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是人们思维和表达中的破坏因素，它干扰了从前的有效表达及正确理解。要保证思维和表达正确无误，必须防止谬误。所以，以研究和维护人类正常思维形式为天职的逻辑学家，向来都注重对谬误的剖析。作为世界三大源流之一的中国逻辑，也是如此。其中，墨辩逻辑对谬误尤为关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各派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别人的念见，都蝎力地发掘异己思想的错误。墨家深处学派林立之中，他们不能容忍“白马非马”的名家，对言必称尧舜的儒家也不能苟同，力求依自己的见解，立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对于否定墨家的怀疑主义思想和违反逻辑的诡辩，都作出了有力的反驳。正是在这种不能容忍、批判、反驳目的的驱动下，墨家才为发掘对方的谬误，深人地研究了谬误。
一、关于“名”的使用的谬误
“名”是辩的基本言说形式，墨家对谈辩中各种谬误的分析，首先围绕着名展开。他们具体分析了名的使用中的各种错误情况，如混淆不同的名，名的不当解释等，指出了谬误产生的原因及其纠正方法。墨家在与论敌的对辩中，非常善于揭摇论敌观点中混淆不同名的错误。下面举例分析之:
1、“义”与不义"
在《非攻上》篇中，墨翟针对论敌以“人人园圃，窃其桃李”、“人人栏厩，去人马牛”、“杀不辜之人也，托其衣裘”等行为为不义之举，却以攻打他人之国为义举的观点提出反驳。指出:“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
2、“攻”与“诛"
《非攻下》说:“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莱，武王伐封，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从《非攻》篇看，墨子认为“攻伐无罪之国”才是“攻”。至于禹征有苗，汤伐架，武王伐封，那是“征伐有罪的暴王”，所以成“诛气
3、“毁”与“告闻"
墨子认为儒者“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气“厚葬久丧”;“弦歌鼓舞，习为声乐”;“以命为有”，足以丧天下。程子日:“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日:“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业，告闻也。”(《公孟》)无其事而言，是“毁”;有其事而言，是“告闻”。
4、“兼爱”与“无父”
墨家主张“兼爱”，孟子认为“兼爱”就是“无父”(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是这样推论的:从“兼爱”推出“爱人、又将“爱人”解释为“只爱他人”;从“只爱他人”推出“不爱自己”;从“不爱自己”推出“不爱自己的父亲”;从“不爱自己的父亲”推出“无父”。墨家反驳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人，爱己也。”这里是说“爱人”这句话的含义中包含了“爱己”的意思，“爱人”与“爱己”在语义上并不互相矛盾。《大取》篇中还说:“凡学爱人，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世之人也。”这是说，既然讲兼爱，就不管是人口众多国家还是人口稀少国家的人，都应该像爱今世的人那样去爱。也就是说，在“兼爱”的含义中，包括了对中外古今一切人的爱。既然“兼爱”是对中外古今一切人的爱，自然不存准不爱其父的道理。里家说明论敌混淆了“义”与“不义”、“攻”与“诛”、“毁”与“告闻”、“兼爱”与“无父”这几个名的原则界限.’同时，墨家还明确指出了造成混淆名的谬误的原因，是“不察类”和“不明敌”。认为只要辨察事物类同类异的关系，分清事物所以然之原因，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名的混淆。对客观事物普遥类属关系的反映，是墨家整个思想的基础。在墨家着来，认识事物和同和异是进一步认识事物的前提和条件，
因此他们首先选择“别同异”作为研究类的突破口，他们认为在推论中要特别注意区别类之同异、大小，否则就会违反类的种属关系而导致谬误。呈家强调“以类取，以类予”和“知类气“明类”等。在《经下》中指出“狂举不可以知类，说在有不可气在《经说下》中例举出“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所有这些“狂举”都是逻辑错误。因为牛和马本来都是四足动物，硬把它们当作不同类加以划分，则必然导致逻辑错误。认识类，不仅要把握同类，而且要分清异类，知晓“殊类”—类的差异关系。因为“异类不比，说在t”，所以提出，木与夜孰长?爵、亲、行、贾，四者孰贵?糜与粗孰霍?与瑟孰瑟?是错误的。换言之，墨家认为，不同类的东西不能接受量方面的比较，否则会犯逻辑错误，即异类之比为机械类比。墨家还分析了对名的不当解释的错误。据《公孟》载:“子墨子问于儒者日:‘何故为乐?，日:‘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日:‘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日:何故为室?日: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也。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日:何故为室?日:室以为室也。’”墨家认为，对一个名的解释，不能采取同字解释的方法。因为同字相释不能说明一个名的含义，是一种同语反复，而要通过揭示一个名之所以为此名的原因，来说明它，这样可以避免对名的不当解释。
二、关于“辞”意自相矛盾的谬误
