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任务是从认识对象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恩格斯的相关阐发进行某种考察和重释。这种考察和重释不仅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再理解，而且也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的再认识。

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一起，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发现”[[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使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术语，用其来指谓他们自己的哲学。有一处的表述是：“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这样，尽管文中没有出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完整的用语，但是这一概念在实际上已经被表述出来了。后来，恩格斯就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Die materialistische Anschauung der Geschichte,《反杜林论》；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单行本序言）或“历史唯物主义”（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致布洛赫》，1890.9.21-22）这样的术语，用来指谓马克思的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将马克思的哲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还将其理解和明确地定义为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学说[[3]]。然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真的仅仅限于对人类历史领域的认识吗？

事实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观视域仅仅局限在单纯的人类历史领域之内。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出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差异。

二

有可靠的根据和理由认为，不能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仅仅看作对纯粹的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的认识，实际上，它也是包括对自然界及其历史方面的理解在内的。只是，出于经验和实证的方法，针对以往的传统形而上学(包括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超验思辨)，马克思始终所关注和强调的自然界是作为人的实践客体的自然界，而非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原始自然界或在人的实践活动和感性经验之外存在的自然界。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包括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内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这里，仅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概略说明。[[4]]

关于“历史”及其科学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概念是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两者在内的。在《形态》中,有一条注释专门申明：“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 这一段论述在文稿中虽然被划上删除符号，但却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论述相一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6]]对此,马克思还专门作了详细阐述。在马克思看来，人可以称为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就是感性的人本身。在此意义上，所谓自然科学是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人的科学（人文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的科学（人文科学）的第一对象，而且，人的本质力量也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实现。在此意义上，人的科学（人文科学）是关于自然的人的科学（人文科学）。这样，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人文科学）就是一门科学。马克思将这一理解表述在这样一段话中：“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7]]

关于物质生产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统一于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体现和表征人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性。在《形态》中马克思强调，“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8]]。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在工业中向来就有哪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9]]。在《手稿》中马克思也说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一切旧历史观的主要缺点，就是忽视了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历史的现实基础：“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10]]然而，由于物质生产实践体现和表征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忽视物质生产实践所导致的结果和必然后果，就是“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1]]“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12]]。可见，以往的历史观，由于排除了物质生产实践，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观与历史观相分离的二元化的历史观。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由于它揭示了物质生产实践的作用，找到了整个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了对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一种统一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而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展示了一种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认识的新境界。

关于人的理解。尽管马克思着眼和强调人的社会性及其主导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将人看成是单纯的社会存在物，而是理解为社会存在物与自然存在物的统一。首先，马克思强调“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强调“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同时，马克思又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性，肯定“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在马克思那里，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能动性与受动性两个方面，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4]]

关于自然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及其同人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及其同人的关系的理解，是受到社会制约的。经验的实证的自然，现实存在的感性的自然，是作为客体存在的自然，是作为生产力要素即劳动对象存在的自然，因此，是打上社会烙印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具有社会性的自然。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5]]在《形态》中，马克思重申：“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

但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只论及到已经和正在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所改造的自然，即“人化自然”。那么，这是否像通常人们所理解和认为的那样，排除了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自然的存在？显然不是。因为作为人的感性世界的东西，人们能够经验和感知的东西，只能是已经成为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客体或对象。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存在的自然，非人化的自然，虽然通过间接经验和逻辑证明可以确定其存在，却不是人们实践和认识的现实的对象或客体，而只是一种潜在的对象和客体。而且，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彼此隔绝的鸿沟。正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将二者沟通和联系起来。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展，非客体的自然会不断转化为客体的自然，非人化的自然会不断转化为人化的自然，这样，感性世界的领域和范围也就越来越扩大。而这，只要人类存在，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强调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并不否定外部自然界的某种优先地位，恰恰以承认外部自然界存在的优先性为前提。

所以，肯定“人化自然”，并不意味否定原初自然、非人化自然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7]]。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放弃认识“整体自然”的追寻和努力，因为实际上，达到对整体自然的认识，作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能通过对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不断扩展着的“人化自然”的认识才能相对的得到实现。

据此，可以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研究不仅曲解了人类史，而且也曲解了自然史。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存在的自然，至多只是通过间接经验和逻辑证明而能够确认其存在的自然，决不是通过人的经验和感性能够直接证明和把握的自然。因而，以往的自然观和自然哲学对所谓“整体自然”的认识，不免有虚构、幻想、假设甚至臆造的成分。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然如果不与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存在相联系，也就失掉了对于人的意义：“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8]]

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着眼于人的现实的、真实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以及非人化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正是马克思对传统自然观和自然哲学所实现的根本性变革。

关于“社会”的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把社会也理解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9]]

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的和解和统一。“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0]]。

三

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界定为仅仅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把马克思历史观的对象仅仅限定在人类历史领域，其结果，是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狭隘化、二重化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1885）中曾明确提出“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任务以及提到他本人所从事的“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工作，并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21]]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又进一步申明：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22]]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恩格斯自己所从事的长达十年（1873—1883年）的对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贡献，即通过《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创立所谓“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终结”了以往的传统的自然哲学；同时，却完全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限制在单纯的社会历史领域之内。

正是恩格斯的这种界定，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不难看出，藉此，恩格斯又重新退回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观。对此，需要另文来专门研究和探讨，在此就不赘述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