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明道是由晋代以来的许逊信仰发展而成的道教宗派，兴起于宋元时期的江西西山。南宋初，即有何真公等组织过以“净明”为名的教团，但不久后却告湮没；元初，又有刘玉等自称得许逊降授经法，再次组织净明教团并令其风行一时。净明道主张“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1]]，在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明代第43代天师张宇初撰《道门十规》曾将其列为当时的四大道派之一，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功过格”实也源自净明道[[2]]。

元代净明道之说教，乃是围绕着“净明忠孝”这四个字展开的。所谓“净明忠孝”，实为维护封建社会伦理纲常之说，多受儒家理学影响，如《净明忠孝全书》卷三言：“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其中，“忠孝”乃是根本，而“净明”则是目标，如该书卷五又言：“净明大教，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作为人生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之“净明”，实际上就是传统道教所谓得道成仙，而作为“净明”之“本”的忠孝则又以“忠”最为重要，如该教团曾将“祝国寿”作为信奉其教之“第一事”[[3]]。这里所谓“国寿”，显然是指蒙元政权，因为当时南宋王朝已灭亡了近20年。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即：为何在中原破败、异族统治的情况下，净明道还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忠”？

净明道大张旗鼓地宣扬对异族君主之“忠”，实与宋元之际人们“夷夏”观念的变化有关。在南宋时期，由于当时中原汉族饱受外族侵凌，故有一些儒生如陈亮等曾对汉族之外的夷狄有过强烈的排斥言论；不过，宋元之际的许多儒者却对“夷夏之别”有着另外的认识，如汇合南北理学的巨儒郝经就主张“道统”高于“皇统”，以为捍卫道统比捍卫皇统更为重要，并声称：“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4]]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郝经很早就投身于倾心汉法、推崇儒学的忽必烈幕下，视之为推行“道统”之人，并曾献取宋之策而随忽必烈统师伐宋。郝经又以翰林侍读学士充蒙古国国使出使南宋，但却遭宋方拘禁，十六年而不降，被人称为是“苏武式的使节”[[5]]。除了郝经之外，宋元之际的其他儒者也多反对过于强调“夷夏之别”，如大儒许衡即主张“遇变而通之”，并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其民族观上。他在释《周易》“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时曾言：

 

同人于宗，同者几人？则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无援。人要与天下同，何必同宗？

 

紧接着，许衡又批评宋代力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的理学家二程之“立宗”思想道：

 

伊洛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气类同者，则推尊标榜，无所不至；其不同者，则摈斥不能合。谓其同者皆善类，不同者皆恶人也。宁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尝有仇敌，惜哉！圣人不如此，出门同人，同人于野，中间有三五个违悖不合离弃者，不出为多助之害。

 

后来，许衡曾于病中作诗言：“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这种“华夷千载亦皆人”之说，实是一种华夷平等相待、一视同仁的新观念。不仅如此，许衡还反对华夷彼此争胜报复，如言：“中国与夷狄，中国胜，穷兵四远，臣伏戎夷；夷狄胜，必溃裂中原，极其残酷。如此报复，何时能已？”而对夷狄“溃裂中原”的现实，他借释《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之语而理直气壮地说：“见在夷狄，便行那夷狄所当为之事。”以为君子身处“夷狄”之间，“惟为其所当为，随其身之所寓，坦然安舒，无所入而不自得”[[6]]。这种思想，应对儒士出身的刘玉在异族统治下宣扬“忠”和“祝国寿”产生影响。

宋元之际人们“夷夏”观念的改变，以及刘玉净明道团的兴起，还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一定关系，略析如下。

