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意义上说，全球化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相通化过程，它首先表现为经济领域和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其意义在于人类不断超越空间障碍和思想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合作。没有人否认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化交流频繁和密集的现实，也没有人否认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同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更不可高估。

一、回应全球化挑战：从传统的固守到开放的竞争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并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基础上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隐忧也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焦点问题。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影响绝不能概而论之为文化的同一性或同质化，而是一种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面对全球化浪潮，人类社会广为认可的观念、意识会明显增强，而各民族国家世代延续的一些习惯和风俗会在一种全新的、更宽广的眼光与视角下受到审视，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林森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1]全球化中的世界文化，会有新陈代谢，但这决不意味着文化的趋同甚至单一化，更不可能出现像某些人所担心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因为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交流是互动型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只能是：各种文化在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前形势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商品——比如好莱坞电影和迪斯尼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暂时的强势地位，但是那种基于意识形态斗争之上的接受／拒绝“美国的生活方式”／其他预设的西方文化模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完全是一厢情愿和行不通的。外来文化的势头再猛、冲击再大，都不可能湮灭本民族的文化，相反，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反倒有可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的以汲取新的养分、综合创新，进而实现新的辉煌。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是万能药，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全球化话语中也同样隐藏着危险和悖论。现在，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基本美国化，最终将削弱本民族的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式的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也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但捍卫民族文化决不意味着要导向“民族主义化”的自我孤立和文化自大。借助跨国公司在生产营销中提出的方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2]，变全球化与本土化间的对立倾向为平等对话，展现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正负效应，防范和规避所谓的“全球化陷阱”，借助全球化浪潮续接清新刚健的文化传承、开启充满无限可能与生机的新文化建构。

虽说西方全球化理论在中国传播迅速并在思想文化界发生重大影响，但是文化的本土性或民族性不会因全球化而消失，相反更有可能因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在开放与交流中，各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彰显出来并得以确认；而利害冲突必然会激发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会极大地促使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内在凝聚力，民族国家都会自觉地捍卫其个性，以确认民族生命之根。钱中文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撰文指出：由于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不同文化对其自身价值的自卫，因而各国民族文化实在难以达到一体化。至于世界文学，是各个国家、民族优秀文学的汇集，很难说是某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不同文学之间存在趋同性，但并非一体性；文学在交往、融合中创新，获得新质，同时又受到本土化、民族特性乃至民族主义取向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必定游离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如果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而曾经盛行一时的文化相对主义以文化的相对性和特殊性为借口否认其时代性和进步性，一味地要求对“民族特色”加以保护，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正如著名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所说：“文化必须自由地生长，不断地与不同的文化进行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革新、复兴，使其演进，并适应滚滚而来的生活潮流。”[3]对民族文化最好的发展和保护，就是让它到世界文化的大潮中经风雨、见世面，而不是像古董一样把它与世隔绝；封闭在玻璃瓶中的文化，即使保存得再好，也只是一幅供人观赏的风景而已。由于民族特色之边界的存在，面对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交流，既要有清晰的文化身份，又不能陷入情绪化的身份偏执，因为“过度”和“越界”的身份意识容易导致对全球化乃至现代化的恐惧和拒绝，导致文化认同和文化拒斥的失范，在这种情形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不是对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旧有物的恐惧”[4]，从而不利于理性和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形成，不利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构建。

全球化时代，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文化摩擦和文化碰撞日益增多，弱势文化更是经常面临强势文化的压力，于是，“文化霸权”迅速成为一个畅销的符码，民族文化在捍卫“文化主权”的旗帜下似乎寻回了一些逐渐远去的自尊。身临全球化的文化语境，我们应当看到：在警惕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防卫过当”，不能把弱者的“霸权想像”统统视作客观的真实；虽然防止文化霸权非常重要，但是在当代中国“霸权想像”似乎更有市场和影响力。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从来都不乏生存的土壤，而过去数十年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又使“反帝反霸”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势，成为几乎不用学习就可以获得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本能。鲁迅先生对由此造就的情绪化思维早有分析：“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5]以至最后陷入“只要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只要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非理性怪圈。所以，面对“文化落差”和外来文化的进入，固执于文化霸权想像、一味地付诸于“义和团式”的道德义愤和情绪对抗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错过文化交流的大好机会，丧失民族文化革新的主动权，因为民族文化的危机归根到底是自身的危机；同时，在一种被动的、满含怨气的心态下，很难对异质文化作出理性而客观的判断，要么急功近利、囫囵吞枣，要么自卑自艾、仇外排外，最后受损的都将是民族文化自身。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吧，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5]

