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西方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很少有人把它与中世纪的历史联系起来。人们对于中世纪这一时期的历史一直用“黑暗的中世纪”来指称。人们认为,在中世纪大约一千年的历史中,教会使哲学的信念与社会的、政治的事务结合成紧密的联系,基督逐步取得了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因此,这是一个“思想低落到使人怜悯的世界”,一切人文学科都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侍女,即一种精神的反常”(巴托利语)。“它当然不是进步,而是陷入了绝境。中世纪看来是一种绝境或下坡路,有时候在这一时期本身看来是如此,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则看得最明显,这种形象直到今天还是大家所相信的。”[1](P159)即使有人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与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但他们也不是看到了中世纪对现代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而是注重封建社会的结构和城市的兴起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我认为,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来说,中世纪这段历史时期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而且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其对于现代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影响是在文化领域。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技术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就其历史和文化渊源或基本内涵来说,是由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希伯来精神交织构成的。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分化,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从理性上把握事物和自然的内在逻辑结构,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与改变自然进程。这在根本上是对人的自在自发的自然主义生存状态的一种超越。希伯来精神则以人与上帝的分离为其理论、信念的出发点,它引导人超越尘世的自然的日常生活,通过与上帝的对话和对上帝的信仰而最终成为上帝的子民。人在上帝面前是渺小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由于均为上帝的罪人则是平等的。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而建立起的自然关联就不像东方文化中的那样强有力。这两种文化精神正是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融合到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精神。对此,必须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视角的转换
对传统中世纪的评价,是以人类的理性精神的发展为标准的。人们或是在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理性精神的比较中贬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或是在与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技术理性的比较中把宗教神学与哲学和科学相对立,着重批判的是作为一种制度、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神学,并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学意义。只有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才能正确评价中世纪对于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意义。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哲学、宗教、科学以及其他各门学科都属于文化的不同门类,它们研究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问题。从文化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考虑,哲学和宗教在全部文化门类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的特殊的文化学意义,它们整合着对立的文化价值,是对文化深层意义的诠释。在这一整合和诠释中,它们力图把自身当作意义的纤维纺织到一切文化门类中去,以形成一种统一性———哲学和宗教都是对统一性的一种“隐喻”:哲学是概念的,宗教则是形象的、象征的。因此,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哲学和宗教都是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只是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解释系统。但是宗教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更易与世俗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形成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恰恰形成了对宗教神学的文化学意义的蒙蔽,这是其自身的悲哀。
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也正是着眼于宗教的这一缺陷,批判其作为意识形态对人的专制统治和解释世界的“隐喻”性质。正如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的,“文艺复兴运动处处表明它力图用一种措词和另一种措词对立起来。既然经院哲学所寻求的是有关上帝和心灵的事物,它就想把自己限制在关于自然的事物方面……由于经院哲学家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把科学定义为研究一般,于是康帕内拉就以他的科学是研究个别来与这一定义相对立。”[1](P190)这种绝对对立的态度不可能看到宗教神学深层的文化学意蕴,更不能理解中世纪的积极和长远的价值。而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则彻底地消解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意义和价值。随着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等著作的发表,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形成了独立于宗教的新的知识体系———科学。
从此,宗教成了文明的反面,成了虚妄和迷信的同义语。但这只是科学思维的偏见,而不是宗教的真实。因为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和宗教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门类,是对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的思考。科学借助于数学和逻辑,用分析的、量化的方法对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而宗教对事物或现象采取整体的思维,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称之为“诗性的智慧”,即对人之存在及外部世界以隐喻的、象征的和神话的方式给予“形而上学”的思考。所以,科学的认识不能代替宗教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科学对人的世界的支离破碎的认识方式,只能割裂人之存在的整体性,而且科学越发达,这种分裂就越严重。而宗教则是通过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整合各文化门类对人之存在的思考,阐明人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真正的生活和真实的世界需要的更多的是‘诗性的思维’,而科学思维则是服务于整体性思维的工具,它永远只能是‘诗性智慧’的奴仆,当它一定要攀上主人的位置时,智慧就消失了,愚昧就接踵而至。”[2](P69)而文艺复兴后崛起的科学思潮,恰恰“不理解那个行将结束时代的积极和长远的价值”,[3](P354)以其技术理性精神代替了宗教神学。在消解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解释系统的同时,亦消解了其对人之存在的终极性思考。在杀死了基督教的上帝的同时,又将自己所特有的价值取向凌驾于其他各门学科之上,取得了文化的霸主地位。以其为标准,必将否定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深层文化内涵。因此必须实现视角的转换,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去审视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
