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全球文化语境中观察文学批评话语的新近走向，探索它们对批评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全球文化的三种品格

　　随着资本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涌流铺张，全球文化语境的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与现代性进程交织互动的历史事件，全球化历史具有   自反性、伦理性以及文化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自反性，是指现代性向后现代性延伸的过程中历史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反抗的品质。依据这一品格，B·斯马特(B.Smart)就直接将同全球文化交织的后现代视为一种对现代性的自反。自反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审视现代性的批判视野，这就不仅置疑了现代性的诸种前提，而且还以颠覆社会现实的方式展开了一种富有诱惑力量的社会学前景，即“重建现代性的可能”。[1]

伦理性，是指在全球文化景观之中日益突出的伦理维度。从生存的根基层面看来，全球化并非他物，只不过是人类群体及个体的一种复杂的生存体验。其中交织地流动着人种、科技、媒介、金融和观念五种景观，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触发，形成了“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异质化”的争斗场所。一方面，种种经验事实表明全球文化趋向于一体；另一方面，本土化民族运动又表明差异在全球普遍地增殖。这一悖论显然就凸现了全球文化的伦理维度：保留整体，尊重差异，不可以“同质化”理想抹杀“异质化”的事实。质而言之，摆平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是全球文化的中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策略是想办法在“异趣”之间实现普遍的“沟通”。[2]“君子和而不同”，这不独是古典时代圣贤的伦理遗训，而且也是全球时代文化的伦理要求。

文化性，是指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其突出的地位。不论是将全球化视为社会的现代转型，还是将它视为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亦或是将它视为群体及自我认同的生存体验，文化都成为理解全球社会现实及其基本秩序的核心要素。詹姆逊干脆用“文化论转向”来概括晚近资本主义发展的景观，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趋向。“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这往往被视作现已广为接受的后现代特征之一”，这成了詹姆逊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论说的核心论点。[3]

在全球语境的辐射下，文学批评话语经过了对认识论批评、体验论批评、语言论批评的权衡，以及在各种批评范式的博弈之中的抉择，进入了修辞学论域，开辟了文化研究的空间。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种颇有代表性的“修辞—文化论”文学批评话语在整合各种理论资源和批评范式的过程中逐渐成型，凸现出同全球文化语境相协调的自反性、伦理性以及文化性品格。在这三种品格的渐渐强化中，文学理论话语呈现出三种新近走向：批评的自反、伦理的自觉以及文化的自赎。

 

二、批评的自反

　　批评的自反，是指批评话语的自我批评。它包括对构成自身合法性根据的概念前提展开质疑，对自身借以操作的程序进行拆解，以及对批评活动所形成的模式进行反思。

首先，从“批评”或者“批判”这个概念的词源学看来，质疑、拆解和反思就是文学批评话语的应有内涵。据R·C·戴维斯(Robert.C.Davis)和R·施莱菲尔(R.Schleifer)考证，“批评”概念派生于希腊语“Krinein”，其源始意义是“分离”以及“分辨”，而“危机”一词就是从它派生而来的。它有三个经典用法分别是：运用于司法管理之中，规定法律争论的秩序；运用于医疗活动之中，表示病状的转折；在晚期希腊时代，它成为一个描述文献研究的文化术语，最后通过拉丁语言的流布而成为17世纪现代欧洲语言的重要部分。康德建构“批判哲学”，终于使“批评”或者“批判”成了启蒙之后哲学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体制的基本构成部分，而他赋予“反思判断”以高于“确定判断”的地位，则清楚地表明“反思”是批评的核心涵义。[4]

其次，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则更进一步突出了“自反”在批评实践中不可忽略的地位。见证了当代文学理论兴衰，并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诗学进行了系统研究的美国学者卡勒在归纳文学理论的特征时，就特别指出理论是“自反的”(self-reflexive)，即理论成为“元理论”，思维成为“元思维”，批评成为“元批评”。理论自反的基本含义也就是对批评的根本要求：向文学以及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质疑，质疑文学以至整个文化所赖以建构的知识范型，甚至质疑文学理论本身。[5]

解构论批评通过文本之中的裂隙、差异的观察和放大，以偶然因素决裂必然因素，以意义的生产取代意义的寻求，从而将反思的对象延及整个西方文学体制和文化体制建构的前提——“逻各斯中心论”。这就提供了批评话语自反的典范，在具体批评实践中显示出自反的创造性。在《散播》一书所辑的《第一次开庭》和《第二次开庭》两文当中，德里达通过对马拉美的散文诗《模仿》的解读，反思了西方建构文学理论概念体系的基本前提：柏拉图的范本和摹本的区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将马拉美的《模仿》(Mimesis)与柏拉图的《裴利布斯篇》(Philebus)并置起来，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对质关系。《模仿》写的是一个丑角用非文字的手势和动作模仿谋杀者以及其被害的妻子的故事。《裴利布斯篇》陈述了记忆与文字、范本和摹本、真实和再现的差异。但在德里达的精致解读之中，马拉美的文本构成了对柏拉图文本的自反镜像：马拉美的书写模仿了丑角的姿势，丑角的姿势却没有了被模仿的范本，只有对摹本的无限复制，在复制之中生产差异。于是，追寻范本，发掘真实以及解释原意成为一种徒劳之举，意义在散播之中。[6]马拉美对柏拉图的反抗，就是西方文学概念体系的自反，德里达的解构就是西方文学以至文化建构之前提的自反。

