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丝蒂娜·乔治娜·罗塞蒂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一1894) 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女诗人之一。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在英国女诗人中克里丝蒂娜·罗塞蒂名列第一位，她的歌唱得好像知更鸟，有时又像夜莺。”［1］ (p.204)

克里丝蒂娜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诗人，先拉裴尔派的一员。她的诗受其兄但丁·迦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一1882；画家兼诗人，先拉裴尔派的领袖)影响，兼有抒情性和神秘性，并带有悲哀的和象征的色彩。但与其兄相比又各有特色：兄的诗浓艳华丽而妹的诗清新哀婉，兄重感官而妹重虔信。尽管二人都带有中世纪色彩，但妹的中世纪色彩有较浓的宗教情绪，而兄的诗中的宗教材料只不过是一种艺术素材；妹怀着宗教幻想仰望着天，而即使是兄的《升天的少女》也从天上满怀深情地回望着大地。相比之下，克里丝蒂娜比哥哥更多宗教虔诚，更专心致志于诗艺，她的诗用词清纯、简练、情感真挚、平易近人，因此在英语诗歌史上经久不衰。

一、人生的界标：父亲大病与宗教虔信

克里丝蒂娜生长于书香门第。其父迦百列·罗塞蒂(Gabriel  Rossetti)是意大利爱国者和诗人，因反抗奥地利统治，于1824年逃往英国定居，在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中任拉丁语及意大利文学教授。克里丝蒂娜的父母于1826年结婚，婚后接连生了四个孩子：老大玛丽亚·弗朗西丝卡（Maria Francesca）、老二但丁·迦百列、老三威廉·迈克尔(William Michael)和老小克里丝蒂娜·乔治娜。这个家庭热情、活泼，爱聊天，充满爱心；孩子们看戏看歌剧，有时也在家中置起舞台道具表演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读书、画画、写作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须。四个由古雅的书籍经卷及热烈的阳光笑语伴着长大的孩子，都是聪明、早熟、可爱：但丁·迦百列诗情难收、画兴更浓；威廉·迈克尔温柔敦厚，喜欢钻研古籍和理论；最受娇宠的克里丝蒂娜，从小就是家中的诗人。然而，自1843年父亲突然病倒引起的家庭变故：父亲失业后母亲和姐姐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的窘困与贫寒，亲眼目睹曾经精力充沛的父亲被病魔一天天消蚀的惨状，以及母亲和姐姐虔信英国国教(Anglo-Catholic)的影响，十六岁时克里丝蒂娜性格开始发生剧变:曼妙美丽的快乐童年造就的那个活泼、开朗、好表现自己、爱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完全不见了，她变得阴郁、内向、矜持、缄默，宗教渐渐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是兄长但丁·罗塞蒂画面上的那位低垂着眉眼、美丽而沉默的少女时代的圣母玛丽亚，白色的百合纯洁无暇，但这过分的纯真却让人觉得冰冷；快乐自足的童年已逝，青春仍在的克里丝蒂娜却宛如一支清寒的百合，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这场病一直拖到11年以后父亲去世为止。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曾谈及“父亲的病”及“家庭变故”对自己人生发展的重大影响；天生体弱、敏感早慧的克里丝蒂娜无疑也因此而受到剧烈震撼，在她的人生历程上留下了最惨痛的印迹：她深深感到世界的无常和冷酷、人生的无奈和悲凉，尤其是她已然开始不相信人世间有什麽纯粹的幸福和快乐，万能的上帝和来世的天堂才是唯一的完美与归宿。当然，克里丝蒂娜的这种感受并不是一次性沉淀下来的，“父亲的病”坚固了她的宗教信仰，二者又共同引导她认识这个世界、感受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禁锢和限制。与克里丝蒂娜同时代及其后的许多人都不理解她的冰冷古板与宗教气息，关键是忽略了她人生发展的这一特殊界标。不关注克里丝蒂娜在“父亲的病”及“家庭变故”中的精神转向和个性变化，就像忽略了美国诗歌之父惠特曼在“新奥尔良之行”后神秘的历史性转变一样。可以说，克里丝蒂娜的人生转变直接影响了她的艺术风格，少年时单纯的欢快与向往消失了，意大利血统遗传的热烈激情深隐在虔诚、温和和幽默的吟咏之中，也许只有在传达爱情体验与美好企盼的抒情诗作中才偶尔冲溢而出。清寒的百合沉默而矜持，如血的罂粟难得一现；然而，清新哀婉的主调之中终有难舍的热切深情。

