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道，被称为马克思的三大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著作，《巴黎手稿》从它公开问世起就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有关这部手稿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如何评价异化论而展开的，这一讨论还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所谓“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关于《巴黎手稿》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方向，即以日本和前苏联东欧学者为中心，对这部手稿进行了文献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有关异化概念和“两个马克思”的争论是《巴黎手稿》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的话，那么这次的文献学研究可以看作是《巴黎手稿》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去年，笔者曾对国际上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做过介绍[[1]]，今年将同样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做一简单介绍和评述，从而使我国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所达到的高度，以促进我国对《巴黎手稿》的研究。

一、什么是《巴黎手稿》

马克思从1843年10月下旬离开德国到1845年2月初移居布鲁塞尔为止，一直住在巴黎近郊，这一时期被称作“巴黎时期”。巴黎时期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国民经济学研究，因为他发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正是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左派的束缚，踏上了创立新世界观的历程。记录这一思想历程的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期间撰写的一些手稿。这些手稿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一些经济学著作所作的摘录和评注，日本学者杉原四郎和重田晃一曾将这些摘录和评注集册翻译出版，冠之为《经济学笔记》[[3]]，我们可以沿用他们的叫法，简称其为《笔记》；另一部分是一部著作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所谓《巴黎手稿》，其实是由这两大部分共同组成的，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手稿》部分。

《巴黎手稿》最早是1932年在MEGA①中发表的[[4]]，在发表时编者将这两部分手稿同时收录在MEGA①第I部门第3卷中。而后来出版的旧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开始并没有将《手稿》收录进《全集》中，后因西方学者的抗议才将其收录在补卷第42卷中，而对于《笔记》，则仅仅发表了其中的《穆勒评注》部分。1975年开始刊行的MEGA②虽然收录了全部《巴黎手稿》，但是它却将《巴黎手稿》分开出版，将《笔记》收入第IV部门第2卷（1981年秋天出版），而将《手稿》收入第I部门第2卷（1982年出版）。我国虽然早已经有《手稿》的中译本，甚至将MEGA②第I部门第2卷《手稿》也以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形式出版，但实际上除了《穆勒评注》，我国至今还没有《笔记》的全译本。

马克思《巴黎手稿》两大部分对照表
《经济学笔记》（按MEGA①的编号）	《经济学哲学手稿》（按写作时间顺序）
第一册：萨伊、斯卡尔培克 第二册：斯密 第三册：勒瓦瑟尔、斯密 第四册：色诺芬、李嘉图、穆勒 第五册：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恩格斯、穆勒 第六册：罗德戴尔 第七册：舒尔茨、李斯特、奥西安德 第八册：波斯格威波特、罗 第九册：比雷	第一手稿     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第二手稿     ［私有财产的关系］ 第三手稿     ［对第二手稿第XXXVI页的补充］     ［对第二手稿第XXXIX页的补充］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分工］ 序言     ［货币］

为论述清晰起见，让我们先介绍一下《笔记》的状况。马克思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了对其读过的著作先做摘抄和评注，然后根据这些笔记进行著述的习惯。在巴黎时期，马克思曾对英法两国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做过详细的研究，共留下了九册笔记。MEGA①的编者曾经按照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顺序，对它们进行了编号[[5]]，尽管MEGA②后来对这些《笔记》作过重新划分，将一部分剔除到《布鲁塞尔笔记》等[[6]]，但MEGA①的分类和编号是国际上讨论《笔记》的惯例，因此本文在此仍以MEGA①的分类和编号为基本进行讨论，关于这些编号的具体情况见下面的“马克思《巴黎手稿》两大部分对照表”。这九本笔记的写作时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至五册是在1843年10月至1844年8月间写成的[[7]]，而第六至九册则是在1844年12月到1845年初完成的。由于《手稿》的写作是在1844年4月至8月，正好与第一至五册《笔记》在写作时间上重合，因此这些《笔记》被看作是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基础。特别是由于《手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佚失，且有些内容没有完成，这部分《笔记》不能不说是我们推测《手稿》全貌的珍贵资料。

