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今天，在中国，谈到传统文化复兴，离不开的语境是现代性，摆脱不了的言说框架是“中国—西方”，而支配分析语境和言说框架的基本观念就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会通的“中心—边陲”模式。它们构成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隐性前提。对这些隐性前提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语境，还是“中国-西方”两元言说框架以及“中心—边陲”文化会通模式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无奈和致力创造一种中国化的西式新文化的强烈冲动，结果导致中国文化迷失了自我本位和主体性。因此，必须抛弃陈旧的“中国-西方”二元言说框架，解构“中心-边陲”文化会通模式，将其重构为体现互主体性原则的“中心与中心”模式。这种解构与建构是全球化时代，人类不同文明或者文化之间交流与对话所需要的基本前提。基于这种识见，凝练共识，尊重差异，构造一种多元交迭的共存型文化生态，充分保持地方性文化的原生态，已经由共识、宣言变成实践、行动。而坚持一种“阈限意识”，即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不完满性和有限性，则是完成这一神圣行动所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持守这个原则，在文化上就既不会自卑自弃，走向文化虚无主义，也不会自狂自癫，任文化原教旨主义肆虐。而理性、平等、宽容的精神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这个民族文化根身处生根发芽，成为任何其优先选择的文化建构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而一个多元交迭并存的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形成也因之就具备了坚实的理性基础。
关键词：现代性语境；中国-西方；中心-边陲；文化会通；传统文化；阈限意识；共存型文化生态
毋庸置疑，在中国，甚至东亚，谈到传统文化的复兴，离不开的语境是现代性，摆脱不了的言说框架是“中国-西方”，而支配分析语境和言说框架的基本观念就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交流的“中心-边陲”模式。它们作为我们分析文化问题的隐性前提，类似于哲学诠释学所说的理解的前结构，恰恰是我们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谈论异质文化间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条件，自然也是谈论传统文化重建的前提与条件。在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复兴的今天，为了健康地重建面向未来和全球的文化传统，也为了理性而恰当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在建构全球文化共同体中的价值与作用，有必要联系上述语境和框架反思地思考处于重建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文化
当我们提出“复兴传统文化”这个命题，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所谓西方的现代性语境。因为，现代/传统这种两元结构叙事方式恰恰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没有“现代”，无所谓“传统”，而传统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创造物。[1]如果没有现代性作为标尺规定现代生活在价值、存在方式以及物化形态诸方面的独特规定性，西方人生活的时间场域就不会发生断裂。西方人就不会进入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新旧之争”就不会产生，更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可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现代性之后，现代性就是一个任何可以论题化的话题的当然语境。
现代性这个语境之于西方有着它之于东方完全不同的意义。现代性之于西方，就其文化方面而言，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将前现代的西方文化现代化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用理性完成对浸透宗教神秘精神的基督教文化去魅化，使文化得以合理性化和世俗化。它不过是同一种文化中不同价值因素在文化中位置的调换。原先在文化构成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因素（比如，前现代文化中，神圣化因素），经过位移，不再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把重要位置让渡给其它因素（比如，世俗化因素）。从根本上说，文化的形态、价值构成以及旨趣气质并未改变。因此，现代性所导致的西方文化的变化，不过是西方文化自身内部的一种连续性演变。
但是现代性之于东方文化，具体说，之于中国文化，其意义则完全不同。原因说起来十分简单，就在于中国的现代性是“被迫选择的现代性”，它是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事实，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在物质主义和进化主义框架下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前提下，比较出来的现代性。因此，就文化方面说，中国文化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发展的中断。中国的文化现代性所要完成的任务，总体说，就是要按照西方文化现代性标准，改造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便在自身文化系统中滋生出切合西方现代价值的文化特质。职是之故，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开始于对自身传统缺陷的反省以至反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反省不是文化自觉的产物。“西学东渐”这一表述形象地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肇端于向西方学习。这决定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外源性。这种外源性文化现代性方式，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强调了中国文化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它亦有一个致命的二律背反式缺陷：它或者导致文化上的自卑心态，走向文化虚无主义；或者导致文化上的原教旨信仰，走向文化狂妄主义。从“中体西用”到“打到孔家店”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经历了从“局部西化”到“否定传统”再到“全盘摧毁传统”的发展，用历史经验证明了文化虚无主义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主流。而从辜鸿铭式前现代性遗老文化的孤芳自赏到“未来世纪是儒家文明世纪”之文化自恋再到今天“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式文化原教旨迷信，则提示人们缺乏宽容、平等、对话等理性精神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如影随形般潜存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如此一来，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过程未能完成。我们的文化现代性，并没有造就出现代性的文化。因为我们完成的现代性文化，并未按照现代性要求理性化。它缺少理性化了的文化所必须的基本质素：理性、宽容、平等、对话以及对自身传统的尊重。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就其总体趋向而言，不是走向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任文化自卑因素在文化发展中蔓延，就是走向缺乏对其他价值系统充分尊重、忽视对话与交流具有极端保守主义特征的文化民粹主义（或者称之为文化原教旨主义），任自大、自恋和自狂因素在文化不加节制地恣意生长。