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历史性质的探讨，自十九世纪兰克学派兴起后，似乎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尽管对历史的科学理解在二十世纪初受到了新兴历史学派的挑战，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二者还是一致的。然而，在人类跨入新千年之际，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致使历史的真实性本身成了问题。历史的真实性何以存在？
“历史” 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 historia ，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指过去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另一方面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和叙述。因此，作为一种叙述的艺术，历史所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1]也就是说，对真的追求，是历史学的核心目的之一。但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存在着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的真，其二是人类对历史认识的真。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绝对同一的，因为作为本体的历史事件，尽管具有纯客观的性质，但对于理解者的当下存在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经验的世界，而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历史与当下的事实不一样，当下的事实具有历史事件所不具备的某种在场的性质，而历史事件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因此，对于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的直接认识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有通过文字、符号和遗存，经由分析、推理和想象，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历史认识所获得的真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存在，而是建立在历史事件的主体或后人对历史事件叙述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存在着一个历史事件本身和历史认识的真相符合的问题。尽管在叙事与真实性之间是连续的，在形式上具有共通性，但每一个叙述者在记录或叙述历史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历史之外，以一个绝对客观的态度进行记录和叙述，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叙述中打上时代或叙述者本人的烙印。因此，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个曾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事件，而是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他只有借助于历史叙述者的文本这一中介，才有可能触及历史的本体。换言之，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只能是对历史叙述结果的研究，研究的是一种叙述的活动，不仅需要研究叙述的内容，而且需要研究叙述的活动本身。因此，他所得到的就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体的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历史是一门艺术，一门叙述的艺术。那么如何理解十九世纪科学的历史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呢？
不可否认，十九世纪历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但是，这种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叙述艺术的历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也是建立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在艺术的真实性上涂上了浓厚的时代特征。
首先，就科学的历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九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任何其他的学科若想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就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并努力在自身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客观性。在这种形势下，历史学若想确立自己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自然难免走上客观化的进程。而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只有作为本体的历史事件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因此，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来说，“如实地说明历史”就是最终的目的。与此相关，对客观性的追求还有一个根源，即古典史学对道德史观和天命史观追求，导致以外在的目的来裁剪历史。为此，也必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正如兰克所强调的，“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2]
其次，十九世纪对客观性的追求，使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对其所面对的全部的历史文本进行了清理。一方面，在他们对证据加以前所未有的精确、严格的考证下，有关历史细节的知识大量地增加。各种经过分析整理的史料，大最的问世，以及新考古方法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历史文本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为了外在的目的虚构的史料被排除，从而使以历史本身为目的重新叙述历史成为可能。但是，十九世纪历史学对历史资料的考证，直接获得的并不是历史本体的真实，而是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科学的历史学所面对的也是用以记录或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对文本真实性的考证，并不能排除文本的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过程作为前提存在的意义的预设。客观的历史学，仍然是以叙述的文本为核心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所得到的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体的真。那么，客观性是如何可能的呢？
第三，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与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密切相关的。十九世纪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国际舞台上的民族统一、自决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军政史也为十九世纪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正是将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伟大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种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对上述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才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可供考证。也就是说，这种客观性实质上是一种叙述的客观性，即通过以一个论断的形式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陈述。不但如此，这种客观性的获得还是以牺牲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为代价的，对政治的偏重使史学研究变得日益狭隘，它不仅忽视了政治以外的其它因素，而且忘记了构成民族、国家的人、普通人。正因如此，科学的历史学在二十世纪初招来了多方面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导致历史研究的衰落，相反，它却导致了一场研究路线的分化和学术研究精密化的增长。新的历史学派将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社会的整体、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其目的不再是追求历史事件的客观性，而是力图再现历史生活本身。因此，尽管追寻历史的客观性那个“高贵的梦”破灭了，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依然存在。那么，如何理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呢？
历史的客观性这一理解，是来源于自然科学，是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尽管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对于历史学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必须明确指出，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绝对不同的。因为历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其发展变化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是可以重复、多次发生的，对它的研究可以借助人工的环境再现其变化的进程。历史事件作为人类活动的表现，是个别的，不具有重复性和（自然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也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活动在现实中重复这一进程。对于历史的研究，人们只能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在思想中再现历史进程。而这种历史进程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而不是回到生活本身。而“‘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真正差别并非出于井然有序与混乱之间的对峙，而是在生活中缺少那种通过讲述将事件转变成故事的观点。讲述不只是一种言辞行为，也不只是复述事件，而是一种以某种更高的认识形成的行为。”[3]因此，历史学的研究中，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它所追求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是对历史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的再现。
历史学所追求的艺术的真实是内在于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之中的，这种艺术的真实就是在历史进程之中展现出来的人类的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说，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精神演变的进程。而文化精神就表现于人类的共同体中。因为共同体并不是与构成它的诸多个体对立的，其存在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个体在意识上的相互承认，并进而承认共同体本身。这说明有一种叙事结构：共同体并不只是作为一个发展而存在，当其成员假定了相互认同的我们时，它还通过对这种发展进行反思性理解而存在。而在现代的共同体则是一个虚幻的、理性的共同体，它借助独立的个体生成的过程中对传统共同体的消解，把独立的个体彻底地排除于共同体之外，从而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维度，以至招来后现代主义的反动。因此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的思考，我们也不应仅限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真实性——客观历史的真实——的反叛，而是要从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去理解。就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来看，其核心是对现代主义所代表的那种绝对理性的文化精神的反动。但也绝对不能因此就象后现代主义那样，把共同体的存在、人之存在的本真状态一起抛弃掉，应该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的进程中，重建人类的共同体，其核心在于揭示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反思性的理解才有可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人类文化精神的追寻，是当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根本原因。
【注释】
[1] C·洛伦茨：《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隐喻的转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第21页。
[3] D·卡尔：《叙事与真实的世界：为连续性辩护》，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第81页。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