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论”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在于在理论硬核处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的变革，改变了理解“存在”问题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开辟了“存在论”的现代哲学范式。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把本来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基本的解释原则，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正是这种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使得“世界”在遮蔽中得以“解蔽”和“敞开”，使得“世界”、“人”和“人与世界”共同“在”起来，因而构成了“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奥秘”和深层根据。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根本上扭转了解决“存在”问题的方向，实现了根本解释原则的跃迁。

关键词：　实体本体论　生存论本体论　马克思哲学　范式转换

一、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马克思所面对的强大理论传统

任何理论变革都是在对既有传统的超越和克服中产生的。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要领会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思想及其所实现的深刻理论变革，一个必要前提就是理解它置身于其中的理论语境以及他所面对的理论传统。

马克思所面对的理论传统是什么呢？这就是贯穿传统哲学的整个历史并构成传统哲学理论核心的“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的理论传统。

所谓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是“存在论”问题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因此，所谓“存在”，就是人以一种知性的概念的方式所把握到的超时空、超感性的自因“实体”，这种“实体”存在于事物现象“后面”并支配着万事万物，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最高统一性，是万事万物，是各种具体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存在论”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理性，深入到“事物后面”，进行“纵向的超越”，去把握这超感性的、本真的“实体”。

具体而言，这种“实体”化的“存在”具有如下最为重要的特质：

首先，它是“超感性”的或者“超验的”，即超越了感性世界，并在背后支配着感性世界的“本质”世界，存在论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关于超感性实体世界的先验原理系统。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近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实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现的、非现实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红尘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天国。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1]]。

其次，它是绝对的、自在自因的、超时空和永恒在场的。感性现象变幻无常，但超感性的“实体”永恒常在，“‘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它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2]]；同时，它也超越了感性现象界的杂多和差异，它统摄一切“差异”于“同一”中，统摄将来与过去于现在的永恒中。

再次，它是绝对真实和无限完善的。超感性的实体是现象背后并规定着现象的纯粹的超验本质领域，是避免了任何虚假、错谬玷污的“本真存在”，现象虚幻不实，“实体”才是本真、至善和原始的所在，它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人们可以脚踏根基，……从而发现其生命的意义”^[[3]]，它将提供永恒的真理，提供与历史无关的价值原则与价值框架，为正义、美德和善行等奠定一劳永逸的最后基础。

最后，与超感性的理性实体相适应的便是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超感性的理性实体需要一种相对应的理论逻辑来予以把握，这种理论逻辑就是知性逻辑。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知性逻辑和概念式思维被视为通达这一超感性本体世界的唯一通道，知性逻辑和概念式思维是建构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唯一方法和思维逻辑，就如同海德格尔所概括的，在传统哲学那里，判断和命题构成了存在之真理的处所，因而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断言的天真”和“反思的天真”。在此意义上，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实质上就是概念化、知性化的实体，传统形而上学实质就是“理性形而上学”或“概念形而上学”。这一点就像国内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传统形而上学里，“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的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含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 ^[[4]]，海德格尔也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特点：“存在论和神学之所以是‘学’，乃是就它们探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论证存在者整体而言的。它们对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作出论证。它们面对逻各斯作出答辨，并且在一种本质意义上是遵循逻各斯的，也即是逻各斯的逻辑学。因此，更准确的，它们被叫做存在—逻辑学和神—逻辑学。更合乎实情、更明确地来思、形而上学是存在—神——逻辑学”^[[5]]。

这就是传统哲学所理解的“本体”的特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之中，传统哲学一直这样来阐释“本体”，并逐渐定型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用以解释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解释原则和理论范式。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基本原则和理论范式所具有的根本特征：

（1）静观高于行动、逻辑高于生存实践的“唯理主义”原则。唯理主义是实体本体论的题中之义，超感性的实体需要与之相应的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方式只能是唯理主义的知性逻辑，实体本体论与知性逻辑乃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为了解决“存在”问题，传统形而上学以逻辑概念的唯理主义方式，去捕获超感性的实体作为自身的最高目标，这必然使得对象化的静观和思辨成为其根本的工作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静观与行动的分离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重大特征，哈贝马斯认为“强大的理论概念”是形而上学思想的标志之一。

（2）追求终极实在的绝对主义和还原主义原则。在它看来，“存在”与“存在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终极性和绝对性，而后者是飘浮不定、虚幻不实的，实体化“存在”构成了存在者整体背后并支配着整个世界的最高权威，“实体”具有逻辑上“先在”的本源性和基础性，它是“第一”的和“最高”的，一旦达到了对这种最高的、先天的第一性的实体的把握，其余的具体存在者都可从中抽演出来。很显然，这是一种线性的、还有浓厚还原论色彩的思想原则。朱阿蕾罗曾把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特点概括为“根的神话”，认为它保留了神话思维“起源崇拜”的遗迹，应当说是十分恰切的^[[6]]。