而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自卑，走向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自毁。无论是自卑，还是自毁，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戕。当今天我们重提复兴传统文化时，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能忘记，要特别警惕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民粹主义。我们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因为文化虚无主义矮化中国传统文化，毁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我们反对文化民粹主义，因为文化民粹主义自狂自大，拒绝睁眼看世界，他们生活在自我营造的狂妄自大之中而将文化的理性与宽容精神抛之于九霄云外。惟其如此，才能为理性的中西文化会通打造更为坚实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将从中国的现代性历程全面展开之日起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行程中不可缺少之要素的中西文化会通理性地展开，自觉地吸纳那些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已经浸淫入中国文化骨髓之中的西方的价值与观念，通过更为自觉的文化努力规制中国文化传统的变迁朝向更为切合中国现代性实际的历史方向前进，融汇出一种弹性更大、吸纳力更强、宽容空间更为广阔的理性化文化形态。
二、“中国（东方）-西方”与“中心-边陲”
“中国（东方）与西方”二元言说框架实际上已经 “中心与边陲”表述方式深深嵌入文化会通的观念之中。
基于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现实，不可否认，“中国（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峙，的确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尝试将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强制性地结合在一起。但更为主要的是，它实际上等于承认西方文化具有更高的先进性。西方文化系统阐扬了各种制御器物的科学技术之学，制衡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各类制度之学以及经济、商业等实用之学，发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不知道的“道理”。故此，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统合接连。
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再到文革时代对传统的彻底拒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大势始终在“中国-西方”框架下，受控于“中心-边陲”文化描述模式。早期的“中体西用”主张者，至少还是有意要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性，他们的主张中至少还包含坚守“以本国的传统精神为内核，移植与之相吻合的西方技术这一思想”[2]。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这一言说框架潜含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立基之本的担忧，加之中西文化会通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之举，而是在西方文化强势东进大势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应对，所以，虽然“他们继续在中国思潮和西方思潮之间寻找各种类似性和相融性。毋庸置疑，这种类似性和相融性的发现常常是出于民族自尊心的理由而牵强所致，而且他们对这种类似性和相融性的理解也常常是一种误解”[3]。此后，从总体上说，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压迫之下，逐渐接受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西方文化因为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适切性而成为中国文化学习的榜样。“西方中心主义”首要的是“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从“师夷之长以制夷”到创造与旧学统相诀别的新文化，都或多或少包含着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无奈和致力创造一种中国化的西式新文化的强烈冲动。因此，伴随着中国文化的自身矮化，西方文化被置于中心地位。“中心与边陲” 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描述异质文化关系的模式被接受下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成为如何移植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并实现与中国文化传统成功对接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框架中，用西方因素超克中国因素来完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要维护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地位，要维护自身文化系统的价值，似乎必须借助“他者”——通过西方文化来实现自身的现代性改造，即，通过自我中断文化传统，敞开门户吸纳西方异质文化，从而造就出新的文化形态，使文化传统获得新生。
由此可见，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框架下，“中心-边陲”这种文化交流的模式本质上带有一种强烈的霸权色彩，它不把处于会通状态的异质文化看作是平等的对话伙伴，而是强调文化之间的征服，将生物学的弱肉强食法则变成文化会通的一般原则，追求文化一元而否定多元文化并存的合理性。日本学者高阪史郎教授的研究[4]表明，东方的近代化（主要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在“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框架下展开的，而这样一个框架显然是一个陷阱。东方各国在近代化过程中都是借助东西方对立二元框架来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并通过西方谋求自身文化形态转型，因此东西文化对立观念和臣服西方文化倾向常常误导东方的现代性建构，以是观之，“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框架就不能为东方各国的现代性建构提供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普遍的逻辑基础。同理，“中心与边陲”文化交流模式也是一个陷阱。这个模式预设了“一元论”思维，制约人们只能进行一种歧视性思维——在本应平等对待的异质文化间制造出“正统与异端”，阻止一切有利于文化对话与相互理解的活动而在不同文化间撒播敌视与仇恨的种子。
时至今日，原本基于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所宣扬的“西方中心主义”之上的“东方与西方”二元框架及其衍生物“中心与边陲”文化交流模式，已变成一种陈旧而又落后的观念，为成熟的现代性所唾弃，成为历史的遗弃物[5]。今天，作为文化分析框架的“东方与西方”，已经排除了进化论意义上的竞争性关系内涵，这个框架的基本意义只是在提醒研究者，要充分注意到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且尊重这种差异，理解这种差异，运用交往理性，在尊重和学习中将异质文化与自身所属文化进行一种“为了达成共同理解”的对话活动。而 “中心与边陲”描述模式也在同等意义上得到解构与重构。受诠释学意识指导，在交往理性支配下，我们用互主体性解构“中心与边陲”模式，将其重构为“中心与中心”模式。这种互为主体的文化交流模式，强调异质文化的平等关系，认为没有一种文明或者文化是自体自足的和谐整体，异质文化之间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彼之长，补已之短。和而不同，相互补足，应该是重构后的互主体性文化交会模式首先应该坚持的基本信念。
