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类历史跨进一个新时代时，人类总是禁不住要回首往事，反思自己走过的艰辛历程。其目的不是为了历数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而是为了总结经验，超越历史，批判自身，为人类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是哲学和史学独有的魅力，是人类形上致思本性和情结的体现。值此人类跃进新千年之际，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P131）本文力图通过对历史与人的生成的人学阐释，重新思考历史的内涵、动力、进程和人与历史的关系，从而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提供新的理解和说明。
一、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
人们公认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认为，历史是时间演化的过程，即由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另一种认为，不应该局限于对历史现象和事实的记述以及资料的整理，而是要透过历史现象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深入到历史进程的内部，从中找出历史演进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进而把握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与理解历史的这两种方式相对应的是历史学与历史哲学，而历史哲学又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这两者都是对历史的理解，只不过理解的视角不同，这又同他们对人自身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理解密切相关，对人自身的认识决定了对历史的认识。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因此历史流变的开端从古希腊开始。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循环的历史观为主导模式。古希腊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历史的运动就像自然界的运动一样，是处于不停的循环之中的。古希腊的历史观具有人文主义特征，它研究的问题是人事而不是神事，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关于人的活动的历史。可以说，西方人对历史的最初理解是从人开始的，但由于对人自身的认识过于强调了人的自然性，所以人与历史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与古希腊的历史观相反，基督教的历史观由于受到古希腊哲学目的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基督教历史观认为，历史就是上帝旨意实现的过程，历史的目的就是上帝的目的，因此，历史表现为向预定目标的进步。但是，人不是历史的主体，只是上帝的工具。它在强调进步的同时忽视了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使本来就很微弱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特征更加式微了。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希伯来人以及后起的基督教徒们由于假定历史过程的前进运动具有某种目标——这就是目的论的历史观——从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因素。历史就这样取得了某种意义和目的，然而是以牺牲其他世俗的性质为代价的。达到历史的目标也就是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于是历史本身便成为某种神正论了。”[2]（P119—120）
文艺复兴通过批判基督教神学，在更高的起点上恢复了以人类为世界中心和理性至上的古典历史观，使神的历史又变成了人的历史。人们逐渐冲破神学樊篱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历史，史学从天国回到了尘世，重新获得了它的世俗形式，人取代神，成为历史的主体。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来说，“人并不是像古代哲学所刻画的那样根据自己的智力作用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创造自己的命运，而是像基督教思想所刻画的人，是一种具有激情和冲动的生物。历史就这样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必然体现。”[3]（P100）虽然人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存在，但历史却失去了进步的内容，恢复了古代的循环观。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历史学与哲学始终是对立的。史学关心的是个别的事实，而哲学关心的是普遍性，自然也就不存在历史哲学。只是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历史哲学才在维柯的《新科学》中诞生。
维柯认为，对人本身的认识必须依靠哲学与史学的统一，即“人类的形而上学”来完成。因为哲学的知识具有普遍的真实性却缺乏具体存在的确定性，而史学的知识虽然具有具体存在的确定性却缺少普遍的真实性，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理。而“真理就是创造”，即认识一种真理，就是由人的活动去创造或构造出这一真理，认识和创造就是一回事。所以维柯说，“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这种情形正像几何学的情形。几何学在用它的要素构成一种量的世界，或思索那个量的世界时，它就是在为它自己创造出那个量的世界。我们的新科学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创造出民族世界）。”[4]（P165）这样，维柯就把历史看成是一种人类自知的方式，从而确立了从人自身去认识历史的视角。但是，维柯对历史的理解尚未达到“历史就是人的生成”这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核心观点。他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却又最终将其归结为天意。这里既可以看到康德现象与本体的二分，也隐现出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影子。
作为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康德是从理性出发理解历史的，只不过康德所说的理性并不是人的理性，而是自然的理性。康德认为，人的自然秉赋的全部理性力量和能力的有目的的全面发展，只有在人类整体中，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才能完成。因此，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人类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过程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的目的决定的，“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5]（P2）从而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并强调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动性。但由于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性质，即自在之物与人的认识能力的对立，使本已揭示出的历史的主体性，重又淹没于自在之物中。
如果说康德是启蒙运动最后的代表，那么赫尔德则是浪漫主义哲学家中最善于表达、最有影响的人。赫尔德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则是这个有机整体中的最高存在形式。人类的历史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人的理性与自然一样经历着相同的演进过程。历史不断地生产新创造物，并赋予每一新创造物以独特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方式，每一种人生状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内在效用和必然性，历史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丧失整体性。因此，人性并不是确定不变的，人是不断地生成的，人处于一种生成的过程中。赫尔德关于人性是不断进步的思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达到了顶峰，并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留下了无限可能的空间。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理性自身发展过程的展示，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所谓理性，“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它自己底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力，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看到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它活动的对象。它供给它自己的营养食物，它便是它自己的工作对象。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唯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6]（P9）因此，历史和思想史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便是理性。历史不过是“理性的狡计”，是精神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而精神的自我实现是通过驱使热情的活动来进行的。这样，黑格尔就通过抛开外在事物的限制，使精神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从而避免了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中的不彻底性。也正因如此，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矛盾得到了解决，但却是通过抛弃自然史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就使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的真正解决，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完成的。
