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早期马克思的研究史上，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母体青年黑格尔派来直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其中，相对于同时代的鲍威尔和卢格等人而言，莫泽斯·赫斯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而且,与过去往往将赫斯当作反面教材不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了赫斯之于马克思的正面影响，从欧洲大陆到日本和中国，都出现了一场堪称“回到赫斯”或者说“赫斯复兴”的思想运动。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定位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但是从这场运动的进程和后果来看，它超出了这一初衷，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为摆脱传统的斯大林哲学体系而重构马克思的工作。因此，“回到赫斯”运动的目标就绝不那么简单，它蕴含着一定的理论风险，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特别是在《赫斯精粹》[1]已经出版，我国读者也可以直接面对赫斯文本的今天。本文对“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的研究史做一回顾，为进一步研究做一些铺垫工作。
一、 科尔纽的“回到赫斯”
“赫斯复兴”运动最早是由欧洲人发起的。在欧洲，一些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譬如梅林、卢卡奇、奥伊泽尔曼等人也都曾从赫斯是否影响到了马克思的角度研究过赫斯，但他们大多都得出了消极的结论。将这种倾向扭转过来的首推科尔纽，他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对赫斯给予过积极的评价，战后他还和门克一道编辑了《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1961年），并撰写了一个堪称是“回到赫斯”宣言的长篇《序言》，正式开启了这场“回到赫斯”的运动。下面，我们就通过这篇《序言》从（1）赫斯本人的思想特质、（2）赫斯之于《巴黎手稿》的影响这两个角度对科尔纽的观点做一个分析和评述。
（一）赫斯的思想特质
赫斯本人是一个富有灵感和创见的哲学家，这源于他思想背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发展逻辑，特别是在《欧洲的三头政治》（1841年）到《最后的哲学家》（Die letzten Philosophen,1845年5月）这一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对他的体系构建发挥了关键作用，堪称是赫斯思想体系的两块基石。
众所周知，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中非常强调主体创造精神的哲学家，其哲学的核心概念“自我”和“实践”。虽然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却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和赫斯（“行动的哲学”）等人的直接思想来源。因为，在费希特那里，“非我”只不过是“自我”的设定；“自我”通过自己的“实践”打破“非我”对自身的限制，最终实现“自我创造”。这一逻辑中包含了高扬个人自由和反对一切外在限制的自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价值取向是不谋而合的。而费尔巴哈则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极为独特的一员，他关于神是人的异化的“异化理论”、“人对人来说是上帝”等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批判，同样与卢格和马克思等人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主张密切相连，譬如马克思就曾在当时提出了与费尔巴哈相似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命题；同时,与费希特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的自由不同，费尔巴哈将它归结为带有共同体特征的“类”，这也为后来赫斯等人批判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张以“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总之，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基础。
从整体上看，科尔纽是以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线索来概括赫斯的思想的。科尔纽写道，“他［赫斯］在《行动的哲学》中，而且是以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基础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作为历史发展必然结果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从费希特那里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理论，以费尔巴哈为开端，将扬弃宗教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人的异化视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2]《行动的哲学》是赫斯1843年7月发表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论文之一，它与《论货币的本质》一道构成了赫斯最重要的两大代表作。按照上述科尔纽的说法，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同时受到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奠定在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的。
实际上，在这篇《序言》中，科尔纽与他的其他赫斯研究著作[3]不同，相对于费尔巴哈而言，他给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以更多的笔墨。科尔纽指出，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不仅以费希特的“活动性”（Tätigkeit）为《行动的哲学》的原理阐明了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动”、“自由的自己规定”的本质；而且还以费希特的自由概念为轴心，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对自由的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的必然的否定”，并通过将人的本质视为“自由且独立的活动”而“推导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因为费希特哲学这一背景，结果使《行动的哲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兼具了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至于费尔巴哈，尽管科尔纽说他与费希特一道构成了《行动的哲学》的基础，但实际上他更多地是充当了理论目标的角色，即为《行动的哲学》所倡导的消灭人的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已。
