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史中,学派代表着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清晰的方法论边界,而这两点恰恰是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的基本保证。笔者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为例,结合国内围绕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论争,对此加以探讨。

美国哲学家K·梅吉尔认为,“当代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马克思作出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解释”[1]。然而,梅吉尔提出的只是一种学术“乌托邦”,因为对马克思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而言,提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释不仅存在着技术难度,而且由于具体解释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对立(曼海姆)以及认识旨趣问题(哈贝马斯)等等,决定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解释学和认知科学的进展也充分证明了: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中,同一文本完全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解读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理解了马克思学说的真谛,但绝不可能因此而垄断对马克思的解释权利。所以,梅吉尔的上述要求应该颠倒为:在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上,每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都必须给出可靠的历史的和文本的依据。这就将我们的视线引向研究方法。这也是对马克思学说重新理解的五大解读模式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以理论特征来概括以孙伯、张一兵教授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学派,可以称其为“历史学文本分析学派”。这一学派与国内其他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释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要求反思体系哲学的思维方式,纠正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学风,澄清误加于马克思学说之上种种不实的东西。因此,在国内学者热衷于“新”体系的高潮中,孙伯教授十分清晰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在于它的方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主张从马克思学说的起源上与西方研究进行竞争性对话;提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次转变和两条逻辑”之解释模式,第一次开辟了一条与国外(包括前苏东学者)不一样的新思路。

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模式,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当然是重要的,不过与最后的理论结论相比,内在的研究方法却是更为基本的东西,因为最后的结论必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修正,甚至改写。因此,这一新的解释模式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于它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长期被忽视的重大基础性问题: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虽然体系林立,但到底有多少算得上真正的独立研究,在学术史中我们到底前进了几步,这些还都是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在孙伯教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一兵教授提出“回到马克思”口号,并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回到马克思》这两本专著拓展了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发展了“历史学文本分析学派”的方法论。与其他研究相比,这一学派在以下几方面提出了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是文本依据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性质不同的文本,并且不少相当重要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都是在20世纪才公开发表的。正是这些文本的公开发表引起了重大争论,另一方面这也使澄清马克思学说的有关基本问题成为可能。《回到马克思》正是充分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对马克思思想历程进行了一种文本学分析。张一兵教授区别了三类不同的马克思文本及其哲学评估,推进了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学分类研究,深入马克思思想形成史,提出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等重大研究课题,同时在对一些重要文本的传播史的观察中剖析了马克思被误解的原因。

第二是文本逻辑和历史逻辑问题。这一问题涉及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方法论。事实上,马克思和其他一些重要思想家在不同时期提供的文本并非是线性的,思想家个体思想的突变、同一时期总体理论的进展以及同一主题的深入等因素,都可能引发一个思想家思维过程的非连续性。传统解释学假设了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性以及马克思学说的现成性,因此从马克思片断的结论中提炼出原理化的东西,然后从原理的要点出发,反注原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正确的原理得不到正确的说明。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没有能够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完整地解释原理,忽视了支持原理的深层次的历史逻辑。列宁早就指出,深层的逻辑历史即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具有极大意义。因此,如何从马克思文本的多重复杂结构出发,揭示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深度解读。应该说,这个任务在西方学者那里没有完成,它仍然是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三个问题是文本语境和文本话语。这个问题我在评论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时已经作了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对马克思的文本缺乏细致的历史分析,再现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从这一点入手建立深度阅读模式。在这一点上,《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笔记的比较阅读法以及复调话语结构分析提供了一种示范性操作。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将确信马克思的方法论转变是一个多层面、逐步完成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不同的理论话语和理论逻辑呈现了语境差异和实际理论指向的区别。这不是对马克思的主观臆测,而是依赖多种方法对马克思文本语境和文本话语的分析,而这恰恰是传统解释所达不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方法与立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结论,而是面对当代现实问题、面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复杂的新问题,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坚持方法运演的探索不是对方法的崇拜,而是对方法本身的检验。正是在寻找马克思学说与当代的联结点的过程中,方法的意义得以实现并得到了提升。

 

【注释】

[1]转引自沈真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第133页。

 

原文载《学术月刊》2002年6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