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已成为当代哲学的重大课题。虽然仍有不少人留恋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女王”曾享有的“威严”和“权力”并因此而带来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但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现当代哲学从各个层面对其所做的深入和尖锐的批判性分析，使得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早已千疮百孔，难以为继。正是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哲学的“后形而上学转向”被人们概括为当代哲学的基本趋向。但与此相伴随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将如何自存？如果承认哲学仍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的基本问题与任务将是什么？

我们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基本主题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批判”，或者说，“形而上学批判”构成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基本课题与任务。通过“形而上学批判”，保持思想的自由和活力，维护生活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保持人类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是“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根本使命。

一、“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一个需重新理解的议题

对于“形而上学终结”，人们的反应很不相同。其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态度。一是把它视为哲学的灾难和耻辱，在它看来，“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失去了永恒的对象和主题从而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命运。为此，它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相对抗，捍卫人与哲学“与生俱有”的“形而上学本性”。这种观点在为自己辩护时，经常援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的论述，证明形而上学乃是人与哲学的“宿命”因而具有“不可终结性”。另一种态度与之相对，它完全认同“形而上学的终结”，认为这是哲学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且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哲学问题”将不再存在，哲学也因此而走向消亡，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哲学的终结”乃是同一过程和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

这两种态度似乎相互对立，但实质上内在相通，那就是二者都把传统“形而上学”所代表的理论形态与“哲学”等同起来，由于这种等同，前者试图通过捍卫“形而上学”来捍卫哲学，以避免“哲学的终结”，后者则在为“形而上学终结”备感鼓舞的同时，也为“哲学的终结”而欢呼。

我们首先对第一种态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尤其着重对人们关于“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这一命题似是而非的理解进行分析。“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这一命题来源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该书导言中，康德在“纯粹数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和“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之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是怎样成为可能的”？^[[1]]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康德毫无疑问承认“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然而，康德是否对这种“自然倾向”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呢？是否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应该无条件地保留和接受呢？深入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就可以明白：事实恰恰相反，康德承认“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但同时强调这一“自然倾向”恰恰是需要反思和批判从而引起高度警觉的现象，可以说，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都是在与这种“自然趋向”作“斗争”，揭示这一“自然趋向”所具有“海市蜃楼”般的“虚幻性”，从而避免由它所导致的思想迷乱和困境。

具体来说，“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倾向”，就是人们试图超越有条件的经验领域，去把握无条件的“大全”和“总体”的欲望。把握无条件的“大全”和“总体”，也就是要实现一种“原理的统一性”，康德称之为“理性的统一性”：可以“把理性看作在原理之下获得知性的规则的统一性之一种能力。据此，理性就绝不直接致力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是致力于知性，为的是要通过概念而给知性的杂多知识以一种验前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称为‘理性的统一性’”^[[2]]。概括而言，“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倾向”具有如下几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超验性，即对一切经验现象的超越，与经验现象关联在一起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形而上学作为“思想的最高统一性”所获得的是绝对的知识因而必然是“超验”的。第二，无限性。与经验有关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它只是“现象性”的、受条件限制的，而关于无条件的总体的知识则跨越过一切特定的限度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三，最高统一性。形而上学的知识所要寻求的是“多中之一”，即要把知性所形成的知识统一起来，把“杂多”的、具体的知识总体化为绝对的最高的终极原理，因此，形而上学的知识是完备性的、无条件的、最高的知识，构成一切具体的、有条件的知识的基础和目标。

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所体现的是人的理性的“本能”。超越经验限制、追求超验真理，超越有限知识，把握无限实在，超越现象的多样和杂多，掌握绝对统一的整体，这是人的理性不可遏止的欲望，“打破砂锅问到底”，“下穷碧落下黄泉”，这是人的理性与生俱来、不可消除的追求。对此，康德说道：“人的理性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在它的某种知识里为一些问题苦恼，而这些问题既然是理性的本性所规定的，它就不能置之不理”^[[3]]。

然而，“本能”并不等于“合法”，“欲望”并不等于“合理”。康德指出，“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所提出的是一个超过理性的能力范围因而无法解答的问题和任务。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发挥“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其结果将导致无法克服的“先验幻象”。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对“灵魂”、“宇宙整体”和“上帝”这三个形而上学的先验理念进行了哲学史上极为著名的分析和讨论，通过对“先验心理学”的“灵魂”实体所包含的“谬误推理”的批判，对“先验宇宙论”的“宇宙整体”理念所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批判，对“先验神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学”证明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包含的思想矛盾和困境。这些思想矛盾和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理性（主观上视为人类知识的一种能力）的使用，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准则，而这些规则和准则具有原则的外形，因而我们就把那本来有利于我们知性的那种概念联系的主观必然性，当作了确定物之在其本身的客观必然性”^[[4]]，“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作为人的“主观的必然性”，这是人的不可消除的“本能欲求”，然而形而上学却把这种“主观的必然性”当成了“客观的必然性”，把主观的幻象冒称为客观的原则来欺骗我们，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先验幻象和内在困境：“自认为能解决一切问题且能解答一切疑问，这是不知羞耻的自夸，说明他将由于过度自高自大而立刻失去一切信赖”^[[5]]，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蕴含着一种必须时时予以提防的僭妄。“先验辩证论”所承担的正是这一使命：“先验辩证论将满足于揭露超验判断的幻象，而同时留心使我们不为它所欺骗”^[[6]]，从而提升理性的自我意识，警惕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禀赋的欺骗性。

