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自产生以来，一直把聚焦点对准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分析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以1980年代末为界，我们可以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阿格尔、莱易斯、高兹等，后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康纳等。本文将通过对前后两个时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阐述，揭示它们的不同思路，并作简要的评析。

 

一、前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对自身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即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实行福利政策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些理论家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应当用新的思维来思考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生态危机”理论的提出就是其中之一。

     “生态危机”理论是由阿格尔、莱易斯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他们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阶级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1]

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中，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沿袭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揭露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引诱人们去追求“虚假需求”，从而实现对人的支配，维护资本的利益。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进一步用异化消费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他们的理论逻辑是：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操控人们“虚假需求”的“过度消费”造成的，“过度消费”又是与“过度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而过度生产必然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造成环境和生态问题。因此，那些为了维持经济及社会的稳定性而不断增长的消费行为，是真正损害环境的因素。

另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同样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的消费。他说道：“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截然有别。从生态的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的东西，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则是增长之源。”[2]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公司不可能按违背其自身利益的、着眼于集体和长远利益的生态化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于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所难免。这一矛盾是内在的，决定了不会有持续的、绿色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3]他指出，经济理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整个社会紧紧围绕着消费这个中心，千方百计地把人们引导到消费这一道路上去，即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供人们无止境地去消费。高兹强调，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了人性。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张，必将破坏生活的基本要素和生活质量，生态危机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为满足这一逻辑，需要引导人的消费最大化，创造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

正因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由“异化消费”引起的，因此阿格尔他们试图通过揭露“异化消费”来消除生态危机。阿格尔将解决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他说，异化消费现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孕育着“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将使人们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阿格尔还具体地描述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过程：（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望得到永无止境的商品的消费中获得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永无止境的消费期望的基础上的；（2）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生态危机必然转化为供应危机；（3）人们已习惯于把自己期望的丰裕物质生活看作是异化劳动的补偿，而供应危机使他们的期望破碎了，对资本主义可以无限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的信心开始丧失了，继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于是他们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4）正是在这期望破灭的过程中，在重新思考人究竟需要什么的过程中，摧毁了许多陈腐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新的期望和满足这些期望的方式。总之，“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将引发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它将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莱易斯称这种结合是从“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的转移。而在高兹看来，这将直接导致社会走向平等，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

    与此相应，这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倡导一种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消费而消费”不同的幸福观，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莱易斯指出，必须改变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异化观念。他说，贯穿在傅立叶、马克思、马尔库塞著作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人的满足应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这是由于：（1）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得以自我实现，使人们真正能创造性地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中会获得享受；（2）由于这种生活不是为了支撑恶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联系，由于这是在缩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这种生产的结果不是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人类在这种崭新的关系下会感到无上的满足和幸福。高兹在批判经济理性的同时，主张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态理性”。在他看来，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地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来获得满足的过程。他认为，只有挣脱掉经济理性的禁锢，使整个社会转移到从生产领域获得满足的轨道上来，才能为现代人开辟出一个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不意味着让人们完全放弃消费，而是要人们按照新的理念对目前的消费方式做出重大改变，要改变消费越多越好的观念，把“更好”与“更少”结合起来，而不是与“更多”结合起来。高兹认为，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而生活的却更好，这是可能的。他说：“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并非必然导向更好的生活，从而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之时，他们也就逃脱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认识到金钱并不能购买到一切东西，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之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4]高兹进而认为，只要在消费领域真正能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之间的结合，那么人类就将进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境界。而所谓“更少的生产”，也就是按照“生态理性”进行的生产。在这种境界中，市场消失了，每个人都感到了满足，每个人都在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詹姆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判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期和90年代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了新的认识。他抛弃了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观点，提出了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危机理论”。与这一判断相应的是，奥康纳不是从异化消费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但奥康纳同时认为，必须对马克思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特别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因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表示的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技术关系，生产关系是指包括社会产品的占有关系在内的财产形式和权力占有形式，二者都缺少文化的维度和自然的维度。“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竞争、经济危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理论阐述中，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被完全忽略了，但也确实被相对地轻视了。”[5]正因为如此，奥康纳主张把这两个维度补充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与文化的方式，建立一种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奥康纳引出了他的双重矛盾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第一重矛盾”，而且还存在“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起与生产条件之间产生的矛盾。如果说“第一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性障碍”，那么，“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的“外在性障碍”，而这种“外在性障碍”是生产条件被资本化所导致的结果。他说，所谓生产条件是指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是按市场规律生产出来的商品，但它们被当作商品来看待，是具有“虚拟价格”的“虚拟的商品”。奥康纳根据马克思论述提出了生产条件的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因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的条件”，譬如基础设施和空间等。