《第三手稿》的写作顺序图

［私有财产和劳动］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之一］ （第94-99页“现实的存在是抽象”） ［私有财产和需要］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之二］ （第99页“黑格尔的双重错误”-101页） ［私有财产和需要 增补］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之三］ （第101页［XXII］-第119页） ［分工］ 序言 ［货币］

注：表中的阿拉伯数字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的页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MEGA①编者给马克思的手稿加上的名字。《手稿》细分起来包括三个部分和 “序言”以及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根据各部分手稿的写作时间和马克思所做的提示，MEGA①编者还将其分别命名为《第一手稿》（Erstes Manuskript）、《第二手稿》（Zweites Manuskript）和《第三手稿》（Drittes Manuskript）。后来，MEGA②编者又将其改称为笔记本（Heft）I、II、III。本文采用MEGA①编者的叫法，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需要注意的是，《手稿》保存得并不完整，其中《第二手稿》的大部分（计39页）已经遗失，只剩下最后的四页（第40-43页）。所谓的“序言”是马克思在1844年8月12日以后，也就是说《手稿》的大部分即将完成时写成的。MEGA①编者从内容上把“序言”置于整部手稿之前，但这一“序言”是不是就属于整部《手稿》的序言至今还未有定论。《第三手稿》中还包含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片断，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写成的，鉴于马克思在“序言”中曾提到要把这一片断作为该书的最后一章，于是这一片断就被放到了《手稿》的最后。

这是《巴黎手稿》两大组成部分的基本情况。关于这两部分内容的篇章结构和写作时间顺序，请参照“马克思《巴黎手稿》两大部分对照表”，该表左侧的《经济学笔记》是按照MEGA①的编号排列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按照MEGA②考证的写作时间顺序排列的。由于《第三手稿》的情况比较复杂，“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被分成三个片断夹在其中，笔者按照MEGA②的“第一种再现”编排方案[[8]]，另外制作了一个“第三手稿的写作顺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是交叉进行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可能同时存在着这两条“批判”的线索，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两条并行的线索，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二、《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核心是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经济学笔记》之间的写作关系进行考证，这一考证不仅使人们对《巴黎手稿》的成立过程和内在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而且还使人们对《巴黎手稿》有了崭新的理论上的再认识。

 

(一)拉宾的“两个阶段说”

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图
第一阶段	1．首次接触恩格斯、蒲鲁东等人的经济学著作
	2．对萨伊、斯卡尔培克、斯密等人著作的摘录（《巴黎笔记》的第一～第三册）
	3．第一手稿（笔记本I的前半部分），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这一收入的三个源泉进行对比分析
	4．第一手搞（笔记本I的后半部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第二阶段	1．对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著作所作的摘录和评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概要（《巴黎笔记》的第四～第五册）
	2．第二手稿（笔记本II）
	3．第三手稿（笔记本III）

《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和证明了《巴黎手稿》的写作存在着两个不同阶段。这一证明是由前苏联的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拉宾（Nikolai I. Lapin）以及日本学者中川弘和山中隆次等人完成的。拉宾1969年在《德意志哲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收入三个源泉的对比分析”[[9]]的论文。拉宾的本意是要对《第一手稿》中有关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进行对比分析，但与他的初衷相反，该文的第一部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研究的阶段划分。第一阶段的开始” 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拉宾的这篇论文也因此成为《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名篇。