但是，到了《论货币的本质》，也就是《行动的哲学》发表后不到半年，赫斯所依赖的哲学框架就从费希特转向了费尔巴哈。科尔纽说道：“如果说赫斯的思想在他最初试图为社会主义奠定哲学基础的时期处于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的话，那么在他的发展后期，他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要比以前多得多，而对费希特的依赖则越来越少。”[4]赫斯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一个原因是费希特哲学的固有缺陷所致，即费希特哲学往往导致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这不符合赫斯所主张的个体与类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理念，要想克服这一缺陷，还需要把人理解为“共同存在”（Gemeinwesen）、“类存在”（Gattungswesen），故转向了费尔巴哈。其结果，《论货币的本质》不再像《行动的哲学》那样，把人看作是“以牺牲类为前提恣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的个体，而是看作为“在和谐的类生活中为了一切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共同活动”的人。另外一个原因是，赫斯为了能够使“行动的哲学”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方法正好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就被赫斯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正是由于转向了费尔巴哈，《论货币的本质》同《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相比，“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相对于同时期进步的思想家而言，“赫斯也许是将费尔巴哈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唯一的人”[5]。
因此，从《行动的哲学》到《货币的本质》，赫斯从依赖“费希特+费尔巴哈”，到对前者依赖逐渐变弱，而对后者依赖逐渐变强的过程。这是我们从科尔纽和门克那一冗长的《序言》中能够提炼出来的一个颇为有效的解释框架。
（二）赫斯之于《巴黎手稿》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科尔纽认为，赫斯继承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在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上应用了他们的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问题，从而为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而这与马克思当时的努力方向几乎是一致的。那么，马克思是不是受到了赫斯的影响？无论是谁都会很自然地提出这一问题。对此，科尔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就是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到《巴黎手稿》（指1844年的《手稿》与《经济学笔记》之和）的写作结束为止，马克思受到了赫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和《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是《行动的哲学》中的实践概念。赫斯的实践概念——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实际上是费希特的实践概念——或者说“活动使人形成”的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是《论货币的本质》的异化概念。赫斯的异化概念——这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这是科尔纽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但是，这两个论断同他对赫斯思想特质的概括一样，也缺少必要的理论证明：（1）科尔纽没有对赫斯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做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2）科尔纽虽然提到了赫斯的异化概念对《德法年鉴》和《手稿》的影响，但是却论述得非常笼统，暧昧不清。倒是比这篇《序言》稍早或稍晚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涯和工作》中有确定的指认[6]，但也只是指认而已；（3）此外，科尔纽又认为马克思虽然是与赫斯同时，但却是独自地走完了走向共产主义的历程，并没有受到赫斯的实质性影响。
尽管科尔纽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回到赫斯”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对赫斯的积极评价基本上成为后来世界上赫斯研究的基调。“实践和异化”、“费希特和费尔巴哈”，我们从科尔纽的论述中所提炼出来的这两组关键词也成为日后中日两国赫斯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 日本的赫斯研究
在亚洲，日本是这场源于欧洲的“回到赫斯”运动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70年，科尔纽和门克编辑的那本赫斯文集就已经被翻译出版，一桥大学的良知力还编译了《资料：德国早期社会主义——正义者同盟和黑格尔左派》（1974年），并同广松涉一道率几十位学者编译了四卷本的《黑格尔左派论丛》（1986-2006年），几乎将所有赫斯的重要文献都翻译成了日文。不仅如此，他们并没有单纯地介绍和继承欧洲的研究成果，而是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三种有代表性的研究：
（一）山中隆次和畑孝一的科尔纽批判
山中隆次和畑孝一是《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一书的日译者，但他们并没有盲目接受科尔纽的意见，而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治西学的方式，比较了赫斯的《行动的哲学》、《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巴黎手稿》这两方的文献，对科尔纽的两点结论进行了检验。
关于科尔纽的第一个结论，即《行动的哲学》的“实践概念”、“活动使人形成”的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山中隆次和畑孝一都将它与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赫斯的指认部分，即“关于拥有（Haben）这个范畴，见《二十一个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7]联系起来，承认此处马克思的思想与赫斯基本上一致，即由于私人所有使人的活动变成了单纯地“拥有”外在对象的贪欲，结果使人变得“不自由”和“片面化”，因此需要对私人所有进行批判。与此相联系，山中隆次进一步指出，赫斯基于“实践”概念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到了《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8]。
尽管如此，他们又都认为，在对劳动（实践）本质的理解上，赫斯的实践只不过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费希特式的实践，而马克思的实践则是唯物主义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二者的哲学观有本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在对“异化劳动”的理解上，畑孝一指出，由于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了异化中对象的“独立的力量”，故能区分对象化和异化；而赫斯则从唯心主义出发，不承认对象的“独立的力量”，故无法区分异化和对象化；赫斯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唯意志论”的态度，认为人通过自己的主体性就可以克服异化和消灭私人所有，而马克思则认为，这一工作只有通过对其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进行变革才有可能；由于赫斯是以费希特的方式来把握对象的客观性的，因此“赫斯的实践概念在解决现实问题上是软弱无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赫斯在论述现实的社会实践时如此贫乏的原因”。由于存在着这些差异，“像科尔纽那样，将赫斯给马克思的‘影响’归结为赫斯‘为（马克思）创建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一定的准备’的做法无法令人赞同。”[9]
