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随着地球环境的破坏,近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开始受到环境保护(ecology)这一新的理论尺度的检验和评判。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由于其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寻求人类解放的社会批判特征,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和环境思想两方面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的物质代谢一跃而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概念新星” [1],成了研究马克思与环境保护思想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概念。

在海外, 最早讨论这一概念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A.Schmidt), 他在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这一名著里,首次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抽出了物质代谢概念。而后的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理论家们,像欧美的帕森斯(H.L.Parsons)、格伦德曼(R.Grundmann)、佩帕(D.Pepper)、海沃德(T.Hayward)、巴凯特(P.Burkett)和福斯特(J.B.Foster)以及日本的椎名重明、吉田文和、森田桐郎、林直道、岩佐茂等人都涉及到了这一概念。针对我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偏重自然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 而对社会派环保思想、特别是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的环境思想研究相对较弱这一现实,本文将就国际上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个简单介绍并加以展开,希望以此来促进我国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一　物质代谢的研究状况和概念规定

物质代谢是德语Stoffwechsel的翻译。在德语中, Stoff是物质、质料、素材的意思，wechsel是交换、变换的意思。从字面上讲Stoffwechsel显然是一种东西与另一种东西之间物质、质料、素材的交换或变换。但是这一字面意义并不是这一概念的本来含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化学家希格瓦特(G.C.Sigwart)在1815年提出的,到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生理学、化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其主要含意不是一般的物质与物质的变换（interchange）,而是动植物为维持生命所进行的物质代谢（metabolism）和生命循环。即使在现代 Stoffwechsel这一词也主要是指生体内物质的分解与合成等化学变化以及生物维持生命活动的代谢行为[2]。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59年经济学草稿)等著作中,曾经超越自然科学的范围,多次使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人类劳动、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社会问题。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对这一概念做过严格的规定。推测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含义就成了后人研究这一概念的首要课题。从笔者接触的文献来看,施密特可能是最早研究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的人。他提出马克思的这一概念主要来自当时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摩莱肖特(Moleschott)和毕希纳(Büchner) 以及谢林的自然哲学。摩莱肖特是一名庸俗唯物主义者,他曾“以人的生理学为模型把自然描绘成一个巨大的转换和物质代谢过程”(Schmidt, S.86),并把质料和力的变换看成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由于其理论的机械性和庸俗性,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但是施密特认为,尽管马克思批判了摩莱肖特,但还是利用了摩莱肖特的理论。而关于谢林的自然哲学,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不仅非常清楚它的唯物主义要素,在《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直接引用谢林的用语,也谈到了与‘个体化的东西向要素性东西的不断解消’一样,作为自然过程一个契机的‘要素性东西也要不断个体化’的问题”(Schmidt, S.88)。从马克思对自然质料与人的形式、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来看,谢林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施密特抽出物质代谢概念的本来意图是想说明“自然与社会相互渗透”(Schmidt, S.78)的辨证法以及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本体论含义[3]。从逻辑上讲,强调谢林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容易贯彻这一意图。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施密特对摩莱肖特只是一提而过,从其著作《生命的循环》中找了二、三个有关物质代谢的论述就匆匆了事。但是,这一对施密特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摩莱肖特影响说却意外地受到了重视。好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加怀疑地把其视为经典,其中日本的渡边雅男还扩大了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一面,抛开了生理学和生命循环的内容,把物质代谢单纯解释成“质料和力”的一般变换(渡边，19页、99～118页)。

