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是在两个基本维度上深入的:其一是on-tologizingMarx,即在本体论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为激进理论探寻新的前提;其二是per-formingMarx[1],即在政治理论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实践策略。前者推动了历史认识论或社会理论元理论的一系列关键性变化,包括从主客体辩证法中演化出来的社会进化理论、结构主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等等,这些理论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客观性、时间、历时性、实在的偏好,转而诉诸主观性、空间、共时性和话语。我将在另一专题中详细论证这种历史认识论的转向。本文的焦点是后者,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之外开辟的新的分析主题。这些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实践的落脚点,它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逻辑转向的显著方面。这一方面的转向,与历史认识论层次上转向在逻辑上是相互支持的,它们更清晰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转向的现实指向,即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经验变迁。那些经验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政治难题,并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转向更容易接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一点,今天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和话语分析上异常地繁荣,而在元理论和政治学上则相对沉默。本文的基本目标便是鉴别和诊断,一方面为理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现象中包含的那种异常张力提供一种论见,例如德里达式的幽灵化策略与反对这种幽灵化的“后解构的存在本体论”重建之间的奇异并置,另一方面亦为穿越这种张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再政治化提供一种合理的思考。
一、新的起点:《资本论》之后
为了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中”无法认识的超越,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发展僵局,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公开打出“后马克思主义”旗帜,试图通过解构马克思的基本范畴而重新激活它们。尽管这种既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旨趣之中又跳出其传统之外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在政治上是令人不舒服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消化的,但必须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某种自然后果,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现实效应。因此,如果承认思想史的发展逻辑与社会史具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138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级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将“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人体”参照。[2]
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人体”参照来追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并不意味着假设其在起点之上就已经形成了必然的归宿,而是为了揭示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凝结的某种同质性:反教条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双重立场造成了其典型的路径依赖,即追随时代问题过程中的理论突围和自我反驳。正是从这一点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追寻马克思之后的宿命。例如,按照利奥塔的后现代定义———即对元叙事的质疑,卢卡奇无疑是属于现代性思想家之列的。因为,卢卡奇的“总体性”主张正是后现代思潮普遍质疑的宏大叙事。不过,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如果追溯多数与马克思思想资源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后现代激进思潮,我们亦可清晰地判定,卢卡奇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事件,仍然构成后现代之“后”的起点。这是因为,后现代所质疑的元叙事,在抽象意义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必然性历史视角,但在现代性条件下,恰恰又是经济决定论逻辑。对经济决定论逻辑的批判,无疑是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在这种决定论逻辑之外,他试图为主体的优越性开辟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哲学论证。
不能否认,各种以后现代名义批评、告别或拒斥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激进理论,包括各种版本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质疑的正是马克思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叙事,这种叙事被理解为对作为一个必然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分析。也因此,与马克思相反,新的激进理论则试图在商品生产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而为各种主体性声称打开空间。[3]这正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迁所造成的基本历史势态,或按马克思的说法,意识形态语境。卢卡奇虽然并没有直接描绘这种语境,但通过对第二国际甚至恩格斯的含蓄批评在逻辑上却为这种语境下寻求多样性历史叙事奠定了起点。[4]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这一起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质乃在于其对历史发展之客观过程的分析。正是基于这种分析,马克思在做出政治决断的时候要求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和直接的环境,从而为最终可能的解放创造条件。例如,针对早期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曾经评论道: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马克思同时承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5]
第二国际付出了时间成本,学会了把物质生产资料及其社会使用形式区分开来。不过,他们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未曾言明的难题:如何把作为历史变迁必然阶段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道路区分开来,从而基于后者创造解放的条件。这个问题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转型而日益凸显。这是因为,殖民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形势、在工业革命之后围绕机器大工业而发生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变革(即管理革命)、资本主义普遍化而造成的生活方式转型(即文化变迁)等至关重大的方面改变着革命的形势,这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呼唤的国际工人团结成为迫切的需要,而且使得以街垒之火为主要手段的武装斗争失去可能。
折磨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就此推到第二国际的面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线亦由此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看到,尽管希法亭、列宁等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前提上拓宽了分析主题(例如帝国主义问题),但在总体上都没有超越独特的语境限制,从而在主张历史必然性(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时没有指明新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界限变化。因此,也没有直接从界限的角度充分证明主体性逻辑的哲学基础。
