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与永明延寿禅师，一个是清初的皇帝，一个是五代末北宋初的禅师，两人时隔八九百年，但佛学思想与禅修经历却使两人的心灵穿越时间的隧道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前者对后者有深刻影响，后者对前者则推崇备至，这一联系对清代及以后的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一、雍正禅缘及永明延寿禅师简介
胤禛（1678-1735），自幼喜读佛典，是广交僧衲，禅缘深厚，自号“圆明居士”。继位为雍正皇帝后，继续关心佛教发展与禅宗事务。他宗教俱通，显密兼融，躬行禅修，被公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禅师。他曾御制一套120万字的佛教典籍，收入他亲自编著的佛教禅宗语录《御选语录》(15卷，其中卷12是他自己的《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他还汇编有《御录经海一滴》《御录宗镜大纲》《御制拣魔辨异录》等。给一些佛教经论写过序跋等文字。
通观雍正的著录，在历代高僧大德中，他最为服膺、最为推崇、评价最高的当数永明延寿禅师。
为了便于把握雍正对永明的评价，先对永明延寿禅师(904-975)作简单介绍。
永明延寿是五代末北宋初的著名高僧。俗家姓王，字冲元(一作冲玄)，祖籍江苏丹阳，后迁浙江余杭。青少年时曾习儒学，亦喜读佛经，持诵《法华经》尤为纯熟。曾任余杭库吏、华亭镇将等职。他天性仁慈，不茹荤腥，常行放生。一次因放生量大，挪用了库银，按当时律令被坐死罪，临刑时毫不畏惧，潇洒自若。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理解其悲心，钦佩其胆识，密令赦之。遂往浙东四明龙册寺礼翠岩令参为师，出家习禅。
当时法眼宗二祖德韶国师在天台山弘宗演教，延寿慕而上山依之学教参禅，终于洞悉教理，深入禅定，发明心要。曾住天台智者岩，九旬入定，有鸟筑巢于衣裓。德韶甚为器重之，付法于延寿为法眼宗三祖。此后延寿在国清寺结坛虔修《法华忏》，又到天柱峰持诵《法华经》三年。于是尽得佛法真谛，声名远播。继而到奉化雪窦寺，上堂说法，四方学侣闻名云集。延寿凭其德望，集各宗高僧，开始主持《宗镜录》初稿的撰写。
建隆元年(960)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欲重修杭州灵隐寺，邀延寿主持其事，灵隐寺得以重兴，奠定恢宏气势。翌年(961)应忠懿王钱弘俶之请，移锡杭州西湖南山的慧日永明院(即净慈寺)任住持，吴越王赐其号为智觉禅师，故世称永明智觉禅师或永明延寿禅师。学者参问，指心为宗，以悟为则。其著名的说法偈曰：“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延寿住持永明寺十余年，精进行持百八佛事①，夜往别峰，领众行道念佛，从学弟子多达二千余人。他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引用数百种重要文献②，融会天台、贤首、慈恩异同之旨，编成佛学巨著《宗镜录》一百卷八十余万言。又著《万善同归集》《神栖安养赋》《禅净四料简》等，着重弘扬其禅净融通合修的思想，其中指归净土，最为切要。延寿的著述及诗偈赋咏计有千万言。
他还奉诏在钱塘江畔月轮山上督造镇潮之塔，以佛教“六和合”理念为塔命名，六和塔遂成为杭城美轮美奂的一大标志性建筑。
开宝七年(974)，延寿又入天台山传授菩萨戒，有万余人得戒，盛极一时。次年(975)延寿示疾，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众，趺坐而化。据僧传记载，荼毗后，舍利鳞砌于身。墓塔建于大慈山，忠懿王钱弘俶曾树亭以志纪念，而成著名的永明塔院。③
延寿临终前遗嘱“舍别归总，纳土归宋”，为吴越王所采纳，对避免战乱，实现北宋和平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④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感念延寿之盛德与贡献，亲自赐额曰“寿宁禅院”，追谥“宗照大师”。宋朝著名学者与佛教居士陈瓘曾为延寿撰写碑铭以为志。
二、雍正最为推崇永明延寿禅师
永明延寿禅师是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上的一代高僧，两宗祖师，佛学巨擘，文化巨匠。其一心为宗，诸宗融合，万善同归的思想，奠定了此后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主流，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祖师禅的法眼宗三祖。南宋时，名僧宗晓与志磐在颇有影响的《乐邦文类》与《佛祖统纪》中又分别将延寿列为莲社与净土教的祖师，此后一致公认并尊奉延寿为莲宗(净土宗)六祖。在中国佛教史上一身兼祧影响最大的禅、净两宗祖师的唯有永明延寿一人。他一生著述等身，尤其是其佛学巨著《宗镜录》乃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典籍之一。编成之时，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即亲为制序，予以高度评价。永明延寿在生前与寂后一直受到推崇⑤，而且评价越来越高。而历代对延寿评价最高、推崇最力的当数雍正。