至此，我们对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做了概览，阐明了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转变过程。对历史的理解，主要是由人对人自身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认识所制约的，对人的认识，决定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也最终决定了对历史的理解。马克思正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历史，强调历史与人的生成是一个开放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实现了人与历史、人与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统一。
二、历史的内涵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马克思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实现了研究历史的两种方式的综合，从而创立了全新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理解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人与历史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完成的。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向人们展示了人的丰富的本质。康德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在一切经验之先已固有某种认识的形式或认识的结构，并借以整理质料，建构现象，取得必然性的知识。这种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中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因此，人的认识永远无法摆脱主体的性质。但是，康德并没有把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而是陷入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二律背反之中。黑格尔通过对劳动的分析，阐述了劳动对于确立活动主体本质的重要意义，指出人只有通过劳动与外物发生关系，才能取得自身的独立。但黑格尔理解的劳动并不是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而是抽象的精神活动。因而，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就成了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这样，人的实践本质在黑格尔那里就得而复失，淹没于他那庞大的精神体系之中。只有马克思才真正把握了人的实践本质，并解决了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这一重要的命题，那么这一命题在马克思那里合理的表现形式就是人为历史立法。
马克思首先以自我意识打破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统治，进而又以人的现实劳动，即人的实践活动取代了自我意识，重新确立了人的实践本质，并且明确指出，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才能理解人与历史的统一。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正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并解答了历史发生之谜，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去理解历史，阐述人与历史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地创生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7]（P7）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不同，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亦有不同。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不但依赖于自然界而生活，而且以自然界为自身活动的对象。因此，人也是对象性存在物，人既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人的本质，同时人的本质也是由对象所设定。正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人将其本质外化于劳动产品之中，从而使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这种确证人的本质的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活动，而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活动。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同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正是在由人构成的社会关系中，人才能通过实践实现人的本质的创生。既然人的本质是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而创生的，并且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劳动的能力、性质和水平又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试图提供任何有关人的本质的确切的定义，而应把理性的目光转向这一过程本身，认识到“人是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刻，他都正在成为，而又永远尚未成为他们能够成为的那个人。”[8]（P101）因此，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单纯是一种主体的认识和想象，而是一种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生成运动。在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结果的历史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类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这正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双重的塑造功能：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把自然界所提供的质料改造成为“人的无机身体”，即把它作为人的生活资料、对象和工具；另一方面，在改造外在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的身体亦得到了改造。自然物丧失了其客观性而具有了属人的性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在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历史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基础之上，才形成了马克思对历史的总体性把握。
对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关系理解，使马克思超越了思辨的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对立，形成了对历史的双重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原初的四重关系的分析，全面阐述了历史在人的现实活动中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基本活动方式——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将其引入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分析之中。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人的本质的各个方面分别取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正是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把对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分析与现实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对历史的全新的理解，即历史是双重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人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表现为社会具体的生产过程。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内在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
三、历史的动力
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引起各个时期历史哲学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与整个历史哲学发展的线索一致的。在历史哲学产生之前，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执着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上，表现为以偶然性来解释历史的发展。随着维柯创立历史哲学，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就逐渐抛弃偶然因素的影响，转向隐藏于历史背后稳定的、深层的东西。维柯的“天意”、康德的“自然的目的”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这一系列解答的逻辑结果，就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机制的阐释。但由于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解已经根深蒂固，探讨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就必须突破传统理解的限制。