但是,施密特的这一摩莱肖特影响说受到了质疑。日本的农学家椎名重明在其名著《农学的思想――马克思和李比希》一书中激愤地称施密特的解释完全是“胡说八道”(椎名, 205页),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不仅多次批评和嘲笑摩莱肖特,而且从未在肯定的意义上提及他的物质代谢概念,因此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不可能来自摩莱肖特。他提出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来自李比希这一说法。李比希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著名化学家和农学家,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在自然界中植物从土壤和大气中吸收的营养素由动物所摄取,然后经过动植物的腐烂分解最后回归土壤和大气,所有物质都参与这样一个“巨大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人、动物、植物等生命体都遵循着通过外部自然条件的恢复和联系来维持自己生命活动这一“补充规律”(椎名, 16页)，如果这种循环与补充遭到破坏,生态系将在整体上失去平衡。李比希依据这一自然认识,强调了农业上恢复地力的重要性,并以伦敦为例从科学上证明了大城市的下水管道造成人类粪便等肥料流失的状况与土地肥力下降的关系,指出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离会带来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代谢的中断。同摩莱肖特的理论相比,李比希的物质代谢概念显然具有生理学、农学的内容,并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在阐述了李比希物质代谢概念的科学性和环保意义之后,椎名还对李比希与马克思的继承关系做了证明。他是通过大量引用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和马克思对李比希的态度来证明这一点的。例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轮》写到:“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Marx, Das Kapital I，S.529, 中译本35页) [4]。“大土地所有制创造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给由社会的以及生命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代谢过程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裂缝(Riβ)。因此也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Marx, Das Kapital III, S.821, 中译本916页)。从上述引文来看,马克思不仅直接举出了李比希的名字予以赞扬,而且“马克思的表现也与李比希的思想完全一致”(椎名, 201页)。

日本的经济学家吉田和文继承了椎名的研究成果,他不仅对李比希的《农业自然法则概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比较,还从马克思分别在1851年8-11月和1865年12月研究李比希以及在《资本论》第一卷脱稿后还先后5次研究农艺化学与生理学、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与书信中曾30多次提及李比希等事实出发, 断定李比希是“物质代谢概念体系的创始人” (吉田, 34页),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是建立在李比希农艺化学基础上的”(吉田, 57页)。此外,吉田还用大量篇幅考察了李比希物质代谢概念的形成史。他认为李比希是在当时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影响下,在研究生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完整关系”及“自然循环”的过程中,逐渐提出物质代谢概念的。李比希的物质代谢概念除了具有椎名所强调的生命循环和补充规律的含义外,还指生体内无机物质的结合与分离以及生体与外部自然所进行的物质的交换。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来源问题上,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从业已提出的论据来看,李比希影响说更为可靠。而所谓的摩莱肖特影响说因证据不足,还没有超出推测的领域。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暂且不做进一步的展开讨论。下面让我们看看上述讨论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重要线索。我觉得这一讨论的最大意义是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物质代谢概念的一般含义:(1)生命体为维持其生命活动必须在体内或与体外进行物质的代谢、交换、结合、分离活动;(2)在自然与生态系中,包含人类在内的所有动植物、微生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共同构成了一个由自然要素组成的生命循环。而这两层含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下面两个有关物质代谢概念的悬案。

第一, 有人从现代的物质代谢概念主要指生体内的化学变化这一事实出发,认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这些说法不科学。但是根据当时的用法,物质代谢概念不仅指生体内部物质的结合与分离,还包括生体通过同化和异化与外在自然进行物质代谢的内容。恩格斯在概括从19世纪40年代起30年来的生理学、生理化学以及生物学成果时, 在有机体的同化和异化这一意义上谈到了物质代谢,把生命现象的本质规定为“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朽的部分则分解并被排泄掉” [5]。从恩格斯的总括来看,有关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用法不科学的责难似乎也很难成立。第二,有人根据当时生态学还未确立这一历史事实,认为物质代谢概念与现代生态学无关。但是由于当时物质代谢概念已经包含了生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一生命循环的内容,说物质代谢概念与现代生态学原理一致似乎也并不为过。实际上,物质代谢概念能在现代受到环保思想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此青睐,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

    按照日本学者对《资本论》中物质代谢概念用法所做的分类,马克思的用法大体可分为3种:①商品交换(使用价值的转换)意义上的质料转换(Stoffwechsel)。马克思也称其为“社会的质料转换”; ②化学变化意义上的物质代谢,也称作“自然的物质代谢”。③“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 (参照吉田, 42-44页)。从环境问题的本质来看,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关于这一物质代谢,我认为可从以下3个角度阐明它与现代环境思想的关系。

