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和出版史

 

《费尔巴哈》章的基本构成和页码序号
恩格斯和伯恩施坦标注的纸张序号	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序号
〈大束手稿〉 第一部分｛巴纳｝ab ｛6｝～｛11｝ ｛巴纳｝ab 第二部分｛20｝～｛22｝ 第三部分｛84｝～｛92｝a 最后的备忘录 ｛92｝a～d 〈小束手稿〉 ｛1?｝｛2?｝｛1｝｛2｝｛3｝｛4｝｛5｝	1～2 8～28 29～无 30～35 40～72   72～无   无
注：其中第1、2、29页是后来由巴纳发现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写于1845年11月到1846年夏天，距今已有160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撰写这部手稿，主要是跟黑格尔左派内部的思想斗争有关，当时黑格尔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围绕着“人”、“人的本质”、“异化”等概念进行着激烈的论战。鲍威尔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维干德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性描写”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还顺便捎带着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神圣家族》。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这本畅销书中也批判了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那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流派，看成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为了回应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阐明自己的思想与黑格尔左派，特别是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这部长篇大作。1859年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了当时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说：“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从正面说明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的本质、人的解放等的理解。因此，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阐明了在他们头脑中酝酿已久的新世界观，即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共产主义理论。

但是，这部手稿从它诞生以来一直就命运不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到1847年在德国曾多次找出版商，但是由于书报检察机关的阻扰，还由于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情，一直未能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只有第二卷第四章曾经在《威斯特                                                    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已经达到了弄清问题的目的，也就没再做出版努力，而是“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得那样，这部手稿在80年后重见天日以前遭到了“老鼠牙齿的批判”，不仅有几张手稿遗失，而且现存的手稿中也有破损。恩格斯去世以后，这部手稿改由伯恩施坦保管，但是伯恩施坦也未能将其付梓，据说大学者梅林也曾看过这部手稿，但是他觉得这部手稿分量过大，而且有近7成左右是冗长的施蒂纳批判，再加上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定稿，也就放弃了出版计划。后来，这部手稿因战乱而被带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现在，除了“序言”的几页纸以外，手稿都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简称为IISG）里。

巴加图利亚考证的第1卷的写作顺序	《费尔巴哈》章的写作顺序	MEGA②先行版的页码	MEW.bd.3的页码
第一章第一部分 第二章 第三章第一部分 第一章第二部分 第三章第二部分 第一章第三部分 第三章第三部分 誊清第一稿 誊清第二稿	1, 2, 8-29     30-35   40-72   ｛1?｝, ｛2?｝ ｛1｝～｛5｝	S.6- S.39     S.40-S.46   S.47-S.98   S.106-S.108 S.104-S.106, S.109- S.117	S.81-S.100 S.101-S.159   S.159-S.338   S.338-S.437

为论述起见，我们先对手稿的状况作几个必要的说明。第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手稿的基本构成和页码序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部手稿由两卷七章组成[[3]]。除了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以外，其他手稿都已经是可以拿去付梓的誊清稿。《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手稿状况错综复杂，既包括修改多次的基本手稿，也包括一部分基本手稿的誊清稿、写作的备忘录等等，还需要整理、编辑排列后才能正式出版。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手稿主体部分的基本手稿，广松称之为“大束手稿”；二是在基本手稿写完后撰写的修订稿和誊清稿，广松称之为“小束手稿”。手稿除了“序言”以外，都写在“纸张（Bogen）”上。所谓纸张是沿中心线对折为两页（Blatt）的、包含正反四面的大开纸，这四面纸习惯上分别以a、b、c、d称呼。恩格斯在每张“纸张”的首页上标注了纸张序号（广松版用｛ ｝来表示），除了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页以外，马克思还在每页纸上加上了页码序号。大束手稿共包含17个纸张，小束手稿包含7个纸张。大束手稿又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6｝～{11}张（第8～29页），第二部分为第｛20｝～{21}张（第30～35页），第三部分为第｛84｝～{92}张（第40～72页），三个部分之间在纸张序号上不连续，但在页码序号上基本上是连续的。小束手稿中有5个纸张上标有从｛1｝到｛5｝的纸张序号（据考证是由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加上去的）。从马克思所标的页码序号来看，现存的手稿中缺少第3～7页和第36～39页。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因为这关系到手稿的排序。关于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的说法有很多，目前尚无定论，比较可靠的是巴加图利亚的意见。根据巴加图利亚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是想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三人同时进行批判，但是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改变了计划，决定另辟专篇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开始撰写批判两者的第二章《圣布鲁诺》和第三章《圣麦克斯》，后来又回到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写作上来，最后写的是具有修订和誊清意味的小束手稿[[4]]。由此看来，整个第一章的写作是和第二章、第三章交叉进行的。仅就《费尔巴哈》章而言，其写作是按照第一部分（第1、2页，第8～29页）、第二部分（第30～35页），第三部分（第40～72页），然后是｛1?｝｛2?｝和｛1｝｛2｝｛3｝｛4｝｛5｝的时间顺序进行的。新MEGA的先行版基本上沿用了巴加图利亚的考证成果，只是对誊清稿的顺序进行了微调，按照｛2｝｛1?｝｛2?｝｛1｝｛3｝｛4｝｛5｝进行了排列。