二、莉姬的无望：两首长诗及其精神指向

克里丝蒂娜起初在《萌芽》（The Germ）上发表诗作，1862年正式出版的《小妖精的集市和其他的诗》（Goblin Market and Other Poems）是她最有名的诗集。克里丝蒂娜为人虔诚、热爱自然，并能在自然中感觉到象征的境界，这都在她的代表作《小妖精的集市》中得到了体现。叙事长诗《小妖精的集市》是她成功地运用民歌格律写出的一首叙事童话诗，也是一则寓言，讲述了莉姬和被小妖精引诱吃禁果的萝拉两姐妹的故事，以及由此得到的教训。其实，这首诗只不过是一首很有魅力的童谣，尽管诗人自己可能想把一些宗教意义塞进这个故事里。在这首诗的一开始，克里丝蒂娜奇妙的想象便将小妖们描绘得如动物一般：

“这个长着一张猫脸，

那个摇着一根尾巴，

这个踏着老鼠步

那个在学蜗牛爬;

这个笨头笨脑探头探脑，

像只树熊毛茸茸，

那个慌慌张张跌跌撞撞，

像只食蜜獾出了洞。”

小妖们带着满蓝的水果，在森林中不停地叫卖:

“快来买，快来买:

葡萄刚从藤上来，

石榴圆鼓真可爱，

枣子外加无花果

先来尝过再来买

……”

有一天，莉姬和萝拉两姐妹在森林中遇到小妖们叫卖，莉姬惊慌逃走，因为她知道:

“我们不可以看小妖精，

他们的水果也不可以买，

谁知道它的根吸什么养分，

谁知道它在什么泥土上栽？”

萝拉最终没有抵制住他们的诱惑，“用一卷金发”换来了小妖们的果子，一气吃了个够；她却不知道这果子的魔力，吃了它们以后，她将时时渴望着它们，然而，这世界上只有因渴望这些果子而死去的人，却没有人能第二次尝到它们，因为在吃过一次以后，她将永远听不到小妖们的叫卖声，再也没有机会用金发换取它们。萝拉因心中的渴望而日渐消瘦衰竭，她的金发“变灰变淡”，她“流着泪”，“梦想着果子”；于是，莉姬回到森林中，寻到了小妖们，乞求他们卖给她一些鲜果，她能带回去给妹妹吃。小妖们逼她先尝，才肯卖给她，她拒绝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好像水流中一枝百合花;

像一块岩石，带着青色的纹理，

遭到喧哗的潮水冲激;

……

像一座庄严的处女城，

高扬起镀金的尖塔和圆顶。”

小妖们见无法诱惑她，便设法折磨她，还把果汁抹在她脸上，莉姬紧咬着牙齿，硬是不吃。小妖们玩厌了，哄然离去；莉姬带着满脸的果酱和果露，急奔回家，让萝拉吮吸她面颊与双唇上的汁液，“吃我，喝我，疼爱我，/萝拉呀，一点都不要浪费我；”当萝拉“如饥似渴地吻着”姐姐的时候，她发觉“果汁在她舌头上发苦，/这宴席使她厌恶。/她像中了邪似地扭曲，又跳又唱，……”最后她晕倒了。当她醒来时，她又恢复为当初的、女孩身的自己:“她的金发里再不见一丝灰，/她的呼吸像五月一样甜美。”后来，她俩都成为幸福的妻子和母亲，常用卖鲜果的小妖商(fruit-merchant goblin men)警醒自己的女儿们，萝拉向孩子们

“讲她姐姐为她的缘故，

如何冒死相救，挺身而出，

……

‘因为不论是风雨还是天晴，

什么也比不上姐妹之情:

在苦闷的途中她鼓励，

在迷路之时她接引，

你若跌倒了她扶起，

支持你永远站稳脚跟。’”［1］ (pp.208-232)

