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复杂历史的概念，在其二百余年的演化过程中为各个不同的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所运用，以至于现在仍保留着其多重用法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在使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的同时，也为我们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去理解、阐释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尝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以期对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总体理解和把握，从而为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探索新的解决途径。

一、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是通过对人类文化本质精神的理解和把握阐明现实的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进而解答由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的人类普遍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文化哲学的研究既不限于某种确定的文化类型，也不限于对一定时段或一定地域的文化研究，而是力图深入到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一种总体性的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是根源于其内在的、以人之生存方式为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理解的总体性。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称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思想观念和意识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 ^[1]正是由于文化精神的这种历史熔铸性，使以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研究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和把握表现出总体性、历史性的特征。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是在人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地生成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使自己从自然的必然性链条中脱离出来，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属人的生活世界。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2]也就是说，正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创造了现实的、总体性的人，因而作为人之形象的文化必然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也是历史性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完成的。从现实的人类活动的前提来看，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是人类历史性活动的结果。不但每一个人类个体、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形成都根源于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且每一个人类个体、每一代人借以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也都是人类历史性实践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正是在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才得以生成。因此，文化必然是历史性，只有在人类的历史的进程才能实现对人类文化的总体理解和把握。

也正是基于对人类文化的这种总体性、历史性的理解，使当代中国文化哲学不仅关注现代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且力图深入到历史的维度之中去阐明现实的人类生存之何以可能。

其次，文化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使其探究的目光不仅限于当代的人类文化，而且必将在对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分析之中深入到当代人之生存得以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力图通过对现代人类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的分析揭示出现代人类文明产生的内在机制，进而阐明现代人类生存危机内在的历史根源。但是，文化哲学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总是力图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在纯粹的思维领域去推演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试图以其去规约人类的历史进程。文化哲学则是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去具体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文化哲学将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与人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去具体地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的现实历程。从而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解和把握。不但如此，文化哲学还力图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现代转型的分析，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层面去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整体变迁过程，从而使文化哲学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理解不但呈现出历史的维度，而且呈现出现实的维度，以实现对人之生存的总体关怀。

第三，文化哲学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形成了对人之生存历史性的总体把握。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方式，特别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演进的历程的分析，阐明了人类文化模式演进的历史进程，其根本就是人之生存方式变迁的历史。从而在历时态上揭示了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充分地展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文明与非西方的本土文明冲突的分析，阐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可能的现代性选择。以此为基础，当代中国文化哲学坚守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通过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性分析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提供理论的支撑。因此可以说，正是在文化模式研究和文化批判之中，现代文化哲学构建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图景，从而使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和当代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无论是多么复杂，但其终究是植根于现实的人类文化之中的，是人类文化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真正把握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去具体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在整体性文化之中的地位，从而借助不同的文化精神的分析为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提供多种可能的途径。

 

二、意识形态的生活基础

 

无论意识形态概念地具有多么复杂的内涵，被赋予了多么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所有理解所共同认可的，那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表达，尽管其内容既可能是虚假的也可能是真实的，其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包含着欲望、情感、表现等等的知识体系，也可能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等等。作为观念性存在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的纯粹的意识，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理论上的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因此，任何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都必然表现为思想体系的变化，而任何思想体系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

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历程来看，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可以概述为两条路径：

第一，作为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其创造者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那里，主要是建立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不过他们乐观的理性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被浓厚的经验主义加以修正了。这条路径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经过迪尔凯姆到近来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订，它强调社会意见的一致本性，对真理作玄想式的阐释：真理与现实相对应，观察和理性应能使所有拥有善良意志的人，通过运用与自然科学中所确立的方法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认识这现实。”^[5]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现实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人类理性的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可以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客观的知识。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理解正是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乐观主义的理性信念为基础的，既表现了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理性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使意识形态成为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很快就被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以及两大阶级之间殊死的斗争打破，从而开启了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条路径。

第二，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阐释为思想体系，主要是由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完成的。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对宗教问题的理解时马克思就指出，宗教并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其表现，其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6]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必然地转向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也就要是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去寻找宗教得以存在的根据。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地分析“德国意志意识形态”时明确指出，思想体系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实际上是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展开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7]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任何意识形态都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任何意识形态也就失去其“独立的外观”、“没有历史”、“没有发展”。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存在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从而赋予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一种总体性的特征，即必须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纳入到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的整体之中去理解，才能真正阐明各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现实生活基础，进而在现实社会历史分析之中阐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反之，通过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样可以折射出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其二，是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唯心主义由于颠倒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虚假的反映。换一种说法就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不过是颠倒了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表达式，只要我们真正看清楚其本质，就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揭示出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不合理、现实的社会本身的分裂和对立。因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8]由此，也就形成了对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即肯定的意识形态与否定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后来的一系列发展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不是遵循着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两条不同的路径而展开的。从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在这两条不同的路径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是现代文化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现代文化中不同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前者体现的是理性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而后者则更注重其人文关怀。但共同的特征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研究，即不再将意识形态问题局限于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力图通过揭示意识形态问题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展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之所以此，就在于无论是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始终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问题也就失去了其得以存在的现实根基。也正是对意识形态的现实生活基础的揭示，使我们可以从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视角出发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总体性。

 

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研究

 

从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植根于人们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直接的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揭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总体性。

首先，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看，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无不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9]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必须放弃传统的意识哲学的路径，必须回归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维度，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以文化精神的历时态的分析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在整体人类文化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分析，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潜在的、无意识的根源；并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与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进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总体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各种意识形态的划分实际上是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及其所具有的文化观念，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的观念表现形式，因而对意识形态的层次结构的分析也是认识社会生活结构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种分析与文化哲学对文化精神的分析有所不同，文化哲学通过文化精神的分析实现了是对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把握，进而通过对不同的文化精神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人的生存结构。由于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反映，而且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又总是有意或无意的隐藏自己的目的，以赋予其自意识形态一种普遍性特征。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每种意识形态的所有者的日常生活观念，以透视其意识形态之后隐含着的基本的意识结构，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每一种意识形态在整体的文化观念之中的地位，进而揭示同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结构，从而通过意识形态形成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意识形态的冲突不仅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其更深层次中包含着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对立和冲突。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无论是对于人类的整体还是对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乃至于个人而言，人类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都不是唯一的，皆因其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又是不可比较的，都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文明由于其强大的扩张性，已经渗透到全球的一切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必然带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烈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其经济利益总是试图赋予其自身的文化精神以一种“普世价值”，从而使现代西方文明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为了保存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独特性，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之下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去寻求解决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可能的途径，以对抗现代西方文明，从而同样表现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局限。因此，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整体的文化之中的位置，以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为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第四，任何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历史性，既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上意识形态，又具有历史传承性。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的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因而任何思想观念都是直接与确定的历史时代相对应的，是其所处的时代在观念上的表达，无论这种表达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总是有其现实的生活基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观念表达，不仅仅直接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构，而且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延续。因此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既要考查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拥有者在整体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同时还要去具体地分析每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史的演化与其现实生活基础的变迁的一致性的揭示，展示出意识形态的发展的总体的历史图景。

基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意识形态问题是总体性的，只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的分析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问题；其二，意识形态问题同样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是其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的文化观念的现实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是人们（包括参与意识形态分析的人们）所共有的思想与经验模式的交织体系。因此，必须以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去关照现实的意识形态问题，以文化批判的基本态度对待一切意识形态问题，以超越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为真正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径。

 

【注释】

[1]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第1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第1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