卢卡奇在理论上的崛起,正是承袭了上述问题。他通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争论巧妙地把问题转移到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讨论上,并借由卢森堡把经济决定论从历史客观规律中移置出去,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界限从生产关系领域转到意识形态领域。[7]卢卡奇这种移置,在十月革命背景下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在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葛兰西)看来,十月革命的是反对《资本论》(即经济必然性)的逻辑。不过,卢卡奇的这种移置,对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实践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原因在于,在十月革命背景下,包括柯尔施在内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做法,一方面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压制,另一方面又被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争论所掩盖。因此,卢卡奇等人试图从阶级意识角度为列宁策略所做的哲学论证被压抑了,该问题直到阿尔都塞那里才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能说是列宁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工人运动的策略议程,不过,在考茨基之后,他的“灌输”论确实在政治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中隐含的“为什么”问139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9年第5期题,即工人阶级何以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估眼前/长远利益以及现象与本质的差异。对于列宁来说,问题是这样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7]
这一认识,明确地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到体现,又在后来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序言中得到重申。[8]不过,在发挥列宁观点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采取了精英主义的知识批判路线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背离了列宁如下要求: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9]
在总体上,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提出阶级意识、社会领导权和霸权问题,这是切中时代主题的,但他们又没有实现列宁阐明的实践方面,因此,他们虽然从理论与实践关系来开辟一种新的论证,但自身的理论发展却开始了一种脱离实践的道路。这正是后来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姑且不论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实际上,后来反马克思主义的雷蒙·阿隆亦围绕该问题用马克思式反讽来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嘲弄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仅仅是为了“使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学说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10]。无论如何,卢卡奇把社会意识抬到“唯一起决定作用”的要素[11],柯尔施强调“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的关键作用[12],其哲学和历史论证可能并没有错误,但却不能实现自己的下述目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在理论中,而且也是为了实践”[13]。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上,存在着哲学与政治学的脱节。这种脱节为重新开辟新的政治学战场(意味着摆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学)提供了某种开端,新的哲学便是为之服务的。在这一逻辑中,深化资本主义批判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再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过程,它们都服从于新的政治战场的开辟。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的各种努力,都是如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会走出马克思的逻辑,并且从后《资本论》逻辑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以卢卡奇为起点来叙述今天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故事,并非试图把故事的终点视为一种在起点上就形成的宿命,而是追溯在那个偶然性开端上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与新道路所开辟的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作为一个事件记录了那种结构,而它确实是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裂隙所推动的理论运动的钥匙,在直接的意义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曲折道路的展开正是围绕这一中轴进行的。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并没有明确提出一种与马克思有异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他们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主要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种反动,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地强调了自身时代语境与马克思的差异[14],把它们通过哲学(主客体辩证法)撕开的理论裂口编织成多样性的碎片。种种马克思主义版本,诸如德里达的幽灵版,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版,拉克劳的大众版,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版等等,均呈现出纯姿态的特点。而这种纯姿态本身作为一种哲学,都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拒斥。
二、路径依赖:主体之多方向扩散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拉克劳和墨菲)这三本书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试图重新定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策略。实际上,它们可以被视为革命政治学在20世纪西方三次重大转向的标志。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在终点上,革命已经从追求集体权利的工人阶级运动变成了少数知识分子表述彻底民主可能性的事业。在伯恩施坦那里,抽掉的是革命的理论,策略的转型只是后果。卢卡奇把阶级意识提到战略高度,尽管他的主观意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却无意地在理论上清晰地表明,主体是困扰欧洲革命的首要问题之一。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主体的缺失是激进政治理论的前提。[15]这个前提早就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公开地描述出来了。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从目标和策略方面来判断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当然,亦因此,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问题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研究诸如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不大。相反,认真分析从第二国际到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理论转向,对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解放政治实践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主体的流失,恰恰是革命政治学的根本。追问“为什么”或“如何”这个问题,将会打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视野。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在起点上阐述了阶级意识问题的意蕴。在此,对照一下没有出场而构成上述三次转向真实参照的《国家与革命》是有趣的。在那个文本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他之所以如此充分自信,原因正在于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为了向列宁和十月革命致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试图以西欧的经验回应成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因为这一点,他正确地表述了欧洲革命在20世纪面临的基本困境:主体的减弱。当然,卢卡奇本人将这一困境乐观地估计为意识形态危机,并将原因归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及其相应的物化意识。[16]然而,不可低估问题本身,因为它不是理论而是现实。高兹在70年代从反面提出“告别工人阶级”口号,拉克劳和墨菲从正面以大众联盟为基础提出“彻底民主”构想,在直接的意义上都不过是公开回应了早已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实践之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消失”问题。我们无须从事实角度追溯工联主义、福利国家等复杂原因,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只强调这一现象的政治意蕴:在主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长期在本质化的精英与非本质化的大众之间摇摆。70年代之前,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都坚持了传统精英立场;而之后,包括各种后现代版本的激进主义理论,都崇拜大众。艾伦·伍德对拉克劳等人的批判,她对阶级政治学的重申,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再次确证了左派政治学“从阶级的退却”。[17]
哈维、德里克等人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但他们对非还原论的强调也直接表明,阶级不再构成当代激进政治的主体。