康德上述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终结”思潮的重要源头。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的主流》中说道：“把现今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联系起来的许多历史线索当中，对康德哲学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今天只有少数哲学观点不是也以它们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特征的”^[[7]]。可以说，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进行“治疗”，证明这一“自然趋向”的虚妄性和僭越，构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主题。在它们看来，“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所体现的是思想和语言的迷乱以及生活的病症，因而正是哲学应予反省、批判与解构的对象。就此而言，现当代哲学受到了康德形而上学批判的强烈影响，即使那些对“康德哲学持论战态度的学说，也采用了康德的某些对问题的提法，并且是建立在康德思想之上的”。^[[8]]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人们用“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来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原则提供辩护时，实际上完全建立在对康德的误读之上。

二、“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问题：形而上学批判

在上面，我们通过对康德关于“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的重新解读，回应了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终结”的第一种反应。现在我们将针对第二种反应，即认为“形而上学终结”同时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消失”与“哲学的终结”，进行专门的探讨。

“形而上学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哲学问题的终结”与“哲学的终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那些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为根据和基础的哲学问题确实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哲学问题的消失。“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形而上学”本身就成为了哲学最重要和反思的对象。可以说，“形而上学批判”本身即成为了“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最为重大的问题。

“形而上学批判”何以成为“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乃是人的无法消除的本能欲求，“这种幻象的不能防止，正如我们不能防止海面的地平线上比海岸显得更高一样，因为我们看海面是通过更高的光线的；或者举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说，天文学家也不能防止月亮初升时看来好像大一些似的，虽然他并不为这种幻象所欺骗”^[[9]]，辩证幻象“并不是如手艺不够纯熟的人由于知识不足而陷入的，也不是某个诡辨家有意编造出来以淆乱有思想的人的，它是和人类的理性分不开的，即令在它的欺骗性已经暴露了之后，它仍然要捉弄理性，继续使理性断断续续地陷入一时的错乱，而常常需要矫正”^[[10]]。形而上学既然是人的“自然趋向”，这就表明它是人的理性乃至人的生活不可消除的维度，它所招致的幻象是人的理性和人的生活不可消除的部分。对这种幻象保持充分的自觉，避免这一“自然趋向”的放纵，防止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不可解决的迷误，捍卫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于是成为哲学必须承担的重大任务。

如果说康德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揭示了形而上学这一“自然趋向”所导致的“幻象”，那么，现当代哲学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自然趋向”所导致的幻象不仅发生在人的思维和认识领域，同时也发生在个人的生存以及社会历史、人类生活之中。发生在人的认识领域的幻象，将导致人的思想陷入抽象化，发生在人的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幻象，将导致人的生活和历史陷入抽象化。

认识领域的幻象及其所导致的人的思想的抽象化，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不加限制的放纵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如前所述，“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追求的是超验的“无条件的总体”，它要超越所有具体的、异质性的知识，达到“最高统一性”的“终极原理”。这一“终极原理”是一切具体的、异质性知识的无条件的、具有 “客观规范性”的“大前提”和出发点。很显然，以此为根据，它必然形成一种从抽象原则出发来规范异质性的具体知识的思维方式，这即是康德所称的“独断论”，或马克思哲学所说的“教条主义”。贯彻独断论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将使人的思想和认识陷入僵化。首先，它必然使得具体的、异质性的知识失去了其“自律”的、“本已”的性质并导致人类知识秩序的失调。哈贝马斯曾指出，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有着特殊的旨趣和功能，它们无法还原为某个同质性、终极的“先验理念”，把“形而上学”知识视为最高的真理性知识，强制地要求把具体的、异质性的知识“统一”起来，意味着以一种外在的权威干涉具体学科及其知识，这种试图为具体学科“立法”的野心，就如同康德所揭示的那样，在本性上是“专横”的，“带有古代野蛮的残余”^[[11]]。其次，它将助长一种无约束的理性狂妄，以无限、终极知识的幻觉掩盖和遗忘人的理性的历史性和有限性，为“绝对真理”、“无条件的原理”的专横提供根据和理由。人的认识是一个在有限中不断超越自身从而实现自我扩展和丰富的过程，但它永远不可能达到一劳永逸的“终极真理”，然而，“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却以把握“绝对真理”和“无条件原理”为唯一的目标，并且竭力把“绝对真理”与“无条件原理”视为客观化为“先验理念”或“永恒法则”，很显然，这是与人的认识的真实本性相违背的，必然导致对人的认识的严重扭曲。最后，与上述两点内在相关，在上述独断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统治下，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必然应运而生。“绝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终极实在”与“虚无主义”在表面上相互对立，实际上是内在相通的孪生兄弟，由于“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具有的专横性及其虚幻性，必然导致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强烈反弹，来对这种专横与虚幻进行“解毒”，康德就曾指出：“在独断论的统治下，……她的帝国就因内战的频仍，而逐渐变为完全无政府的状态；而怀疑主义者们，这些游牧民族，由于藐视一切生活的安定，就不时地把所有的文明社会破坏掉”^[[12]]，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自然趋向”的放纵，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最为重大的催化剂。

