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总体的人的生成过程，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是人类实践总体的现实的运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应直接与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人自身，既不是某种超人的天意，也不是人之外的自然，它的核心只能是人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人的活动。
一、人的需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说人的需要“即他的本性”，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的正常生存是在和它们同时的环境中给予的，它们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并且适应于这个环境——人类的正常生存，在他们刚刚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的时候，还是完全没有的；人类的正常生存只是经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创造出来的。”[1](P26)所以，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是以本能的方式去适应环境，而人则以实践的方式去改变世界。动物适应环境的活动是一种生存活动，而人改变自然界的活动是一种“生活活动”。由生存活动所构成的生存世界是无意义的，而由生活活动所构成的生活世界是有意义的。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人自身。人以实践的方式去创造人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人是以双重的尺度即物的尺度和人自身的尺度去改变世界，使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动物则只按照它所属的种的尺度进行活动，以适应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P96-97)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进行生存活动，只是凭着它的本能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它的生存。因此，动物只能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而没有发展。与此相反，人是按照两种尺度来进行改变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自身。这种改变使人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丰富和自由。因此，人不是在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而是一代一代地在发展自己。人类的自我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生成的历史。动物没有发展，因而也就没有历史。因此，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地生成、变化之中的。当最基本的、最明显的、最强烈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又会不断地产生其他方面的需要。人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因此人的需要也就处在不断地生成与变化之中。人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因此人的需要也是多维度的、多层次的。需要的层次和结构越复杂，需要的内容越丰富，也就意味着人越来越趋向于全面、趋向于自由。
关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我们可以借助于一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研究成果。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五个层次，在这五个需要层次中，最底层的或最基础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即人对体内的平衡和食物的要求。在所有的需要中，生理需要是最优先的。因为只有维持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有其他的需要。但是，生理需要并不是一直保持其优先地位的。一旦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第二层次的需要是安全的需要，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安全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理需要的进一步的延伸，二者涉及的根本问题都是有机体的自存。如果说前两个层次的需要还与动物的需要没有本质的差别的话，那么以下三个层次的需要则是与动物的需要有本质不同的、人所特有的需要。第三个层次的需要是爱的需要。马斯洛认为，“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满足了，就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现在，个人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情人、妻子或孩子，他渴望在团体中与同事之间有着深情的关系。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做出努力。”[3](P167)第四个层次的需要为尊重的需要。“社会上所有的人（病态的人除外）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3](P167)第五个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需要的产生有赖于前面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的满足。马斯洛认为，“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3](P168)虽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层次划分成从低到高的五种基本需要，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不能把这一层次结构固定化，这只是大多数人遵循的一个基本的结构。需要是具体的人的需要，因此每一个人的需要优势与满足需要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如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了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们为了满足多层次的需要，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人的一切活动都源于人的需要。除了极少数对象（如阳光、空气等）外，人的需要都必须借助于自身的实践活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即“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人和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4](P405)人们最初的需要——衣、食、住等是物质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正是因为有了需要，才有了物质生产，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实现的。因此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这又是由人的生存需要推动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把历史发展和物质生产同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联系起来。马克思指出，谈到历史，“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5](P32)也就是说，需要构成了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构成生产的前提，因而是生产的动力。需要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动力，而且应该说需要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力。所以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6](P329)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不断地超越的，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人是一个能动的存在物，人的活动具有不断超越的本性。“动物是一种特异的东西，它有其本能和满足的手段，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所以它“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式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7](P206、205)而人则不同，不但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无限的，而且人用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也是多层次的、无限的。人正是通过自身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也创造出人的新的需要的。需要和生产一起构成了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P32-33)历史活动的开端是由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引起的，需要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可以说，历史也就是由于人的需要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构成的。人们满足原有的需要后，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因此，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需要是人活动的动力。人的需要和人的活动推动历史的发展，人的活动源于人的需要，并不是说人的需要是人的活动的背后的动力，这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的需要及人的实践活动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需要的产生，还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但是，人的这种需要和活动，都是在人的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对于历史动力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离开人的自我意识进行的。
二、自我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与历史上其他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始终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是人的现实活动的一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我意识是一种对象性的意识，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它既是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生成的，也是确证人的对象性本质的活动。因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2](P123-124)也就是说，人的感觉、人的自我意识是人实现自己本质的必要的手段，只有通过人的感觉、人的自我意识，人才能现实地占有外的对象，才能在现实的活动中确证自己人的本质。也正是在这一活动中，人的感觉、自我意识才能成为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感觉。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P125)人的活动的对象只能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它只能象人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任何一个对象对于人的意识都是以人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的。也正因如此，人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他既不单纯是精神的，也不单纯是物质的，而是这两方面现实的统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又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正是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的各个方面才得以展现出来，而成为人的感觉、人的意识。“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P126)正是在人的现实活动所创造的历史进程中，人的感觉、自我意识才能现实地生成。因此，人的这种感觉、自我意识同样是以人的活动为限的。在人类之初，由于人的活动的有限性，人的感觉和自我意识也是有限的，受其自身活动的限制。因此，尽管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但是，这种人的自我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P35-36)因此，在这一时期主要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神的奇迹就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人的自我意识尚未生成，人尚未处于自在自发的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说，“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5](P35-36)
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开始形成是由于分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P36)也就是说，随着精神的生产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从人的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人才能够有意识地对待自己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对象，从其中确证自己人的本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是对其现实生活的表达，是人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所以，如果理论和现存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分工。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5](P36)从而造成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的分裂。因此，要想消除这三者的矛盾，就必须消灭分工。因为分工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人特定化了，人丧失了其存在的总体性，而沦为一种片面的存在。“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5](P37)正是由于人的这种特定化，使人的生产活动成为一种统治人的、不受人控制的物质力量。人们不但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过程，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因此，要想恢复人的自由创造的本性、恢复人的总体性，就必须消灭分工。而消灭分工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真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的前提之后才会消灭，其一，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使之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其二，就是要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只有生产力普遍发展起来，才能创造出消灭异化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从而避免贫穷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正是由于普遍的交往，才可以发现一切民族中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从而使人类意识到存在着大多数是完全“没有财产的”人这一事实。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否定了自己，使无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身处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其另一篇重要的著作中指出：“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有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8](P44)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将随着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开始。
综上所述，无论是人的需要还是人的自我意识，都是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但同时它们也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尽管从形式上说，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但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才出现的。其次，作为人的活动，实践又是受人的自我意识控制的。或者说，人的需要和人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实践活动一刻也离不开人的需要和人的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人的需要与人的自我意识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因此只有把对实践的理解与人的需要和人的自我意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真正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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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12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