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竞争的日益加剧，建设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重要选择。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端形态，世界城市固然有一整套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量化指标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世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全球的重要影响力。然而，世界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城市问题的凸显，城市市民的现代公民素质之于世界城市建设越来越重要，它既是世界城市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研究现代公民素质的主要内涵，探求现代公民素质提升的制度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公民素质：世界城市建设的文化考量

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用“世界城市”一词描述了罗马和巴黎这两座城市。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格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 将“世界城市”界定为“进行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城市”。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从贸易、金融、通讯设施、政治、文化、技术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东京等城市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上述城市居于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他以空间结构理论为平台，研究了世界城市的层次结构和分类，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有关论断迄今仍然是研究世界城市的重要基础。[1](p17)以索亚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从后现代主义理念出发，对美国的洛杉矶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洛杉矶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既具有世界城市的共性，也彰显了自己的个性，具有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特点。索亚认为，从世界城市的形成来看，世界城市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或者说，世界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形成过程中，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彼特·泰勒对索亚的观点给予了响应，他认为，世界城市是指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各种专门人才及规模巨大的人口集聚中心。大卫·西蒙对世界城市的要素做了比较全面的界定，他认为，世界城市应该有完整的金融与服务体系，以服务于世界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有保障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得以生存的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地；有能够吸引和挽留拥有专长的国际移民（专业人才、经理人、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的高质量生活环境。[3](p23)

尽管西方学者在世界城市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随着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城市问题的凸显，人们对世界城市的认识越来越深化。主要表现在：除了强调世界城市的经济功能以外，也强调政治、文化功能以及城市软实力和城市生活品质。如弗里德曼就强调,世界城市处于世界经济和地域性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结合部分，因此应该扮演“硬实力”和“软实力”双重角色。然而，附着在世界城市概念之上的过于严重的经济学痕迹，掩盖了历史、文化、管理、环境等因素，使得世界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失之偏颇。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世界城市既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也是世界政治和文化体系的空间表达。具体说来，世界城市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二是具有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三是高度发达的城市软实力，后者主要包括现代公民素质、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流行文化、全球化的治理结构等内容。在世界城市的三个特征中, 经济实力和水平以及外在的表象特征固然重要, 但以现代公民素质为重要内容的城市软实力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既是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发挥世界城市引领、影响和控制力的主要源泉和动力。

20世纪后半叶，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的形成不仅大大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世界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北京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奋斗目标，部署了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具体战略：第一步，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五都建设”，即：未来五年要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步伐。北京的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 不是对已有世界城市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路径的简单复制,而是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借鉴已有世界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凸显中国发展和中国文化特色。换句话说,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既要遵循世界城市建设的规律, 同时又要反映中国特点和首都特点。就城市软实力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发挥城市尊重人、教育人、养育人的功能，把培育人们的现代公民素质放在重要位置，以深厚的文明积淀为依托，吸收、融合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建设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独特人文魅力、丰富文化内涵和高尚文化品位的世界城市。