从林林总总的当代激进行话来看,阶级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这些行话的时候却将之作为入口,这似乎是鸡同鸭讲。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从阶级的撤退,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正是它支撑起试图补充、发展和替代马克思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由于从阶级的撤退,资本主义批判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亦被切断,这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卸下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性包袱(这种包袱构成教条主义的心理基础),而且直接推动着他们灵活地在教条主义视角之外寻求批判的资源。由此产生的多元视角,既造成马克思主义形象的丰富化,又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内在张力的批判传统,成为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保持切线关系的反叛力量(德里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商品出发的《资本论》逻辑演化成各种以资本关系再生产为中心的多种异质性反权力话语。
下文中,我们选择几种代表性话语来讨论。这些话语不是对全部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归纳,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它们共同表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已经决定性转向主体及其位置。为了清晰地勾勒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原初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转向的形式来描述它们:
1.从生产关系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再到文化(理性)批判
这是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转向,它构成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背景。如安德森曾经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完成了经济或政治向哲学的转向。意识形态问题正是这种转向的支撑。这一理论道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结构批判转换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二律背反以及整个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启蒙辩证法)的批判。
这种批判思路的开辟者当然是卢卡奇,尽管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基本目标并不在于此。在纠正第二国际时代“经济决定论”之误的过程中,卢卡奇一方面基于马克思《资本论》之拜物教批判将物化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质,另一方面又基于主客体辩证法把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入口,由此为意识形态批判打开阀门。[18]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无不与卢卡奇有关,但最重要的则是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心理批判入手最终提出了对整个西方文化之理性主义逻辑的批判,形成了对20世纪西方思想有着巨大影响的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
由于这个问题已经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故本文不展开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其整体结构及其演变。一般来说,借由物化问题,由马克思从生产(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政治)危机分析过渡到从对象性形式(商品关系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主体异化的揭示,结果,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便成批判的重心。不过,这种批判蕴含着自身独特的问题,这便是贯穿其中的价值诉求。对于卢卡奇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因为,他直接介入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然而,在其后,问题却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缺乏阶级依赖背景下发展的,这使得卢卡奇的下列论断成问题:马克思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构成它的阶级,即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问题。[19]
也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需要把马克思的这一逻辑进行置换才能有效地提出一种解放立场。我们看到,这种置换,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具体的工人阶级重新被抽象的历史主体替代,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则变成了一般的社会(或文化)再生产,甚至话语的再生产。这也是今天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醉心于社会本质与主体属性问题的基本原因。
2.从劳动(物质生产)转向交往(个体身份和类主体的再生产)
这种转向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之理性批判思路的深化或反动,哈贝马斯是这一思路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这一思路本身受到社会学传统的极大影响,意向性、社会行动和结构、危机和合法性(合理性)、自我学习机制、社会进化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替代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从哈贝马斯个人理论发展看,始终困扰他早期知识实践的,仍然是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在战后欧洲重建背景中,他试图沿着法兰克福学早期代表们开辟的批判理论路线,在经验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寻求一种可靠的理性图式,并最终形成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当然,这是一种既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又与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先驱不同的操作:在肯定现实异化前提下,他试图通过韦伯的合理化图式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一种理性前提,而不是如阿多诺那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理性自身。结果是,他开辟了一种以理想的语言交往为前提的规范性社会进化理论。[20]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看,这是在战后相对稳定条件下试图重建类主体的一种努力:通过劳动与交往的结构二分,把问题转移到生产意义的交往领域,通过规范重建而来完成社会的进化。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善认同来克服社会发展内在危机的主体性思路。从这一点看,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后大谈商谈伦理学和现代性的“未竟之志”等并不难以理解。只是其对古典社会学、主流分析哲学等不同理论资源的挪用、在不同领域中的穿梭,少有比肩者,这使其整体理论思路几乎没有直接的追随者。在全部的左派理论中,除了提供诸如主体间性等能够与建构主义思路接轨而对主体重建有所裨益的术语,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新理论。当然,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来看,如果考虑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今天的强大合法性基础,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理论实践尽管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但却也蕴含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以其作为参照,我们亦不难发现,下述话语转向是在同一背景和同一水平上发生的,尽管后者明确采取了反主体和反本质主义之后现代立场。从这一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所引领的这一转向本身确实是一种未完成的具有独特政治潜力的思路。
3.从实在(商品)经由景观(影像)转向符号
从实在到符号的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最为典型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左派理论转向之一。这一思路仍然是从物化理论出发的,但其集中于日常生活表象,而非其意识形态实质。在集大成者鲍德里亚那里,最终形成一种以象征交换为基础的颠覆性理论。这与马克思的生产分析思路正好相反,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对马克思的另一次重要反动。