（3）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统一性的“一元化原则”。这是前一原则的逻辑延伸。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全部合法性都奠基在这种两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之上：超感性的“实体”一极所代表的是本质、真理、理性、独立、必然、至善等，感性“现象”一极所代表的是偶然、无常、被动、不真、卑污等，这两极之中，前者是主宰性、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依附性和次要性的，因此前者有充分的合法性来统治后者，后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前者并以前者为最高目标。可见，它是一种在两极对立关系中寻求一元统一性、在二元等级关系中寻求单极绝对权威的理论范式。

（4）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原则。超感性的实体是在“时间”之外的“非历史性”存在，它“杀死”了“时间”，“消灭”了“历史”，具有永恒“在场”^[[7]]的性质。

以上所描述的，便是马克思所面对的、在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实体本体论及其基本的解释原则。究竟是延续这一传统，还是在根本上超越这一传统呢？这就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二、摧毁超感性的“知性实体”的统治：在理论硬核处解构传统

马克思的回答无疑是后者。如果说对“绝对”的、“一元化”的、“唯理主义”的、“非历史”的超感性的实体的迷恋构成了传统实体本体论的思想硬核，那么从这一硬核处摧毁这一超感性的“知性实体”的抽象统治，把存在论从“知性实体”置换到“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就成为了马克思鲜明的理论立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辟一节，标题为“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此，颇为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不仅指出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而且还专门强调这同时也是对“整及个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对“整个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批判“整个哲学”或“哲学一般”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虽然表现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独断性和僵化性的意向和冲动，但是，它依然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执着于对绝对同一性的、永恒在场的超感性世界的追寻，结果，来来意在克服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的黑格尔，反而成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代言人。……他把那些从希腊人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哲学隐含着的先决条件张扬出来”^[[8]]。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就具有了十分深刻的意义，它意味着：要真正彻底地批判黑格尔，就必须从根源处废黜黑格尔和一切形而上学所共同顶礼膜拜的那一个永恒在场的、绝对的、超感性的本体论基础，就是要摧毁“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根深蒂固的“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与“概念的天真”，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否定“抽象的超感性实体”的统治。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克服黑格尔哲学。在此意义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实质上就是从原则的高度对整个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批判，是马克思与整个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的清算和决裂。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犯有双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他把抽象的“哲学思维”确立为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尺度，预先用抽象思维的尺度裁割了感性现实及其历史，导致了抽象精神与人的现实生命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颠倒，使“现实的历史”蒸馏成“抽象思维的历史”，“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且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9]]，抽象的思维本来应该奠基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和感性活动之上，是属于“第二性”的存在，但在黑格尔这里，这种抽象思维却被用来衡量和规定具体的现实生活、感性活动和现实历史而被“升值”为“第一性”的；与此内在相关，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由于他把现实的历史理解为抽象思维的异化，因此，他把对“人的本质力量”、对感性现实重新加以占有和恢复时，也同样只能采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10]]。

马克思把这两个方面的错误称之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一方面，“意识，也就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称为异于自身的他物、冒称为感性、现实、生命”，另一方面，它“又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称为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12]]，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精神遭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严重束缚而沦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牺牲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13]]。

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点，：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抽象的超感性的思维作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这一点，使他的整个哲学具有“极端的抽象性”。

因此，要克服黑格尔哲学，就必须对这种“极端的抽象性”进行深刻的揭露。这正是马克思在一系列著述中所着力从事的重大主题。

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尖锐的方式论述到：“那么，这种绝对的方法（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引者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自己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14]]。

再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专辟一节，讨论“思辨结构的秘密”。他认为，黑格尔实际上是把从具体事物（如苹果和梨）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如水果）当成了脱离具体感性事物而自足独立存在的本质和实体，而后又试图通过抽象实体的“自身进展”，在观念中重建“具体性”，这是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在他那里，真正的“本体”是一般性的概念，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不过是“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理智的公式上”^[[15]]，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实质上仍然是抽象的（尽管他想建构“具体”）。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指出：“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粹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16]]。

所有这些批判，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体系与整个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都奠基于一个抽象的、超感性的精神活动性的基础上，这一点，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使其革命性和批判性遭受窒息。

