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素有“天下第一仙山”之美誉，亦为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和世界文化遗产。自古以来，“方圆八百里”的武当道山以72峰、36岩、24涧和11洞为奇。武当道教历史悠久，正一道于北宋真宗年间(999—1022年)进入武当，成为宋元之际武当山道教宗派之主体，史上曾流传大茅、三茅、火居等分支；全真道则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由龙门正宗四代传人丘元清等人传入，史上也曾承袭过龙门、华山、蓬莱以及榔梅、白衣、恩赐御制等派别，并逐渐取代正一道派的地位。现从总体上而言，武当山系以全真道为主体的道山。

武当道乐是武当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当山道教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武当道乐以其“南方音韵为主、混融中原色彩；全真正韵为主、融合正一特征；典雅风韵为主、兼融世俗情调”的特色，素来为学界所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当道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影响遍及道内、道外和国内、国外，它不仅拉开了“文革”以来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之帷幕，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道教音乐的发展和后续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对此作一回顾。

一、武当道乐研究之概况

（一）研究成果扫描

武当道乐的系统研究，始发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以武汉音乐学院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湖北省音乐工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对当时健在的武当山四位道乐传人进行了全面的采录，这使得武当道乐得以系统、完整的保存下来，也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和音响物化档案。这四位高道分别是：

喇万慧  生于1902年6月7日生，字兆铭，道号“万慧”，湖北丹江口市人，8岁时于武当山金顶出家，属“全真道华山派”。因其嗓音宏亮，被同道称为“喇叭”。喇对道教科范仪式、各种经韵、器乐曲牌及法器牌子的诵念吹打技艺精湛，是为数不多的武当山职业道教音乐家。

吴理瀛  生于1926年4月17日，俗名吴成才，道名理瀛，祖籍湖北省大冶县，后迁至均县落户。5岁时由邻人送至武当山玉龙宫出家，属“全真道龙门派”，由于本人刻苦读经、虚心学艺，擅长演奏鼓、铙、钹和镲等道教法器。后任武当山道教协会理事及经师。

方继权  生于1918年6月2日，乳名小女，道名继权，湖北丹江口市人，6岁时出家武当山，属“正一道三茅派”，为武当山正一道传人代表。自年轻时即熟练地掌握正一道乐的各种韵腔，学会了大量的器乐曲牌，以娴熟的技艺演奏各类法器牌子。由于长期与喇万慧等道长联堂合手共演法事，使其掌握的正一道韵腔、曲牌交融于全真道乐之中。

何本灼  生于1903年9月24日，乳名道娃，道名本灼，湖北丹江口市人，13岁时由家人领至武当山金顶天合楼出家，属“全真道龙门派”。早年从师读《四书》、《五经》及道教经卷，修习韵腔，特别刻苦学练吹笛，技艺精湛，曾任武当山紫霄宫经师。

在武当山初期田野工作之基础上，经过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二十多年以来武当道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形式体现在专著、论文、音像及网络信息、学术活动、专辑和课题、道乐培训和展演等方面，下面，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分而述之。

1．出版专著情况

本文所指专著，系以武当本山道乐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二十多年以来，共计出版此类专著4部共计130余万字。这些专著中既有对武当道乐乐谱的辑录，也有对武当道教历史和仪式音乐的研究，从整体上展示了武当道乐研究的基本面貌，为武当道乐的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表1   

从上表可知，4部专著中两部由内地出版社出版，两部由台湾出版机构发行，反映出海峡两岸对武当道乐研究共同给予关注的可喜现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武汉音乐学院史新民教授主编的前后两部专著在出版时间上虽然相距二十多年，但却有着前后呼应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武当道乐研究工作与时惧进的特点。首部《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付梓于1987年，系当时《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专家学者，在对武当道乐全面系统收集和整理基础上所产生的标志性成果。该著对武当道乐的产生、发展及其流派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音乐界对道教音乐总体把握的水平。而新近出版的《武当道教音乐》，则是在首部《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学术成果和历史事实基础上，在编排上作了些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道曲，将原书中因出版时间仓促而出现的个别错别字谱进行了勘正，使之更加的完善，同时还将原书由简谱转换为五线谱本，使之更有利于对外交流。