关于科尔纽的第二个结论，即《论货币的本质》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山中隆次和畑孝一都认为，赫斯和马克思虽然都将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应用到了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分析，并都提出了经济异化问题，但两者的实质是不一样的。山中隆次指出，赫斯所看到的只是“一般私人所有”下的市民的“经济异化”，并将这一异化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货币拜物教；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分析的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异化即“异化劳动”，并将这一异化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度本身[10]。也就是说，赫斯的异化是指单纯商品生产中的人的异化，而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则是指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雇佣工人的异化。由于赫斯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种关系的特殊性，他所说的经济异化的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小贩世界”（Krämerwelt）或者说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异化的社会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和赫斯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赫斯没有影响到马克思的铁证。
总之，山中隆次和畑孝一认为，从科尔纽指出的两个指标即“实践”和“异化”概念来看，马克思与赫斯都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如果说赫斯对马克思有什么影响的话，那顶多是对《手稿》之前的《德法年鉴》，因为《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确有跟赫斯相同的货币拜物教批判，而对马克思的《手稿》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二）广松涉的赫斯“压倒性影响”说
如果说在山中隆次和畑孝一看来科尔纽的观点已经偏激，那么广松涉则采取了一种远比科尔纽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观点。
广松涉在1967年发表的“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研究早期马克思的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针对当时“正统派”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列宁）来解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做法，提出应该从离马克思最近的“黑格尔左派自身内部的三种潮流及其综合”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三种潮流是“宗教批判系列”（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切什考夫斯基、赫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列”（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连）[11] ，其中赫斯的作用尤为重要。
按照广松涉关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那一“断裂”说，马克思在《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间存在着一条思想鸿沟，而以往的研究却未能对马克思是如何跨越这一鸿沟的原因做出说明，实际上，这是因为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广松涉说道：“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能填平这一鸿沟，最大原因在于无视或低估了当时马克思处于‘大前辈”莫泽斯·赫斯……的压倒性影响下这一点。被看作是早期马克思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各个立论，不仅其构想和视角，甚至在修辞上也有很多地方追随了赫斯，被誉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著名的第一条开始，就模仿了赫斯当时发表的某篇论文，而到了最后一条，则不外是站在赫斯的立场来批判费尔巴哈而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层，也仍然残留着合著者之一赫斯的影子。”[12]
广松涉是这样推论的。马克思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经由1844年的巴黎时期再到1845年底的《形态》，其思想经历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的转变。《手稿》就是马克思开始接受赫斯哲学范式的开始。这表现在，当时的马克思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但他并没有将人局限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和“爱”的水平上，而是把它“改释”成“社会性的劳动的主体”,并根据这种主体概念，来讨论社会、经济和革命的问题。而这些早已是赫斯完成了的工作！当时的赫斯已经不仅将人理解为“自我活动”（Selbstbetätigung）的主体、而且通过“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概念将人理解为“社会存在”，并根据这种主体概念，将共产主义视为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实现,论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机制等。而《手稿》时期马克思由于在思想上比较“落后”，他还不能完全接受赫斯的先进思想。
之所以说马克思思想“落后”，是因为当时他在“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上与赫斯有差距。马克思虽然和赫斯一样，能够将作为主体的人理解为“①社会的存在、②而且是自我活动、劳动的主体”，但他还同样强调了“③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一面，同时还残留着‘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种费尔巴哈式的含义”，“④还遗留着将类本质hypostasieren（实体化）的倾向”，而赫斯则在这两方面受费尔巴哈影响较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⑤将作为自然的类存在的‘人’本身视为最高的价值”，而在赫斯那里则是‘自由’。”也就是说，马克思在③、④、⑤三点上都不如赫斯。由于③、④、⑤这三点都跟费尔巴哈有关，这说明当时马克思中费尔巴哈的毒太深，他的主体概念“孕育着陷入较赫斯更为抽象的哲学论证的危险。”譬如，在《手稿》，马克思就还保留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等费尔巴哈式的命题等。因此，如果说费尔巴哈是当时马克思思想转换的起点的话，赫斯则是这一思想转换的终点，《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只能“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 [13]。
到了《提纲》马克思才终于追赶上了赫斯。广松涉说道:“这11条《提纲》是宣告马克思从‘所谓的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到几乎完全过渡到赫斯的立场的文章”[14]。广松涉将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写于1844年5月，出版于1845年前半年）与马克思的《提纲》做了对比，提出在《提纲》中马克思才意识到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我异化逻辑所包含着的困难，于是将《手稿》中的人的规定即“自然存在”转移到《提纲》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第6条）上来，而这一切也无非是赫斯早已提出的思想。伴随着马克思在对主体概念理解上的这一变化，马克思终于“同费尔巴哈拉开了距离”，开始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真理”向唯物主义进行转变。从而最后在《形态》中，彻底综合和扬弃了黑格尔左派的三个系列，超越了赫斯。