“辞”由名组成。名的意义不确定或相互混淆，往往会造成辞的构成或意义上的自相矛盾。墨家辩学对谈辩中的辞的谬误的分析研究，集中于对辞的含义自相矛盾的“悖”辞的揭露方面。墨家用“悖”字表示自相矛盾之辞，始于墨翟。《贵义》云:“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温;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温也，岂不悖哉?”世之君子想成就“义”，那么有人助其修身当喜，可他却表示愤怒，这就像有个人想筑成一堵墙，别人帮他筑成他却表示债怒一样。可见，世之君子并非真想做到“义”，它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墨翟所说的“悖”，主要指辞本身隐含着自相矛盾之处，他对“悖”辞的看法，直接为后期墨家的《墨辩》所采用。
1、“以言为尽悖”
《里辩》中许多论述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与各家各派辩论的结晶。“言尽悖”即“一切言论都是错误的”，这是庄子一派的观点。庄子一派以事物的变动性和认识的相对性为借口，否认言谈辩说的作用。所以墨家加以反驳: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下》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经说下》认为一切言论都是错误的，这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就在于这句话自身。如果你的这个言论(言尽悖)是正确的，那么就是有的言论是正确的。如果你的这个说法(言尽悖)是错误的，而你认为它是恰当的，就一定不正确。“言尽悖”本身是一句话，它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则世界上至少有一句话(言尽悖)不是假的，而是真的，这与“一切言论都是错”显然是相矛盾的。反之，如果“言尽悖”这句话是错的，那就是说并非“言尽悖”，这等于说有些话不是错的。
2、“非诽者，悖”
何为“诽”?诽，名恶也。《经上》揭阵他人的缺点与错误即为明恶，即为诽。可见“诽”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批评，而不是恶意地对他人进行诵毁、攻击与诽谤。墨家是主张批评的，福家却有“隐恶而扬善”的主张。《墨子·经说上》中，有“圣人有非而不非”的句子，惫为圣人虽见他人有错误却不去揭露。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墨家与此相反，主张批评、揭尽错误，包括认识上的偏颇。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经下)非诽，非已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经说下》“反对批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不能反对批评。假若反对(一切)批评，那么，你就把自己“反对批评”这个批评也否定了。你如果不反对批评，那就是说，人有错误是可以批评的。这才无可非议。所以，应肯定不反对批评这个正确态度。这段论述，与“言尽悖”相类似，因涉及自身，因此，也蕴含着逻辑矛盾。主张“反对(一切)批评”的人，他的“反对(一切)批评”本身就是一个批评。如果“反对(一切)批评”是真，则可推出“反对(一切)批评”为假;相反，如果“反对(一切)批评”为假，即并非〔反对(一切)批评〕，则可推出“允许有的批评”真，当然，二者仍然是矛盾关系。
3、“学之无益”
先秦有人主张“学之无益”，即学习没有用处。《墨辩》对“学之无益”的批评，也是抓住这种主张自身范含着矛盾。学之益也，说在诽者。《经下》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经说下》学习与己、与国都是有益的。这一点可以从对“学之无益”的批评中看到。主张“学无益”的人认为，别人不知道学习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才告诉别人“学无益”。这是使别人知道学习是无益处的，这件事就是“教”，也就是教他人学习、同意“学无益”的主张。主张“学无益”，又去叫他人学习你的主张，显然这是自相矛盾的。教导他人说:学习没有益处，这恰好是让别人了解“学无益”这一道理，也就是让别人学习，认为“学无益”，这恰恰与理论者的“学无益”是互相矛盾的。换句话说，从“学无益”为真，推出了“学无益”为假.“学之无益”之辞自身确实是班翻着逻辑矛盾。
4、“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
《论语·为政》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墨辩》针对此条发表观点: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说在无以也。《经下》论之，非之，无以也。《经说下》有人说，一个人对于某事物只要满足了知道自己了解、还是不了解就够了。这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此说法没有用。推理论事，没有知识是无法进行的。“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悖在何处?因这句话自身蕴含着逻辑矛盾。如果真如所言，对某亭物只知道自己了解与否就足够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宜传，让别人知道你的这个道理呢?你的宜传岂不是无用吗?提出“知知之、否之足用”这个主张自身，恰好表明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仅仅知道自己了解与不了解并非“足用”，还要了解你的这个主张。我们发现，又是由肯定“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这个辞，而导致否定这个辞。该辞自身就连含着矛盾。《墨辩》对悖辞所作的理论分析，是对以往辩学关于“惑辞”、“悖辞”等谬误研究的重大发展。首先，《墨辩》从理论上概括了悖辞自相矛盾的辩学特征。其次，《墨辩》正确地指出了悖辞由自身涉指造成自语相违的错误原因。再次，《墨辩》还揭示了传统逻辑学中，由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构成的矛盾命题，不能同时为真的重要原理。即特称否定“有不悖”(SOP)为真，则全称肯定·“尽悖”(sAP)必假.或换一个角度说，特称肯定“有可”(SIP)真，则全称否定“尽不可”(SEP)为假。这就使得辩学对自相矛盾之悖辞的分析，有了一种可行的判定标准和方法。
