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推进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本文将着重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的依据与路径展开论述。

一、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的基本涵义

“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它受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制约，是由一定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因素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1]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则是指道德主体不断改变自身道德结构以顺应社会道德规范的过程，它体现出社会成员对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界来定义道德认同，但应该肯定的是，道德认同作为一个过程，它是道德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使自身的道德观念或道德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就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相互交往，在道德观念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定位和导向的内化并形成共同道德观念。简言之，就是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诸多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的认可、接受、实践的程度。

二、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之依据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纽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从人类明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都内在地要求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反映社会意识的本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2]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1、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认同其本质上体现为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其实是对核心价值体系之价值导向引领的认同，道德认同则是政治认同最为主要的构成要素和最为真实的表达与实践，两者紧密联系共同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代表着全体民众的根本信仰、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的社会共同理想和信念、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激励全民族团结奋进的动力和源泉，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导向。鉴于民众对核心价值体系价值导向的认同需要经历一个内化的过程，因此在全社会确立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和引领地位，必须通过形成共识、产生共鸣，以广泛的政治认同和道德认同作为支持和支撑。毛泽东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统一意志”。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否则建设就不能成功。”[4]胡锦涛书记也多次发表讲话：要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5]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6]这种意愿既是一种政治归属感，即政治认同，也是一种道德凝聚力，即道德认同。政治认同和主流意识形态，即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道德认同是实践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的构成要素和最为真实的表达。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认同是政治认同最为主要的构成要素。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和延续，都离不开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它作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和体系，在唤起及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支持与服从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定政治共同体“团结统一的水泥”[7]。在现代社会，仅仅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构并不能保持政治统治的稳定，真正的稳定还必须来源于民众对其统治的心理认同和道德支持，这就需要统治阶级借助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的力量，从理论上对自身的统治加以合理的说明和解释，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推广，灌输到社会成员中，使社会成员自觉认同和支持当前的政治统治、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真正达成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权威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和思想上的保证，是政治核心价值的本质体现，也需要民众的支持和道德认同上的支撑。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认同又是政治认同最为真实的表达。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合法性是对政治的价值判断，合法性的实质是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指获得社会普遍承认，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它主要指的并不是合乎法律要求的状态，而是偏重于心理的、伦理的一种认识和态度。恰如迈克尔·罗斯金在《政治科学》所写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因此，它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8]因此，合法性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性，而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中的相对概念，是人们对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又主要表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即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判断。换句话说，是否认同核心价值体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核心价值体系是政治认同最为真实的表达。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一桌宴席好坏的发言权在于其食客而不在于厨师，一个房屋好坏的发言权在于其住户而不在于建筑师。不管政治认同抑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认同，它们的主体只能是公民，公民心理感受程度是判断认同的坐标，而这种心理感受恰恰是最真实的，是不能伪装的。“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被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9]

2、多元价值取向的存在，迫切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一方面，市场主体的形成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又带来了社会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显然，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体现了对不同主体利益和自由的尊重，并赋予了社会主体更多的选择和自由。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存在，是社会价值导向必须多元化的理论依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一个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经济关系的多种构成，而是取决于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0]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元的，所以由它决定的价值导向也必定是一元的。因此，我们在承认多种价值观念长期并存、肯定多元价值取向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任何价值观都必须是“平起平坐”的；恰恰相反，越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是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越要宏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并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作为引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必然要求全社会要形成与其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毛泽东同志强调党要有“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统一意志”。胡锦涛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要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形成“共同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11]

3、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迫使中国必须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己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成为当代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2]。但全球化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现象，它本身既是一个价值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及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也在日益显现，由此产生的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也愈来愈明显和频繁。虽然近年来我们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然而，这种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态势并未打消外界的顾虑和猜疑。“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议论中国时的一种流行话语。“撇开出于传统权力政治观和自身利益考虑而刻意扭曲中国形象的意图不谈，对中国的‘真实’与‘合理’疑虑，说到底是基于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规则、制度、主流价值的一种怀疑：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除了利益目标与物质追求，中国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什么？”[13]显然，我们要融入国际社会，首先必须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确立一个身份明确、价值取向清晰——它不仅需要进行国家利益的权衡，而且必须包含一个明确地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并在实践中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才能展现我们的大国风范，确立对外形象，从而消除那种“不确定”的质疑，为我们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提升道德认同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来把握，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其主导思想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使其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倘若完全抛弃传统，缺乏文化自觉，则可能出现‘自性’危机。连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都丧失了，何谈独具特色的价值创新？”[14]可以说，这些规定性决定了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必然是当代人类社会基本价值、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与中国社会文化基本价值的有机统一，也只有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创新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遍认同，从而提升公民的政治认同。

1、核心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15]以西方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例，“民主、自由、人权”虽然成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但其内在因子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文明，并且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影子，即所谓没有基督教便没有西方的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16]可以说，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其内涵早已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因此，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改造成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且，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体系。惟有这样，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2、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总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反映其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意识形态，并以之为指导构建一套规范和调节该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其中，居关键性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观念及体系，就构成了一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阶级迅速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人民群众也翻身作了社会的主人，这时候，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我们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象征，“如果单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7]因此，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才有可能提炼出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体系。

3、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

我国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科学的，民族的，时代的，开放的。一方面，它必然“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8]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基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积极吸纳那些作为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阶段上展现的人类进步文明元素——比如当代社会思潮中蕴含的富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公正、正义、效率等等——才能承继和高扬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它受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制约。”为此，核心价值体系的构筑又必须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在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最终被国民所认同，才能在全球背景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定格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坐标之中。