二、中世纪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生成的文化价值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中世纪这一千年的历史,我们将发现督教神学统治的合理性,并能在黑暗之中发现未来世界的曙光。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基督教在其成为国教的时候,已经从希腊吸取了很多的东西,它把这些连同犹太教的成份传给了西方的后代。”[3](P354)所以说,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成果,并使之延续下来。正是基督教神学的种床孕育了西方文明的未来。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罗马帝国的衰亡所造成的。事实上,古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没落了,罗马帝国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结构在古典文明衰落之后仍然存在了几个世纪。西方古典文明的衰落表现为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衰落,古典文明已经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创造力。韦伯指出,“早在第三世纪初,罗马文学已经乏善可陈,罗马法学则与其各学派一起退化;希腊罗马的诗歌几已绝种,历史编纂一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已难得一见。用不了多久连拉丁文本身都已让位给各种方言。”[4](P2)而作为古典西方文明之根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也衰落了。随着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衰落,哲学的文化整合功能也逐渐丧失了。一直淹没于古希腊罗马理性精神之中的原始宗教突现出来。特别是随着蛮族的入侵,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兴盛于欧洲大地,并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基督教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兴起,并逐渐取得了主导的地位。作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继承者的基督教,“它的圣教历史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间接地是罗马的”。[3](P19)而基督教神学统治的合理性及文化意义就体现在这一继承和发展中。
首先,基督教以一种高级宗教代替了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消除了原始的种族中心论,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在人类的早期,人还远远没有全面地辨认自己的类,对人的判定往往是根据是否是本部族的成员而定。这种原始的种族中心主义虽然是人自我认知的一种进步,即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却把所有的异民族的人非人化了。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在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就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基督教通过修正犹太教的神学思想,从类的角度确立了人之统一性———神之统一性。基督教的创世说表明,是上帝创造了人。不论犹太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所有一切外邦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和子嗣。基督徒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领受了上帝的启示,拥有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圣职责。这种人的神之统一性随着基督教在世俗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亦取得了主导地位,从而克服了原始的种族中心主义,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
同时,“高级宗教的出现,意味着宗教这个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从此把目光更加集中在人和宇宙的终极存在上,去寻求宇宙终极的答案。”[2](P59)在哲学衰微、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基督教独自解释了人和宇宙的终极存在,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意义的支撑。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宇宙的终极存在,人和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但人与其他事物不同,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的、赋有灵性的存在。人不但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且拥有上帝的智慧,因此是一种类神的存在,代表上帝统治着世界的万物。但是人又领有原罪。人在尘世的生活必定是有限的、缺憾的和悲剧性的,只有通过虔诚地赎罪和神之拯救才能超越人之存在的有限情境,在天国实现人之完满。这样,基督教就以其宗教神学体系阐述了人和宇宙的存在的根源,赋予了人的现实生活以全新的意义。而且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自然观的一次根本的变革。中世纪以人化自然的概念代替了古希腊罗马永恒的、自足的自然(逻各斯)的概念。中世纪的文化是建立在绝对个体(上帝)的理论之上的,这种个体的存在高于一切,任何存在和生命都是它创造的。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罗马世界人对自然的绝对服从的状态,建立了全新自然观。自然观的变革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在欧洲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埋下了文化的种子。正因如此,“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5](P254)
其次,基督教继承了古罗马的法制精神,并依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制度和教会法。在动荡的社会中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