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历史和时代的落差使当代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权威的主导性价值体系，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正如王德胜先生所言：“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中，其文化价值模式和精神结构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6]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封建传统极其浓厚的国家里，对现代性的跳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反对建构、倡导解构，可能起到加剧失范的作用。”[7]简单来说，缺少现代性底蕴的后现代，很容易与前现代合谋，构成对现代性的挤兑，并使后现代自身也陷入“合法性危机”中。所以，期望从前现代直接跨入后现代，如果不是出于历史的无知，便是某种虚幻的一厢情愿，见于实践则是文化建设的延宕甚至挫折。

也许是出于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和一种后现代诉求，某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倍加推崇，出现了所谓“对东方文明的重新发现”，这使得不少国人竟以此为骄傲，甚至武断地认为中国文化必将拯救世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毋须变革。衣俊卿先生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后工业文明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是以漫长历史时期人类与自然分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丰富内涵而形成的文化精神，它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主义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决不是同一种文化精神。如果我们不顾历史演进的逻辑而陶醉于自然主义的、原始的天人合一，那么，我们的民族将彻底失去完成现代化的机会，将被彻底排除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之外。”[8]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充分表明，“现代化”是民族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样，“现代化”也一直是百年中国极其强烈的历史和现实诉求。因此，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乃是现代性的建构和培育，传统的经典文化实现“现代化”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那种高谈阔论所谓“被现代化”的困境与“走出现代性”，完全是在制造伪命题。

二、坚持现代性建构：从二元对立走向综合创新

实现经典文化现代化的前提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即实现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换。作为自然经济与宗法制产物的传统观念整体上与它所赖以生长的宗法社会同质，具有前现代色彩。因此，从原生意义上说，传统观念至少无法直接产生现代化。以为传统可以直接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通行证的观点，只能算是保守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自娱。其实，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的包袱太重。传统与现代化虽有历史联系，但无论如何不可通约，更不能等同。现代化不能通过死守传统来完成，不能通过简单地接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来完成。因为毕竟从传统到当代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落差”。有人意识到传统与当代的文化落差，却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于是就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全面”自居，从而逃脱、回避对传统作出深刻的反思。结果，“全面”成了保守的代名词。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必定伴随着对于传统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当然中国并非没有自省的传统，但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到宋儒“返身内求”的自省传统，关心的只是个人如何能达到传统观念所要求的至善和成圣；真正的自省恰是要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眼光对传统本身作出理性而彻底的反思、检讨与提升。然而传统本身不可能为我们准备好这新观念、新思想、新眼光，因此我们只有去“借”。要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作出真正反思，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作为参照系。只有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放在与外国价值观念的尖锐对比中来考察，才能看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信念，还有什么尚未表现出来、还未被意识到。

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或者通过“内夏外夷”论将西方文明纳入“夷狄”范畴并加以贬损；或者通过“中体西用”论把“西用”嫁接在“中体”上；或者通过“西学中源”论“借古以证洋”，不外乎都是要将外国文化拒之门外。固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创新的基础；然而，对于现代化来说，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也绝无出路。对西方文化霸权保持警惕，批判西方中心论，并不等于拒绝西方文化观念；简单地排拒西方文化当然容易，但这恰恰阻止了我们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并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开放的时代需要有开放的心胸，我们不能游离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之外，而应坚定不移地用现代文明来不断充实、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并创造性地推进、转化传统的过程，积极主动地开放引进、正确处理挑战与冲击是防止民族文化僵化、萎缩的必要条件。当然，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应简单地理解为“西化”。

历史的进程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公式。现代化的过程要借用外来文化观念，但如果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只能是事倍功半。为此，对西方文化观念，既不应盲目拒斥，也不要盲目崇拜。中国经典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既不能拘泥于传统，也不能归附西学；既不能绝对超越传统，认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榜样力量，也不能绝对迷恋本土文化的示范意义而排拒西方文化；既不是传统的卷土重来，也不是西方的全盘照搬；既不能“心醉西风”，又不能“墨守故纸”。要“养成一种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的了解与爱惜，一种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的深刻理解，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与此同时，就会克服和改变那种小农经济的鼠目寸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理与‘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媚外心理，抱残守缺的保守心理或者夜郎自大的荒唐与封闭，还有人云亦云的盲目性与非此即彼的简单化。”[9]只有以开放的胸襟“会通中西”，即融贯古今、互为体用，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地扬弃达到现代融合，才能创造既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新文化。

