寻求新奇，用以满足自己的感官及精神。”^[14]

也许石康先生的上述表达里蕴含着某种强烈的精英意识——精英性的终极关怀和形而上追求——以及他对于日常生活的“浮士德精神”式的永不知足与永远追求；也许这种表达属于一种古典式的“神性生活”范畴，而不是真正“世俗性的日常生活”——及时行乐的感性享受和片断性的文化想像、肉身欲望大于精神体验。然而，静思时至今日审美化的时尚生活，它们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内蕴着莫大的吊诡。毫无疑问，以数码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的强力渗透与审美泛化的时尚包装、市场资本的全面操控与政治权力的隐性介入，虽然使大众文化的内涵越来越复杂难辨，但是其本性却依旧是一种商业性的世俗文化。因此，在当代文化实践中，它与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一种张力强大的对应关系，精英文化所批判和反对的“物化”、“同一化”、“偶像崇拜”、“意识形态控制”等等在大众文化身上都有鲜明体现，而且大众文化与新时代的审美泛化现象纠结在一起，更加剧了艺术分辨与文化批判的难度。

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加剧了转型社会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与伦理失范（ethics anomy）。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15]。因此，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与审美正义的缺失呈现一种日趋巨大的反差；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大众文化时代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综合后遗症，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当代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依然有待于努力。

【注释】

[1] 《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发表了王德胜、金元浦、陶东风等人的一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以来，形成了较热烈的争论，反对者中鲁枢元、钟仕伦等人基本否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而赵勇等人则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分析原则与问题提出者们意见不一。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围绕着《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河北学刊》、《现代传播》等学术期刊展开的讨论与辨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情绪化的措词不可取。

[2] Jen Webb. Cultural Studies and Aesthetics: Pleasure and Politics, in Critic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ranslation. ed. by Stefan Herbrechter, New York, 2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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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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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阚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2] Immanuel Kunt. Critique of Judgement[M]. New Brunswick: Hach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3] （法）布尔迪厄. 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J]. 黄伟译，国外社会科学，2003，（5）.

[14] 石康. 现代时尚家居中潜伏的妖魔[N]. 钱江晚报，2003－12－11（11）.

[15] 傅守祥. 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之维刍议[J]. 哲学研究，2006，（2）.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