图1

2．发表论文情况

学术论文是武当道乐研究工作的一个亮点。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见诸于各类学刊、杂志、馆藏乃至油印资料卷本中对武当道乐研究的学术论文多达数十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的《武当山道教音乐调查报告》（1962年油印本），系较早对武当道乐所进行的考查；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的《乐坛奇葩、玄门拾音——武当山道教音乐普查采录工作报告》（民族音乐工作，1987年）及史新民、周振锡教授的《翔实准确 刻意求新——〈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编辑札记》（《中国道教》，1991年）等论文，则是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规划全面实施过程中对武当道乐所展开的系统调查和研究；史新民、周振锡教授的《武当山道教音乐初探》（《黄钟》，1987年）及杜隶生先生的《武当山道教音乐概述》（《全国首届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会议论文集》，1987年）等论文，又是对武当道乐的基本面貌所进行的探索；而刘红博士的《探索武当山道教音乐之地方性》（《民族民间音乐》，1988年）及蔡际洲教授的《从宫观乐派到民俗乐派——兼论武当道乐中趋同与求异的现象》（《黄钟》，1990年）等论文，又对武当道乐与地域性民族民间音乐之关系所进行的探讨；谭大江先生的《试谈武当山道教音乐在历史演变中的三个时期》（《中国道教》，1988年）及蒲亨强教授的《武当道乐部分曲目分类考源》（《黄钟》，1991年）等论文，从历史演变对武当道乐加以阐述；史新民教授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黄钟》，1991年）及蒲亨建教授的《武当山道教韵腔之多重风格与形态特征考辨》（《艺苑》，1991年）等论文，集中地对武当道乐的音乐形态及风格特征展开论述。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论文从多重角度对武当道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可见在形式多样的武当道乐研究成果中，学术论文的成果最为丰富。

3．音像制作与信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专家学者，在对武当道乐实地考察的过程中，从音、谱、图、文、像五个方面，全面而翔实地对武当道乐进行了采录和研究。多年来，在各界共同努力之下，武当道乐的音像资料得以及时和完好的保存。其中主要有武汉音乐学院电教室录制的影带《太和玄音》（中英文版）和《武当山道教乐曲》，武当山道教协会制作的《武当仙韵—武当山道教音乐精粹》，武当山道教乐团、武汉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音带《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武当山道教协会制作的《武当山神韵》VCD和CD，武当山道教协会、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联合制作的《武当山宫观道乐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VCD等音像资料，如今，其中的一些音像资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武当道乐传人的羽化，现已成为绝响和孤本而更弥足珍贵。

在武当道乐音像资料建设得以重视的同时，政府主管部门、道教界和学界还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积极宣传和推介古老的武当道乐文化，这同样应视为武当道乐的研究成果之一。如十堰新闻网（http://www.syxw.net）、武当特区网（http://www.wdstq.com）、中国武当道教网、武当道教网（http://www.wddj.org/index.htm）、中国武当网（http://www.chinawudang.com）、中国武当工夫网（http://www.wdgf.com）等网站，都开设有“武当道乐”专栏，这也成为展示武当道乐文化独特的窗口和平台。

4．学术活动及专辑

1987年在湖北省武当山举行的全国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会议，把全国宗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的1992年，武当山道教协会举办了“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文化研究所和武当山道教协会联合举办了“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5年，湖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委、湖北省十堰市政府共同主办，湖北省鄂台交流促进会、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武当山道教协会承办的“海峡两岸武当文化论坛”也在武当山举行。这些学术会议虽然不是以武当道乐为单一主题，但有关武当道乐的研究却是学术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向海内外积极展示了武当道乐文化，同时还有利于专家学者借助武当山这一平台，展开对道教音乐的广泛研究。如1993年，在中国道教协会文化研究所和武当山道教协会联合举办“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王忠人先生的《道歌与民歌》、周耘教授的《道教舞蹈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巫舞的关系》、刘红博士的《道教音乐与阴阳五行说》和蒲亨强教授的《道教与佛教音乐》等见地独到的论文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特别是2006年，由武当山道教协会和中国电影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武当道教音乐研讨会暨2006年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工作会议”在武当山举行，这是近年来以武当道乐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2006年5月24日至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的著名词曲作家王立平，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著名作曲家黄准、刘为光、李海鹰，赵麟、王晓峰和著名电影导演李前宽等20多位当代中国著名音乐艺术家云集武当，参加这一盛会并应邀为武当山创作音乐。本次学术研讨会，是一次词曲作家服务社会大众，回馈社会关怀的创作活动，也是武当道乐研究与开发并举的有益尝试。

