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在根本上,这是一个与苏联教科书体系表面对立的案例,并与后者一起构成两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解读模式。说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并非否定它们曾经拥有过的历史意义,而是说,它们应时代而生而最终忘却了自己所依赖的时代本身不会永恒,因此当它们努力地去占据超越一切的那个抽象的“科学”位置时,无论是否做过忠于马克思的表白,都无一例外地推远了马克思。对于这个案例进行历史审理的基本意义,张亮博士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如果缺乏对历史的自觉体悟,就不可能真正穿越历史语境所构建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及真正的科学。这不仅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所欲达及的目标,而且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真正的科学含义。因此,本文旨在进一步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多样化的历史意义和当前研究的意识形态难题,由这种审理试图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必须直接提出从文本深处走向历史深处这个任务,摆脱以假想的“沉默”历史所支撑的主体假象,以文本的开放性打开认知可能未来的通道。

 

1.马克思主义从“一”到“多”的历史及其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提出的问题

 

全部工人运动的历史,内部争论可能占据了其显性位置。以第二国际为起点,我们看到,从标志其诞生的1889年巴黎会议始,整个国际就是吵吵嚷嚷大家庭。从策略上的争论(如总罢工、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到原则上的分歧(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兴起),最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为造成众神不和的那个苹果。而争吵本身甚至让多数人忘记了,国际团结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亦是它传播和推动的积极成果。最终,“十月革命”实践及其列宁主义原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原则。不过,列宁主义的胜利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观点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胜利,在具体观点上并没有给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非欧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结论。因此,在打开一个通道的同时,“十月革命”在多个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等亚、非、拉美其他地域的崛起,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仍然借由实践获得了自己存在合理性的证明。特别是当“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产生影响时,它亦开始“反哺”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了。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革命激情虽然最终平息了,但是其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却注入了“第三世界”的经验。因此,无论是中国道路的实践,还是非洲、拉美等地经验在理论上的投射(如不平等发展、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等),抑或西方理论的自我转型,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成为百花齐放的事实。

因此,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时,必须首先面对马克思的多样性面孔,尽管这是一个难缠的问题。

我们看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无疑也忠实地描述了从“一”到“多”的历史,承认“多样性”是个基本事实,但正统谱系之外的“旁门”只是作为既定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的陪衬才获得自身的合理性,而那种框架的合理性一旦被挑战,“立场”便跃将出来横亘在各种新形态前进的道路上。这个难题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难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科学,它就享有惟一权威的地位,应该西方“马克思学”与思想史叙事的模式(笔谈)具有惟一的面孔。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一种前马克思主义体系哲学的误解。这种误解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也缺乏对下述基本事实的清醒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封闭在一个体系、一堆语录中的做法,恰恰在根本上压制了它的科学性和历史开放性。当然,这种误解本身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发展的曲折道路(尤其是教条主义)相关,而在理论上,它始终不能充分理解下列基本原则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成为“一”,不仅因为其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而且因为它科学地判断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并因此始终把宗派主义、机会主义作为自己敌人,但是它自己却不会以宗派自居。我们认为,这正是第二国际以来全球范围工人运动最重要教训之一,也是直到今天为止工人运动仍然面临的最重要政治问题。[2]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反过来假设已经存在对形势、策略都做出了惟一正确判断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而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指出的那样,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意味着,在19世纪末之后,随着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地域经验的崛起,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获得多样性表述。离开这一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以亚非拉美其他地方经验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言说,都不能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

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上,20世纪全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并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第二国际的内部分裂、苏联教条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道路的粗暴干预等。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特殊性,并且它们也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不再与其他地域经验竞争“正统”,而把本土的历史和未来置于当前的中心。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理论界也达到了这种成熟,恐怕有点过分自信。我们看到,在相关的研究领域,虽然立场不再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但是它仍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优势地位。这不仅影响对那些多样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准确评估,而且在根本上阻碍着我们在理论上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满足于从口头追问“哪个部分的”,而不是从行动上追问“究竟是干什么的”。

与此相反,我们必须转换到追问方法和视角上来,这便提出了模式问题。模式正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特定政治期望和理论方法而产生具有特定合理性的理论话语,其合理性依赖于那个历史条件。一旦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充分肯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会产生马克思主义话语和研究模式的增长扩散。而要穿越这些模式为我们设置的进一步达及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障碍,则必须穿越这些模式本身得以形成的特定意识形态语境,走向历史的深处。正是这种理解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真正处于理论史的制高点上,而不仅仅是在生活上处于新时代氛围中。前者使我们能够洞察自己的时代,并选择真正科学的研究道路,而后者则使我们遭受“死人的统治”。

 