不仅如此，如果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予以必要的约束和规训，它还将成为扭曲人的生存、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抽象力量。对此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反省，是现当代哲学的重要成果，它把康德对“形而上学自然趋向”的认识论批判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的生存、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其无约束的泛滥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首先，“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对“无条件总体”的追求，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异质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向性和选择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现实生活拥有无法被还原为“先验理念”与“无条件原理”的异质性和丰富性，社会历史的发展无法由“终极原则”和“普遍真理”来规定，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不加控制，任其成为理解和指导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向，那么，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就必然被抽象为单向性的僵化存在并失去其鲜活具体的本性。其次，“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对“无条件总体”的迷恋，与人与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冲突和矛盾。人与社会生活的存在总是在历史中，在自我创造中不断向未来敞开，它不能归结为某个终极的、绝对的先验理念，试图以某个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念来统摄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为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设置了一个封闭和超历史的框架，它将使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失去开放和创造本性而面临陷入机械宿命论的危险。最后，“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对“无条件的总体”的追求，包含着一种对人的生存、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统治意志和控制欲望，“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包含着一种以一驭万的野心，意味着操控一切现象的话语权力，如果任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不加限制和反省地运用到人的生存、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之中，将可能导致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强制性操纵，从而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对“形而上学自然趋向”的上述弊端的反省，是现当代哲学中许多哲学家的重大思想主题之一，波普尔、哈耶克、伯林、霍克海姆、阿道尔诺、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柯拉柯夫斯基等人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此所进行的十分深入的探讨，构成了康德“形而上学批判”在更广阔的领域的扩展和深化。

可以看出，如果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加以自觉的反省与批判，它无论在人的认识领域，还是人的生存、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等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大的幻觉，导致人的认识、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和僵化。通过自觉的批判性反省，避免它在僭妄中对人的认识和现实生活产生严重的后果，成为“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必须承担起来的重大使命。

三、形而上学批判与哲学的新自觉

“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当代哲学的重大主题，表明哲学的自我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意味着，哲学自觉地放弃了它所不应也不能承担的任务，并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只有自身才能承担的使命，并因此使其存在方式、思想功能和基本内容等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首先，它意味着，与传统哲学相比，哲学的存在更多地带有“防御”性质。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把对“无条件总体”的把握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哲学因此而成为至尊无上的“科学女王”。这决定了哲学的存在方式必然是“外向征服”型的，它要征服一切边界，成为一切知识和存在的最高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然而，以“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哲学的重大主题，意味着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形而上学自然趋向”的滥用和僭妄，在于揭示哲学唯我独尊的“外在征服”所具有的独断性和虚幻性，在于提醒人们警惕“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导致的幻象对于人的认识和人的生活所具有的欺骗性，它不仅不把占有“无条件的总体”作为哲学的目的，相反，它要通过一切对捕获和占有“无条件总体”的形而上学野心和欲望的批判，限制其无边界的僭越，防备理性、思想和生活在其自我膨胀中陷入迷狂。因此，以“形而上学批判”为主题的哲学是“防御”型的哲学，它的存在方式是以“治疗”为特征的：对理性、思想和人的生活进行“治疗”。在它看来，“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是人的理性、思想和生活的一种难以根除的“病症”，它根植于人的本性，无法消除但却可以通过哲学批判来提醒人们达成自觉， 从而避免这种“病症”所引发的思想误区和生活误区。在此意义上，“消解”、“批判”和“划界”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存在方式。

