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的理解，是近代西方哲学面临的重要的问题之一。从维柯到启蒙思想家、从赫尔德到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即历史是生成的。但他们始终没能为历史的生成性特征提供一个现实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理解，将历史与人的存在统一起来，从而为历史的生成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完成了历史哲学领域的革命变革。

一、传统理解的反思

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传统理解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这种理解，基本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的“经典表述”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对《序言》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序言》本身，而是要把它与马克思其它的著作联系起来 ，特别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经典表述”的含义，从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诠释。如果说历史上由于马克思诸多的理论著作没有出版，使我们不能从整体上进行研究，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早期的全部著作，并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新的认识，就成为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把《序言》中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视为马克思对历史的经典表述，并以此为基础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这种被普遍认同的理解，其实质是由于多方面的局限所造成的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误读，是把马克思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结论普遍化，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其结果是建构了一个封闭的体系，遮蔽马克思在历史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

首先，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的目的来看，马克思从未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一般的解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其一，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吸收其中的肯定成果，借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在其第一次阐述这一思想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1]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其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批判将那种资本主义普遍化、永恒化的观念，以同各种非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思想做斗争。马克思对穆勒、巴师夏、蒲鲁东等人的批判就是如此。其三，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将其早期思想中确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过程，以建构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马克思所创立的一般历史哲学体系。因此，就存在着一个如何确定《序言》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结论的问题。

其次，对马克思在《序言》中所做的经典表述的理解，我们不应单独就其本身的内容去理解，而是要把它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的经济学研究著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揭示其真正的含义。《序言》中的内容只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在于马克思自己曾明确地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3]但马克思在《序言》的开篇也同样明确地说过，“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4]应如何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总的结果”和“要证明的结论”呢？它们是同一个吗？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二者的差别，或者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正因如此，才形成了对马克思文本的传统理解。实质上，这两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一个是“个别”，而另一个是“一般”。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总的结果”并不是对其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个简单概括，而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其对象并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马克思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篇的《资本论》中也曾明确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因此，如果我们把《序言》中所得出的这个“总的结果”视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经典，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其结果势必将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普遍化，使其成为对人类历史的全部解释。虽然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马克思同时也强调，“决不能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6]也就是说，人体解剖终究不能代替猴体解剖。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如果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7]如果说马克思在《序言》中所阐述的“总的结果”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的个别结论，那么马克思在《导言》中的“一般”又是什么呢？

第三，从《导言》的内容来看，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发展规律适用于一切时代的错误，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8]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结果。所以，必须根据每个时代自身的特点，具体地分析其存在和发展的趋势。因为人的生产活动是具体的、现实的，只有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认识人类历史的生成性。因为人的本质既不是确定不变的，也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自身的活动现实地生成的。因此，只有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分析才能揭示出历史通过人的活动现实生成的过程。

 

二、马克思对现实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

 

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曾做过多种不同的表述。那么，应如何理解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这几种不同的表述呢？其实，根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系列的表述，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不同的系列：其一，是事实系列，即马克思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做的不同表述。由于马克思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能获得的资料不同，而且对所获得的资料的研究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的阐述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由《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再到《序言》，也就是我们传统所理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大形态的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接触的都是西欧社会的历史材料，因此这种对人类历史发展事实的概括也仅限于西欧的历史。当马克思晚年接触到东方社会历史材料之后，马克思对东方历史的发展就做出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概括。其二，是马克思根据上述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的概括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即人自身发展的系列。“马克思一向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生产史、经济史；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是从动物界进到真正人的世界的历史。这个过程就其内涵来说，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但就其外延而言，也是人类不断扩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9]因此，对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就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他也正是利用劳动、交往、分工所表现出的人与物的关系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存在状态这样人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一理论与前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并不矛盾，而是其理论的总结，并始终隐含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概括之中。

马克思在其历史理论形成的初期，认为西方社会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五大形态是所有人类的发展都必然经历的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所获得的资料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演进机制的认识。因为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劳动、交往、分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产生异化和私有制。^[10]马克思指出，“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11]而消除私有制所需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人类的普遍的交往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尽管是一种异化的形式，但毕竟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前提，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克服劳动的异化，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在评价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的侵略活动时指出，问题不在于英国在印度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变革，“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情感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受帖木儿的蹂躏？’”^[12]此时的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只有走西方的发展道路，才能为未来社会创造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在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认识到东方社会独特的历史。根据各个不同民族具体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模式的东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其当时的具体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为了说明第一个社会的历史，就必须对那个社会的具体状况进行研究。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的错误观念时指出，“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个世纪，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3]这实际就是在研究每个时代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所以马克思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14]即在对历史研究中，也是从人出发的，只不过是从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活动出发。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根据西欧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5]而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存在的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最终形成共产主义社会。

