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推动的整体社会变迁一致,中国知识界也开始了话语异常增殖的过程,显著特征之一便是西方各种新兴行话几乎在我国学术界同步流行。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其中明显具有消极性质的影响是行话的泛滥与思想史认识的贫瘠,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催生的各种激进知识学立场被国人奉为圭臬之际,因为语境错位、对象误置和工具的滥用而产生了各种走样的社会批评,少数和差异立场的强烈主张、微观权力分析的流行、各种后现代式文本分析和历史叙事的涌动等都表征了该问题的存在。在急剧的社会和思想变迁条件下,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及时更新自身的历史叙事,深化对历史和当下的理解,从而把握自己的主动权。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除了其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价值,还应该为当代中国借鉴西方理论资源提供支持。基于这一立场,本文提出一种重新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视角和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问题与历史关注
左派思想资源在今天全球的理论发展中具有独特和显著的价值,除了各个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左派立场,许多由左派创造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亦受到普遍的欢迎。不过,在多数时候,这些概念工具并没有在逻辑和历史上得到澄清,就更谈不上由它承载的思想主题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即便是在专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个问题亦比较明显。相关的研究(包括博士论文)越来越多,但多数都局限于一个狭隘的专题或人物就事论事,缺乏真正的问题和历史关注。
那么,在当代激进思潮中凝聚着怎样的问题和历史关注呢?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为例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发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后,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因此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研究,这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在国内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注意到“霸权”、“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我主张译为“彻底民主”)这些关键概念的含义及其政治潜能等问题,不过,多数研究都绕过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独特的立场,或者说这种立场到底指向何种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整个20世纪激进政治理论持续的转向,而“后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个历史转向的一种后果。在今天,我们以“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等术语来概括当代不同的激进思潮,实际上是试图从当代的多样性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的发展及其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对当代激进思想进行分类。只有把握了为什么19世纪末相当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会在20世纪末产生了所谓“千面马克思主义”(华勒斯坦语)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准确地识别每一种思潮所提出的内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许多时候并没有在那些思潮中直接呈现。例如,拉克劳和墨菲在提出以“霸权”作为历史叙事的中轴和当前左派斗争的策略依据时,他们虽然明确地宣布了与传统阶级斗争思路的分野和告别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基础的对抗性社会假设,但是他们并没有清楚地解释这种理论姿态与现实的关系,而是将其转换成知识学问题。他们试图以一种知识学的立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占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位置,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质点被他们掩盖起来了,即对全部革命的擦除。
正是通过这种擦除不仅把阶级问题而且把围绕阶级而组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策略都悬置了。拉克劳曾经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发表《阶级“战争”及其之后》一文,非常明确地从左派危机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彻底民主”规划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从以1789、1848、1968三个年份所代表的革命变迁的角度来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时,[1]其所缺失的不仅是1870(巴黎公社)至1917年(十月革命)的思想遗产,而且也缺失了包括试图补充这个传统的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路。如果不理解这种缺失,我们就不能解开他所使用的“霸权”概念的含义,它的含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提出这个概念的葛兰西的思路。在葛兰西那里,霸权作为统治的表征由强制和同意两种力量维持着,后者往往又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札记)”研究促成了欧洲左派的“葛兰西转向”,把作为生产关系之征兆的主体(主体表现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当事人,如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提到斗争的表面,并落在意识形态之上。而在拉克劳这儿,霸权并不是意识形态(即同意)问题,也不涉及强制(国家机器暴力)问题,而只是指在本质上开放且不稳定的权力结构,它表现为各种关系和力量在偶然性条件下的“接合”(articulation)。因为其不受任何本质的或基础的历史力量所决定,所以其理论叙述是反本质主义的。从拉克劳和墨菲的全部讨论看,他们无非说,由于没有力量保障特定的政治权力及其结构是永恒的(即历史是开放的),斗争才有希望并且不会陷入教条主义思路。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1848年、1870年以及1917年的传统暴力革命的困境。当然,这也意味着,除了一种新颖的解释和一套吸引人的概念工具[2],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这是为什么顺着他们的思考来讨论现实政治时越来越形而上学,甚至越来越邪乎的原因。如果他们的思路代表了激进左派理论从哲学向政治的“回归”[3],那么,这种回归恰恰放弃了最基本的政治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拉克劳和墨菲实际上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以“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术语来定义一种激进左派的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全部政治诉求和论证这个政治诉求的合理性基础(知识学前提)和它所欲面对的政治问题。正是这三个方面包含了太多的很难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来解释的内容。因此,在理解这些思潮的背景和合理性时,需要突出关注一个实际上我们过去已经提出但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话题,即历史叙事以及蕴含于其中的革命叙事。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与革命叙事
