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研究而言，中西文化比较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引人注目的方面，因为它不仅具有学理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自从西方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方式探讨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也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奠定了学理方面的部分基础；显然，这种探讨所必然要涉及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理论问题，就是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而这样一来，如何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也就是说，中西比较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成了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可惜的是，近二百年以来，与这个方面有关的研究著述虽然层出不穷，但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我们认为，江苏行政学院的顾乃忠教授发表的有关文化形态学的系列论文（为了更加简明扼要，以下简称“顾文”）[1]，揭示了以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存在的，直接把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农业文明相比较的错误做法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各种问题；这种新的探讨因而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至少可以使人们在进行研究和得出有关结论的时候，保持必要的慎重态度和清醒头脑。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从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反思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任何一种理论研究和探讨，都具有自己的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以往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顾文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学研究也同样如此；而顾文所指出的上述错误，似乎基本上可以用“平移”[2]式的研究手法来加以概括和批判考察；在文化研究过程中，只有立足于文化哲学的重视生成变迁的基本预设前提、运用文化哲学的个体主义生成论的方法论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扬弃这种研究手法，沿着正确的研究思路把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推向深入。

一、必不可少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从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反思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任何一种理论研究和探讨，都具有自己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无论研究者本人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情况都是如此。仅以顾文所涉及的黑格尔、摩尔根、斯宾格勒和马克思为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所表达的“文化形态学”思想，显然是以他的绝对精神为基本预设前提、以他对于绝对精神之运动变化的论述方法为方法论视角的；摩尔根虽然并不像哲学家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集中关注其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但是，他所谓的“人性一致”无疑就是他的基本预设前提，而他对人类文化从低到高的七个发展阶段的划分，则隐含着有关发展变化的方法论视角；此外，斯宾格勒的基本预设前提是“西方没落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而他用植物的生命历程比附某一个文化形态的基本做法，则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方法论视角；至于马克思及其“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思想的相关情况，则是大家早已经熟知的了，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加以叙述。

之所以在这里突出强调理论研究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理论的基本倾向、推理过程、具体结论及其优长劣短，从根本上说都是由这两个方面决定的；因此，通过集中注意它们，我们就有可能把握我们所涉及的相应理论的关键或者说要害，从而展开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细致的和科学的研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有可能停留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上，甚至有可能根本“搔不到痒处”。

综观中国近二百年以来的现代史，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无论“启蒙”还是“救亡”，无论“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其实都隐含着承认西方先进和富强，因而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倾向和做法；这种倾向的前一方面所涉及的无疑是客观事实，而决定后一方面的基本方向及其具体结论的，则主要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研究者所采用的基本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我们认为，顾文已经比较系统和清楚地揭示了以往这些比较研究的结论所出现的种种缺陷；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认为这些缺陷基本上都是由研究者采用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决定的。而通过具体考察我们上面提到的、为这些研究者所运用的“平移”式研究手法，我们就有可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平移”式研究手法及其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对以往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平移”式研究手法的批判考察，是以我们所谓的文化哲学的“生成论”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为出发点的；至于这种出发点的具体内容究竟如何，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加以概括叙述。在这里，所谓“平移”式研究手法指的是，研究者仅仅从研究对象的物理时间的当下一致性的角度着眼，对本来处于不同生成阶段的两类研究对象、或者更多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和研究，从而得出其似乎“理所当然的”结论。正像我们通过阅读顾文很容易想到的那样，这样的研究手法的极端表现可能就是，如果同时作为这种研究对象的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那么，无论老人多么饱经风霜、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只要他们处于当下研究的同一个时间点上，研究者似乎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全面比较，并且通过这样的比较而得出似乎合理的研究结论。