第三个需要说明的是手稿的记载状况。手稿的每页纸几乎都分为左右两栏，左栏是底稿，右栏是作者对底稿的修改、增补和旁注。左栏底稿的笔迹绝大部分来自恩格斯，马克思的笔迹很少，仅限于一些对底稿的修改、增补和旁注等等。手稿的状况对于出版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但对于文献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进行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在写作《神圣家族》中，但是在这本合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各自所担当的部分做了明确的分工，而且整部手稿几乎都出自马克思之手。第二次合作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神圣家族》不同，在这本合著中两人没有做具体的章节分工，而且手稿是未定稿，其中包含了大量删除、修改和增补的写作状况信息；包含了基本手稿和誊清稿、修改稿等可分时间先后的写作过程信息；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不同的用词法等作者个性信息，等等，一部手稿中能包含这么多原始信息，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是独一无二的。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未完成的这部手稿要比完成了的《神圣家族》更具有史料价值，因为我们正好从写作状况、写作过程以及作者个性信息中去直观他们思想的异同，分析考察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未定稿的形式把这一如此重要的文献留给我们，尽管这可能跟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它公开发表以来，在内容的编排上经过了几次大的改动，特别是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命运更为坎坷，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费尔巴哈》章的德文版及其在日本的出版史，并穿插介绍一些前苏联和日本学者对《费尔巴哈》章所进行的文献学研究的状况。

梁赞诺夫版（D. Rjazanov, Marx-Engels Archiv, Bd.I, 1926）

《费尔巴哈》章的德文手稿第一次出版是在1926年，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这一版本是由当时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主持出版的，因此也称作梁赞诺夫版或简称梁版。这一版本是编者们在拿到手稿的影印件后仓促排版、印刷的，不仅对文本的判读很不充分，而且有很多错误、遗漏。但是，它采取的是将手稿的修改过程如实地排成铅字的方针，即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几次修改、删除的内容也直接印在正文中，这一方针对后来的《费尔巴哈》章的编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编辑方针后来被广松版、涩谷版、小林版所继承。

阿多拉茨基版（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d.V, 1932）

这一版本是由梁赞诺夫的后任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辑出版的，因此也称作阿多拉茨基版或阿版。阿版第一次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卷手稿一起发表，二战后被世界各国翻译，成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底本。但是，仅就《费尔巴哈》一章而言，阿版对梁版进行了两个大的改动：第一，它不再把对手稿的修改、删改等内容直接印在正文中，而是把这些内容统一放到卷末的“文本异文（Textvarianten）”中予以说明，这一编辑方针后来被新MEGA所继承。第二，它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分成约40个断片，无视作者标注的页码序号，人为地进行了编排，从文章的构成来看已经和原稿有了天壤之别。从尊重作者的原则来看，阿版的这一做法是失败的。这一不足成为后人重新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动因。

1962年，巴纳（S.Bahne）在整理存放在“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马克思的其他手稿时，意外地发现了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3页，即被马克思标有第1、2页和29页的手稿。这一发现给当时的马克思研究带来了冲击，引发了一场重新编排《费尔巴哈》章手稿的运动。1965年，巴加图利亚在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第10、11期上连载了新编译版《费尔巴哈》章。巴加图利亚版的编辑方针后来被东德的女学者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采用，成为她编排新德文版的依据。

新德文版（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66）

新德文版是前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以巴加图利亚俄文版为底本编辑而成的。新德文版继承了巴加图利亚俄文版的编辑方针，只不过删除了巴加图利亚版的26个节标题。巴纳所发现的那几页手稿也被加进了正文中。但是，这一版本省去了关于删除、修改、增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迹的详细记载，其史料价值不高。遗憾的是，我国1988年发行的《费尔巴哈》章的单行本所依据的就是这一版本。