雍正对永明延寿的赞赏与推崇，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⑥：
(一)视永明延寿为历代禅德之最
雍正视永明延寿为“古佛再来”，称之为“震旦第一导师”，“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为释迦牟尼世尊佛后一人”。他加封延寿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并敕令“修葺塔院，庄严法相，令僧徒朝夕礼拜供养”。
1733年，雍正编定《御选语录》，这是反映他对禅宗的基本看法和对禅师评判标准与取舍倾向的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被其选中又能单独成卷者，竟然仅六位禅师，永明延寿即位列其中。⑦
雍正对永明延寿衷心赞叹之语，在其著述与谕旨中频频出现，不胜枚举。这里试举几例，以见一斑。
雍正为刊布永明延寿《万善同归集》所作的御制序中写道：“进阅古锥言句，至永明智觉大师，观其《唯心诀》、《心赋》、《宗镜录》诸书，其於宗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因加封号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雍正特地颁发《清世宗上谕》，对永明的百卷《宗镜录》竭尽赞美之辞：“自达摩西来，曹溪南迈，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古德上贤，乘时辈出。莫不阐佛元音，自他兼利。而圆通方广，放大光明，一如世尊佛在世转轮……挺生震旦，为释迦牟尼世尊佛后一人，作众生慈父，其书与三藏十二分媲美者，惟有此古佛妙典耳。”“永明古佛，实为震旦第一导师”；“《宗镜录》一书，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
雍正还专门作有《御制永明寿禅师赞》，末后又作偈咏赞。[2](P61-65)在封建时代，皇帝给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赐号是常有之事，但亲自给一位禅师作赞，实属罕见。
于此可见，雍正实际上是将永明延寿尊为历代高僧大德之首。通观雍正的言论，未见有评价高出于永明延寿者，即使如慧能大师亦是如此，更遑论他人。
(二)雍正视永明延寿为与己心心相印者
雍正不仅高度推崇永明延寿，而且视永明延寿为心心相印者。在刊刻流布《万善同归集》的御制序中，雍正述说自己的心路历程：“乃阅至(永明)所作《万善同归集》，与朕所见，千百年前，若合符节。……其语与朕心，默相孚契，朕可自信所见不谬。而宗教之果为一贯矣。”雍正认为刊布《万善同归集》，“此则朕与永明，所为弘正道，而报佛恩者也。”他以与永明相提并论为自豪和荣耀。
雍正还亲自摘录选编《御制宗镜录大纲》，并在序文中写道：“古佛与朕，所同愿欤。”将永明编《宗镜录》与自己编《宗镜录大纲》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是同一心愿，皆为导人深入经藏，续佛慧命也。
1735年，他又随披随录大藏经卷，编成《御录经海一滴》。在仅一千余字的御制序中，竟有近三分之一篇幅或引永明语，或高度评价永明及其《宗镜录》，或述其于永明著述所受之启示法益。足见其对永明之心仪与重视。
(三)雍正极为重视永明延寿著作之流布
雍正十分重视永明著述的搜求、刊刻与流布。他曾说：“朕读禅师《唯心诀》，嘉其尽善尽美，无比无俦。乃遍求禅师平生著述流传宇内者览之。”(见御制重刊《宗镜录》后序)进而刊刻流布。
雍正首先刊布的是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集》，他指出：“是书也，得其妙用，自必心法双忘。涉其樊篱，亦可智愚同济。”因此，他“重刊此集，颁示天下丛林古刹，常住道场。欲使出家学佛者，依此修行。张六波罗蜜之智帆，渡一大乘教之觉海。”他认为这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大事。
鸿篇巨制百卷《宗镜录》是永明的代表作，尤为雍正所看重。1734年他重新刊行此书。在是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所作的御制序中，他盛赞延寿曰：“宋慧日永明寺妙圆正修寿禅师，绍隆觉位，了彻微言，……更为震旦第一导师，真到空王最上妙乘。”他申述重刊《宗镜录》之目的宗旨：“特为重刊，用广其传，布在今兹，尽未来际。俾学者知宗教律之共贯，入闻思修之三摩。……将禅师之法施益以无边。”