这种转向深层的基础是消费社会的形成,因此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研究、列斐伏尔的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研究等都为转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动力。不过,转向的实现,与多种新型的以景观和符号为对象的研究有关,亦与语言学的泛滥有关。在其中,德波的《景观社会》及他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具有特殊的地位,尽管“景观社会”理论并没有直接演化出一种独立话语,而被淹没在更宏大和庞杂的符号批判洪流之中。[21]德波清晰地强调,推崇客观历史规律的正统或主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科学,因此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败坏”。这进一步为法国“后马克思”思潮打开了阀门。[22]我们可以在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3)中清晰地识别出来。我们说“进一步”,仅仅是就其话题的冲击力而言的。实际上,在理论上,真正开启道路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等人在50年代就逐步形成的反主体主义的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在60年代的理论工作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示范,并通过自己的讨论班在法国播下了左派理论全面后马克思化的种子。鲍德里亚借由结构主义理论升华其导师列斐伏尔在上面两个方面的探索,与利奥塔一致,在西方哲学整体的语言学转向和左派理论结构主义转向背景下,他拓展了结构人类学的象征理论,发挥出洋洋洒洒的后马克思的符号学批判。这种批判,把全部的力量倾注到景观、文本和记号的密码分析上。这在今日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分析中十分流行,并且替代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分析。例如,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23]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时候,符号分析都表现一种技巧或方法,但却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转向。在这一层面,鲍德里亚清晰地阐明了。萨林斯则更清晰地阐明了这种转向的实质:即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或社会的重新定义。并且,正是从象征交换这个前提出发,人们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基础的挑战,即以象征交换来替代劳动。这种与《资本论》完全相反的人类学逻辑,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论不无沟通之处。
4.从生产方式转向话语
这一转向与上述几种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它在历史认识论层次上直接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一般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把话语分析作为重点的研究都明确地显现出后现代的立场———即对现代之本质主义、同质性逻辑的批判,而主张话语和文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潮亦不例外,多数话语批判思路都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视为一种需要抛弃的本质主义理论,而主张在霸权斗争中以其他视角打开新的政治地平线。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迁历程看,新思路的合理性及其实质并不难以理解。困难在于,话语转向与整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认识论转向。这种转向,在左派理论中,又直接表现了通过霸权问题再政治化和再激进化的努力。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吉布森—格雷汉姆组合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典型的代表。同时,这种转向又深刻地蕴含在包括詹姆逊等重要理论家在内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及许多活跃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探索中。其重要特征在于把社会视为一种非本质的构造,其中霸权话语构成其现实支撑,也因此,对既定权力话语的解构也便成为斗争的基本策略。
话语问题成为左派理论的中心问题,有着独特的历史。我们将在其他项目中详细讨论这一历史。在此,只简要叙述其成因。话语,最初是语言学提出来的分析单位,它表明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相关的所有的文本整体。通过话语分析,能够揭示特定文本建构意义的方式。结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学的挪用为话语分析打开了空间,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福柯从象征结构、符号形式、无意识结构和知识型等不同角度发展出独特理论,而阿尔都塞则通过拉康的精神分析深化了意识形态批判,从而成为左派社会理论霸权转向的直接旗手。这种转向在其后的泛滥,具有多重原因。其中重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左派政治的困境,前者使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后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控诉。这种困境在战后法国表现得特别突出,由此引向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反动。除了拉康外,结构主义的诸旗手的理论发展都与马克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都是在反驳萨特的过程中突现出来的。这种反驳本身,又是围绕第二国际就开始突出的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即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进行的。结构主义诸大师不仅公开否定了再现历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地剔除了历史之主体设想。这便彻底了终结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之黑格尔式理解,也都堵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道路。
例如,巴特的《历史的话语》[24]一文,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25]一书,虽然分析路径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历史的话语本质。特别是巴特关于历史话语的类型分析,直接开辟了与文学批评之叙事模式分析[26]沟通的可能性,后来,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实现了这种沟通并把叙事问题置于历史哲学的中心,并以史学的重大例证说明了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27]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建,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历史叙事和资本主义叙事上全面走向散裂。
在话语问题上,影响更广泛的是福柯,其知识考古学理论本身即是话语理论[28],而其《词与物》更是通过西方近代思想史分析揭示了知识的权力建构和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质。[29]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以及其他关于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权力话语的批判,尽管都不是直接的马克思主义言说,但也都以某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暗中调情。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亦产生话语偏好,生出许多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怪胎。在表面上,话语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地形,但不能否认这个基本事实:话语斗争试图改变的是描写和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是历史变迁的方向。通过改变前者就能改变后者,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一直强调世界观、理论或科学的重要意义,但从来都不把未来赌在信念和思想的变化上。我们也看到,虽然话语理论因为定义了诸多(理论上的)新的主体位置和政治地形而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它却越来越倾向于在圈子中自说自话。
在20世纪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值得关注的转向还有不少,例如,对资本生产逻辑分析从价值到使用价值的转向[30],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新动向等等[31]。所有转向,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最终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但是,在基本旨趣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在试图解开主体束缚(其结果便是称为“自由”的东西)过程中,激进理论家不再把束缚本身理解为塑造主体的客观历史力量,这种力量在马克思看来,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物化,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回到了康德的启蒙立场,在取消大写主体的基础上,把历史软化为个体主体在超越生存斗争过程中凝结的主体间性(交往、象征、话语等等,都是主体间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最终都试图通过纯粹的主体间性来完成现代性之“未竟之志”。例如,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唯一回应。[32]这个观念值得商榷,但它透露了一个流行研究不曾注意的重要信息:在表面上不相干的两者却是围绕同一中轴运转的。哈贝马斯重提的“现代性之未竟之志”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不都是同一种现代性政治规划吗?