拉宾在对照《巴黎手稿》影印件的基础上，考证了《手稿》与《笔记》的写作关系。他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习惯，即先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进行摘录和评注然后再依据这些笔记著书立说，确立起了一个考证手稿写作顺序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依据《手稿》中出现《笔记》内容的时间，来推断《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他发现，有关李嘉图和穆勒的第四和第五册《笔记》的内容虽然没有出现在《第一手稿》中，但却被广泛地应用到《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第四和第五册中的《穆勒评注》对商品交换和货币的研究虽然没有反映在《第一手稿》中，但却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更重要的是，《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学水平要高于《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根据以上事实，拉宾得出以下结论，即“马克思从1843底到1844年8月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第一手稿；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第四和第五册摘录笔记）到写完第三手稿”[[10]]。当然，每一个阶段还可以再分成几个小阶段，因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赘述。如果把拉宾对五册《笔记》与三部分《手稿》写作关系的考证稍作整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图”。从该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异化劳动片断在内的《第一手稿》属于第一个阶段，而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第四和第五册《笔记》与第二和第三《手稿》则属于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大体上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

拉宾的论文发表以后，在日本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早在拉宾论文问世以前，日本学界就曾对《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做过研究。比如，中川弘在1968年就从穆勒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第一手稿》而是出现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这一事实出发，提出过与拉宾类似的推测[[11]]，但由于他没有对照过《巴黎手稿》的影印件，无法像拉宾那样进行文献学考证，其推测基本上建立在对《手稿》思想内容的分析上。当然，仅从对《巴黎手稿》内容的分析就做出如此判断可能更显示其具有深厚的研究功底。

受拉宾论文的刺激，喜爱考证的日本学者展开了新一轮的《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山中隆次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于1971年特地赶往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ISG）对拉宾论文进行验证。他通过对照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经济学笔记》的关系——关于拉宾论文”[[12]]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山中不仅肯定了拉宾论文的结论，还提出了几点补充意见，得出了马克思的确是在写完《穆勒评注》后开始写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结论。2005年，山中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朋友们出版了他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即重新编排的《巴黎手稿》[[13]]。这是一个有别于MEGA②的新版，就像广松涉和涩谷正等人新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该书也代表了日本学界独立研究《巴黎手稿》的最高水平。在这个新版本中，他不仅把《穆勒评注》也编入《手稿》，而且还按照拉宾的考证顺序，把《穆勒评注》置于《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建立在拉宾考证基础上的版本。

总之，拉宾和山中等人的考证是严密的，他们对《手稿》与《笔记》写作关系的说明是令人信服的。经过他们的论证，所谓1844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推测基本上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共识，并成为他们研究《巴黎手稿》的基础。

（二）罗扬的“几个笔记之一说”

约根·罗扬（Jürgen Rojahn）是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曾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IMES）的秘书长。1982年，他为在奥地利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学会撰写了一篇题为“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14]]的长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正式提出了《手稿》是1844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笔记之一”的假说。

他首先回顾了《手稿》和《笔记》的出版史，对前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手稿》的争论作了简要的评述，并指出了他们的共同缺陷，即“迄今为止人们的所有著述虽然并非没有一点价值，但是密涅卡的猫头鹰由于受到时代环境的刺激醒了过来，起飞得太早了”[[15]]。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比喻，意思是说以往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巴黎手稿》进行“史料批判”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结果造成了很多显赫的研究都缺少文献学的支持，一些重大的结论也是无本之木。

罗扬利用其本身就是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研究员的有利条件，对该研究所保存的《巴黎手稿》的原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分析，最后得出了所谓的《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5年初撰写的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笔记之一的结论。虽然《手稿》中存在着一个看似能够统领全书的“序言”，但实际上“序言”是马克思在写完《第三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后才写成的，其中提到的大部分计划跟《手稿》的实际内容不符，因此，《手稿》并不像“序言”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按照“序言”写成的书，甚至连“该书”的手稿都算不上，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一本书。如果罗扬的结论成立，无疑会引起许多重大的理论后果。因为，这一结论实际上等于对MEGA①把《手稿》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出版表示了不满，并对MEGA①以来各种关于《手稿》的版本将“序言”置于《手稿》之前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由于《手稿》属于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笔记之一，那种把《手稿》和《笔记》完全分开的做法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实际上等于对MEGA②把《手稿》和《笔记》分别编入两个不同卷次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除此之外，罗扬还依据《巴黎手稿》的纸型和页码标注等特征，提出了一个《第二手稿》是李嘉图与穆勒《笔记》（第四本笔记）的继续，即该《笔记》结尾部分的假说[[16]]。如果这一假说成立，不仅可以说明《第二手稿》的遗失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穆勒评注》有33页手稿，《第二手稿》还保留着最后的四页（第40-43页），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第二手稿》实际上只遗失了第34至第39这6页草稿，而且还为前面提到的“两个阶段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即《穆勒评注》一定是写于《第二手稿》之前，因为《第二手稿》是《穆勒评注》的结尾。