新MEGA的试刊版（Probeband,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1972）

由于人们对如何编排《费尔巴哈》章存在着分歧，1972年，前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又在新德文版的基础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章的新MEGA试刊版，这一版本首次按照手稿的写作方式采取了左右两栏的印刷方式，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增补内容都排印在右栏。它继承了阿版的排版模式，将手稿的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详细信息等都放在卷末的“异文明细(Variantenverzeichnis)”中。同阿版相比，试刊版“异文明细”的记述要比阿版“文本异文”精确得多，其记述方法也科学得多，依据“异文明细”在理论上可以使手稿复原。由于MEGA的权威性，试刊版成为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基本版本。

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

广松版是由日本河出新房新社出版的，因此也叫“河出版”。1965年，广松就在季刊《唯物论研究》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的论文，开创了日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的先河。这篇论文详细地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内在构造以及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版的缺点，得出了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书”[[5]]的著名结论。关于广松版的特点和评价我在后面将要详细论及。

服部文男版（《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1996年）

广松版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个是广松本人在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没有对照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另一个是广松版的译文晦涩难懂，不适合于一般读者。出于对广松版的不满，在广松版出版以后，日本又出现了几个版本。第一个是1996年的服部版。服部文男等人从“只有看了实物才能研究”[[6]]的原则出发，重新翻译了《费尔巴哈》章。同广松版相比，服部版不仅有一部分译文是在对照原始手稿的基础上译出的，而且译文平易、流畅，容易阅读。

涩谷正版（《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98年）

本书是继广松版以后日本出现的最重要的版本，因为“本书是第一本在照片复印和原始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译本”[[7]]。涩谷本人曾在1995年3月至12月在“社会史国际研究所”对手稿进行过调查，亲眼看过和誊写了手稿，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是最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文本，其译文的可靠程度远远超过包括广松版在内的其他版本，特别是在复原手稿中被删除的部分上，涩谷版做得最为出色，超过了新MEGA的试刊版和广松板。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日本出现了用涩谷版代替广松版的趋势。

小林昌人补译文库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2002年）

2002年，日本又出现了岩波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库版的底本是广松版的《德文文本》篇，其翻译编辑工作是由广松的弟子小林昌人完成的。小林在翻译时曾参照了山中隆次的私家版，并根据涩谷版的研究成果对广松版中手稿的删除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新MEGA的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 aus Band 5 der Ersten Abteilung der MEGA②

2004年，新MEGA又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版，并预告说，载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MEGA第1部门第5卷将在2008年正式出版。先行版在排版方式上，延续了1972年试刊版的编辑方针，按照新MEGA的《编辑准则》，把最终的文稿和关于手稿修改过程等的说明分别编进《文本》（Text）和《附属资料》（Apparat）两个相互分离的卷中。在手稿的排序上，先行版决定不再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辑成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严格按照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chronologish）排序。如果不出意外，先行版将成为新MEGA第1部门第5卷的正式版。

以上，按时间的顺序，我们考察了《费尔巴哈》章的德文版和日文各个版本的基本情况，从这些情况来看，《费尔巴哈》章的出版史可以看作是一个逐渐恢复手稿本来面目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巴加图利亚和广松涉的文献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促成了欧洲和日本两种编排《费尔巴哈》章手稿的运动，同时掀起了一场从原始手稿的角度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高潮。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包括广松在内，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花崎皋平、望月清司、细谷昂、城冢登、坂间真人、森田桐郎等人纷纷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使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领先地位。

二、广松的文献学研究和对广松版的评价

广松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提出了三大问题：（1）编辑问题；（2）写作分担问题；（3）异化超越论。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日本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迄今也无定论。可以说，这三大问题是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潜在主题。

（一）编辑问题

所谓编辑问题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排版问题：前面说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标明具体分工的合著，且最为关键的部分《费尔巴哈》章又经过多次删除、修改、增补等等，能不能把这些内容也如实地反映在印刷版面上是一个排版问题；第二个是排序问题：由于手稿没有完成，且有底稿、誊清稿，状况比较复杂，能不能使这些手稿按照作者的本意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著作是一个排序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手稿的质量和可信度、以及作为文献的价值。