“摧毁”和“解构”是为了“显现”和“重建”，全面清洗“黑格尔辩证法”和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是为了与旧传统决裂，是为了彻底消解传统本体论的解释原则，并从一个新的解释原则来重新理解“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那么，这种新的解释原则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它只能是人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由此确立的本体论将不再是“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而已成为“生存论”性质的现代本体论。

 

三、从“超感性实体”到“感性实践活动”：基本解释原则的跃迁

马克思认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据不在于超感性的实体，而在于感性实践活动历史性的展开之中，“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外的、无人身的、抽象的超感性实体，而在于人的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活动之中^[[17]]。因此，必须在根本上改变理解“存在”问题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

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在此，“本源性”不是指时间的始末，也非逻辑的先后，而是指存在论层面的基础性）^[[18]]，正是这种本源性的生存方式，构成了“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奥秘”和深层根据，它使得“世界”在遮蔽中得以“解蔽”和“敞开”，使得“人”、“世界”和“人与世界”共同“在”起来，因而构成了“存在者”之“存在”的最本源的“原理”和“原因”。

（1）“世界”之为“世界”的根据不在于世界之外的超感性实体，而在于它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世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缘发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讲，“‘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一个建构要素”^[[19]]。

传统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所设计的“世界”是一个“实体统一性世界”，即是由某种孤立的超感性实体所统治的世界。在此世界中，超感性实体是现象背后、并支配着一切现象的绝对存在，它超越时间、超越人类而存在并构成世界最终的决定者和最后的解释原则，整个世界即是以这一实体为中心、按照这一实体的原则而存在、组织和运转的。它犹如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洞，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简化为一元性的实体，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一切需要服从唯一的实体的安排。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世界必然是一个“敌视人的世界”。^[[20]]

与此根本不同，由实践活动所构建的“现实生活世界”寻求的不再是终极实体的统一性，而是人的生存活动的统一性，在实践活动中，精神的因素或物质的因素，主观的因素或客观的因素，经验的因素或超验的因素等等，都不能作为孤立的实体来加以确定，相对于现实生存实践活动本身，它们都各自只具有潜在的意义。首先，“自然界”只有在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并实现其现实的意义，“被抽象的孤立的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1]]；同样，处于生存实践活动之外的“我思”、自我等主观精神性的存在由于尚未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因而其存在也不具备真正的现实性，“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性、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22]]，它们只有进入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扬弃其潜在性而获得现实性的品格。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一条才这样批判把世界实体化的“旧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而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仍然是一种柏拉图主义）和“唯心主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23]]

把“事物”、“现实”当作“实践”去理解，所意味着的是：人现实的生活世界完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造”或“组建”而成的，因而决不能还原为某种抽象的知性实体，既不能还原为抽象的“自然物质实体”，也不能还原为抽象的“精神实体”。生存实践活动通过把人的生命力量对象化，把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把自然关系变换为“属人关系”，从而使整个世界“活化”起来而拥有了生命的光辉，它是一个超越主客抽象的对立地、把人与对象融为一体，并不断的把人与世界推向更高层次与境界的能动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4]]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5]]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世界”，才构成了人最为本源的生存世界，因而也才构成了哲学的本体论视界。在此本体论视界内，哲学所要解决的不是客体世界或主体世界“是什么”这样实体性、知识性问题，而是自然与人、主体与客体等矛盾关系如何更好的实现的统一等与人的生存发展内在相关的“生存性”问题，实体性、知识性问题只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而非“存在”的问题，它们只有奠基于“生存性”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身坚实的根基。

（2）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看，生存实践活动作为人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体现和构成了人与世界本体性的原初关系，拥有着优先于人与世界的抽象逻辑认知关系的基础性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世界之间并非如传统哲学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主客二元分立然后再通过认知的途径来寻求实体性统一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生存实践中本源性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绝没有一个叫做“人”的现成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现在者“比肩并列”，然后再通过概念和知性逻辑来把两个现成存在者“粘连”起来那样一回事。在生存实践活动中，人并非如传统形而上学所假定的那样是一个面向整个世界的理性的静观者和凝视者，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存在者，无论就其始源关系，还是发展关系说，人都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因而他绝非脱离世界、与世界“绝缘”的现成存在者；与此同时，“世界”也不是如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而是一种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所生成的“因缘整体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人直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处于对人关系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活动所参与、创造的“属人世界”，在此意义上“世界是属于人”的，它是从事着生存实践活动的人的基本规定。人具有“属世界性”，世界具有“属人性”，二者的这种关系清楚地表明，人与世界是一种通过生存实践活动所结成的相互构成、相互生发的一体性关系。