蒙古人之征服世界，最初是以残暴的方式进行的，如《蒙鞑备录·军政》载：“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后来，在全真道士丘处机西行万里“拳拳以止杀为劝”的感动下，成吉思汗曾一度下诏令蒙古军队不得滥杀无辜[[7]]。但是，蒙古人并未因此而善待其所征服的中原百姓，而是剥夺他们的自由、强迫他们为奴隶，甚至有“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之论[[8]]，试图在中原以蒙古人传统的游牧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这种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严重地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力，事实上也并未给习惯于游牧的蒙古统治者带来长久的利益，故忽必烈继位后即颁布了“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诏令[[9]]，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行，曾令一度因战争而遭受破坏的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恢复，粮食产量有所增加，蚕桑和棉、麻、糖、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了进步[[10]]。而这种状况，则使中国百姓们得到了安居乐业，以致史家多称颂元世祖时“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11]]。百姓们理应明白，其之所以能摆脱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境地而获得安居乐业，与统治者的重农政策和安民措施有着莫大关系；而这种认识，则不仅能使他们对作为“夷狄”的统治者产生亲同感，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刘玉净明道团推行“祝国寿”之类的忠君说教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推崇儒学。史载其即位后，曾隆重尊礼孔子、着力提倡儒学，又下令修造孔庙、兴办学校并翻译、学习儒家经籍。中统三年(1262)九月，忽必烈从王鄂请而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又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从此，地方上始有专职学事的学台这一专署。至元八年(1271)正月，忽必烈又始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以许衡为祭酒。在这种措施下，一批经过理学熏陶的蒙古贵胄达官子弟很快成长起来，并凭借世袭特权而分据政府要津，对儒学在元代的推行产生了巨大作用。许衡在国子学开学尚未满五年，“其弟子继司鼎铉者将十人，卿曹风纪、二千石使棋错中外者又十此焉”[[12]]；这些弟子，多“扬历省台，蔚为国用”[[13]]，中有宗王孛怜吉歹、野仙铁木儿，成宗时的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上都留守贺仁杰以及继任的国子祭酒耶律有尚等，皆是对当时政局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这些达官显贵的影响下，儒学和儒生进一步获得了元统治者的垂青，在社会上享有了较高地位。而儒学之得官方尊崇，也为深受其影响并力主“忠孝”的刘玉净明道团之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统治者推行汉法政策的影响下，蒙古及西域上层人士中曾出现过一阵学习汉族文化的热潮，如陈垣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罗列了132位西域人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萧启庆先生撰《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又再搜史集学案，得可考蒙古儒者60余人，又搜《元诗选》、《全元散曲》、《图绘实监》、《书史会要》等，得蒙古作者近百人。这些人或因研习儒学而身居高位、或为倡导儒学而兴庙立学、或大力鼓吹儒治、或积极施行儒治，或能吟诗作歌、或会作文编曲、或可书法绘画，对“汉学”皆有颇高造诣[[14]]。除了上述文化人士外，一般的蒙古百姓也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接触并相互通婚，而在很多方面如姓名字号的采用、婚俗及丧葬习俗上，俱有明显的“汉化”倾向[[15]]。不仅如此，元统治者之推崇儒学，还对蒙古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及道德观念，素与中原人民有着不同，如《淮南子·齐俗篇》载：中原人为了表示诚信而“歃血”，北方的胡人为了表示诚信则“弹骨”；中原人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但北方的胡人却“慈其子而严其上”。所谓“慈其子而严其上”，实即蒙古人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贱老而贵壮”道德观念。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初，曾对汉人的孝悌、节烈等观念予以排斥，甚至明令禁止被汉人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　股、割肝等行为，如《元史·刑法志》载：“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　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在此情况下，曾不断有人向皇帝建议推行汉人的忠义、孝悌等道德观念，但最初并未得到统治者支持；至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蒙古统治者终于“议行封赠之制”，以表“课忠责孝之意”。后来，元廷更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对犯恶者严惩不贷，这显然也是受汉族道德观念影响的结果[[16]]。蒙古人这种道德观念的转变，对于提倡“忠孝”伦理的刘玉净明道团在蒙古人统治的元代获得发展之意义是巨大的；至少，它可以令双方的伦理观念不致于格格不入，从而为净明道在元代的发展减轻一些可能存在的阻力。

此外，宋元之际人们“夷夏”观念的变化以及刘玉净明道团大力宣扬对异族君主之“忠”，可能还与当时蒙元政权的强势及汉族人民的无奈有关。中国汉族百姓(尤其是北方人士)至迟自六朝时就已不断地体验着被异族统治的经历，历五胡十六国及辽、金而至元，其对于夷夏、忠诚之类的观念早己比较麻木，以致多有逆来顺受之心态，如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17]]两宋时期理学家们所极力鼓吹的无条件的“忠君”，虽曾一度鼓励过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抗北士气，并激发了以身殉国的现象，但不久即被现实击得粉碎，如陈得芝教授统计：在南宋理、度两朝进士之可考名迹的328人中，归降和出仕元朝者即有83人，占总数之25.3%，竟比以身殉国者的比例还高[[18]]。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统治逐渐巩固，故国复兴已经无望，宋朝遗民对故主的孤忠也就慢慢淡化，很多士人便开始以“顺从天命”或“得君行道”为名而改仕新朝，最终成为了宋朝的“贰臣”，其中包括南宋“状元宰相”留梦炎、“直言谠论”的太学生叶李、著名文人赵孟頫等诸多名士[[19]]；这也营造出了一种社会风气，令净明道刘玉等人的“忠君”之教易于推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净明道宣扬对异族君主之“忠”，实也有受来自道教传统之民族平等观念的影响。据《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言，张道陵创教时即曾“观视百姓夷胡夷”，早期道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又言：对“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蛮戎之内”的少数民族及“生在中华”的汉族应一体相待，以令所有的人都能“心修正道，渐入仙宗”。而道教所奉神灵，也有“东方夷老君”、“南方越老君”、“西方氐老君”、“北方羌老君”等。正是这种民族平等的观念，令道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