这是一个跟我们的常识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说马克思的《手稿》受到了赫斯的影响还勉强说得过去，那么说《提纲》甚至《形态》都在赫斯的“压倒性影响”之下则令很多人无法接受。尽管广松涉辩白自己并没有想去否定“马克思的独创性”，但这种解释必然会给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即到《形态》为止，马克思不是费尔巴哈就是赫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后来，可能连广松本人也觉得这一说法有些过分，在1984年出版的“选书版”《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中，对自己早年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反省”，其大意是自己当时对赫斯与马克思的一致性强调得过多，而对他们的差异性分析得过少，结果没能说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内发的思想发展过程”，反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追随了赫斯这样一种论调[15]。当然，这是后话。
话虽这样说，实际上广松涉采取这种极端的观点是有其深层的理由的，正如广松涉这篇论文标题所示，他是想要用赫斯这一因素完成对“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更进一步说他是想要完成自己对马克思的独创解释即“广松哲学”的建构。众所周知，广松涉在早期马克思研究史上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命题：“恩格斯主导说”和“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而这两个命题其实都跟他的赫斯解释有关。所谓“恩格斯主导说”是广松涉《形态》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形态》不是在马克思主导下，而是在恩格斯主导下完成的。这一说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当时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认识高于马克思，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早两年接受了赫斯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而且恩格斯在《形态》中构建分工理论时，也“具体接受和发展了”赫斯的“共同活动的异化”以及生产力等思想[16]。因此，在《形态》以前，让赫斯成为马克思追赶的目标是顺理成章的。至于“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命题，该命题的核心是将“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时间定在《形态》，因此在那之前是不能让马克思以“独立”的思想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马克思置于别人，譬如赫斯的思想框架之下，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低于赫斯的水平。也就是说，广松涉采取这种极端的观点有利于支持自己的“恩格斯主导说”和“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命题。从这一点来看，广松与其他的赫斯研究者不同，他显然是把赫斯当成了一个“广松哲学”的构建性因素,这在世界的赫斯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只有我国的张一兵具有同样的问题意识。
从“用于建构”这一问题意识而言，广松涉的赫斯研究的确有高人一筹的地方。但是，他毕竟走得太远了。广松涉的论文发表没多久，就遭到了日本研究黑格尔左派的第一号人物良知力的批评。
（三）良知力的“合题”立场
1969年，良知力发表了一篇题为“赫斯能够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吗？——评广松涉先生的早期马克思论”的论文，批评广松涉“多少有些得意忘形了” [17] ，并针锋相对地指出赫斯不足以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这一结论。
首先，良知力批评了广松涉在赫斯思想把握上的问题——譬如，在前面关于马克思和赫斯在“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上的差异的论述中，广松涉没有所采取“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是一种进步”的分析视角，而是相反，认为费希特式的“自由”高于费尔巴哈的“人”——，指出他没有看到在《行动的哲学》与《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本人的思想发展、只是笼统地讨论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的做法，明确提出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个印张》上的三篇论文与《论货币的本质》中的方法论原理有着根本的区别。即《行动的哲学》的核心是“以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为行为的发条的变革的哲学”；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将以现实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异化理论应用于经济社会”。从《行动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的思想有一个从费希特（鲍威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过程。从这一点来看，良知力和科尔纽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是，广松涉却明显缺少这种从纵向把握赫斯思想发展的视角，结果提出了一个《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荒唐结论。因为，按照上述分析，《行动的哲学》的立场是费希特（鲍威尔），而《论货币的本质》的立场则是费尔巴哈，1843年至1844年前期的赫斯还处于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两极分解”状态，换句话说，他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型，顶多处于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转变途中。而《手稿》中的马克思虽然也受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正如《手稿》序言所表明的那样，《手稿》动摇于费尔巴哈的所谓‘发现’和黑格尔隐秘的‘批判’之间”。[18]也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希特+费尔巴哈”的框架而走向了要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结合起来的道路。不要说结合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就是多出一个黑格尔这样的思想背景，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已经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赫斯本人至死都没能真正地接近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说《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判断低估了马克思的思想水平。