广松版以前的各个版本在编辑《费尔巴哈》章上并不成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首先，在排版上，它们几乎都停留在将最终文字印刷在纸上的水平上，没有反映出每页手稿的真实状况，譬如删除、修改、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等等。其次，在排序上，以前各版本对手稿的编排顺序未见合理，没有考虑到手稿的内在关联、底稿和誊清稿之间的关系。其中最糟糕的是阿多拉茨基版，它完全是按照编者主观意图肆意编排的，这将会使手稿失去史料的价值。

针对上述缺陷，广松采取了与以往各版不同的编辑方针：“我们这个版本采取的是以一眼就能看清手稿中每页状态（包括删除、修改、增补、笔记、栏外笔记等等）的形式印刷，同时以能够直接反映手稿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本手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中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的方式进行排列的方针”[[8]]。这一编辑方针显然是从排版和排序这两个方面来考虑《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的。第一，在排版上，广松版采取了按手稿原样排印的方式，把删除、修改、增补、笔记、栏外笔记等内容也直接编进文本中，以反映包括底稿、修改稿和最终定稿在内的整个写作过程；在文本中还区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使读者能够直观到他们二者的异同，等等。第二，在排序上，广松版没有按写作的时间顺序，而是按内容结构对手稿进行编排，从而最大限度地使手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完成了的作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恩格斯标的那｛3｝、｛4｝两张印纸共计6页手稿放在基本手稿第三部分的开头，提出了一个关于手稿排列的著名意见，即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开头缺少的那36～39页“并不是真正的缺失，而是可以用誊清稿｛3｝、｛4｝来填补的。……只有把没有结尾的｛3｝、｛4｝和缺少开头的第三部分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财产形态论’，也才能和马克思的备忘录相吻合”[[9]]。广松版出版之后，《日本读书新闻》曾对广松进行过一次访谈，在访谈中，广松强调自己的版本是“手稿复原、新编辑版”[[10]]，并认为自己完成了合理地排版和排序这两大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汉译广松版把原书名改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妥当的，它没有反映出广松版的特点和实质。

的确，广松版正是在这两点上有别于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以2004年刚刚问世的先行版为例，在排版方式上，先行版把最终的文稿和关于手稿修改过程等的说明分别编进《文本》和《附属资料》两卷中。这样一来，在《文本》中读者所能看到是手稿的最终文稿，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手稿的修改过程则只能去参照另一卷的《附属资料》。在《附属材料》中，编者把原作者对手稿的修改、删除过程通过复杂的编辑符号分几行再现出来，如果把这些内容直接复原到正文中，理论上我们会得到跟广松版一样的结果。但遗憾的是，问题并不是那样简单。由于《附属材料》与《文本》彻底分离，要理解这些内容需要对照《文本》，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编辑符号，非德语国家的一般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甚至无法翻译《附属材料》；再退一步，即使我们能够理解编辑符号并能熟练地把《附属材料》复原到文本中，但还是容易出错，复原后的手稿很难跟原始手稿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手稿时，还是无法从直观上把握《费尔巴哈》章的修改过程。这对于我们考察唯物史观诞生的过程以及两位作者的思想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两个人的讨论、甚至争论中形成的，而从最终文字上是无法知晓这一过程的。正是因为如此，新MEGA的排版方式一直受到广泛的批判，涩谷正、小林昌人、桥本直树和韩国的郑文吉等人曾直接向MEGA小组提出异议，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排应该采取广松版的排版方式。特别是涩谷，他认为MEGA小组根本就没有理解广松方式的意义[[11]]。尽管新MEGA方式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但从2004年出版的先行版来看，陶贝特等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仍然沿袭了1972年试刊版的排版方式，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手稿的排序上，先行版和广松版不同。广松版是按照手稿的内容结构来编排的，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掺杂进编者的主观意图，因为对内容结构的理解属于编者的主观范围，尽管这样做可以使手稿更具有完整性。而新MEGA先行版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严格按照手稿写作时间顺序排序。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编者的主观意图，但这样做将会破坏《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部著作的完整性。