哲学的“防御”性质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极无为”，而是说明哲学真正领悟到了以往哲学“外向征服”的“积极姿态”并非哲学的“本份”，而是对人的理性、思想和生活秩序的粗暴干涉，哲学的“霸权”并不是“哲学的骄傲”，而是哲学“无知无畏”的“僭越”。把自己的工作领域限定为“形而上学批判”，表明哲学意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达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自我意识：人的思想和生活优先于哲学，哲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的思想和生活服务，而不是相反，这就在根本上颠倒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使得哲学真正成为了捍卫自由的思想和创造性生活的“仆人”。哲学的这种自我定位，“并不降低它的价值，相反，恰恰是给了它尊严和权威，这是由于通过它的检查，就能保证科学共同制度的一般秩序、和谐，乃至它的安宁，以免那些为科学共同制度勇敢而有效地劳作的人忽视了那最高的目的，即全人类的幸福”^[[13]]。在此意义上，哲学的防御性质，并不意味着哲学的“退缩”，相反，它以一种更为恰切和有效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并真实地发挥着哲学应有的功能。

“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哲学的主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二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的反省和批判。

对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以思想、观念和理论形态出现的形而上学进行“诊断”和“治疗”，从而彻底消除由于“虚假意识”的统治而导致的思想和认识的抽象化。当形而上学成为一种普遍性、绝对性的理解人与世界的思维方式时，它实质上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批判，祛除抽象观念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遮蔽，捍卫人的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进行反省批判，即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省，揭露其中所存在的与人的存在发展相敌对的抽象力量，破除形而上学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源，从而促进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自觉理解和自我意识。形而上学不仅以思想理论的形式出现，而且更展现为一种统治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力量。当现实生活中某一种力量试图成为全部现实生活的主宰者和统治者时，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中正在运作，它作为绝对的、终极和独断的权威，使现实生活陷入僵化与抽象。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本旨趣就是要防备和祛除形而上学的独断力量对现实生活的宰制，捍卫人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性和丰富性^[[14]]。

以“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哲学的主题，哲学将成为体现彻底的“批判”精神的超越性“思想”。“批判性”是哲学最重要的性质，历史上的哲学家虽然具体主张各异，但在其哲学思想中都透露出批判性的意向和精神。但是，传统形而上学对“无条件总体”的迷恋，使哲学的批判性意向和精神陷入了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这是因为在根本上“无条件的总体”作为绝对和终极的存在是拒斥质疑和批判的。与此相反，“形而上学批判”却要把一切对“无条件总体”的迷恋以及任何捕获和占有“无条件总体”的宣称作为批判的对象和目标，它拒斥所有“总体性话语”的“收编”和“同化”，对一切“同一性”的抽象原则和终极实在毫不妥协地“说不”。而且，“形而上学批判”是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批判，无论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特质，它要求“形而上学批判”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其具体的内容与主题，这就决定了“形而上学批判”是一项必须在人的思想、认识和人的现实生活的发展进程中不断重新开始的历史性任务，很显然，这与为自身确立超历史的终极任务的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不同，后者以超越历史，因而也以超越批判为使命，而“形而上学批判”却恰恰只有在这种历史性品格中才能体现和确证自己的生命力和价值。与此内在相关，“形而上学批判”是一种永远不会终结的、与人思想和生活相伴始终的哲学活动，如前所述，“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是植根于人性的、人的思想和生活中无法根除的欲望和冲动，它所招致的幻象永远需要予以警醒和防备，这决定了形而上学批判是哲学必须不断承担起来的天命，“形而上学”终结了，“哲学”却将长存，这是“形而上学批判”为哲学存在合法性所提供的最为有力的证明。

以“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哲学的主题，哲学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将不再是“最高的真理”，而是“真实的自由”。祛除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对人的思想的宰制，消解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对人的生活的统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和生活摆脱抽象教条和独断原则的支配，使自由的、个性化的思想创造、自由的、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自由地生成和壮大。自由是健康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所谓“基本”，并不是说它是最高的或唯一的价值，而是说它构成了其它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对“无条件总体”的追求，在深层所体现的是哲学试图超越一切界限的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但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由”是以压制和牺牲具体的思想和生活的自由为代价的。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本旨趣在于通过限制“形而上学的自由”而拯救和维护具体的思想和生活的自由，而拯救和维护这种自由，实际上也就是在捍卫和维护思想和生活健康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罗蒂曾言：“只要我们管好了自由，真理就可以管自己”（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这正是对“形而上学批判”把自由作为其首要追求价值的凝练表述。

通过如上简要讨论不难看出，以“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基本主题，使得哲学的存在方式、主要内容与思想功能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向我们表明：“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仍将生机勃勃地存在并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放弃了“唯我独尊”的“女王”的荣耀，却成为了一种推动人的思想创造和生活幸福的一种朴素而真实的力量。这是哲学所达到的十分重要的新的思想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