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正是借助这一概念开始了对旧哲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人之存在的历史性。
一、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概念
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概念是建立在对宗教批判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宗教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而必须将宗教从人那里夺去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性分析指出，上帝不过是人类所缺乏的各种完美性的一个虚幻的表象，上帝的各种特性实际上都是对象化了的人类的特性，必须“将外在于世界的，超于自然与超于人的上帝的本质还原成为属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以作为其基本组成部。”[1](174)自然人这一概念就是费尔巴哈在批判了宗教之后形成的对人的基本理解。
费尔巴哈认为，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有着自然的需要与机能，人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将自然的东西纳入到自身，变成人的一部分，从而也就将自然的本质变成了人的本质。“在我之外的水是在我之内的我的本质的组成部分”，“我所吃的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2](530)因此，自然是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解释人与自然的统一时，费尔巴哈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首先表现在人的肉体与自然是统一的。“空气是感觉和生命的第一需要；我们靠空气生活，但不单靠空气生活，还靠无数其他的物和物质。”[2](529)通过维持生命的活动，人才使自然的存在物变成人的本质，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正是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认为精神、理性也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的理性精神存在的基础和出发点。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精神联系于感官、头脑、肉体上的一般器官，并且是与肉体、感官、一般的人一起发展起来的。而人的肉体器官都是出于自然界。因此，精神也必然是出于自然界。“脑壳和脑髓是从哪里来的，精神也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二者是不可分开的。倘若脑壳和脑髓是出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个产物，那么精神也就是这样。”[1](656)这样费尔巴哈就把人的理性、精神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了。因此，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只有人——自然的、感性的人，才是真实的，实在的。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合乎理性的，人才是理性的尺度。“人”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个别是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的本质——“这种本质被包含在社会里，包括在人和人的统一中”。[2](186)
由此，费尔巴哈提出了新哲学的设想：“新哲学将我们所了解的存在不只是看作思维的实体，而且看作实际存在的实体——因而将存在看作存在的对象——存在于自身的对象。作为存在对象的那个存在（只有这个存在才配称为存在）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2](167)实际上，这体现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感性的原则。在费尔巴哈看来，存在的本质是自然，自然也是人的基础，因此新哲学的唯一原则只能是“思维着的人自身”。也就是说，他要把哲学建立在人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从而为哲学确立其唯物主义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了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而是使唯物主义回到了十七世纪以那种“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的唯物主义。[3](163)
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3](177)但是，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宗教本身，而是在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异化。“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4](17)正是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分析出发，马克思开始了对费尔巴哈自然人概念的批判。
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
“自然人”这一概念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次使用的。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人，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假想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形成的人。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分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国家从宗教和封建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发，取得了独立的、普遍的存在形态；另一方面也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政治国家获得普遍性的存在不同，市民社会的解放恰恰意味着普遍性的丧失。因而政治解放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5](428)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人成为利己主义的、片面的、丧失了其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人的普遍性的孤独的个体。因此，“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非政治的人，必然表现为自然人。人权表现为自然权，因为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活动集中在政治行为上了。”[5](441-442)就此而言，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人”是指丧失了一切社会关系和存在普遍性的、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人，是人的存在的异化状态。但是，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全面地否定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6](166)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生命个体，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活，必须同其他生物一样从自然界中获取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人也是受动的，受自然界制约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6]在这种意义上，人确实是“自然人”。但是，人同时也是对象性的存在。在以自然为对象的活动中，人将自己的本质外化、对象化于人的劳动产品之中，从而使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实现对其人的本质的确证。费尔巴哈所谓的人的感觉，都是在人的这一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形成的。“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6](92)只有通过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才能展现出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
因而，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6](126)也就是说，人把自己生命活动本身变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一方面他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他又在趋向创造性自我中走向自由。
因此，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产的过程中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方面，在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都使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对象化了，因此在其中每一个人都享受了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对象性、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乐趣。另一方面，在其他人享受其产品时，生产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他意识到他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物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和他人的活动中感受到自己人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与类之间的媒介，是对他人人的本质的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表现中都直接创造了他人的生命的表现。同时也直接证实和实现了自己的真正的本质，即他的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18)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超越
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无论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理解，还是在对人的类特性的阐述上，都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明确的分歧的。具体来说，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是建立在感性原则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则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发展出了历史性的原则。无论是在对感性原则和理性原则统一的阐述上，还是在对历史性原则的把握上，马克思都全面地超越了费尔巴哈。
第一，虽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都关注人的自然属性，但费尔巴哈是把人的本质全部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之上，而马克思则强调这种自然的属性只有在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本质的构成部分。如果孤立地去谈人的自然属性，则必然会将人贬低为物。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人同样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假想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形成的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7]正是随着十六世纪以来社会生产的发展，旧的市民社会具有的政治性质才突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市民社会与封建专制国家的对立和冲突，并暴发了市民社会的革命。市民社会的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它把可以说是分散、割裂、分流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解放出来，汇集起来，使它脱离这种分散状态，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只有个人意义。它们已经不再构成个人和国家整体的普遍关系。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人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每个人的普遍职能。”[5](442)与自然人相对的，是政治国家中的公民、法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人是一个历史的产生，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第二，虽然马克思也借用了费尔巴哈类的概念，但是，在解释人的类特征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的。在费尔巴哈看来，类的观念所包含着人类的根本统一性来自于人是不自满自足之物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品质和能力，所以只有加在一起才能形成“完全的人”。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一切知识都是人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得来的，而且在人作为人的类的一员而活动时，他的活动性质上是不同的。他的人类同伴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他们造成他的意识，乃至真理的标准。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类特性根源于人类本质的共同性。“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4](18)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类特性是根源于人类的共同活动，正是由于共同的活动，形成了人类的共同本质进而形成了人的类特性。
第三，费尔巴哈认为，哲学有两个主要工具：一是头脑，这是主动性和唯心论的来源；二是心情，这是被动性和情感的来源。只有在“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因此，凡是真正希望接触生活和人类的哲学家就必须具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原则和理性原则的沟通问题。但如何实现这种沟通，费尔巴哈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因为费尔巴哈仅仅停留在感性的直观，而不理解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说，“旧哲学家曾说：不被思想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新哲学家则说：不被爱的，不能被爱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1](169)而马克思则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6](95)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在表达的内容的上则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的直观感觉是事物得以存在的标准；而对马克思来说，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则是世界万物得以存在的尺度。也正是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才能使感性成为人的感性，才能将感性原则与理性原则才能达到统一。所以马克思说，“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6](124-125)
综上所述，人的对象性活动既是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也是它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在这一生成的运动中，人现实地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即感性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的过程，也是人类的历史的生成过程。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6](131)
【注释】
[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原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7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