从以上可以发现，广松版和新MEGA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流派。在排序方式上，两者各有利弊，难判优劣。但是在排版方式上，新MEGA适用于一般读者，因为它在正文中只印最终的文字，读起来比较方便；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广松版要优于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更具有实用性，因为在广松版中，我们可以直观到《费尔巴哈》章的形成过程。正是因为如此，广松的编辑方针得到了日本大部分学者的首肯。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它的出版成为日本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广松版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其中最有名的批评来自涩谷正。涩谷认为，广松版虽然在排版方式上优于新MEGA，但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广松版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基础上，而是依据阿版的考证资料“文本异文”编辑而成的。也就是说，广松在没有对照《费尔巴哈》章原始手稿或影印件的前提下，把阿版“文本异文”中所记载的有关删除、修改、增补的内容复原到正文中。这种复原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虽然阿版的“文本异文”已经相当详细，但是对手稿删改过程的记述和标记却很不明确，在将“文本异文”复原时，有很多地方和手稿的本来面貌并不相符。针对阿版的这一缺陷，新MEGA的试刊版曾做过改进，这就是在《异文明细》中把恩格斯最早写下的底稿以及后来的对底稿的修改分几段记述下来，这种方法克服了阿版“文本异文”的缺陷，使对手稿的复原成为可能。但非常遗憾的是，广松版不但没有意识到阿版的缺陷，而且对试刊版评价过低，除去极少的几个例子外，没有很好地利用试刊版的考证成果，结果使他的版本出现了很多与手稿不相符的错误。特别是当梁版、阿版和试刊版的记述不一致时，广松版将变得无所适从，无法告诉读者哪一个是正确的，因为广松没有评判各版记述的客观标准，即手稿本身。正是因为如此，涩谷总结道：“广松版不是在独自调查的基础上，而是依据以往各种版本的信息编辑而成的。既然那些版本没有成功地将手稿完全复原，那么广松版也很难说‘是按照手稿复原了’”[[12]]。

对照了原始手稿的版本应该是1998年的涩谷正版。它继承了广松版的编辑方针，把对手稿的删除、修改等写作过程直接反映在文本中,同时它又吸收了新MEGA的考证成果，亲自在阿姆斯特丹对照过手稿的影印件，做过调查研究，应该说是最为可靠的版本。但非常遗憾的是，涩谷版没有附德文文本，只有日文译本，使用它不仅需要懂日文，引用时还需要对照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如附有《德文文本》卷的广松版。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小林昌人才断言：“河出版的原文文本篇，现在仍处于国际顶尖水平。即便将来预告的新MEGA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它的地位也不会动摇。”[[13]]

以上，我们对比了广松版、新MEGA的先行版和涩谷版，那么对于我国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应该使用哪一个版本呢？我以为，应该以汉译广松版为基本文本，参照2004年的新MEGA的先行版，懂日语的还应该参照1998年出版的涩谷版，这是我们研究和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对那些习惯于《全集》版的人来说可能比较苛刻，但在现阶段也只能如此，除非我国的研究者能拿出一个更好的版本来。

（二）写作分担问题

根据恩格斯本人的说法，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创建的，而唯物史观又诞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应该是在马克思主导下完成的。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导说”。既然这一说法来自恩格斯，很长时间以来也就没有人去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但是，随着手稿的公开，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当时两人写作的状况，看到两人分别所作的修改、增补、用词法，看到手稿的笔迹主要来自恩格斯这些事实，自然会产生手稿究竟是在谁的主导下完成的，或者两人在写作过程中思想是否一致之类的疑问，这一疑问，用日本流行的说法，即写作的“分担问题”。

最早谈到分担问题的是迈耶，他在1919年出版的《恩格斯传》中，考虑到了“究竟是以谁为主写的手稿”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虽然手稿大多是恩格斯的笔迹，但那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而手稿所体现的思想和理论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商量、讨论的结果，恩格斯只不过是把这些结果书写下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导下的“共同写作说”。后来的研究者们大都赞成这一说法，梁赞诺夫甚至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口述恩格斯书写的“口述笔记说”，巴纳、巴加图利亚以及花崎皋平也都支持迈耶的看法。在广松以前，似乎没有人去认真考察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去研究两人思想的异同，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问题。

但是，到广松那里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的文献学研究使分担问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因为他不仅批判了上述几种说法，否定了“马克思主导说”和“共同写作说”，而且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恩格斯主导说”，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在恩格斯的主导下完成的。他说：“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的修改、增补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唯物史观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在向恩格斯学习。”[[14]]因此，“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15]]。这一结论是颠覆性的，对这样一种结论，恐怕很难有人不感兴趣。