1990年，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第1期，以相当大的篇幅，开辟了“湖北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专栏，集中发表了武汉音乐学院学者们的一组文章，专栏共发表了刘红博士《试论“武当韵——兼谈道教音乐的哲学蕴含”》、史新民教授的《全真·应付·伙居》、周振锡教授《斗姥宝诰试析》等7篇论文。1991年《黄钟》第4期又以专辑的形式，刊出数篇论文，其中有关武当道乐研究的成果有史新民教授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博士的《论“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杜汉华先生的《武当山道教音乐发隐》；蒲亨强教授的《武当道乐部分曲目分类考源》和袁东艳副教授的《武当道乐韵腔唱诵方法初探》。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以某一地区道乐研究推出专栏、专辑是不多见的，在高等音乐院校的学报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图2

5．道乐培训与展演

二十多年以来，武当道教科仪及其音乐活动演练十分频繁，为适应教务活动的开展和对外交流活动的需要，武当山道教协会根据自身特色于1989年成立了武当山道教武术音乐团，并先后选派了一些年青道友赴武汉音乐学院和相关文艺团体培训学习，以提高其音乐的演奏技艺。近年来，随着道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武当山道教协会还成立了“武当山道教学院”，开办武当武术、法事和道乐三个专业，并于2008年1月15日在丹江口市举行了首届道教知识培训班开学典礼。在对外交流和展演活动方面，武当山道教武术音乐团曾多次应邀出访台湾、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或地区地进行道教音乐文化交流，举行道教音乐专场演出，深受欢迎和好评，为道教音乐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活动中也涌现出李光富、刘文国、龚金焕、赵连武、陈志明、陈理胜等一批武当道乐的中坚力量。以下将武当山道教武术音乐团的主要交流展演活动列举如下：

表2              武当山道教武术音乐团对外交流展演情况表

（二）研究三个阶段

纵观近半个世纪武当道乐的研究历程，从时段上大致可分为初步调查、系统研究及总结回顾三个阶段，各阶段又分别体现出如下一些研究特点。

1．初步调查（20世纪80年代以前）

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这一时期，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道教活动时断时续，道教音乐的研究也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从全国范围和学术研究领域来看，道教音乐在音乐学众多学科的研究中基础最为薄弱。这一时期对武当道乐的研究成果极少，目前仅见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所编写的《武当山道教音乐考查报告》（1962年油印本），但却为我们今天研究武当道乐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图

图3

2．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项目之一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工作推动下，武当道乐的研究得到政府和学界、道教界的广泛重视。上述以武汉音乐学院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湖北省音乐工作者多次深入武当实地考察，在当地政府和武当山道众的支持下，有组织、有计划、全方位、多层面地对武当道乐展开全面调查和系统研究，从而使濒于失传的武当道乐得以保护和传承。至20世纪80年代末，以武当道乐研究为主题的各类谱辑、专著、论文、音像、影视资料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单就《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和《武当山道教音乐初探》等专着和论文就多达40部（篇）之多。前五年主要是对武当道乐的普查性成果，而其后则多是在全面收录的基础上对武当道乐展开的系统研究。因此，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武当道乐研究史上成果最多和研究重点最为突出的时期。

3．总结回顾（本世纪以来）

进入本世纪以来，武当道乐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前一段研究工作的回顾和总结，这也是武当道乐研究工作得以继续深入的必要前提。其间的研究成果有杨泽善先生的《忽闻仙乐从空下 恍觉身游玉帝樨？——漫话武当山道教音乐》（《上海道教》，2003年）；杜汉华先生的《抢救武当道乐亲历记》（《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对武当道乐进行概述和回顾。而武汉音乐学院胡军博士承担的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湖北武当道教音乐现状调查》，则是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中所辑录的武当道乐为线索，对“集成”下限后二十多年以来武当道乐发展变化现状所进行的一次深入地“现状调查”。

（三）研究工作视角

二十多年以来，武当道乐的研究范围涉猎广阔，成果体现在众多领域，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从不同的侧面对武当乐开展了全面研究。仅以学术论文为例，有关武当道乐研究论文达36篇之多，这些论文从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划分为调查类、概述类、史论类、比较类和风格类五大类别。