2.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新战国时代及其新意识形态

 

从上面的讨论看,在一个多样性的现实之中,如果不理解这一现实,不提出自身合理性的证明,我们仍然无法穿越非历史的意识形态而达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这正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并且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比西方更简单。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思想以逆向顺序重演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变迁的轨迹,首先是如“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形成故事所暗示的那样,在全部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战胜一切宗派主义成为唯我独尊的单一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它必须时时提供自身权威的合理依据。在此,我们遭遇到马克思主义史叙事的两种模式:其一是以一种假想的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的同质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另一种则是在更广泛的工人运动中代表着惟一正确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历程。在前者那里,马克思主义被假想为必然地自动获得胜利的真理;而在后者那里,则是不断适应历史条件变迁的历史科学,它的使命便是把工人带出各种宗派主义的窠臼以无私的团结来获得自身的解放。革之后的人本主义冲动把“异化”问题抬出来走了一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非官方化马克思主义的戏剧;接下来,我们又进一步追到这出戏剧的原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那里,顺便也把其相关争论的课程补了一补。最后,今天,许多人总算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们似乎因为弥补了思想戏剧的某一环节缺失的遗憾而能够与西方的同仁们平起平坐了,至少在谈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逊于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同行们。无论是出于借鉴、对话还是批判的目标,总是保持与西方学者的话语同步性就是了,就好像经济上的接轨那样,由此来获得自身在全球学术中的现代性和在场感。在另一方面,努力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那些学者也没有闲着,出于各种理由和逻辑,无产阶级立场也好,意识形态的单一性也好,以各种方式保卫自己的阵地。或许,更多的论著,它们的诞生仅仅是出于职称评聘的需要。无论如何,学术在不断繁荣,至于理论和思想就难说了。

如何解读当代思想这一段历史呢?詹姆逊关于模式生命的节奏可能作为一种参照。在他看来,“在模式生命的暮年,相对来说要花较多的时间来对模式本身进行新的调整,使它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再次协调起来。这个时候的研究往往偏重理论而不是实践,往往抛弃自己原来的一些预设(模式本身的结构),为日益陷入模式的缺陷所导致的谬误和困境而感到苦恼。”[3]这不正是当下中国的写照吗?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二种呼声很高的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理论趋向直接回应着这种判断,一是传统教科书批判,另一是范式转换。我们看到,首先是“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既促进了新哲学的探索又推动了对教科书的反思,这构成1980年代的显性主题;接着由于前苏东的倒台、我国市场经济的展开,加之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深入和多样化,对传统教科书批判和范式转换逐步成为1990年代的要求。

成绩是显著的,自不必论,但问题亦是明显的。当一些论者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市场经济那里获得了本能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另一些论者仅仅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教科书批评上,似乎只要紧跟时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进步批评教科书,不管什么观点都是创新。孰不知,许多所谓新观点实际上远远低于教科书水平。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与其他学科一样呈现繁荣之势,内部争论似乎也很热闹,但如果要说真正的新范式,恐怕还远得很。因为,多数争论都是在无意识水平上进行的——立场的诉求远远大于科学的诉求,马克思强调的批评及其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被抛到脑后。在直接的意义上,我们正处在理论史上又一个新战国时代——各家各派都冒出来要求自己的合理性,然而同时又是新意识形态时代——创新与守旧各自在无意识水平上追随自己的欲望对象并且本能地与相反的立场进行论战。例如,在各种回到文本的动向中,文本在各种文本学策略中仍然没有摆脱立场奴隶的地位,只不过,这一次是以“科学”的名义被牺牲了;各种追求当代性的动向,姑且不论当代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清晰,用来“当代化”马克思的“方法”多数并未达及使用者所标榜的那种科学性和清晰性,马克思在“时代精神”名义下再度牺牲。在另一方面,由于创新或者范式转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那种本能被逆向加强,怨恨式追问立场的那类研究再度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路径。比如说,不仅对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停留在简单的是非对错判断上,而且对国内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建构当代中国形态的社会理论思潮采取了立场上的否定,似乎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的批评,“社会批判”是他们的旗帜,我们同情和在理论上借鉴它们便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3.永远模式化与永远历史化

 

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确实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一方面,社会历史发展的势态极大地超出了马克思的具体预见,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其内在矛盾和危机却在抽象意义上更加接近马克思的基本判断。在此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较之其他学科更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反对那种试图超越时间的非历史幻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握我们自身的任务。这正是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意义。并且,这意味,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中,我们遭遇的绝非仅仅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解释框架,而且包括许多以新面孔出现的非反思性哲学思维模式。模式问题正是在这背景下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的。