恩格斯主导说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日本学者的广泛质疑和反对。这些质疑和反对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即通过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笔迹文稿的比较，来批判恩格斯主导说。这里试举一例，广松在“早期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曾提出3个文献上的论据：第一，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论相重合的文章虽然也出现在《费尔巴哈》章中，但这些内容无一例外的都是由马克思增补上去的；第二，对若干基本概念的用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比如对“生产力”概念，马克思一贯使用Produktivkraft或其复数形式Produktivkräfte，而恩格斯在最旧层稿（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中习惯使用Produktionskraft或其复数形式Produktionskräfte。但在这一部分，从当时的德文文本来看，恩格斯曾有3处使用了马克思爱用的Produktiv-。广松从恩格斯主导说出发，推断说这3处一定是编者的判读错误，将来一定会被纠正为Produktion-。第三，如果去掉基本手稿中的修改部分，只看恩格斯笔迹的底稿，可以“感到文章是随思而动，一气呵成的”[[16]]，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章是恩格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个人完成的。

针对上述论据，涩谷正曾做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根据涩谷的考证，广松的第一个论据是不成立的。跟广松的说法相反，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论相重合的文章、词句很多是由恩格斯增补上去的，譬如“实际上，而且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攻击（angreifen）和改变现存的事物”[[17]]这段著名的话是由恩格斯增补上去的，而这段话显然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相重合；第二，广松对恩格斯在基本手稿的最旧层中没有使用Produktiv-的推断也是错误的。不仅1972年出版的新MEGA试刊版维持了原来的Produktiv-，而且根据涩谷到阿姆斯特丹考证的结果，这3处也是Produktiv-[[18]]。关于广松所提出的第三个论据，涩谷也举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密合作、共同完成某一部分文稿的例子予以反驳，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另一个是从思想脉络的角度，即从两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后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和思想高度的差异来反驳恩格斯主导说。比如，冲浦和光就认为：“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在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即对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主导性明显得到贯彻”[[19]]。的确，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改造,以及在同黑格尔左派的论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要比恩格斯深刻得多,而恩格斯则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上领先于马克思。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对黑格尔左派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主导了马克思恐怕十分牵强。另外，《费尔巴哈》章的文风可能也更接近马克思的个性。恩格斯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注重实例，文字浅显易懂，是一名快枪手；与此相对，马克思则是科班出身，受过黑格尔哲学思辨性的熏陶，思想深沉、厚重，其写作风格晦涩、理论性极强。从文风上看，我觉得《费尔巴哈》章更像是马克思的作品。

广松的恩格斯主导说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日本学者的认同，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日本学者对广松的评价，也许可称为广松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遗憾”。但是，为什么广松这样一个文献学专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广松的天真、轻率。但是，我以为，广松提出这一结论并非是因为天真、轻率，实际上可能是出于某种策略，是“故意”的。他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担问题，特别是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在整个唯物史观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在广松提出恩格斯主导说以后，日本学界开始关注分担问题，分析、考证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恩格斯思想变化的轨迹，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诞生了后面将要提到的望月清司的两种历史观等理论成果。总之，广松进行文献学研究并不是要去构建什么恩格斯主导说，同他的50多本著作相比，广松用于恩格斯主导说的笔墨并不多，实际上他真正花笔墨论证的是下面的“异化超越论”。

（三）异化超越论

异化超越论是广松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出的最重大的结论。那么，什么是异化超越论呢？所谓异化超越论就是指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超越了早期的异化论。广松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坚持的还是以“主体-客体”逻辑结构为前提的“自我异化论”，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经过对黑格尔左派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转向了物象化（Versachlichung）论。他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过去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张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化论的逻辑。”[[20]]如果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把马克思分为两个时期的话，“我们可以用‘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这一说法来概括‘早期马克思’到‘晚期马克思’在世界观上的飞跃。”[[21]]

从广松的论述来看，马克思对异化论的超越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广松对这一过程的论证有很多，这里我只介绍广松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出的两个最主要的论据：一个是《费尔巴哈》章中的一段话（以下简称“哲学家们”）。“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der Mensch）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Selbstentfremdungsprozeß），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22]]。广松认为，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抛弃了以前的异化概念，并转而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批判。

另一个论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章中的一段话（简称“格律恩先生”），这也是手稿中唯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发表过的章节。“格律恩先生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①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②宗教是外化了（entäußerte）的人的本质，③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的其他真理(见上文)，如④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外化（Entäußerung des menschlichen Wesens），……等等。格律恩先生既装备有这一切，于是就带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23]]（此处的①、②、③、④序号为引用者所加）。

广松认为，这里的①、②、③、④命题都曾经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那两篇论文中的思想，而现在却已经成了“嘲笑的对象”[[24]]。根据上述两个文本根据，广松得出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抛弃了异化论的结论。广松的这两个证据受到了很多质疑，他的异化超越论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里仅介绍两例：岩渊庆一和望月清司的批判，因为这两例批判也是广松比较重视的。