四、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实现的路径探索

在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依据和基础之后，自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怎样才能被普遍认同”，即“道德认同实现的路径”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1、以经济建设的核心价值导向推动价值认同

个体的价值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的契合是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普遍认同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态亲和性,聚合性和向心力发挥作用的表现之一。而这两者的契合点则是经济利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并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和评判社会价值对自身的输入。只有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成员的普遍价值追求和利益期望相吻合，核心价值形态才能获得广泛拥护和遵行。否则，核心价值就处于一种虚假的状态，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人也就处于被动的不自觉的顺应或有意识地脱离乃至主动的反抗状态。“因为,民众无论是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或制度认同，最后都要落脚到对执政党的政绩认同上，没有政绩，即使价值体系再先进、政治制度再科学也无济于事。”[19]因此，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通过经济建设，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改革成果的人民共享；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增强谋求和促进发展的能力，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认同奠定坚实的客观基础和物质保障。同时,又通过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的强化，为“经济、科技发展提供人文动力……为经济、科技发展提供规范和秩序……为经济、科技发展所开辟的新领域提供必要保证。”[20]

2、以道德价值认同形成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的共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道德价值认同的实现在于民众在实践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应以全体人民的幸福指数及其普遍得以实现的价值追求为根本目标的和基础。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道德价值有效的融入“三德” 即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并在实践中成为国民新的“三信”，从信心、信念和信仰上彻底认同核心价值体系，从而提升国家意识，人性意识，社会和谐意识、科学发展意识，使之成为人们的实践共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其信仰。

然而，我们在推动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的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实”认同形式，而“虚”认同内容的错误倾向。显然，我们必须转变这一方式，实化道德认同内容、虚化其形式才能使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真正地在信心上、信念上甚至信仰上得到认同，从而更好地推动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的实践，增强价值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性。我们要通过报纸、影视、网络等媒体传播表现主流价值形态,在表现形式上要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把正面宣传和问题关注相结合,增强说服力和现实感。实现言说方式和话语转换，在轻松愉悦的视觉、听觉图景中凸显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施展亲和力、感染力、影响力。让大家在娱乐中、欢笑中体会到思想的闪光；在轻松愉悦中传递严肃的主题。实现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感性文化的协调发展,既能将主流政治文化、价值观通过多种方式成为使社会个体接受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能充分满足社会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在根植于民众的信仰之中，使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汇合形成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认同，形成一个社会共识，继而自觉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继续深化认同。

3、强势引导与三位一体相结合的道德认同的路径

所谓强势引领，是指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方式，最大限度地引形成社会思想共识。面对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 中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织,执政党要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政治责任, 强化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主动权,运用文化这种“软力量”，从价值观的深层次来扩大社会思想共识,增加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势引领的关键在于把那些已经成为热点、疑点、难点、盲点的问题作为核心价值体系推广的聚集点，从总体上加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统领意识形态的力度，本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21]的要求，通过舆论导向、文化辐射、政策激励、制度安排等一整套措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遍认同。其中尤以制度安排为关键，其是推进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可靠保障。比如法国从1959年开始制定“关于在国外扩张和恢复法国文化活动的五年计划”，直到现在还通过预算草案从经济方面加强其文化政策的实施，扩大其经济的、文化的影响力。在对外援助项目中，除了经济援助项目外，还包括视听教学行动、法语教学等文化项目。[22]从而保证了行为的规范性、过程的持续性、结果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多管齐下，丰富核心价值体系推广的建设平台，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主体构筑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使三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从而让单纯的学校教育走上由封闭到开放的整体化、全方位的推广轨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有效地扎根到社会每个成员的心中。首先，“家庭是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人初次向社会生活迈进。具有高尚品德、心理素养好、教育方法得当的父母是学生学习良好、顺利成长的引路人。”[23]因此，必须在家庭中强化父母的作用，以他们为子女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帮助孩子提高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学会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其次，学校是价值意识形态强化最为重要的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从小抓起、从学生抓起、从学校抓起。各级各类学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国民教育各个阶段，开设由浅入深，由具体事例到理论阐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题的德育课程，制订明确的教学要求和简明生动的教材，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青少年从小就养成基本的德育素质。要让青少年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荣辱观，分清是非、善恶、美丑，明确应有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并逐步深化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方面基本内容。同时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教师心灵深处扎根，在日常教学中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

第三，社会是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教育的关键。社会是家庭和学校的延伸，不良的社会风气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会毒化家庭教育氛围，污染社会教育环境，模糊人们的是非界限，淡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趋于崩散。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中尤其不能忽视社会媒体舆论的导向作用，要充分认识到现代媒体、影视、文学艺术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力, 使其成为推进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认同的重要载体。

五、总结

综上所述，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认同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引导作用，从实际出发，以认同促共识，深入实践，身体力行，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感知、所信任；所认同、所接受；所信仰、所实践，从而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正如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应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24]

 

【注释】

[1] 吴潜涛：《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人民日报》2007年2月 1日。

[2] 陈亚杰主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5]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8页。

[7] 宋惠民：《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8]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页。

[9]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11] 胡锦涛：《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5年1月17日。

[12]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13] 石斌：《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

[14] 石斌：《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4-255页。

[16]  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

[19] 谢方意：《政党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相关研究——从政治学视角》，载《理论探讨》2005年第9期。

[20] 郑永廷：《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域发展》，载《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

[2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22] 李佩纹：《当代法国文化渗透力浅谈》载《法国研究》2003年第1期。

[23]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转引自《外国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24] 阿力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