显然，在基督教传统和维多利亚社会风俗影响下，这首诗有意无意地讽喻了情欲的诱惑，表现了把尘世之乐视作“禁果”的宗教情绪。恶人送给萝拉声色乐园中的“禁果”(the forbidden fruit)，换取的是姑娘通常最谨慎珍存的东西；然而，一旦失去了它，她就丧失了自身价值，因而也就不值得进一步诱惑了。萝拉的欲望与堕落，无疑令人想到人类始祖因夏娃偷食禁果而被逐的故事；萝拉由此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中常见的堕落形象，面目丑恶。同时，正如基督降世，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充当献祭的面包与酒水而赎救人类的灵魂一样，萝拉的好姐妹莉姬，象一位女救世主，与小妖们谈判(如基督与撤旦一样)；正如基督将人类从原罪中赎救出来，为夏娃的子孙后代恢复了天堂的希望一样，莉姬挽救了萝拉，使她从迷途中回返，恢复为处女身的新娘，并且引导她进入纯真无瑕的天地中来。作为维多利亚文学中的理想女性，莉姬身上既有坚贞清纯的品性又有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热血浓情，并成为克里丝蒂娜自我操守的代言人。

当然，作为一首引起过轰动、为人珍爱的名诗，从现代阐释学理论出发，还有其他解法:有人说它赞扬了姐妹间的情谊；有人则读出了情欲的萌动；也有人说它表现了自然的诱惑力及其象征境界；女权主义者则关注诗作对女性的描述，发掘社会、传统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不公正。[2] (pp.97-132)

克里丝蒂娜的诗给人们带来一种新鲜感，有一种全新而独特的声音，一种清晰、纯粹的曲调；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这样赞扬她:“你的直觉是那么准确、那么直接、那么强烈，它所催生的诗像音乐一样在人们的脑子里回响——像是莫扎特的旋律或是格鲁克的曲调。”[3](pp.451-452)

克里丝蒂娜的第二本诗集《王子的历程及其他》(The Prince’s Progress and Other Poems)出版在四年以后。《王子的历程》同样是首叙事长诗，但与神秘古怪的《小妖精的集市》相比，诗意则要明显得多，“爱已是太迟，快乐亦已太晚”。许多人说，这首诗是但丁·罗塞蒂与爱人伊丽莎白·西德尔浪漫故事的重叙与哀挽。

那位英俊但意志软弱的王子显然像克里丝蒂娜的兄长，“他黑色的胡须如缎子一样”。巫婆的咒语锁住了公主，她无法动弹，在森林深处的白色木屋中，等待王子前来为她解除咒语，“等到所有甜蜜的树胶及汁液流动，等到所有盛开的花辨吹拂”，象西德尔等待着婚期一样的等待、一样的无望。诗中花的意象翻涌，百合花、攻瑰花尚未开放，围绕着公主，象征着她仍未识风情。此外还有罂粟花：红罂粟似血，是生命；白罂粟如雪，是死亡。王子优柔寡断，终于决定上路了，然而在行程中又必然受到诱惑，绿眼晴的牛奶女郎，炼金术士的国度，无数谜一样的女孩，虽然王子的耳中有一声声的呼唤，然而结果却是一次次的延误，等到他到达公主身边，白罂粟已堆满了公主的床，一切都为时太晚……对于误了公主性命的王子，克里丝蒂娜没有太多责怪。也许因为她那颗自抑而冰冷的心，早已否定了女人会有幸福；也许因为这是事实，在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中，女人只能是被动的等待，唯一显示权力的机会只是等待之后对等待的结果的拒绝，就如克里丝蒂娜拒绝了一次科林逊（James Collinson）、又拒绝了一次卡莱(Charles Cayley)一样。这首诗风格哀婉悲凉，在爱情无奈的咏叹中隐藏着些许神秘的气息。

《小妖精的集市》中的理想女性莉姬凭借坚贞清纯成为幸福的妻子和母亲，然而《王子的历程》中的纯洁女性公主却爱无着落，在无尽的期待和孤寂中死去，成为彻底无望的莉姬。在这两首长诗中，克里丝蒂娜用她的理想女性显示了她的精神指向与艺术主调：前者通过“大团圆”结局显示诗人对人世间仍抱有些许希望（比如亲密的姐妹之情等等），后者则通过彻底的悲剧结局显示诗人对女性在人世间享受幸福的可能性的彻底否定；同时，《小妖精的集市》所形成的自抑克制的美学风格在《王子的历程》中强化为哀婉悲凉的艺术倾向，虽然清新朴素依旧。