（三）MEGA②的排列问题

MEGA②第IV部门第2卷和第I部门第2卷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笔记》和《手稿》的权威版本。根据MEGA②《编辑准则》的要求，这两个版本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笔记》和《手稿》的写作关系问题。但是，这两卷MEGA在对《手稿》和《笔记》写作顺序的理解上不仅与国际上通行的见解不符，而且两卷之间还存在着矛盾。

先看刊有《手稿》的MEGA②第I部门第2卷。本卷的编者实际上是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她也是MEGA②《德意志意识形态》试刊版和先行版的编者。在MEGA②第I部门第2卷正式出版以前，她曾经专门撰写了“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 [[17]]一文，后来又在第I部门第2卷的编者序言以及《附属材料》卷中，对《手稿》和《笔记》，特别是对李嘉图和穆勒《笔记》的写作时间发表了独特的意见。

陶伯特的观点与拉宾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她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手稿》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的[[18]]，由于这两册《笔记》中还包括了马克思对自己理论观点的展开论述，且有些论述又涉及到《手稿》中部分谈到或根本未谈到的问题，因此它们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同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继续”[[19]]。显然，她是按照“《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李嘉图、穆勒《笔记》”的顺序来理解《巴黎手稿》的写作过程的。她的这一理解给《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既有成果带来了冲击，因为，如果她的推论成立，那么苏联学者提出的《第二手稿》利用了《穆勒评注》的推测将不再成立，以《穆勒评注》来划分《第一手稿》与“第二和第三《手稿》”的做法也将面临着巨大困难。

问题是陶伯特的这一推论能否成立。她虽然承认在《第一手稿》与“第四和第五本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间马克思的经济学认识存在着飞跃，但是却以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找不到马克思利用了李嘉图和穆勒《笔记》的痕迹，用她的话说是“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使用或利用”[[20]]，能够找到的至多是与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笔记》的联系为由，否定了拉宾等人的意见。但是，实事求是地讲，陶伯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曾多次提及李嘉图和穆勒的名字，甚至还直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引用；在《第二手稿》中，马克思还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现代国民经济学”观点同斯密和萨伊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对照，研究了国民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差别；而且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本身都属于李嘉图学派，马克思所摘的普雷沃的文章实际上是他翻译的麦克库洛赫著作的前言“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等等。从这些事实来看，陶伯特做出的李嘉图和穆勒著作与《第二手稿》“没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的论断令人无法苟同，并据此将《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改为“《第三手稿》→李嘉图、穆勒笔记”更是令人无所适从。即使谁也无法证明马克思在写作《第二手稿》之前做了李嘉图和穆勒《笔记》，但是他在写作《第二手稿》时直接地或间接地阅读过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这一点是无法置疑的，否则《手稿》中那些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论述就变得无法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马克思当时没有对这两个人物的著述做笔记，但已经了解了两个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一点并没有错。而且，从马克思的写作习惯来看，先对阅读过的著作做笔记然后再进行著书立说是正常的，既然陶伯特依据这一原则已经推测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斯密的《笔记》写于《第一手稿》之前，但为什么到了李嘉图和穆勒就无法依据这一原则了呢？陶伯特对此没有做出充分的说明。而且，《巴黎手稿》思想内容实际上以《穆利评注》为界，曾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参照本文的第三部分），换一种说法，即在《第一手稿》与“第四和第五本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间马克思的经济学认识存在着飞跃，这是陶伯特本人也承认的，既然承认了这一点，不是很容易推出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的学习和摘录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前吗？鉴于陶伯特的推论所存在着的这些漏洞，我们可以认为她关于《穆勒评注》写于《手稿》之后的论断证据不足。