在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后期,随着蛮族的入侵,旧的奴隶制社会解体了,而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亦失去了意义。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基佐在谈到古典世界的崩溃时指出,罗马世界解体了,“但与此同时,在罗马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完全建立在不同原则上,由不同的思想感情推动的、性质非常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把特性完全不同的要素输入近代欧洲社会中去。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会,是基督教教会而不是基督教。”[6](P31)正是基督教教会在蛮族入侵后的混乱的帝国内承担起社会组织的功能,教会团体以其机构、官员与力量有力地抵抗了帝国内部的崩溃和蛮族风尚,征服了蛮族,从而成为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媒介。基督教会的这种社会整合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教会借助于基督教教义重建了统一的道德规范。面对蛮族社会对于物质欲望的崇尚,基督教认为,“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上帝不仅为自己的子民立约(例如,“摩西十诫”),而且也同每个人的行为发生联系。在末日审判之时,每个人都将依其自身行为的善恶而受到裁决,或是升入天堂,或是被贬入地狱。因此,每个人都应当禁锢自己的邪恶欲望,拯救灵魂,为进入上帝的天国铺平道路。这样,宗教律法与社会伦理就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而促进了统一的道德规范的建立。而且基督教在与蛮族的斗争中,既代表了对过去的继承,又代表了当时最文明的东西。正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的胜利,才使教会取代了世俗的统治,避免了欧洲文明的彻底解体。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在蛮族的统治之下,“国家衰弱无能,为一些毫无原则的利己者所统治,他除了权宜之计外,再没有其他政策可言,然而教会方面方兴未艾,被一群为教会利益而准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的人们所领导。他们具有长远的政策,因此为后世带来了一千年间的胜利。这些丰功伟绩虽确为狂热和迷信有所抵消,但假如当时没有这些事,任何革新的运动都是难以成功的。”[3](P414)正是这个胜利,才使教会从封建贵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这一解放也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3](P378)
其二,基督教在与世俗社会斗争中的胜利,实现了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分离。这种分离乃是信仰自由的根源。无论基督教怎样地介入世俗的事务,其终究是以个人的信仰为基础的。因此,在宗教势力取得了对于世俗势力的胜利之后,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完全依靠个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发展起来,这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信仰。“欧洲为它受苦受难、进行了无数次斗争的这条信仰自由原则,这条很久才占到支配地位、且在其进展中往往违反教士的意愿的原则,在欧洲文明的婴儿时期便这样以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分离的名义显示出来。”[6](P36)尽管教会在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扼杀了这一原则,但是一旦世俗的力量再度崛
起之时,这种信仰自由的原则就成为世俗世界对抗教会教条的有力的武器。
其三,古罗马法典通过教会的宗教制度和教会法被继承下来。在基督教形成的初期,基督教会表现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单纯的团体;最初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共享这种同样的情感和宗教信仰。他们中间没有一套确定的教义,没有教规,没有戒律,没有一批官吏。但在每一个基督教团体中都有人在那里布道和教导,并在道德上、精神上指导这个团体。一个由共同的信条和思想感情促成的简单的团体便是基督教社会的原始状况。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教义、教规、戒律和官吏开始出现。但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独立的基督教教会,因此并不存在明显的组织机构。但是,当基督教教会与世俗社会全面分离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在基督教教会中“存在着一个教士阶层,他们是与人民截然不同的一个教士团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财富、管辖区和特殊的组织;总之,是一个完整的政府,它本身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一个拥有一切生存手段的社会,它独立于与它有关的那个社会,还向那个社会扩展其影响。”[6](P33)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教会通过教阶制的建立和教会法重建了罗马的法制,并使之成为文明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一直深刻影响西方历史进程的希伯来精神,亦是在中世纪通过罗马教会对基督教的强化和普及化,融入西方文明的历史之中。希伯来精神,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理性化的宗教———伦理精神,它突出地表现在上帝创世、人之原罪和上帝的末日审判与拯救中。基督教认为,只有耶和华才是创生万物的唯一真神,他统治一切民族,对信者播撒幸福,对不信者降以灾难。人只有凭借上帝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的境遇,进入上帝永世的天国。“尽管这一超越的意义在犹太教是从宗教信仰中得来的,而在希腊是通过理智的思考推出的,但对唯一的、超越的上帝的崇拜,把宗教信仰引入理智思考的领域,从而促进了宗教发展的理性化。”[7](P130)正是体现在基督教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在宗教改革之后,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同时,在上帝的末日审判与拯救之中,通过设计一个彼岸的、人类超越自身的千年王国,在人类心中植入了人类解放、社会和平、未来正义与博爱的美好希望,表达了先知们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公理与正义的最终胜利抱有持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核心则是伦理、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建。”[8](P49)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作为不断发展的原则,作为一种永远奔流不息地引导着人们向前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从文艺复兴直到现代的欧洲文明发展的进程。
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生成来说,除了文化领域所实现的整合外,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特点的变化与中世纪有关。这个特点涉及到主要的社会生产力———活劳动。“中世纪手工业作坊的规章规定了职业行为的形式和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主要的是为手工业者建立了教育和授予熟练技能的必要形式。这种技能在许多方面确定了手工业者的地位和经济状况。最主要的是在文化传统中引入了技术经验和技术职业的内容。最初是个别的实验,但到16世纪最初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这就意味着为分工劳动方式的大规模生产准备了条件。[9](P27)正是在中世纪手工业行会中,形成了市民职业活动的清晰规范和城市手工业劳动的最初特点。这种行会手工业劳动直接面对的是城市中的市场,是为本地市场和顾客的需要而生产的。但是随着与外地市场贸易的增加,各地之间的分工发展起来,各种以供应外地市场及雇佣自由劳动为目的地的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现代经济的发展由此无可避免地与面向大众的趋势紧密相联,亦即跨地区的贸易以至跨国贸易都以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为目的。正是这种发展改变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促进了西欧世界的兴起。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安泰俄斯一样重获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化的形式再获新生。”[4](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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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ц.М.гВИшИНИВ.ВМшВеНИерацае.文化、政策和科学技术发展相互作用的哲学问题[J].哲学与文化(莫斯科).1987.
（原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