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学术思想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都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炎黄子孙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应对它？我们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高科技特别是计算机网络为手段，以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潜在的附带事件[1]的征服和扩张过程；“文化”既是这种过程的基础[2]，也体现在这种过程的各个方面的基本旨趣；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涉及人类生活世界的所有各个方面、特别是涉及“文化”的总体性的现象，任何一个欠发达国家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都必须对这种趋势作出自己的应对和选择。

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这样一种具有总体性的扩张趋势，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必定会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条件和学术资源，通过自己的包括变革学术思想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努力，在维护生存权的同时“乘长风破万里浪”，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展。这样一来，对同样具有总体性的“文化”[3]进行哲学研究，亦即开展和推进“文化哲学”研究，就必定会成为我们炎黄子孙认识和应对“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学术手段；因此，如何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特别是如何处理作为这种研究的基础和基本前提之一的“文化哲学方法论”，就变成了汉语学术思想界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

一，“全球化”及其基本文化旨趣——“征服”

通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自从人类文明肇始以来，东西方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无不以“征服”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一方面是“征服”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取得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征服”临近的其他民族，以取得越来越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之中，“征服”的方式虽然形形色色、与时俱进，但是，从最抽象的哲学层次上看，这些“征服”无一不是以主体通过对对象的“征服”扩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基本特征的：

（一），人类对无机物及其环境的不断认识、控制和利用（无论发现新大陆还是跨入外部宇宙空间）是如此，对各种动植物的不断驯化、改良和利用也是如此；

（二），作为人类个体而存在的主体，对自身具有的潜能的不断认识、开发和利用是如此，对与自己同类的其他主体的不断认识、开发和利用（从冲突到协商和妥协）也是如此；

（三），由人类个体组成的家庭、部落、群体、民族、社会和国家，无不以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进行诸如此类的“征服”为基本特征（改朝换代和民族兴衰），在这个过程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样的“征服”活动就会持续一天——尽管其具体方式可能是由“掠夺式开发”到“可持续发展”、由“他律”走向“自律”、由“冲突”走向“合作”、由“你死我活”走向“共存共荣”。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征服”作为一种现象所体现的，是人类具有的“生存意志”（the Will to Life）和“自由意志”（the Will to Freedom）[4]的发挥过程；因此，我们并不仅仅用这个语词来指涉“攻城掠地”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征服”，而是从几乎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5]，其基本涵义为“把握对象为己所用”。另外，我们在这里还希望强调指出，“征服”不仅具有物质层次之上的意义，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具有精神层次之上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既把某个个体“征服”其他个体的精神世界的“诛心”，以及有关的各种社会精神现象都包含在内，同时也包含了“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所含有的、个体对自己的自觉的精神“征服”过程。因此，“把握对象为己所用”这种涵义也是“文化”的基本涵义之一[6]。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处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之后[7]、作为人类具体实践活动之具有物质形式的精神结晶和心理体验过程而存在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其实处处都把上述涵义体现了出来——只不过与作为一种现实现象和过程的“征服”相比，这样的体现具有更多的虚拟色彩、理想色彩和体验享受色彩而已[8]。

具体就当今的“全球化”征服扩张趋势而言，虽然它突出表现为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经济全球化，血腥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征服已经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冷战的结束而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军事侵略和武力征服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存在于似乎公平合理和慷慨大方的“互利互惠”的经济交往背后的，仍然是一种文化（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在“以先进文化实现世界大同”的名义下进行的、对其他“落后”文化的渗透、征服和同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就这种作为征服和扩张过程的“全球化”的基本文化旨趣而言，它与以往的政治征服、军事征服和文化征服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尽管这种征服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消极的[9]。

这样一来，作为哲学研究者的我们就会在现实层次和学术层次上，分别面对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方面——处在现实层次之上是分别代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它们分别主张“全球化”和“地方化”）；而处在学术层次之上的，则是分别主张“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普遍伦理”和“特殊伦理”）的学术思想派别。因此，这分别存在的两对现象便构成了“文化哲学”及其方法论所必须加以研究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文化哲学”要想探讨和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而这样的突破和其他任何一种哲学的突破一样，都取决于“方法论”研究的根本性突破。

文化哲学的方法论——生成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

（一），“文化”和“文化哲学”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哲学？”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明确回答的。不过，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暂时把“文化”界定为：“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氛围之中的人类群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这样的追求和享受通过直接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社会实践，对他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而“文化哲学”则似乎可以界定为：“通过从哲学的总体性层次上对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变迁规律，对文化的本质，以及对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互动过程加以研究，构建而成的哲学理论体系。”

综观学术思想界的各种学说，我们认为，文化哲学的不同，不仅表现为具体研究结论的不同，同时也表现为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的不同——就像人们通常都是比较重视“黄金”而不怎么重视“点金术”那样，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哲学和文化理论，也往往主要是看它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而不怎么注意它们的基本预设前提是什么、它们运用过什么方法、它们是经过哪些具体的推理步骤得出其结论的。其实，无论就一般的文化哲学而言，还是对于比较具体的文化理论来说，具体的结论无一不是由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决定的。因此，我们若想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上一部分提到的、与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从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对分别代表“全球化”和“地方化”倾向的“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进行比较彻底的、“元理论的”（meta-theoretical）批判考察，并且在扬弃它们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哲学”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二），“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1，无论以“文化哲学”的面目出现、还是以“文化理论”的面目出现，各种“文化普遍主义”的预设前提基本上都是：“存在一种客观的、普遍有效的本质和相应的真理观念”；其方法论视角基本上都是：“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前提出发，借助于尽可能严格和科学的推理程序和研究方法，就可以推论出具有终极必然性的、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因此，欠发达民族的文化就必须以发达民族的“先进”文化为普遍真理、绝对标准和追求的目标，并且以此为原则解决其各种具体问题。