奥康纳声称，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理论虽然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但它本身不足以探讨“第二重矛盾”。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是其自己最可怕的敌人。由于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会遭遇实现的困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上述的传统思维方式虽然有效，但却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原因在于，传统理论假定了“生产条件”的供给是无限的，资本主义能够突破生产条件供应方面的瓶颈，而增长仅仅受需求的制约。然而，如果劳动、自然、基础设施和空间的成本明显增长的话，资本就会遭遇到它的“第二重矛盾”，即一种源自于成本层面的经济危机。例如：美国内战时期英国的棉花危机、工资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生产力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等。

奥康纳指出，成本层面的危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源于个别资本在维护其利润时所采取的策略，它们破坏了或没能维护自己生产的长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例如，忽视劳动条件因而增加了健康费用，破坏土壤因而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或者任其所依存的市政基础设施衰败因而加剧了交通拥挤或增加了警察成本等。第二个原因是一些社会运动如劳工和妇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城市运动，要求资本更为妥当地维护和重建这些生产条件，如要求更好的医疗保健，要求保护土壤免受破坏，要求维护城市市政设施等，这一切都会增加资本成本并降低资本的灵活性。总之，由于这两个原因，生产条件的资本化尤其是环境和自然的资本化提高了资本成本并降低了资本的适应能力。

奥康纳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对利润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结合的而不是相互抵消的。在“第一重矛盾”中，剥削率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对劳动所拥有的社会及政治性的权力，以及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趋势。这一矛盾是内在于这种体制的，它与生产条件没有什么关系。而“第二重矛盾”则是内在于“使用价值”这一范畴之中，如消费部分所占的份额及其价值内容，固定资本的大小及其价值内涵、自然性因素进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领域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剩余价值之扣除的地租以及所有的各种“消极性的外在因素”。在“第二重矛盾”中，没有哪一个范畴会起到像剥削率在“第一重矛盾”中那样的核心作用。奥康纳指出，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而“第二重矛盾”则是从成本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价值及剩余价值的实现方面才存在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价值及剩余价值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恰恰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奥康纳断言，今天资本所面临的不仅有市场需求的疲软，而是还有生产成本的上升，即资本同时面临着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

 

三、奥康纳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

 

奥康纳不仅通过引入“第二重矛盾”探讨资本主义危机，而且力图揭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资本主义一般积累引起的生态危机，二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生态危机。关于前者，奥康纳论证道，资本主义的一般积累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的形成：高利润率导致了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对原料的更大的需求；对原料的更高水平的开发导致了生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成本的降低又会使本来就很高的利润和积累率变的更高。简而言之，如果原料很便宜，那么，积累率以及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就会相对较高；而如果原料的价格很贵，那么，资本的投资就将被用来把它们的成本降低下来，或者发展出某种方法以使它们的使用效率更高。奥康纳指出，不管原料、能源以及其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素”的成本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还是低的且不断下降的，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都依赖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部类中的投资的扩大。第一部类的增长越快，生产率、利润以及经济总体的平均增长率就越高。反过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资源的耗费及衰竭率就越高，同时，那些多余的副产品（污染）就越有可能被生产出来。奥康纳进一步分析说，不仅如此，甚至某种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可能导致比以前更高的耗费率及污染率。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砍伐、能源及金属矿藏量的衰竭、土壤流失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或更多的世纪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而这种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第一部类工业的发展与扩张的结果。

另一类生态危机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奥康纳分析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与成本削减还会刺激先前已被禁止使用的那些对环境具有危害性的技术的复活，同时还会刺激那些更新的现代技术的出现，如高科技污染。再者，经济危机还与降低资本流通时间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反过来会使得企业更加不关心工人的健康、所出售商品的环境及卫生影响、城市条件及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存在等等。

奥康纳指出，由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生态问题与由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生态问题是不同的，但它们在任何时刻又都是结合在一起以及相互并存的。处于困境中的企业或部门为了省钱而无视环境的清洁和保护，在自然界的开发方面更不可能从生态的角度去关注开发、开采和操作过程中的技术，以及土地的使用等问题；而处于快速增长的企业或部门为了迎合不断扩大的市场，资源的消耗将会更快，能源及原材料的使用效率相对来说不会被看重。同时，它们也没有兴趣去关心保护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奥康纳认为，生态危机也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由资本自身所导致的生态问题——由市场力量、高额的地租、为交通拥挤所付出的成本以及能源成本的加大等因素所导致的原材料的短缺，会带来对利润的损害或引起通货膨胀的危险。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这是由于，社会运动、政治斗争以及国家政策对生态和经济的变化与转型起干预的作用。环境运动，以及劳工、城市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有可能会导致提高成本以及减少资本的灵活性更后果，从而危及或损害资本主义的积累。