二、有序、参与、包容：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

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建设的主体。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培育和提升城市市民的现代公民素质至关重要。在世界伦理思想史上，最早对公民以及公民素质进行探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曾对希腊城邦公民文化、公民思维方式、公民价值取向进行过深入分析；西赛罗在其《国家篇》和《法律篇》中对罗马帝国共和时期公民集团的发展历史及公民权问题进行了仔细梳理。在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第一次喊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口号，将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主仆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完全置于“现代公民”身份下予以检审。由此，公民作为城市的主人、公民素质作为现代城市市民的必备素质，既有了理论上的认定，也有了实践上的推行。公民素质和臣民素质相对称，前者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物，后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公民素质的养成是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主体要求和推动力。现代公民素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有序。世界城市是高度全球化和成熟市场化的产物，无论是从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看，还是从世界城市的经济内涵看，都需要城市市民具有较强的规则意识。今天提到世界城市时，往往以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为样板，设计出若干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占全国的百分比，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影响，城市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等等，似乎只要达到这些指标，世界城市就大功告成了。但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世界城市的地位，除了经济水平之外，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输出程度，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水平或许更加重要。必须看到，北京在这方面虽有先天的优势，但也存在着诸如规则失效、行为失序等市民素质低下现象。因此，培养适应世界城市建设要求的规则意识，提高与现代城市精神相符合的市民素质，就成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教育家卡尔·凯斯特勒将“准时、秩序、规则性和勤奋视为统一的城市纪律的本质特征，而这种纪律是人们在后来生活中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4](p366-36)在美国，以秩序为主要内涵的“城市纪律”不仅是城市的精神气质，更是城市对市民的道德要求。在帮助人们完成由乡村人向城市人转变的过程中，美国的学校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学校教育之所以是实质性的，是因为它使得人们去适应都市——工业秩序的新的纪律和激励，……有些人将学校教育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公民的前工业文化（价值与态度、工作习惯、时间取向，甚至于娱乐）之转变的一种关键手段。”[5](p30)学校教育通过一套完善的课程设置，帮助人们形成一种被称之为“城市纪律（urban discipline）”的公民素质。在建设世界城市进程中，城市的硬件建设固然重要，但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也非常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后者才真正透露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底细。不可否认，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国民对城市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市民的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国人在公共场所的实际表现看，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市民的“公共场所感”或者说是“秩序感”的缺失。面对这些现象，人们得出这样的共识：我国在经历30年经济大发展之后，在下一个30年，当务之急是将“几近跌入谷底的国民素养”提升到世界城市所要求的水平。

第二，参与。市民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主体力量，只有城市市民普遍有意愿、有热情、有能力、有渠道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讨论、组织与规划，城市才会成为有灵魂的、人民的城市。从城市管理学的视域看，世界城市的公共管理不再是“政府管理”，而是一种社会管理，它需要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协同、参与、联动和共治。一般意义上，社会参与度越高、主体越多元化，城市管理的“公共性”就越高。只有城市市民拥有发表对城市建设意见的权利，才能形成符合地域传统的现代城市公共生活模式。因此，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不仅是市民之间发生关联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城市与市民合作与交流的方式。[6](p9)2010年3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人居署第五届世界城市论坛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必须改善包括原著居民和新的移民在内的城市市民的社会参与方式，使社会参与成为民主与公正的重要表现形式。[7](p114)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框架下，城市管理者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建立和优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生态，以实现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让所有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市民都有权在法制框架下进行有序合法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

第三，包容。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真正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性软实力。从城市功能上说，世界城市不是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当地居民，而是属于全球和世界公民。它包容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呈现出一种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的城市文化精神。因此，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培养市民的包容精神尤为重要。

包容作为一种伦理品性有着特定的本体论基础，即价值观的差异性。我们知道，世界是统一的，更是多样的，换句话说，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具体的“差异性”。不同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具有各自独特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差异性来源于人们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的生活世界。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p72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而包容就是对人们独特性的生产、交往及其文化的尊重，就是对“他者”生活世界的尊重。经验表明，现有的世界城市无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纽约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民使用的语言多达121种。伦敦也是一个人口结构极其多样化的城市，居住在这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里的人操着300多种语言。作为著名的世界城市，巴黎对各种非主流文化非常包容，它通过各种渠道将各种非主流文化转化为实际的文化凝聚力和影响力，从而借文化之力涵育市民的包容心态和情怀。西班牙的Alicante City（简称阿市）于2010年被遴选为联合国人居署100个人居环境建设倡议城市中21个先锋城市之一，其使命在于建设一个多元性包容的城市。目前，“阿市”的人口为33.5万人，有约130种不同国籍的居民相处融洽，政府倡导“了解自己，尊重他者”的理念，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文化相互包容的项目，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培养市民的包容精神。[7](p114)