那么，收录《笔记》的MEGA②第IV部门第2卷的意见又如何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它关于第四和第五册《笔记》写作顺序的推断。第IV部门第2卷的编者认为，这两册笔记是按照“李嘉图→麦克库洛赫、普雷沃、恩格斯、特拉西→穆勒”的顺序写成的[[21]]，这显然与MEGA①以及拉宾的推测基本相同，只是将《穆勒评注》看作是这两册《笔记》中最后撰写的部分。问题是这两册《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先后关系，对这一问题，第IV部门第2卷的解释存在着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第四册有关李嘉图和穆勒的《笔记》写于1844年夏天和秋天，第五册有关穆勒、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和恩格斯的《笔记》写于1844年夏。那么，按照《手稿》大约完成于8月份的推论，至少第四册李嘉图和穆勒笔记中的一部分应该是在《手稿》之后写的，事实上第IV部门第2卷《附属材料》卷中也有马克思是按照“《手稿》→李嘉图、穆勒的部分《笔记》”顺序撰写的记述[[22]]。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的摘录写于“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之前，即1844年7月31日（这是马克思本人加的写完文章的日期）以前，因为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曾引用或谈论过这些人物。如果按照前面有关第四和第五册《笔记》写作顺序的推断，至少李嘉图《笔记》应该比“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笔记》还早，不应该是在8月写成的。况且，MEGA②第IV部门第2卷的编者同时又认为《穆勒评注》与李嘉图《笔记》是同时写完的，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写作顺序又成了“李嘉图、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一自相矛盾是由日本学者涩谷正发现的，他提出如果MEGA②第IV部门第2卷实际上所坚持的是“李嘉图、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后一个推断的话，那么它和MEGA②第I部门第2卷对马克思手稿写作顺序的推论正好相反，即两卷MEGA②之间也存在着自相矛盾[[23]]，非常遗憾的是，MEGA②编者没有对这一自相矛盾做出说明。

至此，我们考察了拉宾、山中隆次、罗扬和MEGA②第I部门第2卷和第IV部门第2卷关于第四和第五册《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写作顺序的几种推测，除这些推测之外，苏联的巴加图利亚也曾提出过一个很特别的意见，即《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不是两个独立的手稿，是同一部手稿的两个部分，即开头和结尾”[[24]]，但这一意见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据服部文男介绍，1978年4月27日，在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举办的“MEGA《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刊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巴加图利亚的意见事实上遭到了否决，对MEGA②的编辑没有产生影响[[25]]。为清楚起见，我们制作了“关于第四、五册《经济学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写作顺序几种推测的对照表”，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对比上述几种意见的差别。

 

以上，我们围绕《笔记》《手稿》的写作顺序问题，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进行了概括。其实，《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决不仅仅限于这一问题，它还包括对《巴黎手稿》原始手稿状况的考证和分类、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MEGA②对《笔记》的重新划分以及《第二手稿》的遗失等问题，由于本文主旨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介绍就不得不割爱了。最后，作为对《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总结，笔者想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1、《笔记》和《手稿》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特别是由于第一到第五册《笔记》与《手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不能脱离《笔记》来单独阅读和研究《手稿》。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目前对《巴黎手稿》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很少有人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我国至今还没有将大部分《笔记》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佐证。

2、《巴黎手稿》的形成存在着两个阶段。几乎所有的文献学家，甚至包括陶伯特在内，都认为马克思1844年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即以第一至第三册《笔记》和《第一手稿》为第一阶段，以第四至第五册《笔记》和《第二手稿》、《第三手稿》为第二阶段。尽管文献学家们在第二阶段手稿的写作顺序上理解有分歧，但都认为《手稿》的内容在这两个阶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学水平高于第一个阶段。对这一结论我们要高度重视。