调查类有武当山道教音乐调查组的《武当山道教音乐调查报告》（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油印本，1962年）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的《乐坛奇葩、玄门拾音——武当山道教音乐普查采录工作报告》（《民族音乐工作》，1987年）等6篇论文。这些文论系专家学者在武当道乐研究的初始阶段对武当道乐所展开的系统调查和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实例摘要和编辑札记等多种形式，反映出二十多年以前武当道乐的历史现状，这些调查报告及资料是我们现今研究武当道乐珍贵的历史资料。

概述类有蒲亨强教授的《武当山道教音乐初探》（《音乐艺术》，1987年）和杜隶生先生的《武当山道教音乐概述》（《全国首届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会议论文集》，1987年）等7篇论文。这类论文也多集中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在武当道乐抢救、采录、挖掘、整理基础上对武当道乐的总体概揽。尽管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个别概述探究的文论未作进一步的拓展，但却为人们了解武当及其道乐文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史论类有谭大江先生的《试谈武当山道教音乐在历史演变中的三个时期》（《中国道教》，1988年）和祝建华先生的《〈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与武当山道教音乐》（《黄钟》，1991年）等6篇论文。这类论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武当道乐的沿革及变迁进行探讨。由于明朝是武当道教的鼎盛时期，对武当道乐的发展影响较大，故这类论文中对武当道乐与明代宫廷音乐的相互关系研究成果较多。

比较类有史新民教授的《全真、应付、火居——武当道乐析略》（《黄钟》，1990年）和蔡际洲教授的《从宫观乐派到民俗乐派——兼论武当道乐中趋同与求异的现象》（《黄钟》，1990年）等8篇论文。这类论文主要从道教各宗教流派的音乐特点进行论述，同时也对道乐与地方民间音乐之关系作了比较研究。

风格类有金兆钧先生的《武当山道教音乐曲词的文化分析》（《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论文集》，1989年）和蒲亨建教授的《武当山道教韵腔之多重风格与形态特征考辨》（《艺苑》，1991年）等8篇论文。这类论文主要从音乐形态、文化内涵等层面对武当道乐进行的形态分析与理论研究。

以下将各类别论文发文量情况统计如下：

图4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概述类、比较类和风格类成果居多，这反映出武当道乐研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

二、武当道乐研究之特点

通过以上对武当道乐研究成果的简略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武当道乐的研究具有“起步早、资料全、成果多”等特点，这些学术成果使武当道乐这一玄门奇葩在整个道乐研究中独树一帜。现将武当道乐研究特点分述如下：

（一）普查搜集起步较早

纵观20世纪以来百余年道教音乐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零星采集（1901——1963年）、全面收录（1979——1986年）和重点研究（1987——）三个阶段[[1]]。建国以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道教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道教音乐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建国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道教的发展及其音乐文化的研究工作逐步展开，道教音乐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著名民族音乐家杨荫浏为代表的音乐理论工作者，便对道教音乐进行了收集，并有组织地对湖南等地的道教音乐进行系统挖掘与整理[[2]]，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当代道教音乐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全国道乐研究中的突出成果，有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前身）余尚清教授于1957年对苏州道乐所展开的研究；扬州市文联的部分音乐工作者于1958年前后对扬州地区的道乐所展开的研究；陕西音乐家协会的一些音乐家1959年前后对佳县和葭榆的道乐所展开的研究。而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对武当道乐所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则是全国早期道乐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专家在对武当道乐展开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武当山道教音乐考查报告》（1962年油印本），这在建国后早期的道教音乐研究工作成果中也十分引人瞩目。然而，随后的十年“文革”运动，致使武当道乐的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其应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全面的开发与利用。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撰工作的推动下，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省部分专家学者多次深入武当实地考察、搜集，并形成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出版了史新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此著作为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的第一部专著，不仅为武当道众的宗教生活提供了授受之本，同时也为全国的道教音乐研究起到了路标作用。以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历程，都充分说明武当道乐在全国道教音乐研究工作中起步早，开创了“文革”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历史先河。