文学理论的这一自反趋势还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支持，如美国电视批评家R·艾伦(Robert C.Allen)就在他的《重组话语频道》一书中指出，当代批评话语不同于传统批评话语的特征之一，就是审视包括了非文学和关于文本批评话语的全部准则。可见，全面自反，确实构成了文学批评话语的基本品格。[7]文学批评的自反，是文学理论自决的标志，它对批评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发现理论的盲点，自觉调整批评姿态。返身自照，即不难发现每一套理论都存在着其自身无法注视的盲点，这种思维之光烛照不到的地方，往往是理论自身可能陷入困境之所。卡勒说理论是难以界定其限制的思维与写作的躯体，其言外之意是：一旦越出了限制，它就失去了效用，无法解决话语具体实践之中的问题。比如，从上个世纪初一直绵延到80年代，一脉“诗意启蒙”的文化精神普遍涵盖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希望在文学中去发现审美特征，从而选择了审美体验批评姿态，甚至建构了一个涵纳古今中外乌托邦资源的审美乌托邦，用以慰藉动荡不安、惶惑不已的灵魂。但是，出离古典的社会及其内在分流，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帮助人们认知的技术条件之改善，重要的是全球时代消费文化的迅猛发展，媒介文化的异军突起，这一切都让人们发现审美只是文学艺术的诸种属性之一，还有其他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属性。于是，在变迁的语境中再度建构文化精神，在发现了原有理论的局限之后进行批评姿态的调整，就势在必然了。

第二，将理论批评化，在批评中建构理论。系统的理论处处寻求同质性，具体的话语实践却随时表现出异质性，普遍适用的理论却必须在具体化的批评行动之中得以验证、并得以铸造，这就是理论的批评化。理论批评化将宏大的思辨史诗融化在碎片书写之中，但拉近了理论和话语实践的距离，在批评家、作家、文本的互动中展开了意义的生产和理论的建构。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上那些因文生论的现象日益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人们也日益觉悟到理论只能生活在批评之中。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只能活在对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的批评之中，巴赫金的复调、对话和狂欢的诗学只能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等人的作品的批评而得以阐发得淋漓尽致，李长之的人格论诗学只能通过对鲁迅、司马迁等人的批评而上升到哲学层次。

第三，理论触摸作品，在批评中确立独特的问题意识。理论不是裁断作品的尺度，而是被提纯了作品的菁华，理论反过来必须通过批评来触摸作品。作品的内在肌理和外在形式，其媒型、符号、兴象和意蕴等层面及其结构，都直接制约着理论模式的选择；而理论的基本假设、操作程序、中心问题，都必须和作品发生直接的沟通；选择和沟通都是通过批评实现的。在选择和沟通之中，理论贴近作品，作品靠拢理论，独特的问题意识得以明晰化。比如，宗白华以节奏论诗学触摸中国诗画作品，探索其中呈现的空间意识，其核心的关注在于通过诗学空间的重构，把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独特性，及其基本的象征物。

第四，以理论烛照文本深层，掘发批评模式。文本深层，指文本的隐含结构和隐秘意义。理论之穿透力量，既表现在它可以通过批评实践烛照这幽微的深层，又表现在赋予这一幽微的深层以明晰的模式。巴赫金穿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之“双声语”深层结构，将它呈现为对话模式，建构出复调诗学。拉康穿透了爱伦·坡的《被窃的书信》的深层结构，将它呈现为在结构上重复的三场景，为批评家分析作品提供了一种有普遍适用性的“三角结构”模式(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

总之，调整批评姿态、展开理论建构、确立问题意识、以及掘发批评模式，这就是经过理论之自反之后批评实践的基本目标。

 

三、伦理的自觉

　　伦理的自觉，是指批评话语具有一种明确的伦理意识，以在不同的审美兴趣之间斡旋和实现审美沟通为己任。具体表现在批评实践中，就是批评话语要尊重他者的差异，实现一种相互通融彼此共在的生存状态。

