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感是人探求真理的动力

情感是人对客观对象（物质世界、他人及其行为）和自己的态度的内心体验，通常表现为喜悦或悲哀、欢乐或忧愁、喜欢或厌恶、热爱或憎恨、满意或不满意等。激情（如绝望、狂欢）、心境（或心情）、热情是情感的三种特殊形态，理智感、道德感、美感则是人的三种高级情感。

情感是认识主体中非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们行为中最复杂的一个方面，和人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们没有情感上感受或遏制的力量，人们就不可能对世界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这里列宁明确地强调了情感的认识动力功能。皮亚杰和英海尔德也曾指出：“没有一个行为模式（即使是理智的），不含有情感因素作为动机”（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黑格尔则认为热情乃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他说：“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2页）

情感是以客观现实是否满足人的需要为准绳的。主体的需要是主体一切活动的内在原动力。主体总是在一定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目的的推动下，去从事自己的一切活动的。没有主体的需要，就没有主体的目的，从而也就没有主体的活动。需要引发着主体活动的力量，规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向。认识是主体的一种基本活动，当然也离不开一定需要的驱动。一般说来，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实践又恰恰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各种需要。所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主体的认识活动仍然是其需要的产物。需要通过推动实践而推动着主体认识的产生和发展。

主体的需要不仅仅限于生理需要，还包括安全、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较高级的需要。由于情感是主体的生存状态，所以，主体的各种需要总是在一定情感状态中产生和变化的。在情感中产生和变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情感的影响。一般说来，需要得到满足是会产生肯定性情感即使人愉快的情感，得不到满足则会产生否定性情感。反过来，情感也会形成一定的需要，成为人进行某项活动的动机，甚至可以说，情感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

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表明，主体的情感对于主体的需要具有放大作用。例如，一个人在窒息的情况下，由于缺氧而产生恐惶情感，而恐惶情感同时又放大了对氧的需要驱力。事实上，主体的某种情感不仅可以放大某些需要，也可以弱化主体的某种需要。例如，一个人的绝望情感可以冲淡、甚至消除其生理需要之外的一切需要。情感由于可以放大或弱化主体的需要，因而成为主体认识的动力。当主体在一定需要的推动下去从事对某一对象的认识活动时，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感的影响而放大，那么，其认识的内在原动力无疑就会加大，从而其认识潜能也就会更好地得到开发；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感的影响而弱化，那么，其认识的内在原动力无疑会变小，从而其认识潜能也就难以很好地得到释放。认识的内在原动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认识的全过程，所以，情感通过对主体需要的放大或弱化，可以间接地作用于具体认识的整个过程。

二、情感决定主体认识能否处于最佳状态

情感是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主体只能在一定的情感状态中进行认识活动。既然主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主体内部的一定的情感状态中进行的，那么，主体的情感也必然决定主体认识能否处于最佳状态。因此，主体的情感虽然不能改变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认识能力，却可以直接影响主体认识能力在具体认识过程中的现实发挥。事实上，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心境良好的状态下从事认识活动时，我们便会思路开阔，思维敏捷，解决具体问题的速度也比较快；而在心境低沉或郁闷状态下从事认识活动时，则显得思路闭塞，思维迟钝，毫无创造性的灵感可言。可以说，科学家的许多灵感都与他们当时炽热的积极性情感有关，一个处于消极性情感中的科学家很难有科学灵感发生。

另外，由于主体的情感具有先天预成性，因此，在个体主体中，它比语言出现得更早，从而也更早地对个体的认识能力发生作用。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前语言阶段婴儿的情感发展是否健康，决定着他早期智力的萌发，影响着他人格特性的形成，甚至影响到儿童晚期或成人后的智力行为。婴儿早期的情感损伤可导致以后的怪癖性格和异常行为，从而不利于其后来的人际交往和智力的正常发展。近年来广泛兴起的胎教，其实质就是要使婴儿在出生前，就有一个良好的情感发展环境。

主体的情感对其认识能力的影响或作用，从而决定主体认识能否处于最佳状态，还可以通过影响主体间的认识交往而间接地完成。

主体的认识能力不是彼此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主体间的社会性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主体是社会性的人。

主体总是带着一定情感与其他主体进行交往的。情感是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因此，无情感的主体间交往是不存在的。日常观察以及现代心理学研究都表明，主体交往时的情感，对于其交往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主体的情感正是通过对其交往效果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和发展的，从而决定主体认识能否处于最佳状态。

情感对主体间交往的影响是双重的：积极性的情感，使交往中的主体更易于达到信息交流，有利于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现实发挥，从而使主体认识处于最佳状态；而消极性的情感则使交往中的主体难于实现信息交往，从而不利于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现实发挥。

