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不知道，在后现代蔚然成为气候之前，就有一位放声嘲笑黑格尔的辩证法、决裂有限经济学的思想家。俨然魔力附身一般，他以罕见的笔力穿透了兽性、世俗和神性三界，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色情和信仰等价齐观，把令人心惊肉跳的死亡景象呈现在渴望不朽的常人眼前（“编者前言”）。他的童年是在病入膏肓的父亲的尖叫和绝望悲伤的母亲的叹息之中度过的，悲剧和黑暗却纠缠了他的一生；他大部分生命与图书资料相伴，但他在学术庙堂之外谋生；他博览群书却决非食而不化，而是将历史智慧的精粹融进了他对战争和罪恶的体验，并转换成华美的篇章。

这么一位难以定位的人物，却频繁地在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的笔端闪现。他就是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1897—1962）。他不仅在汉语读者眼中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因为那些后现代大师的遮蔽而长时间发不出自己的光芒。他上承尼采生命造反逻各斯的谱系、下开“68一代”向差异冒险的精神，“景观社会”、“消费社会”以及“共同体政治”理论也被笼罩在他的思想辐射之中。在这一思想谱系上，巴塔耶处在一个转换枢纽的位置上。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要知后现代诸种学说之“源”，迟早都必须返回到巴塔耶——因为，他是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是汉语学界第一本巴塔耶著作精选文集。整体看来，文集致力于反映巴塔耶思想的总体风貌和写作的特别景观。首先，文集题目包含了巴塔耶思想的重要主题词。“色情”是巴塔耶着迷的一个主题，也是尼采的酒神精神鼓荡之下特别吸引后现代思想家倾心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耗费”，是巴塔耶给予思想个性的概念，它来自消费、开支，但在巴塔耶那里却意味着极度的挥霍，不求回报的开支。“普遍经济”是巴塔耶探索的晶体概念，与“狭义经济”针锋相对，标志着与古典经济学、与封闭的形而上学、与自我回复的辩证法的激进决裂。其次，文集大体上囊括了巴塔耶的宽泛论域，包含被精挑细拣出来的15篇文章，覆盖了文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领域。最后，所选文章集中反映巴塔耶的文字修辞风格。读完这本文集，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认同的是，书中显得特别突出的“异质”、“疯狂”和“主权”三个概念使巴塔耶与后现代思想的关联清楚地显示出来。

“异质”是绝对夸张的差异。最能说明“异质”概念的莫过于巴塔耶本人。他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他属于哪一类知识分子？他属于哪一类作家？他属于哪一类思想家？关于他的这些提问，恐怕只能得到绝望的回答：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一个测不准的成员。其实，他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散兵游勇，无所牵挂的浪子地位。他在有几分“邪恶”的先驱身上认同了自己：萨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者呈现了狂暴的快感，后者则抵达了羞辱的极限。他们都是特异的一族，是历史的“灾异之星”，是共同体之中的害群之马。总之，“异质”是无法剪除的差异，无法招安的异端，以及无法占有的“无用之物”。他为了突现“异质”之令正常人恶心、让体系束手无策、让逻辑或科学百无一用的特征，他竟然冒犯人性尊严，迷恋于不可占有的“排泄”：粪便、月经、射精、死尸以及呕吐。不仅如此，他还要把这些现象聚集于“异质学”的名目下，堂皇地设立一种对立于一切科学，颠覆哲学思想过程的科学（第10页）。但这么一些见不得人也难容于上帝的东西，却实在地构成了一切生命的基质，执掌了兽性、人性和神性的最高主权。向下的“异质”是排泄，以及将生命倾倒一空时所感受到的狂暴快感。向上的“异质”是诗歌、哲学和宗教，它们同样给生命带来了巨大的享乐，迷狂的幻境和快感的高潮。特别值得提示的是，“异质”的存在和表现使狭义的经济转化为广义的经济，决裂一切人为的分封标界，以无偿的耗费敞开一个动力运转的社会。一切暴乱行为、革命运动、政治更替和宗教变革，都根源于“异质”。而历史上和现实中言之令人色变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恰恰是“异质”存在的绝对形式。

