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研究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展开的。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等这一宏观维度，即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进程的宏观把握。而市民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这一微观维度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那里是内在地统一的，微观维度作为隐性前提，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基础性地位。
一、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哲学革命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根本变革，即哲学不再停留于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转向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始终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出发点。而“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研究中得出的。”[1]也就是说，纯粹思辨的抽象更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并不能够代替对人类历史进程具体的研究。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把握必须与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阐明人类的历史进程。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2]
那么，什么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呢？
所谓“精细研究有关事实”，就是要具体地去分析每一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以揭示现实的、具体的人类历史进程，而不再停留于纯粹的思辨领域。因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在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特征，阐明了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在对劳动的分析中，阐明了生产活动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基础性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4]也就是说，对社会或历史的研究，必须从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开始。从而将历史的研究转换到现实的个人生存的历史尺度，而这个个人的历史性存在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
马克思在《德意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前提（因素）时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5]对历史的研究应从人们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在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之下展开的生产活动开始，进而揭示出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类自身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之中的变化过程。“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6]
正是人类的这种物质性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开端，人类社会历史性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实现的。人类第一个历史性的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而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先验设定，而是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地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这种新的在历史性生存的质的规定性。因为“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7]因而，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从具体地分析人们的物质生活出发，“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8]，也就是阐明了人类的历史。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的错误观点时指出，要想说明“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个世纪，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一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9]这实际就是要求具体地研究每个时代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社会生活史。“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都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10]
因此，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包含着一个微观的维度，即对每个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的研究。这一维度作为隐性的前提始终是内在于唯物史观之中，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起点。
二、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何以被遮蔽
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有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首先，就唯物史观本身而言，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起点，始终是隐含在其理论之中的，并没有得到外在的显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必须从具体的现实的分析出发，即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这也就是研究的起点和叙述的起点的不同。所谓研究的起点，就是对现实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分析，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再回复到完整的表象使之在思维中再现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思维的总体。而叙述的起点则是指理论阐述的起点。马克思认为，理论的表述不应遵循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而是要遵循思维的内在逻辑，即按照概念在整体思维结构中的关系去阐述。例如，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从商品开始，而不是从地产开始。因而，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尽管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前提和基础性的意义，但在整个理论之中却处于隐性的状态。正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和叙述的起点的差异，遮避了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微观维度。
其次，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即哲学的历史学转向，还是在西方传统的历史哲学的范围内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认为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一套特有的范畴建构了全部人类历史，阐明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从而将唯物史观简单地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系列。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都把唯物史观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即使象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这样的史学大师在谈到唯物史观时，也仅仅是看到了它的宏观维度，尽管年鉴学派以强调总体的社会史等为核心。布罗代尔指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12]对唯物史观的这种理解，是不能看到唯物史观得以确立的现实的基础的。
第三，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史学意蕴的忽视。不可否认，唯物史观确实是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继承的结果。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正是借助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完成的。一方面，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形成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对人之存在的基本理解，阐明了人之存在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才超越了黑格尔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列宁在批判海洛夫斯基等人对马克思的攻击时指出，“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1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所著的市民社会史。但很少有人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史学著述，尽管极其高度地重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包含的历史思想。
因此，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始终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是，这一维度的揭示对于历史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何以被遮蔽
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的揭示，对于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领域的拓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微观维度的揭示突显了社会生活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为解决当前史学研究中微观史学与宏观学史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唯物史观的双重维度来看，微观史学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突发事件，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仅是‘普通人’，还包括‘伟人’），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微观史学兴起的意义就在于指明了以“长时段结构”研究所缺失的现实基础，但并不能以此来代替、甚至否定对人类历史宏观把握的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微观史学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宏观史学研究的为基础。因为任何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历史或个人，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都是由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和经济结构等等发展而来的。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主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4]也就是说，个体与社会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每一个个体的生活都来源于总体的同时，又是总体的社会生活的具体表征。因而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反到是应该统一起来的。“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15]
其次，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的揭示，为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基础。所谓日常生活，按阿格尼斯·赫勒的定义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这是处于社会化生产、经济、政治等公共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之下，由衣食住行、包含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史学界属于日常生活史范畴，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史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对象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建构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进而从分类学的角度阐明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的内涵，并从总体上揭示日常生活的一般运行特征；另一方面是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构造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模式，从文化学的视角揭示传统日常生活作为传统的、自在的、文化的寓所的地位，从历史学的角度阐释日常生活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从价值学的角度揭示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与负面效应，从而把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而加以展示与阐发。因而，无论是从理论的建构方面还是从其现实的指向来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都必须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为基础。唯物史观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的关系，也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结合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
第三，唯物史观研究的双重维度的揭示，为历史研究与文化哲学的研究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使文化研究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文化哲学致力于探讨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与社会运行内在机理的、历史地凝聚成的自觉和或不自觉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这些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和内在机制，也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等。因此，哲学理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往行、包含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等等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正因如此，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文化哲学以文化模式的研究为基础，在宏观尺度上揭示人类文化演进内在机理和基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以日常生活的研究为基础上，关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这与唯物史观研究的双重维度是一致的。从宏观领域来说，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方式与马克思提出的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是内在地一致的；[16]从微观领域来说，文化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则是统一的。因而，文化哲学研究可以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32页。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1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12]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3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15]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6]参见隽鸿飞：《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文化学意义》，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