《宗镜录》洋洋百卷，篇幅宏大。为使更多人能尝《宗镜录》之法味，他又亲录《宗镜大纲》，还御笔制序，编录该书大纲。
雍正的这一系列行动对永明延寿著作的搜集整理及广泛传布，对永明思想的普遍传扬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雍正以永明延寿思想为其评判的标准与依据
由于雍正对永明行持与思想的高度认同与服膺，故他在论述其他禅师的著述与见解时，经常引用永明的语录，以永明的圆融正见作为他分析的依据与评判的标准。
《御选语录》卷3(寒山、拾得卷)的御制序中，在赞扬寒山、拾得的诗偈“真乃古佛直心直语也”之后，即引用永明的偈“修习空花万行，宴坐水月道场，降服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以此说明两大圣“正信调直，不离和合因缘，圆满光华，周遍大千世界”，“直心直语”的风格与化迹。在同日制的《御选语录》卷4(沩山、仰山卷)的御制序中，在赞沩仰师徒为代代相承、续佛慧命的佛门“父子”后，又录永明偈颂“须臾即俗归真，莫畴兹旨；顷刻从凡入圣，难报斯恩”，作为印证。在评价寒山、拾得“弟兄”与沩山、仰山“父子”的简短文字中，雍正两次引用永明之语，以为分析评判的依据，正表明雍正对永明见地的高度认同与尊崇，也说明雍正对永明的著作十分熟悉，还反映出雍正对师道等伦常的高度重视。
在《御选语录》卷7《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集》的御制序中，雍正还特地谈到永明《万善同归集》一书，指出：“自师证明，方知大小齐观，宗教一贯。但学人须必真参，实有所悟，乃可观此书。依教修持，可以普独耀之神光，圆幻有之万行。”“朕既刊其全书，颁示宗徒，又采其至言，附于本集，因恐疑误初学，故又指述于此。”雍正亦可谓苦口婆心。
在为刊布《宗镜录》而颁发的《清世宗上谕》的最后，雍正特别标明颁发上谕的本怀与宗旨：“朕生平遇一佳味，必思人人共尝；契一妙理，必思人人共晓。今既阅此妙典，何忍不以开示后学。是以剀切恳到言之，不惮再四。……惟愿后世学侣，决定无疑，勇猛坚固，永不退转，诵读受持，先以闻解信入，后以无思契同，齐达此宗，交光此镜，不虚古佛当年，将大觉不思议绝妙法施，普度一切无量含生之大慈悲心，如实至语，是朕所厚望也。”
雍正还以永明思想为依据，批判他所认为的“魔说”，即异端思想。1733年清世宗在整顿禅宗中有一项重要举措，即是对汉月法藏及其弟子潭吉弘忍师徒(雍正往往称之为“魔藏父子”)欺师灭道的外魔邪说的批判。
法藏(1573-1635)是明末的一位名僧，但他却著《五宗原》反对其师密云圆悟之说，网罗徒众，一时声势颇大。法藏弟子弘忍(1599-1638)又写《五宗救》以维护法藏之说，于是禅林纷争顿起。
雍正基于其禅修实证的悟解、对清初佛教尤其是禅宗现状的认识及巩固清王朝社会稳定的需要，摘录《五宗救》中八十余条狂悖言论，严加破斥，撰成八万余言的《拣魔辨异录》。他写了洋洋五六千言的《上谕》，是这一批判的正式开端和重要文献。雍正在驳斥藏忍师徒“每立一妄言，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证实之”的手法时，特地引用永明的法语破斥之。《上谕》中曰：“正如永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齐见，局太虚之阔狭，定法界之边疆。遂令分别之情，不越众尘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动心机；于寂灭海中，奔腾识浪。于管中存见，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胜劣之见，齐文定旨，逐语分宗。’蟭螟岂健于鹏翼，萤照那齐于日曜。魔藏父子之语言著作，永明数语，可谓判尽。”在《拣魔辨异录》中，雍正多次引用永明论述为依据，作为他批判魔说”的思想武器。
雍正对贬低攻击永明思想的异说，则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如在《御录经海一滴》的序文中，针对潭吉弘忍等对永明的攻击，如此写道：“永明云：‘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师所作《宗镜录》，广引群经，备彰佛意。乃尚有魔民弘忍辈，斥师为义解沙门，谓法眼宗由此而衰。其罪，与谤三藏经文无异，定堕无间地狱。”雍正对永明思想的捍卫可谓不遗余力。
三、如何看待雍正对延寿的评价
雍正对永明大师及其思想的推尊与提倡，是清代佛教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也是清代思想史上不可小觑的一个事件。正是由于雍正对延寿及其著述的称性赞叹与大力提倡，永明诸宗融合的佛学思想与禅净融通合修的行持路向，在清代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刻，永明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因此而进一步提高。