其次，良知力对广松涉“直到《提纲》为止马克思才全面接受了赫斯”的判断也提出了批评。良知力在承认赫斯“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费尔巴哈批判的确和《提纲》有很多重合之处的基础上，指出了广松的论断忽略了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包括：（1）广松说马克思在《提纲》中因“能够追随赫斯的水平”而转向了唯物主义，但问题是赫斯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但却一直没能接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批判这一唯物主义立场。（2）因此，赫斯不可能以“感性确定性”为出发点，把“活动”和“实践”“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提纲》第1条），而只能坚持“思维是人的自我活动”这种唯心主义的实践观。（3）赫斯跟费尔巴哈一样从直观概念出发，拒绝了黑格尔的中介范畴，因此“他所谓的社会本身都只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被形而上学地教条化和乌托邦化”[19]，马克思在《提纲》第6条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同样也适合于赫斯。（4）赫斯由于有上述方法论上的缺陷，当他一旦把目光投向现存的经济社会，就只能用“超历史的规范与历史相对”，“只能在拜物的直接形式中去把握现实的经济社会”，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所根本反对的。一句话，《提纲》中的马克思与赫斯的差异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才是本质。
针对这一批判，广松涉后来又写了“对良知力先生批判的回应”[20]一文，一方面声称自己并没有想让赫斯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言外之意是说良知力误解了他；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对上述批评予以了回应，基本上拒绝了良知力的批判。对此，良知力一直未做回应，后来他在《试论早期马克思》的“后记”中对个中理由做了说明：“这次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一个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再回到这一主题上来，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再对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这一特定的问题进行讨论已不是生产性的。”[21]正是有了这样的判断，风行一时的所谓的“黑格尔左派论争”也就此中断，两位日本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件憾事。
那么，良知力本人是如何看待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的呢？良知力从正面阐明自己的立场是在另一篇论文“德国早期社会主义中的历史构成理论”当中。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比了魏特林和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明确提出相对于魏特林的“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赫斯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跟马克思的《手稿》更为接近；在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应用于社会批判这一点上，“赫斯那里存在着马克思《手稿》的观念论原型”[22]；在赫斯的“行为”和“实践”理论当中“存在着《手稿》人本主义的原型，隐含着存在主义解释的萌芽”[23]。由此看来，良知力也有跟广松涉相同的一面，积极地承认了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只不过他不赞成将这一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提纲》，更不认同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完全置于赫斯的框架之下。
但是，良知力在比较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背景时，提出了《手稿》中的马克思已经从赫斯的“两极分解”立场前进到开始吸收黑格尔辩证法这一点。我们知道，卢卡奇曾经在“莫泽斯·赫斯和观念辩证法的问题”[24]一文中将赫斯作为因不懂辩证法而成为马克思的“失败的先行者”的反例，彻底否定过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卢卡奇的观点后来在“回到赫斯”运动中也被作为轻视赫斯的反例遭到了批判。但是，与一般的“回到赫斯”论者相反，良知力不仅亲自翻译了卢卡奇的这部文献，而且还继承了卢卡奇的赫斯批判，称赫斯由于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结果与费尔巴哈一样，陷入了伦理性或宗教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以笔者看来，良知力抓住了赫斯甚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命门，这的确是马克思与赫斯们的最关键的区别。
从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对赫斯影响的否定，到广松涉对这一影响的夸大，再到良知力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对这一影响采取一种“合题”式的态度，日本的“回到赫斯”运动仿佛经过了一个对赫斯的“正——反——合”式的评价过程。这场运动的高潮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那以后就相对沉寂了。
三、中国的赫斯研究
我国的赫斯研究基本上是来自欧洲的影响。尽管在资料整理和翻译方面我们不如欧洲和日本，但我国对赫斯的研究并不落后，特别是侯才和张一兵的研究在有些方面超过了欧洲。
（一）侯才的先驱性研究
侯才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章（第三、四章）分别从哲学观和社会主义观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与赫斯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该书所使用的赫斯相关文献主要是原文，因此并未受到我国在资料翻译上的限制，更难得的是该书还是一本实证性很强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我国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先河。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的赫斯研究而言，该书有两个的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侯才主要是从费尔巴哈之于赫斯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赫斯的。这是他的研究的一个根本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费尔巴哈‘类’学说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的翻版。赫斯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经历了三部曲：转向、接纳与批判。”[25]按照侯才所勾勒出来的“转向、接纳与批判”的“三部曲”，赫斯是在1841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在那之前主要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处于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框架之下；从1842年开始，赫斯开始“接纳”费尔巴哈，并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分别从哲学（1842-1843年）和经济学（1844年初）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论证。前者的核心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由与平等——联系起来；后者的核心是将费尔巴哈异化理论引入经济和现实生活领域，揭示货币异化和现实生活异化的本质。其中《论货币的本质》是“接纳和推进”费尔巴哈哲学的“巅峰”[26]。但是不到半年，也就是从1844年中期开始，赫斯就从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转移到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为“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即他未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共同活动那样的社会本质，把人本主义学说归结为社会主义。