与西欧社会不同，东方社会在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并没有进入奴隶社会而是以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伴随了西欧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三大特征。农村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它是在原始公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个人同公社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公社同公社之间是彼此隔绝、缺少联系的，“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16] 各个公社间的这种相互隔离的状态，是东方各国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由于公社的这种封闭的条件，人们形成了落后的文化心态，“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17]农村公社的特征造成了东方社会的落后，但是也正是这种落后性使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在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是农村公社，个人只是占有土地。因为东方的“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18]这种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使任何个人都无力承担灌溉的任务。因此就只能存在土地公有制。“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19]因而专制国家就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结果，而且正是专制国家抑制了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整体。其中，自然地理因素是根本原因，土地公有制是基础，专制国家是矗立其上专门管理公共工程、军事及财政事务的上层建筑。正是东方社会的这些特征，使它在历史的进程中走着同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关于五大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对西欧历史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阐述，不包括象中国、印度和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而东方社会从原始社会起一直到19世纪，一直保持着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某些特征。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而且在东方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马克思也做了否定的回答，即东方社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跳跃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表明，“人类世界从古至今就分为西方和东方两个世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不同，走过的道路不同，未来向新社会过渡的根据和途径也不同。它们的一系列差别表明，历史并不是严格确定的发展系列；偶然的、或然的、主体自身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都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身就是多元化历史观的鲜明例证。”^[20]

 

三、历史的生成性

 

无论是五大形态的依次演进的理论，还是东方社会理论，都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描述，是在经验层面对历史的理解。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不同展示，对它们的理解都必须将其置于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的规约之下。但是，如果对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解只是停留经验层面，还不能揭示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全部内涵。因此，还要揭示出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的思想的第二个内涵——历史就是现实人的生成。

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出发去理解历史，历史就是人的生成过程，因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1]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是对人类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阐释。

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2]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三个人自身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表述为只有共同体主体而无个体主体，只有个体主体而无共同体主体，个体主体共同体主体协调发展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的依赖关系。在人类之初，人与自然处于原始的同一状态之中。“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23]一方面，人的主体意识尚未生成，“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24]另一方面，人自身的存在和生产活动依赖于原始的共同体，是在共同体中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分离，人的劳动与劳动的物质前提是天然同一的，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但是，“在这里，个人决不能象单纯的自由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点。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25]即只有共同体，而无个体主体。因此，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是在共同体中将作为生产者的个人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再生产出来。在这种生产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6]亦即这种生产本身就具有一种原始的完满性。也就是说，独立的个体主体是不存在的，人是以共同体的形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以类的形式保持着与自然的原始的同一状态。而且由于各部落的天然性质的不同，各部落住地的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与受物理性质决定的土壤的开发方式的不同，以及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引起迁移的历史事件的不同，这种原始的共同体亦表现为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即原始的、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等不同的组织形式。

其次，是人与物的依赖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人逐渐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主体。特别是交往和分工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人的本性的原始完满状态。一方面，交往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使人具有的天然差别成为对人有益的方面，并赋予劳动以无限的能力。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不能把同类的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的产品。正是通过这种交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产品中，在他们对其产品的使用中确证了自己人的存在，自己对他人的存在和他人对自己的存在。也正是由于交换的这一性质，使人的存在和发展不再依赖于共同体，因此交往的发展现实地促进共同体的解体，使人摆脱原始的共同体而获得独立。所以马克思称这种解体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某种发展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分工产生了异化和私有制，出现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所有相互交往的人的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人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不再是人的本质，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并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这种“交换只能导致运动，只能证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从而对另一个人的产品的关系的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27]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这种生产方式造成生产生活中人的一切依赖关系的解体，并以这种解体作为自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认为，一旦交换价值作为生产的主要目的，那么“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28]这样，“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29]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才导致人和人的关系在他们的劳动中发生了颠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和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进而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交换行为，但是那时候的社会关系一开始就很清楚地表明为人的依赖关系，如封建主与臣仆、地主与农奴或种姓制度下的公社成员，都在一定的等级规范之中。但是，到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时代”，人的依赖关系、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统统被打破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是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依赖关系的消灭，而是以一种交换的形式体现出来。人不再直接地依赖别人，或依赖某种共同体和社会等级，而是依赖于物，依赖货币。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马克思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依赖”关系，它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物的统治之下。

尽管如此，人与物的依赖关系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只有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使人摆脱原始的共同体而成长为独立的个体主体，同时创造出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丰富的关系——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从而为异化和私有制的扬弃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30]

第三，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这是在生产和交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独立的个体为基础重建人类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作为独立的个体主体而存在，同时，与其他人保持着真正人的关系，是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因而，在其中人的实践创造本质得以全面的发挥和展示。所以马克思称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前提。这时候，人将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独立主体。他既不象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那样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之中，也不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那样处于“物的依赖关系”之中。它砸碎了“人”的枷锁，也砸碎了“物”的枷锁。这时候，人再次表现出人的全面性。与人与人相互依赖时所具有的原始的完满性不同，这是经过了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之后达到的真正人的完满性。因为他不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也就是人的总体性，也就是说，在人的发展达到自由自觉的状态的时候，已经全面地消除了异化，总体性的人取代了异化的、单向度的人，人以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扬弃了自然的给定性和自在性，也扬弃了人自身的现实的生存状态的。但这只能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一个总体性的人的生成过程。

正是通过对历史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解，使马克思把历史与人统一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则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历史的人。人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前提。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也就是说，人与历史是在人的活动中不断生成的。人自身不断完善，不断生成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塑造着，人类自身不断生成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生成的过程。因为人并不是一种给定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着。人的本质就是不断的生成，一旦生成的过程停止，人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就会终结，历史就是人通往人的途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世界；人永远创造着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世界；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31]历史也是如此，人创造了历史，人在永远创造着历史，历史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永远处于生成的过程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9]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10]参见拙作《劳动、交往、分工：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演进机制的分析》，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14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20]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3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8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10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31]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