三、难舍的心痛：爱情诗中的生命热忱

克里丝蒂娜的诗才是很广的。除了两部长诗，克里丝蒂娜还有大量的抒情短诗（short  lyrics），这也是她文学声誉的主要来源。这些诗有继续宗教虔信、受难与自制主题的，有抒发生活感想的，更多的则是些爱情诗。这些抒情短诗很好地体现了她的艺术风格:朴实、纤巧、清新、哀婉。也许是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来自宗教的、文学的熏陶，克里丝蒂娜·罗塞蒂的诗最擅长平静地述说思念的忧伤，将所有爱的痛楚和磨难化解在一片纯净柔和之美中。读她的抒情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哀婉清新的词作。

克里丝蒂娜性格文静内向，可也有点鬼精灵的怪念头。关于灵魂与上帝神交的向往很早就支配着她。表面上看，克里丝蒂娜一生64年是在伦敦的哈莱姆等地度过的，实际上她的灵魂一直寄居在天国，接受着上帝的判决。伍尔芙曾指出：克里丝蒂娜的宗教信仰制约着她生活中最小的细节，干预着她内心深处最重大的问题，比如她的爱情。克里丝蒂娜对人有很高的品赏能力，能一眼看出人之个性，她爱情生活的不幸似乎与此不无关系；在她心目中，也许除了上帝之外世上再没有第二个男子能承受得了她的爱。伍尔芙说，宗教是克里丝蒂娜生命中的核瘤，是她一生不幸的根源；克里丝蒂娜一生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这个痛苦而紧张的核瘤生发出来的。[4] (p.153)

克里丝蒂娜有过两次恋爱，但都因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失败，这在她的诗中也留下了悲哀的印记。1850年与画家詹姆斯·科林逊（James Collinson）解除婚约后，她写道:“我把脸沉默地转向四壁，我的心因这极小的爱情而破碎……”据说她的名作《记着我》就是表达她对科林逊的爱情的。16年后，她虽然又拒绝了学者查尔斯·卡莱(Charles Cayley)，但她还是动了真情的；她死后，她二哥威廉(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1829一1919)在她的抽屉深处发现一叠密藏的诗稿，这些诗大都作于1862年到1868年她与卡莱交往的日子里，大部分是爱情诗。

在克里丝蒂娜的爱情诗里，第一类当属“爱的渴望与喜悦”，如《在那儿，要么在别处》:

在那儿，要么在别处，一定有

一张脸我不曾见过，一种声音我不曾听到，

一颗心还不曾——从来不曾(呵，可怜我！)

——回答我的话语。

 

在那儿，要么在别处，或近或远，

山那边，海那边，目力以外的所在，

甚至远于徘徊的月球以及

夜夜追随她的星辰。

 

在那儿，要么在别处，或远或近，

相隔一堵墙，一道篱笆，

或者一年里最后的几片黄叶

飘落到已经泛青的草坪里。[5] (p.17)

在那儿，要么在别处，茫茫人海之中，总有一个前世约好的爱人在等你来相会；然而，这前世的约会，却忘了在何时在何地。渴望爱的纤细的心总难免带着几份沉痛与忧伤。又如《生日》:

我的心像一只欢唱的鸟，

窝儿在雨润露滋的嫩芽间;

我的心如同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果子把树枝儿挂弯;

我的心好似斑斓的海螺，

浮游在波浪不兴的水面上;

我的心比所有这些都欢，

因为我的情人来到了我身旁。

 

备好我锦缎羽绒的高座，

用毛皮和紫料子把它装点;

刻上带着百翎斑的孔雀，

刻上野鸽子和石榴的图案;

再做上镀金嵌银的葡萄，

做上叶瓣和纯银的百合花;

我的生活也有了个生日，

因为，我的心上人儿来啦。[6] (pp.52-53)