1．物质代谢的生理学解释:人和自然物质代谢的“裂缝”论

过去,一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这一不合理性,而没有涉及资本对自然的“剥削〔Ausbeutung; Exploitation〕”这一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合理性。但是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包括了对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合理性的批判。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了物质代谢概念本身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以强调马克思自然概念社会历史性而著称的施密特。他声称“在为准备写《资本论》而进行的研究以及在其决定版中所驱使的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劳动过程这一说法直接就属于生理学领域,不属于社会领域。〔……〕马克思不单纯是比喻地〔metaphorisch〕而且还直接就在生理学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物质代谢概念”(Schmidt, S.88f)。施密特的这一主张对于习惯于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等同于劳动过程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6]。但是,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规定为“自然界的一部分”[7]、是“自然存在”(Marx, Manuskripte, S.408),把自然比喻为“人的无机身体”(ibid., S.368),把自然和人的关系看成是“自然和自然自身的关系〔die Natur mit sich selbst zusammenhängen〕”(ibid., S.36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规定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这些个人的身体组织〔körperliche Organisation〕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8]作为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来看,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都具有很强的生理学色彩,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具有生理学含义似乎并不过份。况且像呼吸这样的代谢行为由于根本就不需要劳动中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概念直接等同于劳动过程显然是行不通的[9]。

实际上,马克思正是以对人与自然物质代谢概念的生理学理解为前提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的。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在使它汇集在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的同时,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Marx, Das Kapital I，S.528, 中译本552页)。“在这两种形式上(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对地力的剥削〔Exploitation〕和滥用〔Vergeudung〕都取代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永远的共同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合理的管理”(Marx, Kapital III, S.820, 中译本916页)。“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是为了直接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这些都和给人类世世代代提供所需的永恒的生活条件的农业相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的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个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才会在某种程度上按着符合全体利益的形式得到管理”(ibid., S.631. 同上697页)。

从这些论述来看,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会造成城市和农村分离,其掠夺性的土地利用会使人和土地的物质代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并洞察到这种对土地的剥削和滥用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一味追求眼前经济利益的结果,为了避免自然环境的破坏必须把土地看做是人类“永远的共同财产”,废除私有制,按着符合全体利益的形式予以共同管理。过去,日本的林直道曾说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称“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林, 14页)。美国的巴凯特以此论证了“资本和自然”的矛盾(cf. Burkett),福斯特更进一步认为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已经抓住了“今天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本质”(Foster, p.164)。的确,这些论点同现代比较出色的社会派环保思想家高兹(A.Gorz)、布柯钦(M.Bookchin)相比也毫不逊色。

2．劳动概念的自然主义解释:作为物质代谢的劳动过程

然而,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概念并不仅指生理学的生命循环,他还在“比喻”的意义上指劳动过程。如果说前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生理学、生态学的物质代谢的话,而后者则是以人的行为为中介的社会性物质代谢[10]。

近代以后,随着主客二分的形成,自然被视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存在。自然只有被人化才能成为与人同一的存在。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框架内,自然只是满足主体需要的质料,人的劳动往往被看做是人单方面地克服自然、使客体纳入主体的活动。过去,人们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也偏重于这一自然人化的方面,认为马克思虽然与黑格尔不同,没有把外部自然归结为主观性的东西,但在把自然纳入人的支配之下这一点上与黑格尔没什么不同。以至于在今天,包括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论者也指责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社会观上和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但在自然观上则和资本主义一样,也主张“支配自然”,称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cf. Benton)。

的确,从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强调产业和劳动的意义来看,马克思是继承了近代主体性式的劳动理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对劳动概念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义。在《资本论》第5章的＜劳动过程＞一节,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行为来中介〔vermitteln〕、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过程”(Marx, Das Kapital I，S.192, 中译本201-202页)｡看似平凡的这一定义,由于把劳动过程置于物质代谢概念的基础之上,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变革。

如果把劳动过程比喻成物质代谢的话,劳动过程就要像生命体那样,不仅包括把外部东西同化的一面,还必须包括把获得的东西再排到外部的异化方面。从自然质料一侧来看,自然质料虽然要进入人类社会,作为使用价值被人赋予属于人的外在形式,但它并没有被人类社会解消,它最终还要穿过人类社会,向原初自然回归。从这一过程看,自然质料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具有人类社会无法支配或无法解消的顽固性。如果把物质代谢区分为质料转换与人赋予质料以形式的形式转换(Formwechsel)的话,在马克思那里人和自然的质料转换显然更具有本质的意义。这一特征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然质料对形式的“漠不关心性〔Gleichgültigkeit〕” [11]。