历史叙事并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历史发展图式,而是说明历史变迁动力和机制的知识学方案。就激进思想史来说,就是解释从马克思到各种试图替代它的激进方案所涉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从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由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激进理论的知识史和政治史中可以识别出来,它构成诸如“后马克思主义”这种论题的研究主题。从这一角度看,从阶级斗争到话语抵抗的转向,代表着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史;而从“科学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历史叙事)到“新的‘真正’社会主义”(new true socialism,墨菲简称为NTS)则代表着其知识史。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发展出一种框架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清晰地揭示出来。在国外已有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分别对政治史和知识史这两个层次进行探讨了。如西姆,他编了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读本》[4],自己又写了一本《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史》[5]。后一本书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是,西姆分析了从卢森堡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西姆的这种研究思路是可取的,是对思想史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史背景的梳理。不过,西姆做得并不够,或者说做的只是前期工作。因为他强调的知识史突出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框架,以及他们理论观点的来源及其知识背景。西姆的叙述是按照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中自我提示的线索进行的,这种知识史研究实际上是表面的,因为它压抑了自身需要回应的问题,即拉克劳和墨菲试图以“the political”替代“politics”这种文字解构策略所回应的政治问题。通过这种文字解构策略,工人阶级通过自发的工厂斗争和暴力革命、工人政党通过议会斗争以及其他解放政治的传统形式已经消解到解构的文字游戏之中,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从理论上说,拉克劳和墨菲追溯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史,这个回顾是为自己学术理论观点的传承和连续性提供一个合法性。在一般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所有主张新的政治学或者说政治策略的思潮都要做的工作,因为通过连续性来阐明断裂的位置和意义,正是理论确立自己合理性的惯常做法。并且,在这类回顾或追溯中,不同的研究并非按照标准或共识性的框架进行,因为研究的个性正是通过历史叙事过程中的再发现而确立的。在这一点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对立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都是如此,而在结构主义对传统主体哲学路线的反叛中更是如此。在今天,“后结构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占据显著的位置,不能不说是与下面这个自我主张联系在一起:思想史上的每一次自我革命主张,都会带来对思想史的重写。换句话来说,结构主义始终坚持这种抱负: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各种重写历史的策略与行动之竞争场所,位置和话语而非传统理解的客观性才是历史叙事的焦点所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多数相近的激进思潮,实际上都采取了这个结构主义的观念,只是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立场采取了解构论的强纲领(哲学中的德里达和拉康)或建构当代研究系列论的弱主张(文学中的詹姆逊)。这是一个必须识别出来的问题,基于这个问题,在评估拉克劳和墨菲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囿于他们自己的视角。以上述参照来观察诸如西姆的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他的知识史视角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逻辑视角。逻辑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或者说最主要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只是一种学院派的偏好,并且这个学院派的偏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西姆选择他自己的逻辑视角也许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不对他研究的基本界限、目标和理论价值进行限定的话,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把他的研究当作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标准叙述,就会存在问题。
问题存在什么地方呢?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都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那么,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贯彻其唯物主义立场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坚持思想、批判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批判与其得以诞生的那个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这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唯物主义主张。因为,思想的变迁不能外在于宏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那么这种革命的特殊意义———至少在形式上———就在于摆脱了早期的纯粹的认识论旨趣。理论从此之后将不再仅仅具有认识论的旨趣,虽然它会保留这个旨趣,但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世界”的这个旨趣。“改变世界”的旨趣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和实践相结合。更加具体地说,是和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历史角度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最终的对抗,在这个对抗中,他们又证明了无产阶级最终将获得这个胜利。因此,无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讲到的,还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这样一些文献反复强调的,他们的理论目标都是无产阶级科学,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积极地把自己的理论融入到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去才有可能去谈论科学。