任何的欢乐、任何的收获、任何的斑斓都不如爱人的到来有力度，这才是她最欢畅的心事；因此她的“生活”也有了个“生日”，这才是人生的最大界标。克里丝蒂娜的诗也不都是忧郁、哀伤的，如这首《生日》就表达了爱的喜悦，透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欢乐情绪，诗风清新、轻快。

克里丝蒂娜的爱情诗中数量最多而且最有影响、最令人感动的还是第二类“爱的磨难与追忆”，如《五月》、《古风》、《歌》、《记着我》等等，以及下面这首《我并不寻求》：

我并不寻求美如梦幻的情爱——

我只求找到保持平静的勇气;

只要有忍受悲痛的不屈的意志;

在我萎靡时，表情上不露出来。

让地球去转;让太阳仍放光彩;

让风去吹拂，让山顶上的棕榈

在孩子们的眼里把天空触及;

让百川注满万世无穷的大海。

任初春和盛夏全部已经过尽，

任秋天和寒冬再次降临人间，

任我躯体入土，灵魂备受煎熬

而终于离开这片悠久的凡尘，

我的唇间也决不会吐出怨言——

这天之后没人能把我当笑柄。[6] (p.119)

爱情幻灭了，诗人辩解说“我并不寻求美如梦幻的情爱”，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还是一种无奈、悲伤的掩饰，以便“保持平静”、“忍受悲痛”？爱之愈切，失之愈痛。由此可见，“决不会吐出怨言”的情爱，才是无怨无悔的真情真爱。此诗在朴实清新中浸透着哀婉。再如这首《回声》：

    来吧，趁着万籁俱寂的夜晚，

      来吧，驾着梦中无声的寂静，

    来吧，带着温柔的圆圆的脸蛋，

      闪着明澈如溪的眼睛；

        在泪水中归来吧，

    哦，回忆，希望，逝去的岁月中的爱情。

 

    哦，梦啊，是多么甜蜜，痛苦的甜蜜，

      醒时，一定正好呆在天堂，

    在那儿，满盛爱情的心灵等候相会，

      用渴望、祈求的双眼

        急切地注视

    慢慢启开的、准进不准出的门扇。

 

    在梦中归来吧；尽管死一般寒冷，

      但我愿把过去的日子再过一次；

    在梦中归来吧，我愿与你

      脉搏对着脉搏，呼吸对着呼吸，

        低声地说话，低低地偎依，

    就像以前，我的爱人，那很久以前的日子。[7](pp.503-504)

谁说克里丝蒂娜是一个不问世事、不涉世间感情，一心仰望天堂的“准修女”？这首诗深情中带着热切，甜蜜中夹杂一丝忧伤，追忆往事犹如重新坠入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脉搏对着脉搏，呼吸对着呼吸，／低声地说话，低低地偎依”，以及“ 我愿把过去的日子再过一次”的表白比任何的海誓山盟都有震撼力。生命的热忱在爱情中得到激发，两颗满盛爱情的心灵相会在一起是她永远期待的“回声”。同样热烈深情的诗作还有下面这首《逗留》：

用鲜花和绿叶他们使室内芬芳，

馥郁的花香撒满我的卧床;

我的灵魂追随着爱的踪迹，四处飘荡。

我从不闻屋檐下鸟儿细语呢喃，

也不闻谷堆边收割人谈笑风生;

唯只有我的灵魂每日在守望，

我饥渴的灵魂把别离的人儿盼望:——

我想，也许他爱我，怀念我，为我悲伤。

终于从阶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响，

门把上又重见那以往熟悉的手:

顿时我的心灵仿佛感到天堂的气息

在空中荡漾;那迟缓的流沙——

时光也闪现金光;我感到一轮光晕

在我发间辉耀，我的灵魂升华。[8](p.333)

一位将死的女郎，灵魂徘徊着不忍离去，只为等待远方爱人的到来，这是她弥留之际的最后愿望。人间情爱使时间停滞、更是使她灵魂升华的真正动力！

上面所有这些抒情诗都流露出深厚的感情，它们来自于诗人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极其珍贵地表达了诗人创作时的真情实感。羸弱的体质，虔诚的宗教信仰，对爱情过于完美的追求，以及老姑娘敏感脆弱的神经，都使克里丝蒂娜更适合生活在想象的诗情世界中、不允许现实世界的侵入，哪怕是她芳心期许已久的爱情生活。爱情的挫折与幻灭，加重了她对现实人生的疏离；难舍的心痛，对失去的爱的暗示，是她与人世间的唯一联系。哀婉的诗情，难消爱的温热；貌似平静的吟咏中，涌动着情感的激流。