传统的理解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其中存在着同自然界一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它通过无限还原的方式将人类社会归结为一种物质的存在，认为历史是物质世界的特殊运动形态。这种理解的依据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但事实上，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总的结果”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一般阐释，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性分析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历史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表现形式，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示。只有通过对人类的需要及由这种需要的满足引起的人的基本活动——劳动、交往和分工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西方历史哲学从人的本性出发去探讨历史动力内在逻辑的结果。
历史哲学的开创者维柯认为，是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们对一己私利的追求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在人们追求私利的表面活动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力量在制约和疏导着恶的力量，使其向一定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维柯称之为“天意”。天意并不是通过唤醒人的良知来排斥自由意志，而是通过把恶的意志的结果扬弃在一个能够矫正它的关系中，从而实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表现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天意在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将那追求私利的个人的行动推到历史的轨道上来，即天意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维柯的天意论对德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康德和黑格尔。康德直接借用了维柯的“天意”的概念，而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中也可以看到维柯“天意”的影子。
康德认为，是人性的邪恶，即傲慢、贪婪和野心等这些人性中的非理性的和不道德的因素，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于是人类就出现了文明的开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发展起来了，并且由于连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自然秉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的被迫组成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是大自然使人类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因此，恶只是实现自然意图的工具和手段，恶本身带来不幸，但以恶为动力的历史却是向善的进步，历史是从恶到善、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康德关于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认识，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动力问题的认识，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黑格尔认为，自然遵循着一种循环的原则，历史则遵循着一种进步的原则，而进步的动力，既不是维柯的天意，也不是康德的自然，而是来自于人本身，是人的理性和热情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理性和热情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热情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理性又把热情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即“理性的狡计”。“理性的狡计”不仅体现在理性把热情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还体现在使用热情的方式上，即“隐而不见”。于是，历史的画面不仅仅是一幕热情的表演，也是一幕理性的表演。热情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理性则是直接动力背后的原动力。黑格尔把热情、利益、需要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他突破性贡献。但由于他没有看到思想动机背后隐藏着的更为深刻的物质根源，最终导致了“绝对精神”的统治。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不在历史本身中建筑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9]（P242—243）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阐述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
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总体的人的生成，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的过程。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人自身，是人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活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活动的开端就是由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引起的，人的需要产生和满足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7]（P32）正是满足新的需要的活动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需要的产生，还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因此，人的基本活动——劳动、交往及其引起的分工，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劳动和交往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工作为人类自然差别在其活动中的表现，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作为人的活动及其表现形式，统一于人类发展进程之中。正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异化和私有制，才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而共产主义则是对分工导致的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人的劳动和交往的真正的统一。
四、历史的进程
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是历史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维柯以来的所有历史哲学家都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前后相继的几个不同阶段构成的。但由于不同的人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不同，就形成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种不同的解释。正是通过批判自维柯以来历史哲学中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历史与人的生成的理论，为历史哲学的研究打开了崭新的一页。
维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使历史的进程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是按照人类本性具有的内在法则进行的。在人类的共同本性中，最基本的是对于天神的敬畏，对情欲的节制和对灵魂不死的渴望。因此，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宗教、结婚和埋葬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要从这三种制度开始去创建人类，所以都要最虔诚地遵守这三种制度。根据这些制度的不同，维柯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人的时代是人性充分发展的时代，但也失去了历史的创造力。为了摆脱这样的停滞局面，恢复人们的创造性，就必须走回野蛮时代，从而开始了新的循环周期。这并不是“重新经过”，而是每一个民族在新的基础上再续另一民族的历史进程。因此，维柯更强调的是人性进步的基本性和首要性，这对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哲学家同样是从人性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在理论深度上，他们远远超过了其先辈。他们不仅对人性做出了具体的分析，而且指出人性背后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的理性。他们普遍认为，历史乃是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是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相对应的。而康德作为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以目的论的方式论证了启蒙时代的历史进步观。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理性与自由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赋予人的理性在人类自身不断得到展现，最终理性会引导人类走向至善，即永久和平的公民社会。