3、《手稿》不是一块同质的“整钢”。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一个在内容上一贯、在形式上独立的著作。我们在研究《手稿》时要充分考虑到《手稿》成立的阶段性、片段性以及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不能不加分析就把《手稿》看作是一个“整体”。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必然会使我们停留在对《手稿》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进行无原则的“折衷”上，不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手稿》，更不利于深化对《手稿》的研究。

4、《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除了MEGA②编者（主要是陶伯特）以外，大多数文献学家都认同《巴黎手稿》这一写作顺序，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巴黎手稿》也应该按照这一写作顺序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旧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将《穆勒评注》置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的做法以及按照此顺序来解读《巴黎手稿》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作为一个将来的课题，我们应该学习日本学者的做法，按照《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结论，重新编排一个《巴黎手稿》的中译本。

三、《巴黎手稿》文献学的意义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我们正确地理解《手稿》的思想内容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它的应用可能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进展。这里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一）对异化劳动和《穆勒评注》的评价问题

以前，人们把《手稿》的思想与意义都归结为《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水平高于《资本论》时期，并借此来否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但是《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则使上述观点遭到质疑。因为，按照罗扬的说法，有关异化劳动的《第一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那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手稿之一，根本代表不了巴黎时代马克思思想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按照拉宾的考证，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所依据的萨伊、斯卡尔培克、斯密等人著作的摘录，是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第一个阶段的成果。而在阅读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著作以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认识水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因此，相对于《穆勒评注》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认识而言，异化劳动理论是很不成熟的。

过去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当我们发现异化劳动理论中有不成熟或自相矛盾的表述时，往往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相反为了维护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而替马克思“自圆其说”。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异化劳动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的伟大。上述文献学研究成果的意义之一就是可以为我们打消那些不必要的顾虑，使我们更实事求是的看待异化劳动理论。譬如说，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曾对异化劳动概念做过四个规定，但是相对于前三个规定而言，马克思几乎没对第四个规定做出什么说明。这是不是异化劳动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缺陷所造成的呢？我们知道，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使用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主体变成了客体，客体与主体相对立，最后扬弃客体而回归自身。利用这一逻辑，马克思自然可以很好地说明人与物、人与劳动过程、人与类本质这前三个异化规定，因为这三个规定所揭示的都是人与自身的关系，适用于主客体逻辑。但当遇到“人同人相异化”这第四个异化规定时，这种主客体关系结构就暴露了其局限性。因为人同人相异化显然已经超出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结构所能涵盖的范围，而属于复杂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要说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异化关系，恐怕只能将其置于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世界里。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部分，所设想的对象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工厂，是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而商品交换的世界是在《穆勒评注》以及第二、第三《手稿》中才出现的，在《穆勒评注》以后，马克思才通过交往的异化理论解决了人与人的异化问题。过去对异化劳动第四个规定的质疑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但是《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为这一猜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与对异化劳动的评价相关，我们迄今为止是不是对《巴黎手稿》的其他部分关注得不够？譬如说《穆勒评注》，由于其属于《经济学笔记》，过去人们往往仅仅把它当作《手稿》的“附录”或者干脆将其排除到《手稿》之外。但从上面的文献学研究可以看出，《穆勒评注》的意义绝不仅仅如此。1966年苏联《哲学问题》在发表俄译本《穆勒评注》时曾加过一个“序言”，在这个“序言”中，编者对《穆勒评注》的地位与意义作过这样的评价：《第二手稿》是《手稿》的主体部分，它包含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同这一部分相比，《第一手稿》只不过是为写《第二手稿》所做的准备，而《第三手稿》则是对《第二手稿》的补充。由于《穆勒评注》写于《第二手稿》之前，而且“在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本曾引用过这些评注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内容被利用到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那一1844年的第二手稿当中”[[26]]。如果俄译本“序言”的推测属实的话，《穆勒评注》实际上是《第二手稿》的基础，通过对《穆勒评注》的研究可以推测出《第二手稿》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穆勒评注》是我们理解《手稿》的关键。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思想深刻性上都远远超过《第一手稿》，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文予以说明。