人与世界的这种本源性关系，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6]]；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27]]。前“一方面”表明了：人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人属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后“一方面”则表明，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不是如费尔巴哈似的“静态的直观”意义上的感性，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自然感性存在物，而是能动的对象化的活动，就此而言，自然又属于人。人属于自然，同时自然也属于人，人既依赖着自然，又否定着自然，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具有超越自然的本性，而使人与自然的这种矛盾关系实现内在统一的便是人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活动，它既是造成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对立、发展其间矛盾性的一种分化世界的活动，又是消除主观性和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使二者达到更高统一性的活动，它既体现着自然的本原作用又体现着人的能动作用的活动，它既使自然从属于人，又使人从属于自然，既使人向自然生成，又使自然向人生成，人与世界就在这种感性实践活动中最为本源地关联地一起，并在这种活动中结为一种动态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

同时，与人和自然的这种一体性关系不可分割的是人与人之间本源性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共在”才能得以实现。对此，马克思说道：人的“活动和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8]]。

可见，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把人、自然、他人三者否定性的联为一体的活动，它使人既处于与自然的一体性的统一关系之中，又处于他人处于一体性的统一关系之中，三者“三位一体”，共同组建成人“在世”的生存论结构。很显然，与传统形而上学先把人和世界知性的分裂开来，然后再通过抽象理智和知性逻辑来沟通二者的关系相比，这种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拥有着在存在论上的首要的优先地位，理智认识只有植根于感性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其合理性而不是相反。

（3）从“人的存在”角度看，实践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还意指它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人之存在就在于他的历史性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展现自身存在过程的特殊存在者，这是人的生命存在区别于动物最本源性的分界点，因而也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奥秘”和深层根据。

人与动物的分别，按照马克斯·舍勒的观点，是关系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传统本体论哲学所暗含的假设是：人是纯理性的动物，人是动物这一“属”加上“理性”这一“种”的结合物，运用“理性”去把握现象背后的超感性实体，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对人的理解实质上是把人当作“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29]]，因而与理解物的方式并无本质差别，舍勒说得更清楚，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的自然延伸”^[[30]]，它在表面上把人看得很高，其实是人的贬值和人的价值的颠覆。

在马克思看来，确定人与动物区别的关键不在于找到某种动物不具备的如“理性”这样的现成的特殊性质，而在于领会到人是一种具有“生存实践”本性的特殊存在者，马克思的如下论述集中地表明了这种观点：“人是什么，这与他的生产是完全一致的，既和他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和他如何生产相一致”^[[31]]， “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2]]；他还说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开始生产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3]]。所有这些论述，都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只有人的特殊的“生存”本性和“生命活动的性质”，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尺度，因而也就最深刻地构成了“人猿相辑别”的本源分界，而“生存”所意味着的是：人是一种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自我筹划和自我创生的特殊存在者，没有任何先验的原则和理性的教条来规定人的存在，面向未来在历史中不断地生成自身，创造自身，超出自身，构成了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就此而言，人的“可能性”总是高于其“现实性”。

因此，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把人悬设为一种“现成”的“逻辑”性的存在者，这在根本上是把知性与生存、逻辑与生活颠倒所致，只有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把人的知性和逻辑性奠定于生存实践和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才能达至本源性的“人的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生存实践活动使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共同“在“起来，构成了“世界”、“人与世界关系”以及“人的存在”的本源性基础。传统哲学的“超感性实体”在此转变为“感性的实践活动”，不再是知性化的超感性实体，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构成了“存在之迷”的答案。这就是马克思在最基本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上对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从此开始，哲学对本体论问题的解决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即生存论的眼光，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的理论范式被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即生存论本体论范式所取代。

 

四 新范式的奠基者和开创者：马克思的重大贡献

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最深层次的变革。从“超感性的实体”转变为“感性的实践活动”，这是本体论思想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范式转换。它在根本扭转了解决“本体”问题的眼光，即从“名词”的眼光转向了“动词”的眼光，从“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的眼光转向了“生存论本体论”的眼光^[[34]]。人们将不再以知识论的方式去寻求超感性的终极的实体化的存在，而是转向人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从生存实践活动中去领悟和揭示“存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它宣告了一种旧的理论传统（即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传统）的终结，标志着一种新的理论传统的诞生（即“生存论本体论传统”）。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海德格尔曾说：当（以往）哲学家谈到存在时，他们喜欢名词更甚于动词，喜欢动名词更甚于动词的不定式。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传统所代表着正是一种名词（“知识论”的、“理论哲学”的，“视觉中心主义”的）的眼光，它认为思想的任务在于“看”出那变动不居的事物后面永恒在场的超感性本体，运用知性逻辑，把一切差异性、特殊性内容抽象掉，达到对一个现成的、普遍性、同一性的概念化实体的掌握，就获得了存在之为存在的最后根据。