黑格尔继承了康德以理性和自由为核心的观念，把康德的具有主体性特征的理性发展为主宰世界历史的力量，并以理性的必然性来说明世界历史行程。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行程内，每一个民族只能体现一次世界精神，世界历史也就是民族精神不断更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从低到高不断完善的，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精神。黑格尔根据对自由意识的获得程度，把世界历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这四个阶段也同时分别体现着历史必然性的不同阶段。
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正是继承了维柯以来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进步过程的传统，同时马克思又超越了这一传统，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进程的阐述是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其一，是在经验的层面，马克思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区分了东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是五大形态的依次演进，在东方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二，是在形而上的层面，提出了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这两个层面是统一的，统一于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中，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更具有普遍性。在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双重理解中，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对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阐述的终点，也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概括总结的终点。共产主义作为人的最终解放，预示着一种真正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即人之总体性得以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终极的状态，而是人的本质在其中得以实现，人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确证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但是以世界历史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其本身也就是这种世界历史的最深层次。“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是平行发展互为前提的。只有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极大地介入世界历史，彻底打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界限，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10]（P120）
五、人与历史
人和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摆正人与历史的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人自身，才能真正理解历史。许多哲学家和史学家对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答。总体说来，可以归纳为历史决定论、历史非决定论和历史生成论。历史决定论就是承认事物的存在及其运动具有因果制约性、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非决定论则否认事物及其过程的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而历史生成论则超越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两极对立，强调人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历史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
历史决定论一词又称“历史主义”，即认为“历史受控于明确的历史或演化法则，这些法则将使我们能够对人的命运进行预言。”[11]（P26）波普尔曾明确地指出，“‘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12]（P2）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决定论可以分为神意决定论、理性决定论、有机决定论、结构决定论等几种形式。历史决定论过分强调了客观规律和外在的必然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忽视了主体的创造性，从而否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合目的性，因而招来历史非决定论的批判。正是在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中，形成了历史非决定论的思想。
历史非决定论的共性是否认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必然性。主要有如下几种：（1）认为历史的运动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由意志论；（2）认为历史是由个别的、偶然的因素集合在一起的历史偶因论；（3）认为历史是不可预测的和不可解释的，主要以波普尔为代表，它的影响也最大。波普尔认为，人类的历史现象是个别的，独特的、唯一的，不具有重复性，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自然也就不存在历史必然性。每一代人都面临着自身的困境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每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对人与历史的关系的理解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历史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也不是外在于人的，正是由于人的选择，我们的历史才有意义。
马克思对人与历史关系的回答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非决定论的，而是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超越——历史生成论。马克思认为人与历史是不断生成的，历史是内在于人的，人亦在历史之中，人与历史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的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历史；相反，如果离开了历史，也无法理解人自身的生成。因为人自身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人在历史中生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的本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规定性，而是一种未确定性。正是这种未确定性给人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人永远都是未完成的，都是在生成着、在通往完成的途中。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既不是纯主观的选择性的活动，也不是纯客观的受动性的活动，而是主客观统一的创造性活动。“实践活动之所以生成着人和人的世界，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生成着的活动。这是一个生成的循环。”[12]（P14）人没有抽象的本质规定性，人的本质不是隐藏于人的背后而有待于发现的东西。人的本质就是不断的生成，一旦生成的过程停止，人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就会终结，历史就是人通往人的途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世界；人永远创造着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世界；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13]（P194）历史也是如此，人创造了历史，人在永远创造着历史，历史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
因此，历史和人都具有生成性的特征，历史同现在和未来一样，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的进程。人永远在追求某种创新，人又永远不能满足于或停留于已有的创造，人不仅以某种方式超越给定的或外部的自然，而且也在不断地超越、更新和重建已有的文化造物。惟其如此，历史和文化之歌才能常唱常新。
正是在人与历史的生成的过程中，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方面，人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种给定的存在，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人具有创造性，要打破那种给定性和自在性，因此又具有能动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人是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内在地包含着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人类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统一的，二者都植根于人的实践本质之中。也正因如此，人类的历史才能不断地发展下去，才能表现为人与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正是生成的过程，使人生存之中不可逾越的极限性转变为人之自由、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源泉和根基，人类的历史才能表现为“不断超越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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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