当然,这种转向本身,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纯粹逻辑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变化的必然要求。许多理论家都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例如,哈贝马斯,尽管其理论逻辑的深化与其早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理解视角直接相关,但作为其后来理论建构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却并不只是逻辑深入的结果,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特点的历史区分。鲍德里亚通过深化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的三阶段区分而强调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着第三阶段的“真理”。[33]拉克劳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使得话语成为纯存在形式。[34]因此,关于这些转向与资本主义变迁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此,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这种转向的后果:正如意识形态批判最新发展、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话语理论都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总体上的主体转向必然从历史认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提出问题。通过话语来分析欧洲古典知识模式的福柯非常清晰地阐明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
在西方知识的深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实的断裂;它像一个充分的确信无疑的、令人安慰的和肯定能满足一个时代(它的时代)的形象那样,毫不费力地处于一个已欢心接受它的认识排列的内部(因为恰恰是这个排列让位给它了),并且反过来,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图去打乱这个排列,又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性只是悄悄的改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排列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处在19世纪思想中,犹如鱼得水:即是说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停止呼吸。[35]
对于福柯来说,他是倾向于反主体主义思路的。
不过,无论强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的阿尔都塞,还是他的全部以反主体中心起家的弟子们,这种对主体的批判仅仅限于对西方历史叙事的大写主体假设的质疑。他们并不是试图就此抹杀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个体的意义,相反,正是通过取消背负在个体身上的大写主体印迹(神的意志、阶级的使命等),使历史成为芸芸众生斗争的场所。现代激进政治就此成为定义新的地形和主体的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就被替换成呼唤新主体的哲学。
三、胜利还是失败:后马克思语境的激进政治学
在对上述转向进行评估之前,需要阐明我们自己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是一种外在的价值立场,这144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种立场将会提出被评估对象所不追求的东西,从而陷入“外在批评”之误,而是对对象自身诉求和基本特点的尊重,这种尊重旨在打开对话的空间。然而,正是出于对对象自身逻辑的尊重,我们会发现它的内在悖论。这种内在悖论,不仅限制其跨语境传播的意义,而且在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产生了理论的自我否定。因为,不只是本文直接论及的理论,而且绝大多数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展”的话语,都在讲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旨趣无关的故事。
评估的第一个方面便是阐明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状况及其语境。这涉及安德森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向文化转向,后马克思状况是这种转向进一步转向的最终结果。1968年是这种转向最后成形的象征标志,因为在这一年度传统左派象征性死亡,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左派,这些新左派的理论立场都可以说是“后马克思主义”。其决定性标志在于,理论成为与其指涉的实在对象不再具有确定的联系。1977年,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阿尔都塞在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报纸《宣言》( ILManifesto)组织的威尼斯大会上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式宣告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政党(以及由这些政党从事的政治实践)分道扬镳。它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已经成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事务,成为与现实运动无关的纯粹的批判立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学院的发展,如布迪厄批评的媒体或鲍德里亚所言的政治经济学的第三阶段,陷入“自指”这种僵局,即与真实对象无关的符号的异常增殖。[36]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便是在这一背景中成为经典的。它所以能够如此,原因亦很简单:坦率地承认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内部获得确立自身身份的有效资源,并愉快转向使既定民主理论激进化/彻底化的位置。杰拉斯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批评从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无疑是正确的,拉克劳和墨菲在反批评中“无须抱歉的”的自信也有道理,维持这种张力的正是杰拉斯自己亦不能解决的理论已经被实践抛弃这个现实。拉克劳和墨菲去掉阶级、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无对抗的共产主义假设而把马克思主义移置成与现实不妥协的反抗立场(按照他们的正面提法,即追求不可能性),当然挪用了流行的学术行话。另一些在话语层面上操作的激进理论家,如吉布森格雷汉姆,似乎更为坦诚一些。他明白地说自己追求的便是在资本主义霸权之外探寻经济多样化学说的可能性。诡异的是,据说,通过这种操作能够推动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这里,我们似乎突然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来驳倒资本主义的。
同样,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的替代,似乎是通过驳倒已经被现实驳倒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不是诬陷我们国外同行,因为他们自己说得清清楚楚,霸权的斗争、话语批判,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学说。也正是在这里,悖论同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要求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东西正是那些改不了的东西”,而他们把这些东西称为资本主义时,为了使它能够改变,首要地,在话语上,就是不再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指称“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而将之指“马克思主义(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学范围内表述资本主义的突出方式”。[37]这正是拉克劳等把解构挂在嘴上的激进派们的基本悖论。然而,这个悖论,德里达远比挪用他以及拉康理论的后继者更为清晰,他在发展解构理论之初便清晰地指明,就表述来说,“实在物太多,远比人们可说出来的要多”[38],为防止言说本身把自己封闭在已经完成的范畴、话语和文本之中,唯有把不断产生剩余的意指活动作为一种游戏,禁止其自足性要求。这便是解构。
评估的第二个方面将需要一种特殊的回溯,对批判理论在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内在演进过程中的沉浮进行反思,从而识别蕴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之中的乌托邦诉求和霸权斗争策略选择的特殊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在1941年为批判理论进行辩护时所写的《理性与革命》可作为一种参照。在那一文本中,马尔库塞有说服力地指出,作为欧洲思想的优秀遗产,批判理论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中轴实现了一种重要的转向,即从哲学转向社会理论。社会理论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取消了主体的乌托邦诉求而在于揭示了这种诉求的可能基础。马尔库塞强调,正是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已广泛得到发展,足以达到要求人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去实现理性的程度。哲学本身因此直接应用于社会理论和实践,不是作为某些外在的力量,而作为合法的继承人”[39]。因为这一原因,我们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起点上,无论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问题,还是葛兰西的“霸权”问题,实际上都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清晰地阐明的那样,伴随这种经验问题的将是政治理论和实践。不过,我们也看到,当20世纪80年代拉克劳和墨菲重提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时候却逆反性地回到哲学。这正是需要解释的历史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得到部分的澄清。从其第一代理论家的最后归宿上看,马尔库塞寄希望于艺术来打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阿多诺把美学作为生成的真理。