尊重他者的差异，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自觉调整人际关系的哲学公设，因而也是批评话语探索的一个基本主题。西方批评理论在经过了语言论转向和修辞学洗礼之后，在质疑文学理论和文化体制建构前提的自反思潮中，一种向伦理回归的倾向也渐渐明朗起来。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曾经设想“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通过曝现他者的差异性，展开对西方理论建构中过分强烈的同质性。这种被看作是策划了出离希腊、反出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对批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一种“他者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内质和形态。从内质来看，文学理论再也不死守本质主义的巢臼，而是致力于解放文本的生命力，释放潜藏在文本之中的差异。从形态来看，批评话语克服了认识论批评、体验论批评、语言论批评等形态的偏颇，力求在多种批评模式之角逐中融合各自的优长，铸造一种修辞—文化论批评形态。这种正在生成的批评形态之自觉伦理意识是在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以及时代之间实现审美沟通，从而塑造一种体现现代生存智慧的话语形象。

尊重他者的差异，寻求异趣沟通，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因而也是中国批评话语的一脉重要的新近流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全球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这两种交织的发展潮流，与中国社会的全面分流和阶层的普遍分化趋势互相促进，审美趣味的差异涌动，形成了杂语共存的复杂局面；同时，文学批评话语也必须承担积极肯定审美异趣、在沟通中开拓批评话语空间的使命。

哪里有审美异趣，哪里就有审美沟通的要求。这就是诗意启蒙向异趣沟通的历史逻辑，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生长点之一。批评话语的伦理自觉，对批评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尊重文本的差异，在批评中让文本释放出创造性生命力。列维纳斯通过差异性的显示来呼唤一种倾听他者的诗学，事实上也就是要求批评家尊重文本一如尊重他人。文本和他人一样，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文本就是他人的面相，传递一种要求尊重的绝对责任。[8]精英文化文本不同于大众文化文本，其中体现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批评话语丝毫不要有用同一把标尺来裁断这些文本的奢望。具体一点说：一方面，不可用评价《安提戈涅》这出悲剧的标准来裁断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不可用评价古典诗词的境界论来谴责《第一次亲密接触》缺乏意境；另一方面，在古希腊悲剧和现代侦探小说之间、在古典诗词和网络文体之间，不是一种形同冰炭的关系，它们之间在叙述、抒情的谱系上存在的渊源关系使它们不乏沟通的可能。尊重不同文本的差异，探索古典和现代之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审美沟通的可能性，这充分显示了批评话语的伦理意识。

第二，显示群体差异，在批评中让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全球时代消费文化的快速铺张和媒介文化的异军突起，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不仅没有缓和，而是更加惨烈。消费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媒介文化成为权力的竞技场，主要社会群体和多种势力均衡的社会意识都在争夺控制权，个人也借助于媒介文化的高传播速度和高受众面通过图象、话语展开权力的争霸。在这个更加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越演越惨烈：一方面是以新的阶层为依托、以新的社会意识为中心形成新的强势文化权力，另一方面是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在其身份认同和争取承认的斗争中越来越强化自己的差异，并激越地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在强势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弱势群体的反抗。美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其《宠儿》(Beloved)中叙述了黑奴母亲杀死亲生女儿的故事，表达了不堪追忆的痛苦体验。作家的黑人、女人身份以及她的超越西方伦理语境的叙述，引发了批评家对伦理与批评的反思，进而在这弱势群体声音的召唤下去对他者的声音做出回应。这种对弱势声音的释放，是对人类性的尊重，也就是一种真正的伦理意识。[9]

第三，展开文化差异，通过批评实践建构文化精神。批评实践是一种正面遭遇和直接触摸文本的话语实践，它在媒型、符号和兴象等层面上操作，其境界却在于为烛照幽微，掘发文本的深层意蕴。[10]什么是文本的深层意蕴呢?不用说是隐含在文本之中的文化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通过对文本之媒型层、符号层、兴象层的分析透视，从而叩显开隐，让文本释放出文化的幽情壮采，演奏出灵魂的剑气萧声。李长之抓取一个已经成为烟云的时代的壮丽余像，通过解读司马迁的文本，重构了“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的伟美景观，并以此作为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呼唤一种真力弥满的文化精神在积贫积弊的现代世界再度出场。宗白华更是通过对中国诗学艺术空间的反复咏叹，以及将这一空间感形同希腊、埃及和近代欧洲的空间感形展开对比，从而进入了回旋往复的空间深层，重构了以节奏为基本象征物的中国文化精神。这么一些批评话语，既展现了古今差异、中西差异，又启示了古今、中西互相沟通的前景，已经汇入了世界精神历史，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

综上所述，尊重文本、倾听弱势声音以及重构文化精神，这就是伦理在批评话语之中再度回归的意义。

 

四、文化的自赎

　　文化的自赎，是指文化通过批评实践进行自我救赎。这实际上包括文化融入批评、批评获得文化品格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为批评开启了价值视角，批评为文化开拓了生存空间。