（二）原始资料保存完好

二十多年以来，学界对武当道乐的研究是全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手段也是立体交叉和齐头并进的。上已述及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专家学者，根据《集成》编撰工作的统一要求，在对武当道乐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采用音、谱、图、文、像等形式，翔实地记录下当时武当道乐真实的历史面貌。不仅如此，当时健在的武当道乐传人诸如喇万慧、吴理瀛、方继权、何本灼等人的演乐活动和口碑资料，以及一些文物法器（如喇万慧道长终身相伴的古琴“龙门风雨”）和乐谱手稿等，皆被专家确定为重点研究工作内容而及时得以整理和保护。以武汉音乐学院为例，如今该院仍完整地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完整的武当道乐资料，其中原始采访的道乐音响资料、影像资料库存数十盒（盘）之多，各类采录手稿、乐谱文本也完整成套，其中以当时对武当山明代大钟、音罄等乐器的音响测试录音尤显珍贵。可见，伴随武当道乐近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发展，武当道乐的相关资料也同步得到重视和保护。

除此之外，武当道乐研究资料的完好还表现在武当道教科仪音乐成套率的收录与整理，这里仍以武汉音乐学院史新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一书为例，该著收录有武当道教《玄门日诵早晚课》、《上祖师表》和《萨祖铁罐施食祭炼科仪》等多套科仪音乐，均系根据武当道乐传人的原始采录资料整理而成。各套科仪音乐的经词、乐谱准确完整，还附有文字说明，并同步配有音响资料，这种原始成套的科音乐文献在道教名山宫观中尚不多见。

（三）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武当道乐的研究在全国道教研究中不仅起步较早，资料较全，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与重视。据笔者粗略统计，建国以来至今我国有关道教音乐的论文有450余篇、专著60多部，而其中对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学术论文、专著，即有40篇（部）之多，对一名山宫观道乐研究出现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实不多见。这些学术著作多是将武当山道乐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探讨武当山道乐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艺术特征等等。以下将部分有关武当道乐的学术论文选辑如下：

表3

（四）研究队伍相对稳定

20世纪以来的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从学术群体和研究队伍上逐渐形成有重点、有中心的研究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北京、武汉、香港逐渐形成三大道乐研究重点地区[[3]]。而武汉道教音乐研究系武汉音乐学院部分音乐工作者，在1990年建立了“道教音乐研究室”（后更名为“道教音乐研究培训中心”），以武当山道教音乐为重点开展学术研究，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成果。

表4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关武当道乐研究成果的十位作者或供职于武汉音乐学院；或曾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其中7人次参与专著的撰写，共计完成学术论文33篇，占武当道乐研究论文成果92%以上，正如著名学者田青先生在《中国宗教音乐》[[4]]一书的《代序》中所言：“道教音乐研究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呈现出有‘重点’，有‘中心’的研究格局。所谓重点，指的是对道教圣地湖北武当山音乐的研究；所谓中心，指的是以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室为骨干的湖北省音乐工作者。”这些成果表明，武当道乐的研究队伍相对集中于武汉音乐学院，这一群体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和优良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对武当道乐展开系统研究。

（五）各类成果标志鲜明

武当山道乐的研究工作由于在全国同类研究中起步早，成果多，各类成果无不浓染着武当道教悠久历史的文化色彩与武当道教音乐的风韵，其标志也非常突出、鲜明。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上述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系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篇向世、俾丛林道众有授受之本，亦为音乐工作者提供宝贵资料，必然受欢迎”[[5]] 。该书的出版，对更广泛地开展收集、整理、研究道教音乐资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系统而全面地展开。

二是 “武当山宫观道乐”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于2005年5月20日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国宫观道乐中仅两处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宫观道乐之一。其重要性正如著名词曲作家王立平所言：武当道教音作为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有它自身的特殊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保留着古代音乐的某些宝贵因素，从这个意义上以它为载体，对研究我国古代音乐，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6]]。“武当山宫观道乐”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武当道乐的历史价值已得到我国政府的认可和进一步的重视。

三是武当道乐与武当武术已经成为武当文化的形象标志。如今，武当道乐与武当武术已经珠连璧合，相得益彰，成为展示武当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这也标志着具有“太和玄音”之美誉和“古韵新声”之特色的武当道乐，被世人公认为武当山一张靓丽的名片。

综述所述，武当道乐研究可谓我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的独步先声，对中国道教音乐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二十多年以来武当道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开发与利用，对我国今天道乐兴盛繁荣之局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