最早认识到物质代谢这一特征的还是施密特,他称这一特征为“质料的自己贯彻”或“主体与客体的非统一性〔Nichtidentität von Subjekt und Objekt〕”(Schmidt, S.72)。但是他并没有用这一思想来解释劳动过程,更没有把它应用于环境问题。而后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们虽然都注意到了物质代谢的生理学含义,但是很少有人由此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劳动观做出自然主义的解释[12]。实际上,由于马克思创造性地使用了物质代谢概念,他所理解的自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历史概念”,还是一个独立于人的不被人所支配的本体论概念。劳动过程也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这一“由自然到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自然穿过人又重归自己的“由人到自然的过程”,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双向交流过程。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归结为人单方向地支配自然的过程,其劳动过程理论也与通常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处于当今环境思想的射程之内。

3．人与自然物质代谢的“控制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谈及“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须与自然做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 而且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形态以及何种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整〔regeln〕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并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Kontrolle〕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支配〔beherrschen〕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代谢” (Marx, Kapital III, S.828, 中译本926-927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人利用自然的必然性,而且还提出了要对人和自然的物质代谢进行“合理调整”与“共同控制”,并提出了“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这些具体条件。尽管他并不是在意识到现代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谈这些的,但是这一论述却和现代的非自然中心主义的环保思想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激进的环保学者们一般从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出发,反对人对自然的功利性利用,对现代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持否定态度,比较极端的人甚至提出要废除工业生产,向农业文明回归。而从上面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人对自然的利用,而且也没有否定技术和生产力的作用这一事实来看,马克思与强调自然内在价值的自然中心主义（physiocentrism）、生命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深层生态学理论有着根本不同。格伦德曼和佩帕等人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生命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cf. Grundmann, p.58; Pepper, p.222)。在笔者看来,由于马克思主张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社会的进步,他的确不可能是生命中心主义。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光把自然当做获得利润的手段、只为少数人谋福利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他在肯定人对自然利用的同时,还要求合理地控制人类的生产行为,使其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提出废除私有制和异化,实现人真正能够控制自己的共产主义。这显然与抽象地谈论以人为中心或以自然为中心的环境伦理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整体上看,上述与马克思的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理论相关的三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的。“裂缝”论证明了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的生理学含义和社会批判意义,对于揭示环境问题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而用物质代谢对劳动过程的解释则证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与近代的唯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而“控制”论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现实的和历史的,具有人本主义内容。这样看来,在环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应该是三重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资本主义批判。按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这一统一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超越的基础之上(vgl. Marx, Manuskripte, S.391)。把这一观点具体到环境保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应该是扬弃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社会主义(参见韩,16页以后)。

三　循环再利用思想和“环境经济学”的理念

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可以提供上述视角。而且在当代的环保实践中,它还常常被直接用于解释重要的环境理论和政策。这里只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工业文明以来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单向经济生活模式正面临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挑战。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都提出了变单向为循环的新发展模式。例如德国制订了“循环经济废弃物法”(1994年),日本也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2000年),并把2000年定为“循环型社会元年”。其基本设想是尽可能把生产和消费过程排出的废弃物作为资源再投入到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去,以节约资源并减少环境负荷。物质代谢如前所述由于具有生命循环之意,有很多人把其看做是现代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思想的理论基础。例如日本学者三桥规宏就认为,循环再利用理念中的关键词“零排放〔zero emission〕” (1994年联合国大学研究机构提出)就“受生态系的启迪” [13],模仿了生态系食物链的机制。因为,零排放这一概念的中心意思是甲工场排出的废物由乙工场作为原料使用,而乙工场排出的废物又由丙工场作为原料使用,通过建立资源循环型产业链条,最终使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弃物接近于零。这显然与生态系的生命循环原理一致。

另外,日本哲学家岩佐茂还直接把马克思的物质代谢理论与现代的循环再利用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循环再利用思想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回收再利用指循环经济,而广义的循环再利用则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本身。他认为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条件”(Marx, Kapital I, S.57, 中译本56页)这一马克思的论述中,由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同时被换成了人类生活,因此 “人类生活或者至少说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被理解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岩佐,中译本122页)。这与现代的循环再利用思想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第二,近代的经济学一般把包括生态系在内的自然体系置于市场和经济学的外部,忽略了自然生态的基础作用。对此,环境经济学要把生态系等自然体系纳入经济学的对象,把“外部经济内部化”。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必须是把生产和消费这一经济循环当做自然界整个循环的一个部分来考虑。而纵观近代的经济学史,真正能提出类似主张的为数并不多。日本的经济学家玉野井芳郎称:“能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置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基础之上的,在斯密以后的全部经济学史中,只有马克思一个” [14]。植田和弘等新编的《环境经济学》因此还认为马克思的物质代谢理论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称马克思的思路是环境经济学中的“物质代谢的方法论” [15]。