三、关于“说”的类推中的语言谬误
墨家在《小取》中指出了一般推论的逻辑谬误及其三大原因:多方、殊类、异故.即“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件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是故辟、体、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失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多方”就是指词有多义。面对有多义的词，未加以确定就使用，必然产生谬误。在墨家看来，由于语义的多而杂，引起的谬误是最普遍的。为此他们强调对词的含义加以明确限定。
《小取》篇分析了谈辩中使用的五种论说形式，“是而然”、“不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周而一不周”和“一是而一非”。认为除了“是而然”为正确推论形式外，其他四种形式与“是而然”貌似实异，如贸然混同，就会造成违反“循理而推”原则的错误。以下略作分析。“是而不然”即以肯定命题为立辞之故，推出一个否定命题作所立之辞的推论。如:“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小取》)该推论中的第一个“人”字，可泛指一切人，第二个“人”字专指与“获”不具亲属关系的人，即今俗称“外人”。二名的含义不同，指谓对象也不同，如不加分析地得出“获事其亲，事人也”的结论，就会造成推论的错误。“不是而然”是指以否定命题为立辞之故，推出一个肯定命题作所立之辞的推论。如“读书，非书也;好读书，好书也。"(《小取))“读书"与“书”为不同的名，因此表达立辞之故的命题取否定“读书，非书也”。“好读书”与“好书”为相容的名，所以，结论应为肯定命题。若得否定的结论“好读书，非好书也”，则与客观实际不符，导致推论错误。“一周而一不周”指对事物的关系推论时，立辞之故中的关系与所立之辞中的关系不同，形成关系在立辞之故中涉指对象的全部(周)，而在所立之辞中只涉指对象的部分(不周)，或者相反的情况。如:“爱人待周爱人，不爱人不待周爱人。”(《小取))如不分清事物间关系的性质，由论据中关系的“周”，推出结论中的关系亦必“周”，即得到“不爱人待周不爱人”的结论，推论就是不正确的。
“一是而一非”是指，对于某些表达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或具有某种关系的辞来说，通过改变其中的名，可推出否定的结论来。如:“居于国，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小取))在这种推论中，若套用“是而然”的公式，由“居于国，则为居国”，推出“有一宅于国，则为有国”的结论，就会因与事实相违而造成结论应假。
综上所述，墨家结合中国古代汉语的特点，精研了语用谬误理论。汉语是借助可感知的形象符号，来标记语言所指称的客观对象，属于表形、表愈的形象语言。汉语以形象为主导，它是对空间中显现的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与掌握.这种语言优点在于，它储存的信息便于人们通过视脑产生丰富的联想。但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它常常使人们的思维受到直观的影响，总摆脱不了客观事物的形象的干扰、纠缠，不利于人们的思维由感性的直观上升到理性的抽象。此外，由于形象语言是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字的形象又薄于对客观事物外在形征的模仿，因此，形象语言要掌握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其愈义必然随现象的变化而不断积聚、改变。这种动态关系就会造成意义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导致概念内涵的游移不定，杂乱不清。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它本身就是表愈的。汉语以字或词的顺序表示语法关系。没有单、复数之分，没有性的区别，没有时态的变化，也没有确定的主谓结构，关系词、连词少;一个句子就是不同字、词之间的自由组合.所以且家在分析语用谬误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了、纠正和防止论说谬语的方法在于，对各种论说形式中容易发生错误的情况“不可不审”、“不可常用”。对推论内容方面的“多方、殊类、异故”等问题，要全面分析而不可偏观。分析和研究谈辩中的谬误，其目的是要有效的揭礴和避免谬误。墨家在这方面所作的理论探索，丰富了辩学体系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逻辑的风格和特色词项符号的语义、语用理论。
（原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