 “会通中西”论不同于“中西调和”论。中西调和强调的是以中国文化之长加西方文化之长，具体地说就是以所谓的中国之精神优势加西方之物质优势。表面上看，中西调和论既顾及到了传统文化又顾及到了西方文化；但实质上，中西调和论是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机械地杂揉在一起，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数学相加，并没有跳出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如此一来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超越华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超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西文化调和模式，反映了中西文化尖锐冲突与中国文化新旧嬗变之际传统知识分子在抉择中西文化时既想学习西方又怕重蹈西方覆辙、既想超越传统又割舍不掉古老的传统的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由于不能理智地面对中西文化，所以中西调和论只好玩弄长短优劣的“比较”手法来搪塞现代化、抗拒先进文化，实质上，这不过是早期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新版。

而会通中西论反对中学与西学之间无原则地折衷调和，倡导“黄土文化圈”与“蓝色文化圈”的相互激荡和渗透、中西文化的再组或再造。会通中西论走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整合之路，而创造性整合是在深刻自省基础上的相互磨合与融汇。只有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的综合，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关系，兼综众善、融合异见，走中西文化整合之路、创新之路，才能构建一个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新文化，才可望实现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双重超越。

历史本来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当前的文化整合就是一场跨世纪的对话：尽管我们立足于当代视野，但又必须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走进中国历史传统，并与传统观念展开对话，与传统观念的维护者展开对话；这也是一场跨国界的对话：尽管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但又必须以宝贵的学术良知清除中西之间的空间障碍和文化阻力，在积极的文化交往中寻觅一个共同的文化话语，营造一个和谐的对话语境，走向统一时空中的文化对话。这又是一场严肃的对话：若是我们还想以自己传统观念的民族特色为骄傲的话，传统观念就必须在当今人类共同的课题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来；借助对话，我们正可以检测一下我们“中国智慧”的分量。因此，能不能认真地开展这场对话，简直就成了对自尊的中国人的一次绝妙的考验。而展现传统与当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广阔的对话前景，必须以对历史上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本身的复杂性作多维透视为起点。因为只有知道了历史，现实才比较容易定位。传统价值观念反映了我们民族和社会所达到的自我意识的程度，传统价值观念在延袭传承中凝结为牢固的社会心理定势甚至成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制约、规范和铸造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多维透视，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

中国文化有长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然而“悠久”不足以拒斥一切，“历史”不足以充当救命草。单是对自己的传统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是不够的，光有那种古老民族的自负也是不够的。文化怀古倾向导致人们背向未来、面对过去。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一点成就作为面纱来掩饰自己文化的不中用，最终必然导致文化传统自身的衰萎。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海外新儒家及所谓“国学热”要作认真检讨和反思，文化保守主义在坚守传统文化本位、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无疑越过了合理的维度、走向了对抗现代化的一面；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没有在理论上获得支持。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必须继承五四精神，警惕文化复古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更不能妄自尊大地宣扬所谓中国的文化“输出主义”或“送去主义”，甚至人为制造一个虚幻中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9]。有一种说法叫做“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和东方文化的世纪”，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这恰恰是一种弱势文化的不健康心理的反映；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循环论更是不足取，因为它阻碍了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文化毫无保留地学习一切先进文化、尽早而彻底地完成文化的现代转型。

固然，在生命流转、社会变迁的历史行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毕竟已坚实地跨入当代；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都泛起革故的悸动。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在理论上是否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生存下来，现代化就势在必行。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也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人类文化发展中“后现代转向”的出现，在使中国文化面临困境的同时，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走出一条既将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换又能超越西方式现代性弊端的文化创新之路。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综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28．

[2]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A]．全球化的悖论[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7．

[3] 巴尔加斯·略萨．全球化：文化的解放[J]．天涯，2003，（2），58．

[4] 衣俊卿．文化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18．

[5]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1－82．

[6] 王德胜．扩张与危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

[7] 徐友渔．关于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哲学评论[N]．光明日报，1995－03－02．

[8] 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410．

[9] 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5－16．

[10] 傅守祥．全球化挑战下的中西会通：普遍交往时代的文化对话与整合[J]．探索与争鸣，2004，（4）．

 

 

（原载加拿大《文化中国》2005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