巴塔耶与西方理性主义顶逆，不顾正常人的心理承受限度，致力于将不可删除的“异质”释放出来，这已经预示德里达解构运动的端倪，并成为鲍德里亚“消费理论”的先声，还开了“国际境遇主义”景观社会理论的先河。首先，德里达从巴塔耶的字里行间读出一种“无所保留的黑格尔主义”，从巴塔耶洒向黑格尔的笑声中获取了“悬搁意义的书写”的灵感。德里达毫不含糊地肯定，巴塔耶和黑格尔之间的对话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从巴塔耶对绝对逻辑的颠覆可以推定“书写”就是一种没有补偿的耗费，就是“异质”对逻辑文本的撕裂，就是一种没有回归的差异冒险如果说，德里达是爆破手，那么巴塔耶无疑就是炸药。其次，从巴塔耶的“普遍经济”论之中又派生了另一脉话语，那就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消费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和动力。消费脱离制约，而成为不求补偿的耗费。人们不仅消费物品和商品，而且消费符号和幻象。鲍德里亚对后现代消费面相的呈现，显然十分合乎巴塔耶的无止境耗费景象，而他的“符号经济学”显然也是巴塔耶的“普遍经济”的变形。第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萌动，到60年代蔓延于世界的“国际境遇主义者”几乎可以被理解为用巴塔耶的“普遍经济”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博尔说，现代境遇之中，人与物的关系经历了从“存在”到“占有”、从“占有”到“炫耀”的演变，最后是以“炫耀”为目的之“景观社会”的形成。“景观”，即通过无意义的消费来表演。如果说“景观社会”理论是热炒，那么，它一定离不开“普遍经济”的冷料。从解构、消费理论、景观理论的主要风貌来看，他们与巴塔耶总是有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学理关联。

巴塔耶的哲学以迷暗为至境。在他看来，人不是沉思的对象，而是哀求、战争、痛苦和癫狂，以致于一些书写都最终化为空无。与20世纪初草创现象学以追求意向性的明证境界的胡塞尔恰好对反，巴塔耶的写作却呈现了人性的黑暗深渊。他的世界，是一个以“疯狂”为轴心，由色情、死亡、献祭旋转而成的令人迷惑的神秘世界。在他那里，“疯狂”意味着对肉体的迷恋，对死亡的沉湎，对献祭的狂热。一言以蔽之，他的疯狂就是侵越界限而得到的极度快感。这种快感泯灭了痛苦和幸福的区分，将死亡变成了生命最奢华的形式，最后把上帝本人也奉上神圣的祭坛。在大地上触犯一切禁忌，在冲撞极限的绝望中获取拯救的快乐，这就是巴塔耶从萨德、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的有关现代性的轮廓（第101页）。显然，这种将现代性之中包含的黑暗逻辑推至极端的情形，已经是十二分的后现代性了。所以，福柯很自觉地从巴塔耶那里获得启示，从禁忌与犯罪、界限和侵越的悖论开始，将对主体的探索延伸到非理性、肉体、权力、性欲这些人性的黑暗湍流之中。但是，福柯毕竟比巴塔耶亮丽，没有他那么彻底的绝望，只不过以否定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而已！有关福柯的伦理学／美学，汪民安博士的《福柯的界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展开了相当深度的研究，读者不妨读读。

最后，巴塔耶的“主权即空无”是一个直接激发后现代美学和政治学灵感的命题。他理解的“主权”与统治、占有毫无关系，他理解的“空无”与贫乏、赤裸也一点都不沾边。非常简单地说，他所理解的“主权”就是“超越功利的耗费”，是“神圣”、“神奇”和“献祭”的生命。他理解的“空无”，是一种形上学的境界：不是一无所有，而是神秘的体验。如果“主权是空无”，那么，艺术王国就是真正的主权世界。与超越功利的耗费一致，艺术也是“物的世界之中的空无”。这么一个命题颠覆了辩证法给予绝对精神的至上地位，启发了后现代思想家对政治决断、对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共同体的重新陈述。比如说，让－吕克·南希就在“主权即空无”命题的帮助下，走出神话与虚无、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困境，构想一种“无为的共同体”来表达后现代的政治－伦理－美学境界。

巴塔耶曾经这么嘲讽黑格尔说：他不知道他是多么有道理。同样的话也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知道他就是后现代的策源地。

（作者赐稿：录入编辑：莫得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