关于模式在马克思哲学解释中的独特地位,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反复强调过。在此,进一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辩证协调为解释理论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最卓越的视角,从而为摆脱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我以霍克海默为例来展开讨论,在确切意义上,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的理论中轴便是如何能够通过理论主体的自觉意识而穿越意识形态。

当然,在今天所谓后主体哲学的氛围中,特别是在结构主义统摄中,主体是被批判的对象,并且经由阿尔都塞,这似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因此,在谈及理论主体时,我们便面临马克思的那个断言,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开端,并且只是按照社会结构的逻辑承担某种角色。但是,如果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我们就会贬低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物化批判的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旨趣便在于通过自觉的行动超越历史发展的自然性———即现代社会的物化。[4]这一点被卢卡奇抓住了,也正是霍克海默的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也说过,就革命而言,“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5]正是从这个角度,霍克海默指出,批判思想的活动便是要消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阶层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的那种片面活动所造成的张力,“要消除个体的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社会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劳动过程中的关系之间的对立”。

当然,他所言的理论主体并非那种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而是深嵌于某种特定社会结构的个体,“他处在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他与某一特定阶级发生冲突,并最终处于因而产生的与社会总体和自然的关系网络之中”,[6]但是他在那种历史发展的辩证矛盾中,率先体验到他所从属于的社会结构的暂时性,因此能够把那种矛盾和张力本身置于理论的中心,从而为穿透社会结构的物化提供批判的视角。这意味着,批判理论不只是一种价值理想,而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理解之上的,这也是其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本内容的原因。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整体性的历史中,“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资产阶级用于解释其本身秩序的那些观念———如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利益和谐等等,如果我们追踪到那些观点的结论的话,那些观念就会显示出它们内在矛盾以及它们与资产阶级秩序的真正对立”,并且由此直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和崩溃等范畴是批判现实的范畴,它们的整体意义正在于历史变革之中。

可以直接地说,在社会民主党走向反动、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所谓“中立”知识分子背叛科学精神这样独特的时代背景下,霍克海默提出批判理论问题,不仅是为克服绝望所做的巨大努力,并且也是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基本精神的深刻理解所贯穿的,特别是他在坚持改造(变)世界的前提上对批判(理论)/现实之间关系的辩证协调,较之同时代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准确和深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从这一意义来看,尽管批判理论并没有直接带来革命,也尽管人本主义逻辑本身在整体上被其后的实践所证伪,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是独特时代的合理产物,并且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它们较之于其他模式在今天仍然具有更大的理论启示。这是因为,它不仅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对理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结构和理论概念的时间属性等问题(即是逻辑与历史问题)做出与马克思一致的判断,而且从这种精神出发对自己的理论同样采取了历史性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多样性,并且“批判理论”在20世纪能够成为反抗与物化社会结构一致的物化意识形态的象征,并在70年代之后贯注进整个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从模式角度来看,批判理论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结构与意识的)“自发性——历史性——位置”这个时间结构转换成了共时性中的差异这个空间结构,在其中,特殊旨趣、差异、语境、具体理论便围绕历史性组织起来,通过穿越意识形态达及历史的深处成为理论本身合理性的标准。简单地说,借由理论主体的历史意识,历史的开放性奇特地转换成共时性中的理论模式差异,在其中理论主体通过对自身使命和理论作用的自觉理解而在理论上为可能的未来打开空间。在今天,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和当代性问题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意识,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真正摆脱前文所述那种无意识状态,转向对自身解读合理性的证明。在自觉的模式化研究中,我们最终将发现,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历史模式的反思,不是超越某种研究套路对我们的外在束缚,而正是超越非历史的意识形态神话对我们的内在制约,从而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历史局限。

综上所述,在今天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从其历史模式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出发,自觉地将自身模式化,获得的不仅仅是空间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借由文本的深处走向历史的深处。诚如詹姆逊提出的那个著名口号———“永远历史化”,解读试图穿透的并非文本而是历史本身。我们看到,当“解读”成为流行的理论策略,它征兆的是理论本身对历史开放性的期翼。就如每一片从地下生长出来的绿叶都要求摆脱地平线的灰色,每一种新的解读策略都带着新的历史叙事要求。我们强调的是,如果不深入历史本身,解读文本的那种“文之悦”(巴特语)便成为一种虚幻的快感所造成的虚伪的呻吟,“走出意识形态牢笼”这个口号的战斗性便成为知识学的自恋姿态。在当下的共时性空间中,自觉的模式化恰恰在理论策略上实现着“永远历史化”的冲动,因此,我们的口号是:永远模式化。

责任编辑:任宜敏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3]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87页。

[6]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原文载《浙江学刊》2006年6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