（1）岩渊庆一的文本批判

1973年，日本的《现代的理论》杂志分4期连载了岩渊庆一的论文“马克思的异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对广松涉批判马克思异化论的批判”。在这一长篇论文中，岩渊提出广松的异化超越论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没有抛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相反还发展了这一理论。此外，说马克思晚年用物象化论取代了异化论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异化论和物象化论也不是断裂的，物象化论是异化论的一个特殊形态，物象化只不过是异化的下属概念而已。

岩渊的批判集中在广松提出的第一个文献根据上。岩渊认为，在广松引用的“哲学家们”这段文字中，“哲学家们”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施蒂纳等人，并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此外，马克思批判的也不是自己的异化概念，而是对异化的一种特殊理解，即“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的批判。因为，这种理解将理想的人的自我异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原理，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是这种非现实的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岩渊的结论是，“哲学家们”这段话并不能作为马克思进行自我批判的证据，广松对这段话的理解有误。

对同一段话，广松和岩渊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核心概念异化的评价不同。在广松看来，“马克思至少到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为止，……还处于黑格尔左派的大框架内”[[25]]。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以前的著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而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至于其中的异化概念，显然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广松的这一判断还可能跟恩格斯以及欧洲学者的意见有关。恩格斯曾说马克思1845年春天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按此说法，那以前的马克思的著作就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文件，而是一个黑格尔左派，或者说“费尔巴哈主义者（Feuerbachianer）”的文件。前苏联的哲学史家奥伊泽尔曼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不相符，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残渣。阿尔都塞也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甚至巴加图利亚在说明《费尔巴哈》章手稿的构造和内容时，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判异化概念[[26]]。这些都可能是影响广松提出异化超越论的因素。

岩渊的看法与广松正好相反，他认为马克思在1843到1844年写作《德法年鉴》那两篇论文时，其思想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局限，不再是一个 “费尔巴哈主义者”了。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确使用“类”和“人的本质”、“异化”等概念，但这早已不是费尔巴哈的概念，而是一个穿了旧外衣的新概念。这一点，可以通过马克思本人回顾他超越费尔巴哈的历程时讲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Phraseologie）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27]]。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提醒人们，尽管他已经创立了新的唯物主义，但德国的理论家们却根据他还沿用“人的本质”、“类”这类术语而误以为他仍然停留在旧的范式之内。由此出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其中的异化概念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28]]。

（2）望月清司的批判：

望月清司是日本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家，他在广松《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以前就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的论文，对广松的编辑方针以及异化超越论提出了批评。首先，针对广松引用的“哲学家们”的例子，望月指出：“马克思批判的是以下三点，即（1）从一切分工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这一‘理想’本身、（2）只有这一理想的个人才是‘人’(费尔巴哈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以及（3）把整个历史看成是这一抽象的‘人’的发展和自我异化过程的历史像，而不是异化范畴本身。”[[29]]在这里，望月和岩渊的意见一致，即认为“哲学家们”的这段话不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是对鲍威尔、施蒂纳之流唯心史观的批判。另外，针对广松的“格律恩先生”的例子，望月指出引文中的（1）、（2）、（3）并不是马克思的命题，而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命题，马克思在此嘲笑的是格律恩还错误地把马克思批判过的东西当作宝贝。至于“（4）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这一命题，望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根本就没有这种逻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中，虽然有货币是‘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或者相互补充的异化态，但没有货币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之类的命题。总之，无论是“哲学家们”还是“格律恩先生”的例子，都不能构成马克思进行自我批判的证据。

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放弃异化论，那又如何解释《费尔巴哈》几乎没有正面使用异化概念这一事实呢？对此，望月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放弃异化论，而是把异化论具体化为分工理论”。望月对这一观点做过系统的论证，这里仅介绍一个他对《费尔巴哈》章马克思标注的第17、18、19三页手稿的著名分析。在第17页左栏的基本手稿中，恩格斯写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独占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不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0]]。从这段话来看，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带有乌托邦色彩。在革命成功以后，人们不再为大工业和社会分工所累，而是从分工体系和大工业中解放出来，隐遁田园，过一种地域性的牧歌式的生活。个人不再“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那样基于严格分工体系下的人，而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全面的人。