三、构造共存型文化生态的基本原则
时至今日，强调文明对话，拒绝文明冲突；强调文化多元，拒绝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强调文化差异，倡导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已成为全球性的共识。无论是文化全球化，还是新的西学东渐或者新的东学西行，全球性文化共识以及人类的具有普遍取向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都离开不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凝练共识，尊重差异。构造一种多元交迭的共存型文化生态，充分保持地方性文化的原生态，已经由共识、宣言变成实践、行动。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西文化会同与中国文化传统复兴的思考，涉及到中西文化会同与中国文化传统复兴的前提性批判，这种批判，推而广之，则是对于构造共存型文化生态的基本原则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经历了早期现代性时代西方文化殖民之后，西方文化并没有造成其所设想的一统天下局面，相反，文化全球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趋同化，而是在保持文化差异并充分尊重异质文化前提下，尽可能达成共同理解的多元交迭的文化生态综合体。这一点已为经验事实以及人类学相关研究所证实。各非西方的民族在经历了“西化即现代化”的幼稚认识与实践后，进一步说，在经历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互相激荡的历史阶段”[6]之后，大都清醒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的传统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并不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完全以西方文化为依归”[7]。因此，传统文化的复兴，多元文化理想，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尊重成为20世纪末的全球文化发展大势。而现代性在西方的高度发展，也将现代性的两面性以及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困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这更加刺激了地方性知识和各民族独特文化的复兴。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造就一个多元交迭并存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换句话说，造就一个多元交迭并存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应该首要地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在我看来，反对文化形态的一元论，主张文化多元，坚持宽容立场，体谅不完美的文化传统以及拒斥带有殖民色彩的“中心-边陲”文化描述模式，都是一些好的原则和精神。 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持守一种阈限意识，对于造就一个多元交迭并存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意义更为基本和重要。
我所说的“阈限意识”，指的是人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形态以及其它一切文化形态之有限性和不完满性有着确然性的认识。即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可能达致完美，成为一个内部和谐自洽的完整系统；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不可能在自身内部排除一切可能的歧义和冲突，在外部规避并消解与其它文化传统可能产生的对立与争斗。因此，没有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文化问题，也没有一种能够被称作文化传统的文化系统一无是处。一种文化在今日条件下成为受到广泛重视的文化形态，而明日可能会在另外一种条件下成为明日黄花。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其它文化都有了这种自觉的“阈限意识”，就既不会自卑自弃，走向文化虚无主义，也不会自狂自癫，任文化原教旨主义肆虐。对其他异质文化的尊重，只是为了共同理解的对话，以及宽容的文化空间，这些基本的精神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每一个人心中生根发芽，并成为任何一个民族优先选择的文化建构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而一个多元交迭并存的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形成自然就具备了坚定的理性基础。
【注释】
[1]参见E.霍布斯鲍姆和T.兰格在《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特别请参见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的相关论述。
[2]参见高阪史郎：《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吴光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3]参见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载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4]参见高阪史郎：《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吴光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5]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民粹主义试图把“东方-西方”框架和“中心-边陲”模式转变为“中国中心主义”，重新构造立基于所谓“中华帝国政治”之上的“华夷秩序”，幻想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重续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王道理想，同样也必然为成熟的现代性所唾弃。
[6]参见余英时：《论中国文化的重建》，载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7]余英时：《论中国文化的重建》，载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参考文献】
E.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T.兰格(Terence Ranger)：『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A.吉登斯(Antong Giddes)：『失控的世界』,周云红译，长沙：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
高阪史郎：『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吴光辉译，石家庄：河
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载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余英时：『论中国文化的重建』，载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原刊于韩国岭南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民族文化论丛》第46辑，2010年12月。录入编辑：子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