从整体上看，侯才是以费尔巴哈为坐标轴来定义赫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的。但是，这一论述方式显然与前述的科尔纽以及日本学者的不同。他们都认为《行为的哲学》的思想背景是费希特，而《论货币的本质》的思想背景是费尔巴哈，从《行为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是赫斯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重要转变。而侯才并没有采取这一解释框架，他似乎是有意避开了这一点，因为他似乎认为当时的赫斯接受费希特的影响是一个倒退。
第二，侯才回顾了科尔纽、门克、麦克莱伦等人关于《论货币的本质》与《德法年鉴》关系的讨论，明确地提出了《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德法年鉴》，而是在那以后撰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和《手稿》，从而将讨论的重心从《论犹太人问题》转移到了《巴黎手稿》上来。他说道：“两者[《论货币的本质》与《巴黎手稿》]在论述的主题、基本线索以及在涉及的一些主要观点上都有一致和类似之处。因此，我们能够据此肯定，马克思的《摘要》、特别是《手稿》受到了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侯才的原文为《金钱的本质》〕的某种启示和影响。”[27]
明确指认《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穆勒评注》，这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是不多见的。值得注意的是，侯才在强调两者一致性的异同时，还阐明了两者的区别：（1）“两者虽然都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但与赫斯强调作为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换’、‘协作’和‘交往’不同，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劳动一般。”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仅限于突出和强调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劳动的社会性”，而是“抓住了异化劳动这一中心范畴”，全面地揭示了“劳动或物质生产在人们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借此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28]。（2）马克思和赫斯虽然在对货币的本质和作用、货币和宗教的关系、甚至在文章的体例等都十分一致，但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不同之处”，即赫斯把货币的存在归结为人的孤立的、非联合的状态；而马克思则“把货币归结为抽象的、一般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动，“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货币同交换、私有制一样，都是从属和决定于劳动或生产的范畴。”[29]从这些论述来看，侯才认为，相对于赫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性”而言，马克思更注重劳动这一人的本质的主体性基础；相对于赫斯更注交换和货币而言，马克思更关注其背后的劳动，这应该是赫斯与马克思在研究视角上的一个重要区别。
《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穆勒评注》，对侯才而言，这只是他实证分析的一个思想史结论。但是，这一结论中却蕴含着的一个重大的可能性，这就是将马克思的《穆勒评注》视为与《论货币的本质》同等水平的作品，这恐怕是侯才始料不及的。但在我国后来的研究中，正是这一点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当然，这与侯才本人无关。
（二）赫斯与《回到马克思》的建构
张一兵对赫斯的正式研究最早出现在《回到马克思》当中，在该书中他虽然是把赫斯作为青年马克思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的支援背景”来叙述的，但从内容来看，赫斯的作用决不仅仅是一个“支援背景”，而是直接参与了《回到马克思》的建构。最近，他又为刚刚出版的《赫斯精粹》写了一个“代译序”，针对目前关于《穆勒评注》的讨论以及上述广松涉的论文对《回到马克思》中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本文的分析将以这篇“代译序”为主。
在这篇“代译序”中，张一兵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是“基本认同科尔纽的观点”，既要反对卢卡奇那样贬低赫斯的作用，又要反对广松涉那样对赫斯影响的夸大[30]。那么，究竟是赫斯的什么著作和什么思想影响到了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张一兵认为是《论货币的本质》和“经济异化”观点。这里的“经济异化”观点主要是指：赫斯与以往只从“人的自由活动”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不同，“进一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人的类本质的社会实现，即交往（Verkehr）关系”，将“共同协作与交往看作是人的社会本质”，将交往中的“共同活动”看作是生产力，等等。仅从这点来看，张一兵与侯才基本上一样，但与侯才不同的是，张一兵认为赫斯这些观点的背后并非是费尔巴哈，而是国民经济学。他说道：“人的现实本质是一种物质交往关系，这显然是赫斯在经济学研究中开始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国内学者侯才没有意识到赫斯更深一层的经济学背景，仍然将赫斯此处的论说仅仅界定在费尔巴哈的哲学语境中，这显然是一种误解。”[31]
在指出这一点以后，张一兵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评价受到《论货币的本质》影响的《穆勒评注》？在上面那段引文后面，张一兵接下来说道：“与费尔巴哈相比，[赫斯]的确有了很重要的进步。但有两个致命错误：一、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被置于生产之上，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这一交往决定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第二层级上的倒退。我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后来的《穆勒笔记》中，就直接受到了赫斯这种交往决定论的影响。二、他更无法意识到，这种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结果。以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去提升经济学，必然是从同样抽象了的交往（交换）出发。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义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当然，赫斯在此处观点的实质（包括他所标举的生产力、交往的共同活动等规定）在隐性逻辑上是非科学的。但我还要指出，比之于赫斯，此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远没有达及这种深度。” [32]
这段话中包含了张一兵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论货币的本质》的实质是一种“交往决定论”，而《穆勒评注》则正是受到了这种低水平的“交往决定论”的影响；第二，如果引文中的“此时”是指《巴黎手稿》中的《穆勒评注》阶段，那么《穆勒评注》甚至连赫斯《论货币的本质》的水平都没有达到。这与他在《回到马克思》中对《穆勒评注》的某些评价相比，大大地后退了。对此，我们姑且不论。