胤禛去世后，其子弘历继承帝位，是为清高宗乾隆。虽然乾隆对佛教的热心不如雍正，但雍正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乾隆南巡就曾数次游览净慈寺，且多有赏赐，并留下不少诗文。乾隆十一年(1746)，弘历还御制《重修净慈寺并葺永明塔院碑文》[2](P81-58)。乾隆在碑文中写道：“朕尝泛览其书(指永明著述)，闳博该通，行文波涌云蒸，辩才无碍。……自宋至今，七百余岁，湖山犹昔，宗镜常悬。脩脩释子有英绝领袖，如师其人者乎，抑何旷世而弗觌也。夫精蓝古刹，标胜槩于名区，未可听其废坏……”乾隆为年代久远无缘见到大师而深深遗憾，故以修葺寺宇塔院之举以作纪念。由此可见，乾隆受乃父影响，对永明延寿大师也是十分心仪推尊的。
那么，雍正何以如此赞赏推崇永明延寿大师?他的这一系列举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其产生的影响及其利弊得失又是如何?一句话，我们应该如何认识雍正对永明的评价?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现象及相关的这些问题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足够的重视。
对清代佛教的研究，总的来说都比较薄弱。这种状况近年开始有所变化，学界对清初佛教尝试从多维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索。如关于雍正学佛的动机与修证过程，已有一些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问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⑧但他们对雍正与永明思想之间的关系均未给以应有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对雍正与佛教的关系，后人有诸多不同认识，且以否定批评指责者居多⑨：或认为他学佛谈禅与密谋储位并掩盖其阴谋有关，或认为他以王权强制干预教内事务导致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衰落，等等。但根据新发现的大量史料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看来，过去的有些批评指责未必站得住脚：有的往往是基于一些不实的流传而对雍正产生了诸多偏见，有的则是受到一定的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某些论者未曾好好读过雍正的佛学著述，想当然地人云亦云。为此，若要正确认识雍正的佛学思想、佛教政策及其影响，就必须面对清初佛教界的实际，又要结合清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背景，还要结合雍正自身的禅修实践及体证。唯有这样全面地去探讨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里笔者想就三个方面作个简要评说，以抛砖引玉。
第一，雍正对永明的高度评价是否恰当
笔者基本认同雍正的评价。他对永明思想与行持的整体把握及其巨大价值与深远影响的分析，应该说是深刻到位和很有见地的。雍正颇有眼光地发现并挖掘了永明和合圆融思想，这不仅对于佛教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于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都蕴藏着巨大价值。
不过雍正评价永明的某些说法，如对永明“从未有称道赞扬”的说法则未必符合史实。其实永明在世时，对永明的称道赞扬就不少。当永明一树法幢，就有那么多人闻风而至，就是个证明；忠懿王钱弘俶对其优礼有加，赐其号为智觉禅师，并亲为《宗镜录》作序，赞曰“《宗镜录》者，智觉禅师所撰也，总乎百卷，包尽微言”，“师之智慧辩才，演畅万法，明了一心，禅际河游。”这是又一个证明；高丽国王派三十六人亲承永明学法，并使法眼法脉在海东得以流传，这是影响远及海外的证明。此后永明的影响则弥久不衰。如北宋著名居士杨杰(无为子)曾为《宗镜录》作序，对大师及其著述大加赞扬：“永明智觉寿禅师，证最上乘，了第一义，洞究教典，深达禅宗。……为不请友，真大导师。”明末四大高僧之首袾宏莲池大师赞曰：“永明佩西来直指心印，而刻意净土。自利利他广大行愿，光昭于万世。其下生之慈氏欤，其再生之善导欤。”⑩明末著名文学家、大居士袁宏道指出：“永明既悟达摩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3]如此言之凿凿的高度评价，怎么能说从未有称道赞扬”呢?