这种选择的一致性并不仅仅因为现实封闭了解放的前景。实际上,当我们说现实封闭了的时候,同时意味着解放所蕴含着那种主体性的丧失,而主体恰恰是通过乌托邦想象体现出来的,因此现实的封闭性直接表明马尔库塞所言作为现实对立面的思想消失,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则是哲学开始“坐而论道”。因此,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那里,美学并不直接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重建社会批判理论这个目标的实现。因为,如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这一文献中清晰地指出的那样,那个目标的实现形式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他与阿多诺最终落点却是一种替代性哲学。因此,这种颠倒,确实具有社会历史经验上的原因,阿多诺所言的“奥斯维辛之后”问题是确实存在的。然而,这不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的问题,也不是改变思想的问题。有趣的是,在理论家那里哀叹的主体衰落,如果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和苏联对革命的背叛之双重原因的结果,那么问题并不能通过改变思想就能得到解决。左派在20世纪失去的革命机会并非理论家造成的,却最终由理论家来承担它的后果。从社会理论重新转向哲学而不是它呼唤的政治实践,自然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较之先前的哲学,如果再激进一点话,其结果也不难想象,这便是“否定的辩证法”。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看,“欺师灭祖”的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无辜的。这是因为,如果不颠倒“否定的辩证法”,那么不仅哲学没有可能,而且批判理论的旨趣也不复具有实现自身的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交往行为理论与“彻底民主”理论,都可以说是一种“无须抱歉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可以说,它们把乌托邦诉求重新置于因为资本主义的扩散或在全球普遍化而被合理化的民主价值之中,从而试图使那种日趋世俗化和物化的启蒙计划重新散发出人的光辉。詹姆逊的操作实际上也是在同一水平上和同一逻辑上运行的。与他们构成对照的是吉登斯。吉登斯是在主流位置试图包容批判思想的社会学家,他试图提出一种既摆脱主流政治物化倾向又告别马克思主义左派传统的政治理论。他强调: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正是借助于该原则,马克思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
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40]如果我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吉登斯提出某些苛严的要求,而是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从而获得某种启示,那么我们将看到他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立场的特殊意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要求。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的大门并没有向左派封闭,在特定社会结构之中而非之外重新定义主体的位置和进行霸权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当代乌托邦实现的必由之路。因此,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新型主体要求,而是试图为一种体制外主体的合理性论证而重新把社会理论变成一种哲学。其必然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以形而上学的形式泛滥,却失去了实现自身的道路。
评估的第三个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样性与原教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成功与失败。在这一点上,必须首先承认,所谓新左派、激进理论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它们的焦点在于资本主义批判,这是它们存在的价值,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恩怨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才具有审理的价值。因此,需要再度强调一个基本的研究立场:对我们这些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必因为其对马克思颇有微辞而给它戴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帽子并加以拒斥。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预见,后来者在尊敬马克思的同时又保持一种批评立场,这一点无可厚非。更进一步,如果非得面对这些话语,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始终是:因何在西方产生了如此曲折的理论轨迹?这种曲折性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解放实践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本文诊断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话语告别了政治,那么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政治化的道路恰恰应该从这回答两个问题开始。本文无法展开全部的论述,但在其语境中来审视其多样性与原教旨对立、其在理论上的成功与失败,却是一种必须的理论义务。
在第一个方面,就现象来说,每一种话语,都有理由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或掘墓人。在这种纷争中,判断真假的标准并不容易确定。例如,围绕“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杰拉斯与拉克劳等人的论战。当后者决意在另一种路线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史,这种争论注定便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很难形成实质性问题,更不必说解决什么问题了。[41]在全部的争论中,正如某位评论家基于文学理论经验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恩格斯晚年所用的那些方式来表述: (1)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生产方式发展的形式、危机和变形、人类历史中生产方式的结构作用;特别是: (2)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资本主义主要的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之间的有机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性主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结构得以产生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题目的最低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使自富有意义,从而确认一种连续的传统的核心因素。然而,它们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只有一个声音的核心教义:即使在本世纪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是。多样性的观点和各种观点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比它继承的经典总要博大、多样,富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不光是因为它随时会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它自身完全是它寻求理解和代表的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正如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部分一样。它们相互蕴含在一个无休止的对峙状态中。[42]
我们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最大限度的”理论开放性之间的对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从整个思想史来看,这并不只是适用于马克思的特殊原则,而是任何一种有活力的学说必须遭遇的辩证法。因此,与其寻求一种一劳永逸的绝对的“正统”原则,不如鼓励“原教旨”———即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和多样性两种极化运动之间的争论。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如果卢卡奇以来的多样性道路打开了我们对“正统”的辩证探索路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变得无法辨认的情况,我们或许要重新提出捍卫“原教旨”的口号了。为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其成败进行慎重的评估。在第二个方面,当代的激进左派,也包括今天中国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偏爱者,他们或许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的广泛的生长。无论是在学院的流行还是对主流社会理论的渗透,都是一种胜利。这种理论上的胜利确实抗拒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这恰恰同时意味着它的失败。这不只是就其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脱离等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来说的,而是仅仅就其仍然高调的解放旨趣来说的。因为其对资本主义的测度或走向形而上学的层次或严重背离了现实经验,因此,这种旨趣已经成为纯粹的知识立场。从这一点来看,试图通过阅读或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来唤醒革命意识的尝试,至少在西方,已经失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尽管雷蒙·阿隆在立场上是反共产主义者,但他在1968年同时对萨特和阿尔都塞两种不同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批评,却比多数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批评要正确许多:“重建需要‘经验的’调查,也就是认识在工业化社会中各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本质,然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却是阅读或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结果。”[43]这是资本主义分析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批判入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詹姆逊的下述论断贴切地陈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困境,他强调:知识分子不能仅仅通过吸纳一种思想就会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正是现实中成熟的结构矛盾使人们自觉地期待着新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通过“忠于否定”而保持这一困境的活跃,通过保持那个地方的活跃,新的事物才有可能出乎意料地从那里出现。[44]