如果按照这两个判断再往下推，之所以说“是在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第二层级上的倒退”，是因为在这种“交往决定论”把“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置于生产之上”，“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也就是说忽略了其逻辑前提“生产”。反过来说，如果从“生产”出发就可视为是对“交往决定论”的超越。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手稿》中讨论过“异化劳动”，如果让这里的“劳动”等同于“生产”——尽管这个“劳动”与马克思后来的“生产”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按照“生产”高于“交往”的逻辑，《手稿》就应该是未受到赫斯负面影响的作品。故张一兵不可能认同广松涉的观点，他在稍后对广松涉的批判中写道：“赫斯的类本质更多的是倾向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和共同活动，在这一点上，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恰恰体现在《穆勒笔记》的以货币中介为核心的‘经济异化’（交往异化）之中，而不是《1844年手稿》的劳动异化。《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关系多重异化批判和基于工业生产（动产）之上的客观逻辑批判，都是超越赫斯的。”[33]与这一旨趣相同，张一兵在另一篇为最近出版的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的中文版而写的“代译序”中也写道：“赫斯的交往是以小商品生产者的简单商品流通为逻辑视域而生成的表象，其中，流通当然就是重点。‘在这个简单商品流通社会的模型中，该交往形式简直就是社会的分工=协作的定在形式’。其实，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将赫斯基于流通领域得出的交往异化推进到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就是意识到这个局限的表现。”[34]
这两段话不仅是在批评赫斯只停留在“交换”或者“流通”水平，而没有将“交往异化推进到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上的错误，在更深一层上，它是在强调张一兵关于《第一手稿》和《穆勒评注》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由于《穆勒评注》只相当于或者低于《论货币的本质》的水平，因此《穆勒评注》应该写于《第一手稿》之前，《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理论的水平也低于《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这里因论题所限无法展开，其实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的意见和张一兵恰恰相反，即我认为无论是在文献学的考证上还是在思想逻辑的水平上，《穆勒评注》写于《第一手稿》之后，交往异化高于劳动异化[35]。张一兵之所以在两个“代译序”中写了旨趣相同的两段话，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分歧。
总之，对张一兵而言，赫斯研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赫斯定位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对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分期，甚至还关系到《回到马克思》体系的设定问题。我们知道，《回到马克思》的一条主线是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界定于1845-1846年，也即《提纲》和《形态》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尺度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成熟。张一兵之所以没有将《穆勒评注》视为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所能达到的经济学的高峰，恐怕跟这里的《穆勒评注》充其量是赫斯水平的判断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赫斯参与了《回到马克思》的建构。
从侯才到张一兵，中国的赫斯研究走了一条很独特的研究进路。侯才最大限度地强调了赫斯思想中的费尔巴哈元素，并将《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穆勒评注》联系起来。而张一兵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穆勒评注》与《论货币的本质》是同等水平的作品，并从中推出了《穆勒评注》的思想水平低于《第一手稿》的结论。这一条研究进路虽令人颇感意外，但也可谓独树一帜。
小结：“回到赫斯”的意义与风险
以上，我们回顾了科尔纽和中日两国的“回到赫斯”运动，下面让我们结合我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情况简单地评述一下这场运动。
1．撇开欧洲不谈，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都曾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要想拿出自己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必须要从教科书体系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然后来重构马克思。日本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这一进程的，一时间重构“马克思像”、“历史原像”等成为流行语。在这一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特别是“回到赫斯”担当起了重构马克思的“契机和进路”的角色，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日本的经验来看，研究青年黑格尔派对于我国来重构马克思无疑是一条有价值的理论进路，其中，“回到赫斯”可看成是这条理论进路的典范。
2．但是，“回到赫斯”这条进路也面临着一定的理论风险，特别是当我们将赫斯因素应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建构时。从上述对赫斯研究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作为对以前轻视赫斯的“反动”，“回到赫斯”会很自然地出现夸大赫斯之与马克思影响的倾向。譬如广松涉，他甚至将赫斯的“压倒性影响”扩大到《提纲》甚至到《形态》。这种倾向，在客观上会带来一种用“外因”即外在的非本质的理论来说明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内因”的危险；甚至会导致贬低马克思思想的独创性，把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看成是对各种既成观点的“拼凑”。
3．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地评价赫斯的理论地位以及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是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理论风险的关键，同时也这是我们借助于青年黑格尔派来重构马克思这条理论路径成功的保证。
【注释】
[1]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4][5]Auguste Cornu und Wolfgang Mönke, Einleitung, In: Moses Hess,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 Eine Auswahl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Auguste Cornu und Wolfgang Mönke.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S.XXXV, S.XL, S. XLII.