在影响认识的各种情感体验中，爱情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爱情是一切情感中最普遍、最久远、最富神秘意味的情感，千千万万的人每天都在体验着爱情的鼓舞力量。关于爱情的神奇力量，莎士比亚的喜剧《爱的徒劳》中说：爱情“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任何鬼祟的奸谋都逃不过他的知觉；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恋人的舌头使善于辨味的巴克科斯显得迟钝……”（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3页）尽管这段话充满了文学夸张的浪漫色彩，但对于爱情认识功能的揭示却是富于启发的。爱情能使日常的平凡生活获得新的更高的意义；爱情能激励人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建功立业；爱情能使人具备非凡的才智、创造的慧眼。在美妙爱情的影响下，人们完成了美的作品、科学的发明。爱的光辉照亮了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拜伦和雪莱、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爱情不断激起诗人、画家、音乐家、文学家、建筑师、科学家的巨大创造力（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4—465页）。当然爱情也会消磨意志和进取心，酿成游手好闲和贪图安逸等不良心理。这取决于爱情同其他哪种主观因素结合，爱情的认识和创造作用依赖于其他主观因素的配合。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和造就着爱情的发展，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爱情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认识和创造作用。

三、情感直接影响认识过程中的信息的选择和加工

人们的认识活动往往是在一种特定的情感心理状态下或处于一定的情感层次上进行的，因此，人们对于同一事物或现象的认识，会选择不同的认识角度和不同的认识层次，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感状态下对认识对象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时会截然相反。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就是说，同样是对矿物的认识，由于他们各自内在不同的情感特点与情感层次，使贩卖矿物的商人只注意矿物的商业价值、商业利润，而不注意矿物的物理特性和感觉不到矿物的美。矿物学家却注意矿物的物理特性和感觉到矿物的美。

同样的信息，两个情感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与决策。例如，热衷于原子能事业的专家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个国家丧失动力的前景，制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蓝图，呼吁全社会关心原子能工业；而反对使用原子能的人则活龙活现地描绘出未来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原子事故，呼吁全社会都来制止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两人都具有类似的信息，但由于对原子能的情感不同，便像仇人一样对骂。情感对认识的参与使反映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色彩尤其表现在所谓“晕轮效果”上。“一个人或物被赋予了一个肯定的或社会上喜欢的特征，那么他就很可能还被赋予许多其他特征。这种知觉上的偏差……称作‘晕轮效果’”（克特·W·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372页）。例如，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的恋人美丽、聪明、勤奋，尽管没有感情纠葛者一致感到她既愚蠢又懒惰。外表出众者常常比外表平平者被赋予更多理想的人格特征，如和蔼、沉着、可靠等等。一个老师对学生智力的判断很可能受学生本人的相貌、举止、家庭背景以及其他毫不相关的因素的影响。

主体要进入具体的认识过程，就必须选择一定的对象作为认识的客体。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选择主要是由主体认识结构中的情感要素决定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接触的对象很多，但并非所有的实践对象都可以成为主体的认识对象。只有为主体的情感所接受或所指向的对象，方能成为主体认识的客体。为主体的情感所排斥的对象，主体对之便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对象的信息要进入主体的认识整合机能系统，首先要经过主体情感的筛选和取舍。为主体情感所排斥的对象，其信息便会因遭到情感的淘汰而进入不了主体的认识整合机能系统，从而也就不能成为主体的认识客体。

主体的情感是意向性的，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从而可以直接决定和影响主体对于认识客体的选择。但是，主体的情感不是从空白处发生的，而是在理性的背景中发生的。这里有必要附带研究一下情感和理性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争论情感与理性孰是孰非、孰好孰坏的问题，总的观点不外两端。一是贬情感崇理性。这就是休谟在其名著《人性论》中所指出的：古今大多数精神哲学都认为理性优于情感，人只有遵循理性的命令来行动才是善良的，“理性的永恒性、不变性和它的神圣来源，已经被人渲染得淋漓尽致；情感的盲目性、变幻性和欺骗性，也同样受到了极度的强调”（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1页）。二是贬理性崇情感。例如洛伦茨认为，人类生存的大敌是理性而不是情感，只有情感才使人类能够表现其最深刻、最真实的行为。理性虽是进化过程中较新的发展，但在人类戏剧中却是一个反面角色（克特·W·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页）。事实证明，客观真理存在于这两端之间。理性和情感作为人所特有的两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能力，本身无所谓孰是孰非、孰好孰坏的问题。它们原本互补互动，构成了人的统一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功能，缺一不可。例如，从历史生活与现实情形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看来是冷静严峻的理性行为都有某种情感作为其内驱力，例如，革命者大义灭亲之举弃决了父母兄弟之情，却饱含着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和疾恶如仇的炽热情感。思辨哲学家深居斗室，玄思苦想，却充满对人生、对宇宙奥秘执著追寻的热情。可见“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合理的正确的人的行为，总是既合乎理性，又出于情感，是理性和情感的和谐一致，是人的许多本质力量的精美的结合和统一。人之为人，既在于他有理性，又在于他有情感，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将会由于偏离现实的人而流于片面。

由上可见，主体的情感在主体的认识过程中，可以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而产生不可忽视的、乃至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当然，主体的情感毕竟是主体内部的心理状态，它的发展和变化离不开主体所处的现实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我们探讨主体情感在认识中的作用，并不是否定主体的外部社会环境对主体认识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主体情感的变化与其所处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并非绝对同步的。事实上，主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相对多变的。因而，主体情感对于认识的影响和作用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它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单独拓展对主体情感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本文只是这种研究的初步尝试，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广大哲学同仁的共同努力。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