诚然,只有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立场才可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却并不意味着拒绝对现实的测度,甚至,离开对现实的测度,我们无从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得失。一般来说,作为整体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实践领域转到文化领域。这种转向可能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繁荣而压抑了那些更为直接的政治问题。这个现实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不理解美学何以在20世纪西方直接成为或担纲政治学,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评估这个现实?这将把我们带来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说这种理论事态是对特定经验事实的反应,那么作为经验事实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与马克思直接活动的时代究竟存在着何种差异,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表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潜伏》有一句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正是从其资本主义批判逻辑来说,用这句台词来形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虽然不够严谨,倒也生动贴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既是一种撤退式胜利又是一种占领式失败:当第二国际从政治学上测度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时,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返回到哲学,从而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特质打开新的思路,从而为20世纪欧美激进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地平,这是一种胜利;在拓展新的主题过程中,在陆续开辟意识形态、文化、理性、日常生活等战场之后, 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又立足于这些领域的经验掀起马克思主义生态化、女性化、话语化和全球化等浪潮,并逐步把隐含在其早期哲学基础探讨过程中的裂隙扩大,从而在基本立场上告别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失败。这种胜利/失败的辩证法始终纠缠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何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而开辟一条全新的胜利道路,这是它面临的当代难题,亦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在此,我借用了一本书的标题,参阅Bradley J. Mac-donald, Perfoming Marx: Contemporary Negotiations of a Living Tradi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2]近年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向,如“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等等,已经引起国内相关研究的关注。在深化研究过程中,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例如,这些新的动向究竟是如何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中生长出来的?它们又如何实质性构成对马克思的反驳(例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或发展(例如,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正确评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和意义的必要工作。我认为,抛弃简单的立场、观点对照和批评,充分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情境和理论上的独特性和矛盾性,这是必要的前提。并且,正是这一前提对研究本身提出了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要求。
[3]马克思以及他之前的历史哲学,是以客观历史法则的名义说话的;后现代虽然反对这种做法,甚至将之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即大写的主体)而反对全部近代哲学,但并不能逃脱主体性逻辑。这便是后现代以小写的主体为前提的多元主义、非本质主义的逻辑。
[4]必须承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阿隆意义上“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历史著作,或巴特意义上的“可写”文本。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倾向确实占据了主线,但恰恰又是它的诸多关键处打开了裂口。例如,当他强调:“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只有是在阻止这种资本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给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以另外一种新方向时才是可能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7页),既可能回到马克思之改造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初语境,又可能走入意识形态、话语斗争的境遇。因为,在这里,尽管卢卡奇本人基于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预设了一种相互作用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机制却是晦暗不明的。他本人坚持了人本主义逻辑,但后来反人本主义的阿尔都塞同样可以说从社会(生产关系关系)的自我再生产入手的,尽管他强调的是过程。由于这种特征,当然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尽管不再直接援引卢卡奇,但其逻辑上的深入却都包含着与卢卡奇的含蓄对话。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断裂点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论、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论都是如此,而在他们之后的多数激进声称,多数都是碎片化的探究。
[5]《资本论》第1版第1卷第469页。
[6]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借由卢森堡对资本积累条件的历史探讨论,卢卡奇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积累问题)的认识成为生命攸关的问题,那么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这种联系中,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只有在这种联系的可知性和对它的认识能被理解为变化过程的产物时,新方法的圆圈———它的这种规定也来自黑格尔———才能封口。”(《历史与阶级意识》,第92页)实际上,卢卡奇是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条件而把阶级意识问题置于必然性逻辑之中,而这恰恰又是其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的结论。
[7]《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页。
[8][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9]《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6页。
[10][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1]“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意识。”[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8页。
[12]“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在1918年11月之后那关键的数月之中,当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权被粉碎,而且表面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再有什么障碍时,却未能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打不到对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才能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并使人们明确认识到应迈出的最初几步的性质。”转引自[英]弗雷德·哈利迪的“英译本导言”,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5页。