这种研究手法的特点和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加以强调。但是，如果我们运用文化哲学的批判眼光，仔细考察一下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那么，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以往的研究者们所付出的披荆斩棘的努力虽然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所进行的研究，不正是立足于中国目前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即这里所谓的“处于当下研究的同一个时间点上”），把当前的中国文化状况及其成因与当前的西方文化及其成因相比较，并因此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吗？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他们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具有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因为这样做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基本的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的意义上看，这种手法的“平移”特点就突出表现出来了——如果我们承认文化也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研究对象一样，都是不断生成和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各种文明的发展历程（就生产力的水平及其发展过程而言）都是由低到高地不断发展进化的，那么，我们就会承认工业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处在比农业文明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之上。以我们上面刚刚举的例子作为隐喻来说，我们就会承认与中国迄今为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上处于文明发展之“幼年阶段”的农业文明相比，西方的工业文明显然已经发展得处在生机勃勃的“青壮年时期”了[3]。而这样一来，我们在对它们进行比较的时候，显然就不应当忽视它们分别所处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因此而具有的不同特征、仅仅通过对它们进行“平移”式比较研究得出具有一定缺陷的结论，而是应当从更高的起点出发、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清醒的头脑去看待它们，认清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是与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得出真正有理有据的科学结论[4]。

我们认为，就其基本特征而言，这种“平移”式研究手法其实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由研究主体的观点的“平面化”导致的、使研究对象“平面化的”准虚假可比性[5]——也就是说，研究者并不认为其对象是不断变化生成的，反而认为它们都是固定不变的，都处在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平面之上；其实，这个所谓“使比较可以进行的平面”，只不过是研究对象的物理时间的当下一致性而已。而这种看法显然是与文化普遍主义那认为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客观真理的基本预设前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这种看法的基本预设前提就是这样的文化普遍主义，尽管后者的涵盖范围并不仅仅限于这种观点，而是更加广泛得多；第二，既然认为这些对象都处在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平面之上，那么，研究者只要像物理学家研究中观物质对象那样，直接把它们拉到一起进行对比研究就可以了，根本不用考虑它们各自特有的生成过程、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基础。显然，这个特征所体现的，正是那种被我们通常称之为“机械、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论视角。既然如此，我们怎样真正彻底地扬弃这种做法、使中西文化比较摆脱因此而出现的各种缺陷呢？

三、扬弃的工作与文化哲学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的出发点是文化哲学的“生成论”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在我们看来，所谓“文化”就是“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之中的人类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及其成就的基础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这样的追求和享受通过直接间接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社会实践，对他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所谓“文化哲学”就是“通过从哲学所具有的总体性立场和理论高度出发，运用融抽象分析和具体综合为一体的、个体主义生成论方法论视角，对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变迁规律，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互动过程加以研究，构建而成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所谓“文化哲学”的“生成论”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则分别是“文化哲学的所有各种研究对象都处于永恒的生成和变迁过程之中，因此，研究和论述它们而形成的各种观点和理论体系，也同样处于持续不断的生成和变迁过程之中；”“作为个体的文化哲学家，应当通过融抽象分析和具体综合于一体、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于一身的动态的研究过程，在不断运用哲学反思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同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尽可能综合、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把握其生成规律、本质和发展变化趋势，构建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尽可能科学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比较之中的“平移”式研究手法所体现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显然是与这种文化哲学的“生成论”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相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扬弃。我们认为，无论以往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还是目前的文化形态学研究，通过自我扬弃而采用这种“生成论”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都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有意义的进展，得出真正有价值的结论。

 

【注释】

[1]本文系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主编顾乃忠教授之约撰写而成，谨此感谢顾先生的热情约稿。

[2]这些论文的题目分别是“文化与文化形态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之一”、“西方文化的形态学考察及其启示——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之二”、“东方文化的形态学透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之三”和“东西方文化比较及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论——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之四”，连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4期。

[3]就笔者所涉猎的范围而言，盛宁先生曾经在其《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书中，提出过“平移”这个说法，参见该书第1页，原文作“话语的平移”；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4]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幼年”、“青壮年”，完全是比喻的用法，只是为了鲜明生动，无法进行严格的学理上的深究；实际上，我们认为，以有机体的生命历程来比附某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的做法，其科学性究竟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5]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从这样的高度对文化进行研究和比较，那么，其结果根本不可能抹煞前人已经得出的各种成果，反而会扬弃这些成果、使它们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因而使它们的价值真正完全地体现出来——囿于篇幅，这些问题只能等待以后的机缘加以论述了。

[6]这里所谓的“准虚假可比性”是指，我们认为，以往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绝对是一无是处的——至少它们揭示了这两种文化都属于“文化”范畴，并且的确有不同之处。因此，一概否定这些比较研究的结论，也会造成虚无主义的印象。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