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实对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在我们依赖马克思的一手文本时，包括前苏东在内的传统解释框架在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问题具有典型性质，本世纪30年代《手稿)发表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发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并以此指责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足。前苏东也急于依据(手稿》和现实进行对话，从理论家到政治家也都大谈异化，在一种“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紧跟“人道主义”思潮涌动，形成蔚为大观的对社会主义异化的批判运动。

文本学历史分析研究的成果已经充分证明了，《手稿》事实上是一部由多种话语构成的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表征出双重逻辑人学逻辑和客观历史分析的科学逻辑。前者在他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时表现得十分突出，构成《手稿》的主导话语;后者，在其深人经济过程中逐步凸现出来，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的出发点。特别是当他说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且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时(着重标志，原文所加)，显然为人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出口，也是步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口。

在将《手稿》的人学解释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文本依据时，前苏东学者十分偏狭地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不能看到马克思在其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已经不再从抽象的意义上去谈论进步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作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同时，也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将其反动性、暂时性和过渡性彻底揭示出来。只有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物质条件的积累，人的彻底解放才获得现实性。也就是说人类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可能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的。这是马克思从《手稿》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思路出发的新的社会发展客观逻辑，马克思在《57-58年手稿》集中表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也构成科学批判理论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基础。

由此看出，前苏东，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把社会主义论证为经济必然性、论证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已经不够了”的改革思想[2]，究竟是什么样一种逻辑。这是一条失败的逻辑，是马克思本人已经抛弃了的逻辑。苏东剧变后，其国内现实证明了这一逻辑不仅不能消灭异化，而且带来的无疑是灾难;[3]他们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基于“普遍意义的价值观”的公平合作愿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际做法也已经给予他们最好的回答。他们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究竟在哪里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寓言来看，根本的改变只能等到下一次新的剧变。

从实践立场看来，从工业这一真正的心理学中检视20世纪向后走的航标，肯定从工业化和物质产品(非纯粹的财富)积累中，人的本身的片面化与碎片化的历史进步(代价)中，去充分塑造最后解放的坚实基础，这才是我们所面对的真正任务。如果停留在哲学结论上，满足于理想的共产主义，那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慰藉，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面对的斯芬克斯之谜。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解放上，人的解放仍然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这是前苏东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教训，也是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充分证明的经验。在我们所经历的曲折中，如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支配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观念，也不是对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充分把握，而是基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美好理想。从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立场不断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人的真正解放，相反却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实事求是。他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出发，看到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真实条件，立即着手从经济人手，解决我们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4]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这一连续而不断深人的理论认识，我们在实践上也逐步实现真实的发展道路。这一点也为我们历史反思和哲学反思所把握，遗憾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仍没有完全摆脱“应该”逻辑对人本身的不合理要求，对社会主义提出脱离历史具体的种种空想。因而，当哲学反思触及“人”时，立即表现出其缺乏对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的科学理解，只能停留在抽象的人的论证上，依赖(手稿》，紧逼当代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谁也没有想过这一手稿的人学话语恰恰是需要质疑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停在现实的边缘。这样，理论研究就不能说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仅仅满足于提出富有“人情味”的种种申诉。

异化问题是在工业化发展道路出现的，它和私有制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农业经济形态向工业经济形态转变过程中，工业化首先解放了人对土地的依赖，也即对自然的完全依赖，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它也必然会产生所谓的异化现象，应该说这是历史进步的体现，因为在这一基础上，个性获得了充分的独立，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口号才第一次获得实现的可能，人的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也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从这一意义上，我们通过市场经济道路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时，也可以说，我们是自觉地进人马克思所指认的“异化”状态。

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和资本主义类似的“异化现象”，关键在于其落后的经济基础并不能提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最根本的条件，而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邓小平首先看到这一点，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圈与前苏东道路形成明显的对照，他从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上，成功地扭转了方向，回到了现实的道路上，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首先历史性地肯定我们所处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实环境，成功地实现的两个解放，一是对人的发展的制度条件的松绑;二是清除了堆在“社会主义”头上的种种非难。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贡献并不亚于列宁率先从帝国主义体系中撕开一道裂隙建立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

从这一意义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肯定了社会主义作为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道路的科学性，同时又指出了我们在非典型的前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刀页。

[2]《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参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望抖年版，第12页。

[3]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瓦·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代跋《三年之后》有着相当精彩的描写，见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望赶i年版。

[4][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第63、373、42页。

(责任编辑 阎韬)

 

原文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