[14]尽管卢卡奇在分析物化现象时是以泰罗制为原型的,但其物化理论却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深化。因此,卢卡奇并不倾向于定义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然而,从法兰克福学派开辟,尽管并非所有的的理论家都明确地使用了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新术语,但全部的具有原创性“后”马克思理论论述无不是建立在新的分析之上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管理至上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列斐伏尔的“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德波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多个命名;以及其他关于后福制、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等等讨
论。
[15]尽管拉克劳在其《平民主义理性》中也评估潜在的革命主体,如“大众”( the mass),“人民”(people)等(Ernesto Laclau,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2004. ),不过不仅这些术语都是些“漂浮的能指”或空洞的构造,而且其评估亦是纯理论的,即一种学术史或由知识专家代表的话语史分析。这并不能解决其《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主体缺乏问题。
[1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7][加]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原书名为“Retreatfrom Class”。
[18]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贡献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卢卡奇亦为其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个最初的出发点,这便是其物化理论。另一方面,卢卡奇始终把资本主义的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任务及其解释的前提。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明的如下判断却是其终生坚守的政治诉求: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在其未竟之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亦强调:“任何想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尝试,必须与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分析联系起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1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8页。
[20]哈贝马斯的理论发展不是按照分析路线进行的,而始终保持综合的特点。这使得以单一线索来观察他的早期学说思路存在着较大的难点。在本文中,由于不是对其专门研究而是集中于其马克思主义认知,所以只是突出其中重心。关于这一重心的发展,实际上他本人在《理论与实践》的新版导论中已经交待得很清楚了。参阅《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1]尽管与利奥塔一样,德波的意图在于揭示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母体(matrix)并由此探寻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他面临着两个欠缺:其一,他对马克思的直接模仿恰恰征兆着自己对现代社会生产机制分析的缺失,这使得其流于描述和判断。在假设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落伍背景下,这一缺失是致命的。因为,他不能为景观已经替代商品成为当代社会本体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提供一种合理的分析;其二,他缺乏一套在逻辑上一致的对景观社会形式分析的话语。正如结构主义思潮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形式分析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资本论》的资本生产结构模式进行,但却必须有一种关于特定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和过程之间联系的图式,否则理论便漫画化为一种片断的、局部的、感性的抗议。这正是德波的问题所在。也由于这两点,景观社会理论难以构成一种独立话语。与之对照,尽管列斐伏尔同样具有德波那种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特质,但其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出了进行了深入探索,亦由此,其空间生产理论能够作为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角在社会理论中得到广泛的接受。
[22]当然,德波自己也没有能够为此提供一种药方,他所能做的只是等待景观系统自身崩溃的过程中不断制造杂音,就如20世纪早期那些先锋艺术家那样。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如下事实: 20世纪的先锋艺术,以幻象来对抗幻象化的实在,是普遍做法。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理论上,康定斯基于1910年发表的《艺术中的精神》已经做出强论证:观众视为幻象的艺术形象并不比所谓实在更不真实,它们是艺术家定义的“自然”。这种自然概念,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被理论化为第三种自然概念,即作为必然的自由。在卢卡奇之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救赎策略,还是在萨特的存在主义抗诉中,这都是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它同样构成德波的无意识出发点。不过,德波试图把卢卡奇的物化和意识形态理论推进到景观分析层次上的时候,他更注重的是艺术探索的那种新奇性形式,而非深层的历史理论。所以,他成为一个话题开辟者,而非原创性理论的建构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再次重提自己对现代社会“不得不说”的话题时,正如多数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倒退式地把景观社会还原为警察对现代媒体的秘密控制,在直接的意义上,实际上把自己的景观社会理论自我理解为奥威尔《1984》的一个注释。
[23]参阅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法]巴特:《历史的话语》,载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5][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6]参阅[加]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7][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8][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29][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0]这一思路体现在保罗·斯威齐和哈维的研究,胡大平已经初步分析了该问题。参阅《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载《社会理论论丛》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胡大平:《从马克思到拉康:齐泽克与文化政治学之精神分析转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 :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2][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3]在交换的第三阶段上,即普遍阶段上,不再是生产方式的垄断,而是符码的垄断。在这个被称为符号操控的时代中,“形式—符号描述了一个根本的组织:所指和指涉不再是能指游戏的惟一利润,也不再是普遍形式化的唯一利润,符码不再回指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而是指向自身的逻辑。”[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34]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资本主义的变化改变了构造对象现实性的话语次序,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社会现实的话语构造之本质得以显露。
[35][法]福柯:《词与物》,第340页。
[36]随便翻一翻在英语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是,由阿尔都塞所言的那种作为活动家的知识分子创作的著作极为罕见,当代,既缺乏第二国际时代群星闪耀的光辉,亦没有卢卡奇、萨特那样的扛鼎之梁,而是新知识分子群喧闹,理论不是围绕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这些新锐与斯宾诺莎、黑格尔这些老朽的解读而展开,就是以女性、生态、他者等等名义的呼喊,理论自身而非它所指向实在对象始终占据研究的焦点。被知识界推崇的Rethin-kingMarxism, SocialText, Boundary2, ActuelMarx等杂志,早已在反决定论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一种学术的和知识的规划,尽管它们都明确地在自己的编辑方针中反对纯知识规划而主张政治介入。
[37][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注①。
[38][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9页。
[39][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40][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41]拉克劳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并一直疏远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目的的理论政治努力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谱系学。”参见[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第146页。
[42][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43][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第103页。
[44]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责任编辑:周 凡)
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