在其后的激进知识史流传过程中,是不是用“科学”这种表述,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延续下去,恰恰在思想史叙事方面提出一个问题:激进知识史发展的原委,特别是许多重大的转折的原委,要说清它们,仅凭逻辑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原委恰恰蕴含在工人斗争的基本现实之中。从这一角度说,后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它的孕育,它的潜流,它的表述以及它的扩散,最重要的推动力恰恰不是来自于理论逻辑,而是政治的变迁。当然,对政治史的强调,并不是意味着泛泛地对这些理论诞生的环境变迁进行描述,而是完整地概括出支撑其政治诉求(比如说,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抵抗)的经验现实和思想依据,其结果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并且,正是在这里,我们会在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本体论问题上与各种激进思潮发生碰撞,并且面对全部激进思潮,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基本问题,即时代判断、政治诉求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前提: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变迁
前文指出,在伯恩斯坦、卢卡奇和拉克劳、墨菲之间存在着内在连续性,而这个问题却往往被当下流行的研究所忽视;实际上,它在形式上就十分明显,从伯恩斯坦、卢卡奇和拉克劳、墨菲等人著作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前提”是不同于马克思并试图替代马克思的对历史的“新”理解,“任务”是政治学的表述、政治诉求,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提出它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即18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阶级意识”是斗争的落脚点和策略,“历史”是反击经济决定论之客观规律的主客体辩证法,提出这两者是基于泰罗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克劳和墨菲以“霸权”替代了仍然具有本体论意味的“主客体辩证法”而把历史解释成偶然的和暂时的结构,并将其转化为话语抵抗,“彻底民主”策略是其落点,它面对的是战后自由主义共识和分散的新社会运动要求之间的对立。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性是由19世纪末以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代表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之浮沉所支持的。
拉克劳和墨菲的论述,坦率地说在理论上并不高明,他们之所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在恰当的时候[6]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一致)这种隐晦的修辞承认了左派的失败。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自身历史前提的追溯上,他们必然要绕过1917年革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甚至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而重新定位和建构了资本主义政治条件下的激进革命传统。然而,如果将其视为激进左派思潮,就不能不考虑被其压抑的历史,这个历史可以从逻辑延续的角度把它识别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亦是马克思主义叙事必须认真反思的现实前提,这就是整个工人阶级政治(特别是第二国际以来)的变迁。与经典作家的预言相比,这个历史变迁是一个衰落和转型过程。
这一问题在第二国际早期便出现了,它表现为下面两个转向。
第一个转向是,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斗争来说,它一步步地从暴力革命(这是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的传统)转向议会斗争。它的起点在于1884年10月28日德国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以及随后于11月初举行的重选,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共获得24个席位。按照帝国国会议事规程,至少须由15名议员组成的党团才享有提案权,这次选举的结果意味社会民主党党团第一次获得了提出法案的权利。在全部工人阶级政治史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之后,议会斗争逐步成为第二国际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运动的首要的策略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恩格斯1895年那个作为政治遗嘱的著名文献,即《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修正主义”问题与围绕它的争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第二国际内部争论的问题有很多,从策略到原则,但焦点问题便是革命的可能性和形式,罢工斗争以及作为其升华的暴力革命,其潜质始终是存在着的,但议会斗争无疑开始成为日常形式。至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个事实无疑见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斗争方式的实际变革。尽管出现了1914年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判断暴力革命思路是唯一正确的思路。因为,无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足发展,还是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极端的历史事件,它们都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并且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激进斗争。一战后的形势变化及其对解放政治的影响更加复杂,在这里无法完整展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利国家问题,在这个框架中,无产阶级将会和其他阶级一样,他们的自我斗争变成了在福利国家这样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争取自己的现代权利和福利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题变得更加明显,一直延续到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拉克劳和墨菲理论的诞生,和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基本上是同时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回应。