总之，我们研究《手稿》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手稿》异化劳动片断的水平上，更不能用异化劳动来代替《手稿》的研究，鉴于《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轻视，现阶段我们应该把研究中心转到《穆勒评注》以后的《巴黎手稿》上来，以此来寻求对《巴黎手稿》研究的突破。

（二）异化劳动与《穆勒评注》的视角差异问题

同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与《穆勒评注》的视角差异问题。一般说来，在异化劳动片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下的异化劳动；而在《穆勒评注》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货币、交换、社会分工等范畴，以及交往及其异化形式。虽然在这两个片断中都出现了异化和私人所有，但它们所指的内容是不同的：异化劳动片断中的私人所有主要是指“资本家的私人所有”；而《穆勒评注》中的私人所有主要是指“市民的私人所有”。异化劳动片断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揭示了劳动的异化问题，而《穆勒评注》则从交换过程的角度说明了交往的异化问题。这两个几乎同时写成的片断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层次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

在拉宾论文出版以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曾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根据细见英的介绍，《经济学笔记》的日译者之一重田晃一曾认为这两者既是统一的，又是互补的，《手稿》中所缺少的那些经济学概念，譬如交换、价值、货币等通过《穆勒评注》得到了弥补。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已经开始使用“私有财产—价值—货币”等经济学范畴来分析类生活的异化形态，而这跟《资本论》用“商品—货币—价值”来分析生产关系的物象化结构基本上一致，因此重田认为《穆勒评注》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开端”[[27]]。细见英则强调两者的差别和矛盾，认为这一差别反映了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时视角和逻辑的转换，即马克思一开始是从商品交换关系（《穆勒评注》）出发来推导阶级对立关系（《第一手稿》）的，但没有成功，于是转而从三大阶级的对立出发，通过分析发现了阶级对立的原因即异化劳动。马克思的研究出现了一个从交换关系转变为生产关系，从表层分析转变为深层分析的过程。细见英因此推断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应该是从《穆勒评注》到《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28]]。与此相反，大岛清则认为马克思在《第一手稿》异化劳动片断中无视商品交换关系，把劳动过程还原为强制性的剥夺过程；而在《穆勒评注》中，由于研究了货币、价值和商品交换概念，他的人的自我异化概念已经比异化劳动概念更为具体和充实，在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上《穆勒评注》要高于异化劳动片断。还有中川弘，他认为马克思的头脑中存在着两条分析市民社会的线索：一条是商品和货币的分析线索（“论犹太人问题”→《穆勒评注》）；另一条是资本关系线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手稿》），这两条分析线索是并存的，直到1857年的《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才把二者统一起来。

在拉宾论文发表以前，日本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拉宾论文的出版为这一问题的讨论画上了句号。因为，拉宾论文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二个时期高于第一个时期，而第二个时期恰好是从《穆勒评注》开始的，这样也就为异化劳动片断与《穆勒评注》视角差异问题提供了最合理的说明，也就是说二者存在着差异是当然的。拉宾论文发表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研究和推测在拉宾的文献学研究中得到了印证，他们的困惑也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包括细见英在内，日本学界基本上认同了拉宾的考证，细见本人在拉宾论文的〈译者前言〉中写道：“我在这里声明，我撤回以前对〈穆勒评注〉与《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顺序的解释，转而依据拉宾的解释”[[29]]。

总之，从上面两个例子来看，《巴黎手稿》文献学成果能给《巴黎手稿》思想内容的研究带来很多重要的启发。希望我国学者能够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并能积极地将其应用到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上，争取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把我国《巴黎手稿》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