第二，雍正为什么如此高度评价与大力推崇永明
这里可能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既有他基于禅修境界体悟的真实感受、出之于衷心佩服的宗教感情的真实流露；也有他基于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现状的不满、为振兴佛教而进行反思而作出的选择；以及基于清初社会政治错综复杂的情况，欲借助佛教促进民族团结，巩固满清统治，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一种抉择。
雍正对永明的赞赏与推崇，首先在于两人的见解冥然契合、心心相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朕心，默相孚契”，“与朕所见，千百年前，若合符节”。这绝非虚情假意的奉承话，而是肺腑之言。雍正的禅悟心得正是在永明的著述中得到了印证，他将永明视作不见面的恩师。
雍正对当时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现状很不满意，对宗门弊端多有批评。基于此，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认为佛法一味，八万四千法门只是应机不同而已；他对分宗立派的门户之见甚至门庭不同视若寇仇的现象十分反感。因此，他以法王自居，决心整饬佛门。在披阅经典与禅师语录的过程中，他发现永明寿禅师“以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诸宗融合、禅净会通的圆融思想和修行路径，是最契理契机的，由是而极力推崇和倡扬永明的思想与行持。故他说：“永明诚为绍祖佛之真子，破魔外之将军，救众生之慈父，教百世之宗师也”。从而，他要将永明及其思想确定为“禅衲法式”。
但雍正不仅是法王(法王其实是他自认的)、更是人王，皇帝安邦定国的责任才是最主要的。因此，虽然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是他推崇永明，但治理国家的考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方面佛法不离世间法，另一方面世俗社会的治理也需要佛法的加持，何况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满人要稳固政权，必须与汉文化融合，必须取得汉人的文化心理认同。当时明朝遗老遗少对满清统治的抵触以至反抗的情绪，依然是清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隐患。在这一背景下，圆融和合的思想对统治者来说是最有价值的。由此而观，永明力倡的一心为宗、万善同归的融合思想既符合佛教义理、又契合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显然，这对获取人心、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是极为有利的。故这也是雍正推崇永明的原因之一。
第三，如何看待雍正推崇永明的影响及其利弊
雍正对永明的推崇，其后果和影响有利也有弊。对此，可从两方面来探析，一是对佛教发展的影响，二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两方面的影响都不小，且利大于弊。
就对佛教发展的影响而言，永明其实是宋代及此后中国佛教“诸宗融合，导归净土”这一发展主流的主要奠基者。由于雍正对永明的推崇与提倡，这一主流自然得到进一步的有力推动。这对有清一代以及近现代的佛教发展都有重大影响，促使禅净融通，净土法门大兴的基本发展趋势得以进一步巩固。应该说，这是大有利于佛教发展的。
当然，也有人说雍正“用帝权來压迫禅门，结果是招致了纯粹的禅风之萎缩，今日之以念佛為主的禅净混合的中国佛教，其因即生於此”[4]。“雍正以后，禅宗明显衰落……思想既无创新，对社会的作用也大大缩小。”[5]但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雍正对藏忍师徒的挞伐而言的，并非就雍正推崇永明而说的。究实而言，禅宗的衰落虽然与雍正的干预不无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禅宗自身的不振，以及时代使然，禅净合流乃是大势所趋。事实证明，永明的诸宗融合归净的思想乃是中国佛教慧命得以常存的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此而言，雍正推崇、倡扬永明的思想与行持，总的说还是有利于佛教发展的。
就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而言，雍正推崇永明，其影响更是利大于弊。永明一心为宗、万善同归，其和合融合的思想既可化导人心，又可净化社会，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对雍正来讲，这也是有利于满清政权的统治的，这正是雍正作为世俗社会之帝王的目的所在，也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看到了思想融合的重要性，故重视永明的和合融合思想，发现并发掘其有利于民族融合和谐的思想价值。融合，对清初的社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他对藏忍师徒及其门下采取强硬的打压措施，虽然主要由于义理上的明显分歧，也不讳言同他加强思想政治领域的统治有一定的关系。法藏一系中确有反清情绪强烈、故国情结严重的明朝遗老遗少(以至亡明皇族成员及官员)混迹其中的情况，这不能不引起勤政务实、铁腕治国的雍正的警惕。