三、公共领域建设：培育现代公民素质的制度路径

在当代中国，通过加强公共领域建设来培育现代公民素质具有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9](p292)邓小平也深刻总结道：“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10](p33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尔斯也认为，制度对个人素质的养成具有优先性，因为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自始至终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前景，一个人只能在社会制度给他规定的范围内去追求他渴望的东西，因此，个人素质的现代提升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改造，新人的成长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更新。[11](p5)具体说来，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则和运行机制存在着各种道德风险，在市场经济的互利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利己而不是利他，等价交换原则是在激烈的力量对比和利益竞争中得到贯彻执行的，这就使得经济利益面前的失序、倾轧和冷漠等不符合现代公民素质要求的现象成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12]（p161）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新旧体制衔接处存在着较大的时空“缝隙”，各种道德失范现象也容易从这些缝隙中萌生，它们在不断蚕食旧的城市机体的同时，也将各种毒素渗透进新的城市机体。这一特殊状况决定了我国现代公民素质培养，仅仅依靠教育和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花大力气，进一步培育、完善和加强公共领域。

作为西方语境下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公共领域最初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由哈贝马斯加以发展。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明晰地解说了公共领域的内涵、类型及其发展。他认为，公共领域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本质就在于政府与公民共同管理社会事务，打破公共权力的封闭性，开放各种渠道，提供制度化的途径，让公民和各种社会民间组织合法地分享社会管理权力，鼓励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去，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并对公共权力的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13]（p8）在西方，现代公民素质的繁荣是与公共领域的不断成熟同步进行的。西方自中世纪开始，神圣教权一直是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重要力量，近代以来教会权力虽然不断式微，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不可小视，特别是对公民素质的培养自始至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伴随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社会孕育出数量众多的行业协会、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等，它们既是公民从事自我管理的有效组织，也是培养现代公民素质的苗床。与之相比，中国自古至今就是一个君权至上的国家，到了近现代，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国一体，还是共产党执政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党政不分，社会管理的权力一直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政府成为管理主体，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找不到自己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更遑论设定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游戏规则。然而，伴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强公共领域建设已迫在眉睫。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解构了传统社会，为公共领域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纵观西方公共领域的形成，我们不难发现，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市场经济具有瓦解传统社会的巨大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一系列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分殊化，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这就为公共领域的发育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制度前提。公共领域由场所和媒介作为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各种非政府、非盈利的社团组织组成的社会力量，由各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媒形式组成的公共舆论领域，以及由包括讨论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各种聚会、辩论、游行示威等组成的社会运动等都可以成为公共领域的现实存在形式。

其次，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前提。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组织形式，民主政治可以为公共领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公共领域不可能在专制制度下存在，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统摄于政治权威之下，它不可能允许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又对政治权威加以限制、监督和批判的领域存在。因而，在那里，一切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都是不可能的。作为一种包括讨论原则、妥协原则、宽容原则和多数决定原则以及自由、平等、人权和主权在民等一系列原理构成的理念系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为公共领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民主理念主张一切分歧和问题都要通过商量、讨论和交流甚至是妥协来解决，而不是诉诸于专制和暴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政治可以为公共领域成员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和公共社会生活提供良好的平台，从而完善和推进公共领域的发展。作为一种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政治行为过程和理想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现实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使公共领域得以现实化。在我国现阶段，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所有这些都为公共领域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只要让政府与公民共同管理社会事务，打破公共权力的封闭性，开放各种渠道，提供制度化的途径，让公民和各种社会民间组织合法地分享社会管理权力，鼓励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去，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并对公共权力的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就一定能促进公共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Friedmann.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

[2]Soja  E. The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s and other real and imagined space[M]. Oxford: Blackwell.1996.

[3]转引自屠启宇.谋划中国的世界城市——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4]Schultz, Culture Factory, 141-153;Kaestle,“Urban School System: New York,”366-367.

[5][美]戴维•B•秦亚克著,赵立伟译.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叶匡政.草根崛起：城市文化中的公民精神[J].同舟共济，2010(2).

[7]杨贵庆等.从“论坛”到“运动”——“2010联合国人居署第五届世界城市论坛”综述[J].城市规划学刊，2010（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2]西美尔著，陈戎女等译.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原载《北京建筑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