从这一角度来说,与工人阶级政治第一个转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仍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当代激进思潮的直接政治背景。第二个转向是革命的东移。卢森堡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就非常明确地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套用马克思曾经用过的那个比喻———“高卢雄鸡的啼鸣是欧洲革命苏醒的一个征兆”,她把俄国革命称为“雄鸡的啼鸣”。当然,这次鸣叫预报的不是欧洲主要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而是革命的东移。由于篇幅,我们不展开对这个过程的论述,而仅仅指出其后果以及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系: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来看,无产阶级自我解放都不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因为东移后的结果是以民族解放为载体的社会主义。由于实际的历史条件的转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左派便面临着这个抉择,如果继续用“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来主张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那么就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拉克劳和墨菲作为《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的主要作者,他们在80年代中期以“霸权”来重新定义“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和讨论“社会主义战略”,便集中体现了该杂志的旨趣。从这一角度来讲,“霸权”所指向的实际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转移,以及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形式的改变。没有这个历史内涵,他们的理论就没有目标,他们的策略就不会有任何真实的意义。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构:历史叙事、主体和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后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霸权”或其他概念工具重新叙述的“历史”是什么,它试图重新确立的“政治”又是什么,这样就可以清晰地指认出其策略的含义及其知识学论证的合理性。这就需要把它的历史认识论及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描述出来。对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后马克思主义的评估,要从具体的革命形势、历史认识论以及两者之间关联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不仅适用于“后马克思主义”问题,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相关研究。因为,这是真正的理论问题。也因此,在研究“霸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像一般研究那样简单地描述一下就算完事,分析的过程应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霸权”是针对什么问题去的;二是“霸权”在知识学上的论证是什么。把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所有的问题就说清楚了。如果很好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就会带来对全部与马克思相关的激进理论发展逻辑框架的更深理解,并且能够由此把握其中的红线。这个红线实际上就是革命理论的结构。这个结构贯穿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今天全部激进理论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的变体,但其核心无外乎历史叙事(即历史发展理论)、主体(阶级理论)和策略(社会革命或批判理论)三个部分。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变迁中,卢卡奇之所以把革命转移到批判上,焦点在于其以主客体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替代了经济决定论之必然性历史叙事,不过主体仍然是阶级。由此,第二国际之革命叙事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转换成批判叙事。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不是小事。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历史叙事、主体和策略这三者的内在关联。
第一,无论怎样理解“革命”,它都是锻造新社会的事件,因此,革命是由其目标维系的。作为一个目标的新社会,无论是叫作“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都必须在理论上存在。历史叙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思路予以了证明,他与恩格斯试图改变过去的乌托邦做法(即在历史之外想象一个纯粹的福地)而将新社会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过程中,将其视为一种客观要求。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怀疑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他们需要新的历史叙事。
第二,主体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只是一个经验问题。因为,无论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还是特定条件下的主观追求,革命都是源自社会历史条件对主体生存状况的否定。在这一意义上,传统所称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叙事。但在这个问题上,麻烦的是,主体总是个体的、分散和冲突的,马克思仍然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论证了两大阶级的简单对抗及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到20世纪40年代便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写了,他们不得不针对“无产阶级变得不革命了”这个现实重新提出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精英”和“大众”构成萨特、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不断游移的两极。在1968年之后,新社会运动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要形式,主体问题也更复杂了。拉克劳和墨菲试图做的便是形成一个抽象的概括(当代有这种冲动的并非他们两人),结果是在理论上更加含糊。在今天更复杂,因为问题似乎变成了对people、populace、multi-tude等术语的解构。在理论上,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进行的阶级分析正是这些解构运动所欲解构的对象,而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叙事便担保这些解构的合理性。