总之,今天的环境危机从根本上说生态系的平衡遭到破坏,自然循环不能顺利进行所造成的。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对批判带来这一危机的资本主义产业文明以及构筑现代的循环再利用思想和环境经济学等都能提供重要的观点。从现代的环保思想来看,100多年前的马克思能提出这一概念无疑可以说是一个卓见。

【注释】

[1]此话来自M. Fischer-Kowalski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 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162)。为便于研究,现将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献列举如下: 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Macmillan, houndmills, etc., 1999; 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1991; 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Howard L. Parsons,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Greenwood, 1977; Alfred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euauflage, 1971; Ted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No178, September-October 1989; Tim Hayward, Ecological Thought, An Introducition，Polity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吉田文和『環境と技術の経済学－人間と自然の物質代謝の理論』青木書店、1980年; 椎名重明『農学の思想―マルクスとリービヒ』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林直道『史的唯物論と経済学』下巻、大月書店、1972年; 森田桐郎「人間―自然関係とマルクス経済学」『経済評論』1976年6月増刊号、日本評論社; 岩佐茂『環境の思想』創風社、1994年(有中译本: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 渡辺雅男『サービス労働論―現代資本主義批判の一視角』三嶺書房、1985年; 島崎隆・韓立新「環境問題との関わりでいまマルクスの思想をどう見るか？－Ａ・シュミットとＨ・イムラーの所説をめぐって」『一橋論叢』、2001年8月号; 韩立新『エコロジーとマルクス』时潮社、2001年。本文对这些文献的引用将直接在引文后用作者名和页数表示。

[2]参见『万有百科大事典』(19 植物）日本、小学館、1977年、556頁。

[3]这对于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解释成社会历史概念、否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施密特来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现。关于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研究的评述,请参见拙著『エコロジーとマルクス』第7章和拙论文“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哲学研究》增刊、2000年12月、83-86页)。

[4]关于《资本论》(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I, Dietz Verlag, Berlin, 1969;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III, MEW Band 25, Dietz Verlag, Berlin, 1983.) 的引用,我主要遵从编译局的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但对有些地方做了改译。关于《资本论》的引用也直接在文中以Das Kapital注明。

[5]Friedrich Engels, Anti-Dühring, MEW Band 20, Dietz Verlag, Berlin, 1962, S.7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120页。

[6]日本的仲村政文就认为施密特的这一主张降低了劳动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是极其片面的”(仲村政文『分業と生産力の理論』青木書店、1979年、191頁)。仲村认为施密特把物质代谢只理解为生理学概念,这是对施密特的误解。从施密特的根本立场来看,强调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才是他的本意。

[7]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MEGA I 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369. 以下关于此书的引用以Manuskripte的形式在文中注明。

[8]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MEW Band 3, Dietz Verlag, Berlin, 1958, S.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4年、24页。

[9]参见長岡秀夫「質料変換（Stoffwechsel）について」『唯物論』札幌唯物論研究会、第21号、1973年、73页。

[10]我认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概念有生理学和社会性代谢两层含义(参见韩＜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与环境保护思想＞、刘大椿、岩佐茂主编《环境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9页)。

[11]Marx,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58, Teil 1, MEGA II 1.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6, S.271.

[12]日本的森田桐郎虽也曾提出“要对以往那种过分强调主体的、即只从贯彻人的主体的合目的的活动这一角度理解劳动过程的作法需要反省”(森田, 49页)的建议,但并没有将其理论化。

[13]三橋規弘「ゼロエミッション社会をつくろう」『地域開発』1998年第7号、3页。

[14]玉野井芳郎『生命系の経済に向けて』玉野井芳郎著作集②、学陽書房、1990年、9页。

[15]参见植田和弘、落合仁司、北畠佳房、寺西俊一『環境経済学』有斐閣、1996年。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