克里丝蒂娜懂事成人以后，虔诚克己，一心侍奉父母、默默地帮助着别人，只有在诗歌创作中才将自己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完整地表达出来。她的诗作具有双重张力：虔信宗教下的爱情企盼，清寒自制里的热切奔放。这种看似矛盾其实又统一的诗意境界才是她真实的精神与艺术风貌。在诗歌创作中，克里丝蒂娜以十七世纪的精神诗人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1593-1633）为师，又融入了先拉裴尔派唯美、忧郁与细腻的艺术风格；她十分善于将思维变成情感，使理性的概念变成诗歌中的感情体验，并且喜欢用大量比喻来表达它们。当然，她在使用比喻方面比较注重于自然平易，常以花鸟虫鱼之类日常景物入诗。作为虔诚的国教徒，克里丝蒂娜的诗显示出一种虔诚、温和和幽默，但在这种安详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深刻的精神矛盾：宗教信仰与世俗感受的矛盾，尤其是爱情企盼的冲击。这种矛盾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使她的诗歌表面朴素而蕴义丰富、哀婉中存有一股热切。二十世纪的批评家尤其欣赏她诗歌的用词清纯简练、情感真挚。

多少年以来，人们大多以为克里丝蒂娜是一个不问世事、不涉世间感情，一心仰望天堂的“准修女”；又加上两次拒婚，中年以后疾病缠身的她脾气愈发古怪、成为“古板的清教徒”，外表总是那么冰冷孤傲难以接近，更加重了她身上的宗教气息和神秘性。克里丝蒂娜一生为宗教所困，诗作中的忧伤情调确切无疑地根源于她的宗教情感，它破坏了作品的和谐与美；当她眼见美好事物刚觉喜不自胜时，那个满脸无情的上帝就会告诉她：美是空虚，美要消逝。死亡、忘却、安息，用它们黑色的波浪将诗牢牢围住，从而使她的诗像带着镣铐跳舞的舞妓，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克里丝蒂娜中年之后出版的几本诗文集，影响都不如前期诗作。她优秀的诗作，生命的热忱能够冲决宗教的围困，屹立在世界诗歌之林；然而常常又束手被擒，天堂的圣念湮灭了人世火热的生活。

克里丝蒂娜的人生经历与创作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她同年出生的美国最杰出的女诗人埃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她也是出身名门，家中的宗教气氛浓厚，因爱情受挫而终生未嫁；深居简出，平时除操持家务外，以写诗自娱。其诗用词清新丰富，诗风独特。她们俩人在诗中都对宗教、上帝、永生的信仰以及爱情、死亡、自然等题材做过深入地探索，尤其是通过对爱情的细腻体验来感悟生命、感悟存在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如果总结一下二人的异同，可以说：克里丝蒂娜是指向传统的埃米莉，埃米莉则是指向现代的克里丝蒂娜。她们二人都有相似的艺术感觉力和表现力，但是在思想的穿透性方面埃米莉却比克里丝蒂娜现代的多。宗教束缚了克里丝蒂娜的思想和生活，使她局限在宗教给定的狭小世界里，跃不出传统的固有疆界；而埃米莉却不为所羁。传统与现代，成为她们俩人最大的分界线。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克里丝蒂娜的这些诗，就像埃米莉·狄金森的诗一样，影响了20世纪一大批英国和美国女诗人。

理解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她的诗，尤其像克里丝蒂娜这样不同一般的人。毕竟她不总是生活“在那寒冷的冬天”(In the bleak mid-winter)，因为她有过充满“热烈的阳光笑语”的童年，她血液中依然深蕴着地中海边特有的热情和温暖，也许正是这才支撑她度过孤独寂寞的后半个人生。对天堂的期待与渴望，不仅蕴含了对美满生活的向往，也许还深藏着她复活美好童年的心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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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