对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理解，马克思表示了不满，或者说表示了不同意见。在这段文字的旁边，即手稿17页右栏下面、18页和19页的右栏[[31]]，马克思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这可能是《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增补的最长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分工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革命必需的实践前提，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地域性的个人才能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取代。共产主义不是逃避大工业、逃避世界市场，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和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普遍交往的完成和自由个人的联合。从这段话来看，马克思肯定了以分工和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对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对分工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不同。恩格斯从“分工等于私有财产”的角度出发，把分工理解为支配人、和人相对抗的异己力量，把在私有制下的生产力看作是一种破坏力，人类社会一旦进入分工社会，就将无法逃脱特定的分工范围的限制，因此共产主义必须废除分工。马克思也承认恩格斯这一独具慧眼的表述，但是，他把分工看作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强调没有分工就没有能够自由占有和驱使生产力的“全面的个人”，因此也就没有普遍交往的完成和自由个人的联合。因此，马克思更多的是肯定分工的作用[[32]]。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体系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分工的否定方面，即被异化了的分工，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分工，而是通过扬弃继承资本主义分工的成果。这显然是与《手稿》中的异化论一脉相承的。因此，望月的结论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放弃异化论。

值得关注的是，望月在批判广松的异化超越论的同时，还提出一个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性的著名观点，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是不同的，马克思所持的是“分工展开史论”，恩格斯所持的是“所有形态史论”。所谓恩格斯的“所有形态史论”，就是誊清稿｛3｝、｛4｝中反映出来的“分工和所有制形态相对应，分工的各种发展阶段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态”这样一种历史认识，即按照“性别分工→家庭内部自然发生的分工→家庭内的私人所有、家庭内潜在的奴隶制→家庭之间和社会的分工→阶级统治→共产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和分工” [[33]]这样一种顺序来理解分工和历史。所谓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指的是出现在第三部分（｛84｝～｛87｝a张手稿）开头那一与所有制发展形态不相对应的历史理解。“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大致可以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分工和历史的理解概括如下：共同体中的个人→内部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所有制形式→农业和工业的分工→大工业、市民社会的分工→以及普遍交往的完成、自由个人的联合（共产主义）”[[34]]。这两种历史观是不同的，“所有形态史论”强调的是分工和私有制的对应关系，是从私有制、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角度对分工的批判，而“分工展开史论”则不然，它从分工本身的逻辑出发，把分工看作是贯穿整个文明史的必然因素。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望月认为广松用誊清稿｛3｝、｛4｝来填补第三部分开头缺失部分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3｝、｛4｝两张的“所有形态史论”与第三部分开头的“分工展开史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应该让誊清稿相对独立。

从以上可以看出，望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问题的研究是深刻而又细致的，尽管望月没有从文献上拿出“分工展开史论”就是马克思的绝对证据，但他提出的两种历史观的差异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结语：

广松的文献学是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一座高峰。它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别于MEGA的独特的《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文本，具有史料价值，而且还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从原始手稿出发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立过程。广松以后，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对广松和巴加图利亚的文献学研究进行比较，在吸收两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是细谷昂。细谷昂根据巴加图利亚考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顺序，把《费尔巴哈》章的思想内容同后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联系起来考察，从马克思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中反过来解读《费尔巴哈》章[[35]]。迄今为止，我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深受巴加图利亚、陶贝特等人的影响，习惯于从手稿的写作背景，即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角度来解读《费尔巴哈》章，而广松的文献学研究显然更注重从正面去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过程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本身的问题，这两种解读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更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细谷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和作用，公正地评价恩格斯。广松的“恩格斯主导说”迫使日本学界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恩格斯。在这一潮流下，日本出现了以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的“恩格斯学”（Engelsology），并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譬如，杉原四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摘抄》（未来社，1972年）、广松涉的《恩格斯论——其思想的形成过程》（情况出版，1994年）、中村静治《恩格斯赞歌——逝世一百年纪念》（信山社，1995年）以及杉原四郎、降旗节雄、大串龙介等集体编著的《恩格斯和现代》（茶水书房，1995年），等等。今年是恩格斯逝世后11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恩格斯，再加上新MEGA第2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面出版，恩格斯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由于日本对恩格斯的研究是建立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的，对我国学界而言，借鉴日本“恩格斯论”的成果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在文献学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研究。本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岩渊的异化超越论批判以及望月的两种历史观理论，其实日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不仅在马克思新历史观的本质、马克思思想的断代史以及“中期马克思” 概念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正像我国学者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中所作的那样，从经济学角度探索唯物史观的成立过程，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间的关联也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股潮流。在对整个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上，日本开始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形成了一个注重文献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新的流派，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本马克思学”或者“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的成果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它的翻译和介绍，只有以待他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