说到文化的自赎，首先意味着文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衰微和堕落。戴维·钱尼(Davis Chaney)指出，两次欧洲战争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普遍丧失，其影响极其深远。首先是诸如达达主义之类的艺术运动，就传达出一种因人类自相残杀而对人类文化的空前绝望感，以及因发现文化之中的野蛮兽性而产生的无未来感。其次，随着媒介文化、消费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森严壁障被无情地拆除，一些所谓的高等文化日益成为受到威胁和受到怀疑的对象。最后，大众文化借媒介文化广为传播和迅速流行，而显示出比精英文化大得多的优势，获取了相对强大的权力。由此，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探得一种文化危机的脉息，那就是所谓文化的衰微和堕落：“第一，文化也许丧失了权威，因此人们转向了另外一种信仰，这带来意义的混乱；第二，文化也许丧失了效用，从而使那些通常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机构和形式不再起作用。”[11]

但这仅仅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方面而已。文化，作为一种建构价值、培养心灵的创造性活动并没有随着战争、消费以及媒介而丧失其生命力量。相反，它在全球时代、消费时代和媒介时代还得以全面的复兴。首先，全球化和文化成为同一个复杂过程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文化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省维度，这个维度区分了一个意义建构的象征领域，这个领域成为全球政治干预的场所；另一方面，全球化构成了文化自我理解的方式，即我们反思文化的方式以及文化概念化的方式。其次，消费和文化相融合构成了消费文化。一方面，消费本身成为社会生产力有组织的积极延伸，而获得了主导文化的品格；另一方面，文化通过人的符号实践活动向产品转换，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最后，媒介文化成为一种全球文化的新形式。媒介文化是多种系统组合的图像文化、产业文化、科技文化以及具有宏大场景的权力文化。在媒介和文化的这种复杂组合之中，文化成为一种高度参与性的活动形式，媒介成为塑造日常生活、制约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形成个体政治身份的中介。由此，我们又可以清楚明白地觉察出文化自赎的律动：文化丧失了权威性，但取得了在全球化、消费化和媒介化过程中的优先地位；文化丧失了神圣感，却构成了环绕着生活世界的无处不在的背景，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获得了生命力。

文化的自赎，对批评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批评模式选择中，批评话语注意到隐含的文化品格。戴维斯和R·施莱菲尔通观20世纪主要的批评模式，发现它们内在地蕴涵着一种关于文化的假设。他们认为，个体主体观念、形式结构观念、主体—认识论观念以及人类社会性观念，分别构成了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的“主体批评”模式、符号学—结构论诗学的“语言批评”模式、后结构主义—解构的“哲学批评”模式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的“社会关系批评”模式的文化假设[12]。批评话语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文化假设，就使它具备了文化品格，而获得了深邃的透视力。第二，在跨学科研究中，批评话语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围。转向文化的批评话语将文化视为人类符号实践，广泛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角度解读文化现象，尝试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实现审美沟通。文化研究已经不可能封闭在高等文化的狭小圈围之中，而是将电视、电影、网络媒介等文化形式纳入批评的视野，从全球化、消费化和媒介化的崭新角度对这些文化现象展开探索。如电影《英雄》、《手机》、《十面埋伏》，都进入了批评家的视野，成为建构视觉凸现美学、媒介伦理美学、以及非历史的成人童话美学的基本材料。第三，在跨文化探索中，批评话语致力于共同诗学规律的探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跨文化想像主宰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历史发展。在中国古典性批评话语、西方批评话语以及生长之中的现代中国批评话语的三方互动中，现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宏愿就是通过对不同诗学体系进行跨文化比较，探询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一会通中西、承接古今、养育未来的文学批评大业还正在延续。路漫漫其修远!

　　

注释：

[1]B.Smart，Postmodernity，London：Routledge，1993，p.116.关于“现代性自反”的论述，参见乌尔利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10页。

[2]“异趣沟通”是王一川先生提出来概括中国现代审美精神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论述可参见他的论文《从诗意启蒙到异趣沟通》，载《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64页。

[3]詹姆逊：《作为哲学问题的全球化》，载《詹姆逊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92页。

[4]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Criticism and Culture：The Role of Critique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London：longman，1991，p.3.

[5]参见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28页。

[6]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s，trans.Barbara John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253.

[7]参见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28页。

[8]Emmanuel Levinas，De Dieu qui vient a l’Idee，Vrin，1982，p.11.

[9]Marjorie Stone，“Between Ethics and anguish：Feminist Ethics，Feminist Aesthetics，and Representations of Infanticide in‘The Runaway Slave at Pilgrim’s Point’andBeloved”，in Dorota Glowacka and Stephen Boos (eds.)，Between Ethics and Aesthet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p.131—158.

[10]参见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5—70页。

[11]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4页。

[12]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Criticism and Culture：The Role of Critique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London：longman，1991，p.x-xii.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录入编辑：莫得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