[3]A. Cornu, Moses Hess et la gauche hégélienne, Paris, 1934. A. Cornu,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eben und Werk, Berlin, Bd., I, 1954, Bd., II, 1962, Bd., III, 1968. Karl Marx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Denkens, Berlin, 1950.
[6]譬如，“在这种影响［赫斯的影响］之下，马克思现在不仅是从社会政治的观点，而且也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研究异化的问题了。赫斯的论文《论金钱的本质》[即《论货币的本质》]促使马克思阐明金钱的作用，并且更加全面地论证了他对于《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业已接触到的那些问题的观点”（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I，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629-630页）。
[7]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In: MEGA②, I-2, Text,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26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303页。
[8]山中隆次「ヘスとマルクス――ドイツ古典哲学とフランス社会主義の結合を中心として――」、経済学史学会編『資本論の成立』、1967年、岩波書店、175頁を参照。
[9]畑孝一「解説――ヘスとマルクス――」、モーゼス・へス『初期社会主義論集』山中隆次・畑孝一訳、未来社、1970年、197-199頁。
[10]山中隆次「ヘスとマルクス――経済的疎外を中心として――」下、『経済理論』63号、1961年、36-37頁。
[11] [12] [13] [14]広松渉「初期マルクス像の批判的再構成」『広松渉著作集』（第8巻）、岩波書店、1997年,303頁, 299-300頁, 329頁, 336頁。
[15]広松渉『マルクス主義の成立過程』「選書版へのあとがき」、『広松渉全集』第8巻、588頁。
[16]広松渉『エンゲルス論』（新装復刻版）、情況出版、1994年、284頁。
[17] [18] [19] [23]良知力「ヘスは若きマルクスの座標軸たりうるか――広松渉氏の初期マルクス論によせて」『思想』第539号、1969年５月。后来，这一论文又以「ヘスと若きマルクス」为题收录于良知力『ヘーゲル左派と初期マルクス』（岩波書店、2001年）当中。参见后者的297頁, 307頁,321頁,168頁。
[20]広松渉「追記――良知氏のご批判によせて」『マルクス主義の地平』、勁草書房、1969年。
[21]良知力『初期マルクス試論 現代マルクス主義の検討とあわせて』、未來社 1971年、262頁。
[22]良知力「ドイツ初期社会主義における歴史構成の理論――ヴィルヘルム・ヴァイトリングとモーゼス・ヘスをめぐって」『ヘーゲル左派と初期マルクス』、153頁。
[24]Georg Lukács,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II., Lpz., 1926.
[25] [26] [27] [28] [29]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4页；第128页；第177页；第164页；第170页。
[30] [32] [33]张一兵：“代译序：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赫斯精粹》，第21-22页，第13-14页（引文中的楷体部分是《回到马克思》中所没有的），第23页。
[31]《赫斯精粹》，第13页。引文中的楷体部分在《回到马克思》中是以脚注形式出现的。不过，作为一个事实，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第136-142页，侯才曾对赫斯做过经济学分析，指出了赫斯通过研究经济学从而实现的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推进。
[34]张一兵：代译序“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35]参照韩立新：“评日本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兼论《穆勒评注》对重构马克思异化论的意义”，《哲学研究》，2010年第9期）；“《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原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3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