第三,策略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暴力斗争也好,议会斗争也好,街头示威也好,学院斗争或社会批判也好,总是需要一个手段。复杂的是,如果说马克思诉诸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因为其历史认识论的必然,那么,在今天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诸多激进话语中,新的历史叙事恰恰不是首先对社会历史条件作出反应,而是为了对新策略进行论证而在逻辑上进行规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多数激进话语中,历史叙事是含混和冲突的,缺乏像19世纪那样的清晰性。
在总体上,它们只是萨特式精英知识分子“干预”策略在理论上的要求。在今天,西方的左派激进话语为什么呈现出不可理喻的特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提出了什么超越了时代理解水平的深刻见解,而是左派历史叙事枯竭的征兆:多数左派理论都无力提供一种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变迁具有说服力的叙事并以此来定位当下的斗争,因此陷入了内部无尽的话语争论。伊格尔顿曾准确地阐明了这一态势,虽然他自己也没有成功地突围[7],这也正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当代国外激进思潮,提出重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史,其基本价值便是总结理论上的经验和教训。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进行,而仅仅是为与西方在话语上平起平坐甚至赶理论上的时髦,那么“研究”本身的意义就极为有限。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定位
从上述分析结构入手,我们就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发展上的过程来定位其逻辑变化和阶段性特征。
首先需要回到第二国际,重新评估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列宁等人在内的复杂争论,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把社会历史条件和他们所理解的历史描述出来。
第二国际是一个前史,没有前史的分裂就没有后来的理论异常增殖。这个分裂是双向的或双重的,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解的对立,另一方面涉及这种理解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这种分裂的意义。因为只要产生分裂的原因没有解决,这个原因就会反复地发生作用。正是这个原因,内在地推动了卢卡奇到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变迁,理论上的连续性恰恰见证了造成第二国际双重分裂的原因长期存在,这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与马克思的时代存在着几乎难以沟通的距离。从卢卡奇到后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努力地弥合这个距离,但是他们最多做到了这一点,即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理论,因此在表面上,他们使历史认识的逻辑深化了,但是实际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按逻辑方式去发展一种精致的理论,而是如卢卡奇后期准确指出的那样,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解剖。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声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能的。同样重要的是,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产生原因、性质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个难题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才在理论上具有迷人的特征。
其次是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该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许多新的话语,包括哈贝马斯的理论,在直接意义上,都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的思考激发出来的“另辟蹊径”,也就是说,在他们这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后者发生的,只是形成了与他们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例如柯尔施,尽管因为他在理论上比较简单而较少被关注,但他在早期三剑客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并且因其理论上的简单而更清晰地呈现了问题。这是其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他针对第二国际对原理论(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性”)理解的失误提出了重新恢复哲学的要求,并因此提出以主客体相互作用为中轴的历史认识论,以解决和协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什么时候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协调起来了,干预历史前进的主体、马克思所要求的改造世界的主体就出现了;而一旦协调不好,主体和客体就分裂了,这是柯尔施的一个重大发现。卢卡奇和葛兰西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发展自己理论的,当然,他们做的要精致和深刻许多。卢卡奇的最重要贡献是对马克思之后的以泰罗制为理想形态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分析。葛兰西的焦点则是政治策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关于霸权和阵地战问题,都在他那里重新理论化了。
简言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上,他们实际上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位和理论化了革命理论的三个层次问题———历史叙事、主体和策略。不仅是“物化”和“霸权”这样的概念工具,而且他们协调理论的方式,都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反响。因此,如果肯定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代表着西方激进理论的转折,那么这个转折点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恰恰是观察后来的激进理论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入口和参照。