奥康纳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这是一种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资本自身所导致的，并且，环境的和社会经济的革新运动是这同一种总体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四、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

 

同阿格尔等人把社会转型的希望寄托在“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不同，奥康纳力图从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中引伸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

奥康纳说，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一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资本主义不仅是充满危机的，而且也是具有危机依赖性的。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同样也是由削减成本，降低地租，增加灵活性等等，以及对条件本身的重组的需要的决定的。奥康纳分析道，为应对危机，资本主义总是以有利于资本利益的方式来解决：一种是生产力条件方面的变化，如在生产条件领域内的更为直接的协作形式。另一种是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如对生产条件实施更为有力的控制或更为有效的计划。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调整，都需要或者说都是以个体资本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国家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新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协作形式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个体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更具社会化的管理形式为前提的。这种更深层次的协作会使原来就已经被政治化的生产条件更具政治性，协作性或规划性的程度越高，由此而导致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大，同时，对商品及资本的拜物教，或者说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天然性”特征的颠覆就越彻底。由此，危机在本质上就创造出了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

但奥康纳认为，在生产条件显现出来的更为社会化的趋势只是社会主义的初始前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他说，“社会主义的来临”不可能具有先验性的根据。使生产力维度上的生产条件适合于更为社会化的形式，这决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存在一种向社会主义发生自我转变的“自然”趋势。奥康纳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范围内，生产条件再生产的新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今的世界性危机似乎会导致更多类型的社会形式。因此，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只有一条。他说，可以想象，我们正处于一种漫漫征途之中，在这里会出现许多不同的、但又是殊途同归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奥康纳进一步论证说，当今的环境运动、女性主义以及其他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推动着资本和国家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形式。他指出，对劳动的剥削，即作为马克思危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会导致成为资本的“社会障碍物”的劳工运动。对自然的利用会导致一种环境运动，这种环境运动也有可能成为资本的“社会障碍物”。

奥康纳总结说，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都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国家控制、大型资本集团内部的更多的计划性以及一个在管理或组织方面更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资本主义，即一个更少具有似自然性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将更具有政治性，它们将会被合法化。受到冲击的资本把更多的成本外化，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价值的实现而对技术和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利用，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迟早将导致“自然的反抗”，即以制止对生态的破坏为宗旨的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在当今的危机时期，不管对其原因作出如何的理论阐释，资本总是试图缩短生产和流通的周期，这无疑会使环境主义的实践、健康及安全的实践等方面的情况变的更糟。因此，资本的重构会加深而不是解决生态的困境。奥康纳称，正像资本对其自身的市场的破坏一样，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是加大，资本对自身的生产性利润的损害越是加剧，剩余价值的生产就越是建立在对广义的自然界的破坏性利用的基础之上。正像生产过剩的危机蕴含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一样，生产不足的危机所蕴含的是对生产条件的重构。同样，正像对生产力的重构意味着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一样（反之亦然），对生产条件的重构意味着一种双向的作用——更为社会化的维度上的生产条件形式，以及更为社会化的社会关系形式，生产条件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再生产出来的。

简言之，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式、生产力形式以及生产条件形式总合在一起，便内含着一种转向社会主义形态的可能性。这些东西是由危机所导致的，这不仅是由于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是由于力量/关系与其条件之间的矛盾。因此，奥康纳认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同样，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由危机所导致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内在资本主义之中。

   

五、几点简评

 

从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

（1）无论是早期的阿格尔、莱易斯和高兹，还是后来的奥康纳，都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阿格尔、莱易斯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相比之下，奥康纳提出的双重危机理论无疑更准确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危机困境。

（2）阿格尔等人与奥康纳代表了不同的两种思路。阿格尔等人基本上是遵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展开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而奥康纳则力图从经过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双重矛盾及其导致的双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相互影响，这比阿格尔、莱易斯的过度消费导致过度生产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思路要深刻得多，也更有说服力得多。阿格尔、莱易斯等人的观点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批判，而不是科学的分析和论证。

（3）与上一点相应，阿格尔、莱易斯对未来的展望带有更多的乌托邦色彩，他们寄希望于“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引发需求结构的革命，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借此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奥康纳依据双重矛盾的理论来论证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切合的，也具有更大的政治实践意义。

（4）奥康纳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时，并不是泛指一般的生产条件，而是指被资本化的生产条件，这就把第二重矛盾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了起来，从而为解决第二重矛盾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同时，这也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避免把生产条件过度“资本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5）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缺少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特别是认为生产力仅是表示人对自然的技术关系，这显然是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既包含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也包含自然对人的活动的限制。人的实践活动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根本区别。因此不存在需要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补充所谓自然维度的问题。

 

【注释】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2]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1984,pp.32-33.

[3]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1984,p.33.

[4]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16页。

[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