我们经过仔细审视和反思可以看出以下三个问题：（1），这个基本预设前提的来源的合法性何在（它究竟来源于何处）？（2），这种具有直线性、静态性和平面性的方法论视角的合法性何在（怎样保证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它所承诺的结果）？（3），最重要的是，提出和运用这种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的主体的合法性何在（这样的主体究竟是存在于现实世俗生活之中的个体，还是全能的上帝）？这三个问题既关系到普遍的文化标准是否存在，也同样关系到所谓“先进”文化是否就是这样的普遍标准的惟一代表。

2，同样，就各种 “文化相对主义”而言，其基本预设前提是：“任何一个个体都具有主观性、特殊性和社会历史局限性，而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及其标准都是由特定的个体创立的”；其方法论视角基本上都是：“通过承认和重视个体的主观性、特殊性和社会历史局限性，否定任何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普遍有效性，就可以倡导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多元化，从而以个体的充分发展导致和维持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因此，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普遍有效的真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并不存在，所以，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欠发达民族的文化和发达民族的文化，而不应当以任何一种“文化”为中心来看待其他文化。

这样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也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个体的局限性必然会完全彻底地抵消有关方面的普遍有效性吗（即基本预设前提的合法性何在）？（2），否定了有关方面的普遍有效性，就必然可以倡导多元化、导致和维持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吗（推论的方法论视角的合法性何在）？（3），最重要的是，提出和运用这种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的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究竟谁能够进行这样的否定和倡导，为什么）？这三个问题既关系到所有各种理论学说从根本上说能不能成立，也关系到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各个民族究竟如何存在和发展。

我们认为，就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而言，表面上似乎“水火不相容”的“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其实具有下面两个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个体是至上的———前者认为个体具有为世界万事万物立法的能力；后者则认为个体的独特性能够压倒一切、摧毁一切；（2），它们都认为个体是固定不变的——前者认为个体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出终极性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后者则认为个体只能完全拘泥于其特殊的局限性之中。这两个共同点本身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是相互矛盾的。

（三），生成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

我们之所以提出上述有关“文化”和“文化哲学”的界定，是以扬弃“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这两个共同之处为基础的，其结果就是“生成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我们的基本预设前提是：“无论自然界、人类个体，还是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处于永恒的生成和变迁过程之中。”我们的方法论视角则是：“因为处于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复合体之中的、作为研究主体的个体和作为研究对象的对象都在不断地生成，所以，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都既具有其个体性主体在一定的生成境界所特有的局限性，也可以得出他在这里所能够得出的、具有相对普遍有效性的结论；而且，随着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持续生成，这样的局限性会逐渐得到克服、相对普遍有效性的相对程度则会逐渐减少；而且，生成过程是随着人类的生存过程不断延伸的，其各种结果也同样如此。”

我们认为，这样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既可以克服认为个体至上的观点及其后果，也可以克服认为个体固定不变的观点及其后果，其关键在于“生成”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同时，这样的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一方面否认存在普遍有效的文化标准，同时也认为，欠发达民族的文化必须以发达民族的文化为参照系，以调整和改进自身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我们既认为各种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也认为它们需要经过扬弃过程而不断生成；既认为人类社会及其各个民族都处于以发达民族及其文化为参照系的生成过程之中，同时也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与文化的“先进”与否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本文的主题所涉及的问题逐一进行比较详细地讨论，而只能提出一个基本的和概括性的研究思路。同时，“文化哲学”及其方法论研究在学术思想界也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我们上面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通过广泛的学术合作，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进一步研究。笔者随时希望得到诸位专家同道的批评指教。

 

【注释】

[1]本文系作者提交给2001年8月澳门中国哲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与当代哲学研究”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并且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宣讲；此次刊发，在保留基本观点和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作了一些表述上的改动。谨此感谢赵虹总编辑的热情约稿，并愿以此拙作奉献给家乡的学术界同仁。

[2]这里所谓的“附带事件”，并不是说“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次要的，而是仅仅从“全球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引人注目程度来说的。

[3]之所以说“文化是这种过程的基础”，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结果之上，是这种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只要看一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著名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4]“文化”所具有的“总体性”，既从历时性的角度体现在各种“文化”成果无一不是某个民族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最深刻和最基本的积淀，也体现在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无一不具有“文化”方面的意味；因而无论从什么立足点出发，“文化”的总体性都是可以理解的。

[5]其实，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生存意志”和“自由意志”也是人类意志的基本表现形式；不过，囿于篇幅，这里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系统地论述，

[6]这里所谓的“几乎最宽泛的意义”就是“文化哲学”所意指的意义层次，因为无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所具有的总体性、还是“文化哲学”所具有的总体性，都决定了这种“几乎最宽泛的意义”是完全合法的。

[7]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来看，“把握对象为己所用”决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物质对象为己所用，而是同时意味着把握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各种精神对象为己所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把握者和运用者的主体的精神境界，必定随着其对象的层次的不断提高而提高。

[8]所谓“文化处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之后”，指的是“文化”虽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基础和精神旨趣而贯穿于这种过程之始终，但是，它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却存在于这种具体的物质实践过程之后、是这种物质实践过程的结果和结晶。只要我们看一看日常语言所谓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这一点就是显而易见的。

[9]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史诗、戏剧等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人类社会生活，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审美效果，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10]这里所谓“结果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是指对于不发达民族来说，这种征服过程所倡导的基本文化旨趣和价值观念具有宝贵的参考意义和启发意义。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十二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