为了维护清朝统治，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当时一些明朝的遗老遗少那种对清朝统治耿耿于怀、留恋甚至企图复辟亡明的故国情结虽然也可以理解，但不能不说已是一种陈旧没落、不合时宜和没有积极意义的倒退情绪，既无补于明朝的复辟，也不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相对而言，那时融合的思想才是可取的。所以雍正推崇并倡扬永明的思想，确实是有眼光的。他虽对法藏一系采取了著述尽行毁板、削去支派等强硬态度，但具体处置上还是有一定分寸的，没有对法藏一系的徒众采取杀伐的极端措施，只是令其改换门庭、纠正外魔邪见而已。如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仍可另嗣他宗。而且他在《上谕》中特别说明但斥魔外，不得随意惊扰寺院、牵连寺院常住与十方参学之人，告诫地方官切勿误会朕意。虽然用政治权力简单化地解决思想领域的事未必行得通，但当时这样处理也不是像后来有些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故近代印光大师还专门倡印《拣魔辨异录》，并给予颇高的评价。
雍正不是完人，其一生是非功过引起许多争议。但平心而论，若没有他当时锐意倡导并运用包括永明延寿在内的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巨匠与思想大师们的和合融合之思想理念，也许未必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注释】
①据《智觉禅师自行录》载，百八佛事主要有受持经咒、念佛净业、礼佛、忏悔、行道、诵经等。
②计有大乘经120种，诸祖语120种，贤圣集60种，其中有的如《中论玄枢》《唯识义镜》等现已失传。
③后永明塔院与碑亭曾一度被废。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末著名居士虞淳熙探询得塔院遗址、碑亭与永明延寿灵骨被破坏的信息，即告知净慈寺住持性莲。万历三十三年(1605)冬，净慈寺高僧大壑获知有关信息，即往诣大慈山，终于寻得永明延寿部分遗骨舍利。于是在诸方大德与善信的共同襄助下，将永明塔院迁建于南屏山慧日峰下净慈寺内的宗镜堂后、莲花洞旁。清初净慈寺住持豁堂正岩又将永明塔院迁建于寺东的普同塔处(即塔院现趾)。雍正年间奉御旨修葺一新。1936年在四众弟子的努力下，塔院又重修过一次，印光、太虚、兴慈、大醒等高僧和马一浮、夏承焘等名士都撰有楹联共襄此一盛事。在“文革”期间塔院又不幸被毁，灵骨舍利再次散失。1989年塔院再次重建，但永明延寿的灵骨舍利至今未能找回。
④据(明)虞淳熙《智觉塔树亭崇报志》引(宋)陈瓘的“智觉禅师延寿赞”曰：“钱氏重民轻土，舍别归总，惟用师之劝谕。”参见《净慈寺志》卷11。
⑤虽然也有批评永明延寿的思想对后来禅宗衰落具有负面影响，甚至有指责永明延寿的融合思想导致法眼宗三传而绝，但这种观点始终不占主导地位。称赞永明延寿在整体上续佛慧命，使“禅宗不败、净土突兴”(近代名僧大醒语，见永明塔院楹联)的观点一直是主导的看法，雍正对此更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⑥这里的引文除特别注出者外，均据雍正《御制佛教大典》合集(共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⑦《御选语录》15卷，其中单独成卷或两人合集一卷的共13卷。一般所讲的禅师选中的是十二位：永嘉玄觉(卷2)、和圣寒山与合圣拾得(合为卷3)、沩山灵祐与仰山慧寂(合为卷4)、赵州从谂(卷5)、云门文偃(卷6)、永明延寿(卷7)、雪窦重显(卷8)、圆悟克勤(卷10)、玉林通与茆溪行森(合为卷11)。另外他还选了僧肇法师(卷1，雍正也称其为禅师)、道家紫阳真人(卷8)及他自己(卷12)的语录，云栖莲池的语录则作为外集(卷13)。卷14、卷15则为上述禅师之外历代其他禅师的语录(六祖慧能也未能单独成卷，而在卷14中选录了少许语录)。顺便指出，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582页注1中将圆悟克勤误为密云圆悟，和圣寒山误为私圣寒山了。
⑧如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中的《清世宗与禅宗》，台湾释圣空的《清世宗与佛教》，陈肇璧的《雍正皇帝与清代佛教》等。释圣空的研究还发掘和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
⑨如孟森的《清代史》，郭朋的《明清佛教》，野上俊静等的《中国佛教史概说》，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等。
⑩祩宏《往生集》卷第一“永明寿禅师”条后所作赞语。��
【参考文献】
[1]史原朋.雍正御制佛教大典·第1册[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2]际祥.敕建净慈寺志(一)[Z].台北：明文书局影印本.
[3]袁宏道.西方合论：卷2[M].古籍善本.
[4]野上俊静，等.中国佛教史概况[M].圣严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193.
[5]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585.
（原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录入编辑：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