与此不同，“动词”的眼光所代表的是生存论的眼光。当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以往的哲学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5]]之时，所标明的正是这样一种眼光。

转换成一种“动词性”的、“生存论”眼光，意味着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解决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视域： “存在”根本不是一种静观的、知识性的对象（这种对象只是“存在者”而非“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等待着人们去一劳永逸加以捕获的先定的“存在”，“存在”总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得以“涌现”和“出场”^[[36]]，或者说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得以揭示和开放出来，存在的意义并不在超感性的超验实体中，而就在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展开和显现过程之中。因此，要领会“存在”的意义，不能采用理性形而上学的方式，而必须返回到实践活动这一人本源性的生存活动之中。

很显然，与传统形而上学以一种静观的、知识论的态度来揭示“存在”的意义相比，马克思所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境域。他启示人们：人不是一种面向整个世界，去“看”出无常现象世界后面那“终极存在”的“主观”的、“凝视着”的、“静观”的存在者，不是独立于生存实践活动的抽象的、逻辑性的、现成的“认识者”，而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37]]，先于逻辑和理智的生存实践是比逻辑、理智更为本源的存在境域，实践理性是比理论理性更为基本的理性，因而关于“存在”的意义，不能到远离现实世界的超感性的“另一个世界”去寻求，而应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立场，到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去予以领会。毫无疑问，这完全改变了追问“存在”问题的思路，由此所奠定的本体论将不再是“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而已成为“生存论本体论”。

“生存论本体论”宣告了“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传统的终结，一种解决本体问题的新理路从此开启出来，一种超越于传统本体论的理解“存在”问题的全新的解释原则由此得以确立，这是一种真正现代哲学的理路和原则：

（1）以“生存实践”原则取代传统本体论的“唯理主义”原则。它强调：在逻辑与生存、知性与生命、理论与实践、静思与行动的关系中，后者具有本源性或本体性的优先地位，前者只有奠基于后者之上，才能获得其根基和合法性，因此要从人之为人的生存活动出发，去寻求“存在者”之为“存在”的本源根据，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蕴含着“存在之迷”的答案；传统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把“静思”和“逻各斯”置于优先地位，实质是把“最后”的东西颠倒为“最近最先”的东西，它所悬设的抽象的超感性实体只不过是以“存在者”代替了“存在”，因而是真实的存在之遗忘。

（2）以“现实生活世界”的原则取代传统本体论的“绝对主义”和“还原主义”原则。它强调：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本源根据在于生存实践活动，而不在于知性化的逻辑活动之中，由生存实践活动所组建而成的“现实生活世界”构成了哲学最切近的“本体性”世界，传统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所承诺的知性化的“实体统一性”世界，实质上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和瓦解，生存论本体论要颠覆这一“实体统一性世界”的统治，使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家园。

（3）以“历史性”、“时间性”原则取代传统本体论的“非历史”性原则。它强调：“存在”的意义是在生存实践活动面向未来的“历史性”展开中显示出来的，“历史性”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本性，因而也构成了对“存在”意义的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传统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执着于对“超历史”、“非时间”的实体的追求，遗忘了人的生存实践的“历史性”，生存论本体论要从抽象的知性实体的统治下拯救“历史性”，使“存在”的意义与人的生存活动的“历史性”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切，意味着一种理解和解决“存在”问题的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这种新的理论范式，是与一个现代“哲学家共同体”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其成员包括马克思、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现代哲人们。应该说，这一“哲学家共同体”的成员们，其各自的思想主张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存在论”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家族相似”的特征，即都一致地否弃传统哲学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要求从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出发，来领会和揭示“存在”的意义。这便是解决“存在论”问题的现代哲学范式。马克思无疑是属于这一理论范式的，并且是这一范式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惟有从此角度出发，马克思哲学所确立的生存实践观点及其在本体论上所达到的理论水准才能在原则的高度上得以肯定和巩固起来，任何企图用“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甚至“素朴实在论”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人，都是对马克思重大理论变革及其理论贡献的抹煞。

新“理论范式”的开创，意味着既有理论传统的终结和新的理论传统的开端，从此开始，“存在论”在现代哲学的视域中获得了全新的表现形式和理论生命力。深入探讨马克思哲学和现代哲学在“存在论”上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涵，已成为事关如何理解和评价整个现代哲学变革的核心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