再次是结构主义的背景。结构主义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变迁的关隘。在总体上,结构主义是一个具有多种政治潜能的历史叙事,它实际上是在反驳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的一种激进左派理论运动,正是因为这一点,多数国外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将之作为重点。拉克劳和墨菲自己也反复提到福柯和拉康等人,将其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注结构主义时,恰恰不能像拉克劳和墨菲那样陷入到个别具有穿透力的概念上,而必须揭示其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质以及它作为一个思潮提出的总体问题,如列维-斯特劳斯是如何从历史再现与历史建构之间的关系入手,把历史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历史认识而非历史本体上;福柯又如何进一步从知识型的社会决定角度提出话语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巴特是如何揭示作为现实再现的意识形态神话结构的;拉康如何通过象征结构和个人想象之间关系来揭示主体形成机制的。
在直接的意义上,结构主义关于历史叙事的大观念给其提供了个别概念,而这些概念在被挪用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脱节,多数情况下,包括拉克劳和墨菲都只是通过将他们的一些概念“神秘化”———通过擦除现实及其再现之间的关系而在抽象的结构层次上使之本体论化,并且因此使之复杂化———而试图获得某种理论力度,而由这些概念建构起来的历史叙事则进一步被拆散了。由此,各种后现代主义都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表达空间,主张这些立场的左派也变成了众声喧哗。所以需要从(后)结构主义打开的历史叙事和话语反抗角度整理各种以其为背景的激进思潮在历史认识论和政治诉求上的表达。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纷繁复杂的当代激进思潮才变得透明和确定。
六、当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要求
在本文最后,我们遭遇到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及其当代影响的评估。当上述历史变得透明时,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了理论上的“一块小饼”。本文并没有具体地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史,而是提出如何评估的方法论问题,即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实际上,从卢卡奇至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观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发展的一条红线,透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左派理论家的回应特征,这是我们今天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不可回避的背景之一。这才是最深层的东西。在这个理解中,我们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自身关于知识史的叙事。这是最有价值并且真正属于理论的东西。
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们提出下列基本主张:历史叙事的意义在于把握到目前为止的已逝历史,揭示其中仍然会支配当代人活动的结构逻辑,阐明我们开辟自己生活空间所不能回避的物质条件。每当历史条件发生显著的变迁,都会带来新的历史叙事要求。20世纪后半叶,历史发,展呈现出加速趋势,关于新的历史叙事的要求也日趋高涨。以结构主义为支撑的话语理论的发展便是这种要求的最显著征兆,甚至进一步产生了以话语革命来改变历史的理论逆动。这种逆动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在反人本主义过程中诞生的结构主义以客观意义结构试图既粉碎传统客观历史法则崇拜又阻止向主观性的倒退,但借由话语而增生的语言决定论,一方面把历史锁定在语言之中,从而把客观法则崇拜发挥到黑格尔也难以想象的客观唯心主义境地;另一方面又借由语言之述行特征把历史的开放性转化成为主体间性这个纯粹想象,把主观唯心主义推至费尔巴哈之爱的“呓语”所不能比拟的高度。因此,在理论上,尽管结构主义的原始含义是反主体中心的,但由此演化而来的诸多后现代思潮恰恰发展至小写主体(无论是差异还是少数族群)的唯意志论。也就是说,无论它是不是结构主义思潮内在矛盾不可避免的后果,上述两种倾向都构成其出发点的“颠倒”(reverse)。
其次,在政治实践上,无论是阶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传统政治都是面对客观社会条件的干预政治。不同的是,它们主张的干预方向是颠倒的,前者提出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表现为经济过程)为基础的全面管理作为手段,但因缺乏个体之间的自觉联合,马克思主义因此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特征;后者则转向对人类公共性活动的干预,因为其解除了建立在利他动机上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管理的可能性,自由主义因此亦始终面临着向两极堕落的威胁:一极是以技术“歹托邦”形式呈现的生产力暴动;另一极则是以法西斯主义形式呈现的大众暴力。话语革命则把面向物质条件的干预转换成面向内在意识的干预,既告别了阶级政治,又否定了民主政治,从而在根本上把政治变成一种永远不可能的语言游戏。这导致激进话语几乎彻底地倾向于与现实无关的独白,从而否定了其在政治上的激进性,激进政治学由此颠倒为封闭的保守意识。
在当代新生话语异常增殖的条件下,思想史研究应该对这种逆动保持高度的警觉。例如,在当代中国应该警觉以极端的女性主义或其他少数话语形式展开的社会批评,这种批评一方面可能会否定当代中国改善整个民族福利的努力,另一方面则可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忽视市场和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更普遍和深刻的大众伤害。这个问题在西方已经确切地发生。例如哈维提到的1991年美国哈姆雷特鸡肉加工厂火灾事件,火灾造成25人死亡, 56人重伤,但激进政治对该事件保持了普遍的沉默,虽然它们在不同时刻在动物权利、妇女地位和有色人种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政治口号[7]。在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中,不仅正面建设纲领而且社会批评话语都明显地出现大规模挪用西方理论的背景下,特别需要在深刻而生动的历史理解基础上准确地判定西方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和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无疑更应该体现这种要求。
(责任编辑 王浩斌)
[1]拉克劳:《阶级“战争”及其之后》,周凡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2]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工具都不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只是进行了再解释或挪用。
[3]参见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4]参见Stuart Sim,Post-Marxism : A Reader,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5]参见Stuart Sim, Post-Marxism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6]这里所说的恰当的时候,在一般意义上指以里根—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共识达到历史制高点时。[7]参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7]参见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pp.334-338.
原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