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科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一直是维科哲学的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维科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这一课题，是力图以马克思哲学阅读维科哲学，发现维科哲学的现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这一课题，是力图以维科哲学阅读马克思哲学，发现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尽管维科哲学的研究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研究维科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上抱有全然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揭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哲学传统的密切联系。那么，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传统的联系呢？如果我们把研究的眼光停留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上，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联系。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法格就是这样看的[1]，20世纪的一些研究者们也依然保持着这一观点[2]。然而，一旦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比历史哲学更深层的文化哲学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从马克思到拉布里奥拉、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创造中得到了最鲜明地表现。基于此，本文不象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们那样，把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之联系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比较维科与马克思的个别哲学思想和哲学命题，而是从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创造和发展史的角度，通过对比维科的文化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同一与差别，历史地考察实践哲学从马克思、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的发展，发掘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的文化哲学传统，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发生文化哲学转向的内在必然性。
一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维科的“诗性智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3]。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形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归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而马克思与维科哲学的关系则揭示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属于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传统，具体地说，是一种文化哲学的传统。
我们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维科哲学的关系，主要来自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机器与手工业工具的本质区别时，曾加了一段脚注：“在他（约翰 • 淮亚特――引者注）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4] 在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文献中，这一脚注都被解释为是马克思对维科思想的评价。其实，我们只要结合《资本论》的原文阅读，就不难发现，在这里，马克思主要地不是评价维科，而是要求用维科的思想来解读自己的思想。因为，马克思《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就是在生产资料上以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工具。那么，机器与手工业工具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人工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手工业工具是“人的机体的工具”，不能“完全摆脱人力的限制”，或人的自然器官的限制，因此，手工业工具的发展展现的是一部“自然工艺史”；机器则是“工具机的工具”。“工具机的工具”是一个机构，具有“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5]，因此，机器的形成和发展展示的是“每一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即工艺学史，或人工世界的发展史。马克思认为，对于这一工艺学史的研究不能采取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不能采取自然唯物主义的方法，更不能采取宗教学的方法，只能采取维科的方法，即从“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这一观点出发考察人类历史的方法，这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所作的这种比较、选择表明，马克思加上这一脚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评价维科的学说，而是以维科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脚注，作为阅读自己思想的文本。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是有联系的。
事实上，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马克思的这段脚注，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维科哲学是由两个主要因素构成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历史主义。人的创造性活动是维科哲学的主题，历史主义是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叙述。在维科那里，历史主义的叙述主要是以考察由宗教、婚姻和死葬三种基本习俗决定的民政社会来发掘“诗性的智慧”。由于这种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就一再呈现为以“诗性的智慧”展开的人的文化的创造性活动，维科也由此而创造了一种以历史主义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文化哲学传统。维科哲学的研究者们通常以维科的历史主义叙述而把维科称之为“历史哲学之父”。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维科历史主义叙述的主题，我们就会看到，维科的历史主义的本质是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维科更应该被称之为“文化哲学之父”，因为文化哲学的本质就是要揭示人的文化创造性，而这一本质首先是由维科提出来的。马克思继承了维科以历史主义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传统，却把历史主义叙述的内容转换为对工业文明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由于这一转换，“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在维科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中就具有十分不同的内涵：在维科那里，“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主要是指“诗性的智慧”；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则有着广泛得多的含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包括“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也就是说，“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存在于人改变自然的过程、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生产活动之中。马克思把这些创造性活动统称为“人的感性的创造性活动”，亦即实践，并以“人的感性的创造性活动”说明人类史，或者说，工艺学史，从而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可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维科的“诗性智慧”既有着哲学传统上的一致性，又存在着体系上、本质上的差别。
在文化哲学中，以历史主义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有内容和形式之分。历史主义叙述的内容是对叙述对象的选择；历史主义叙述的形式则是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原则。维科为叙述“诗性智慧”提出的叙述原则是：“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6] 这一原则表现了维科文化哲学体系建构的两个特点：一是心理主义。维科强调从人的心灵的变化研究人的创造性活动，就把他的全部哲学建立在对心理因素的说明上，从而使他的文化哲学具有心理主义的特点。二是相对主义。维科认为，人的心灵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人正是因为心灵的不确定性才去创造自身和历史。这样，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就成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根源。维科以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来揭示人的文化创造性，就把其哲学建立在不确定性的、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把叙述的对象定位于对工业文明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叙述的原则上也采取了理性主义的方式。我们认为，马克思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原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三、八条中。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是马克思对人的创造性活动所作的哲学本体论的规定。马克思不同意费尔巴哈把客体作为哲学的本体，又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本体，提出要把实践作为哲学的本体。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与人的创造性活动具有同等的意义。马克思把“实践”当作人的创造性活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规定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本体意义：第一，人的创造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感性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提出要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7]，是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人的创造性、能动性都只能通过感性的存在得到实现和理解；第二，人的创造性活动本质上是“对象性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这是对人的感性的创造性活动的进一步规定，说明人的感性的活动不是感性的想象的活动，而是现实的物质的改造活动。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和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革新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是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活动方式的规定。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8]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分别体现了实践的外在性和内在性，而实践的外在性和内在性恰恰揭示了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外在结构决定了人的创造性活动向客观世界的开放性，内在结构决定了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生成和发展，两者共同构造了人的生命的创造方式。这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条是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础的规定。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在马克思那里，“全部社会生活”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包括人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以工业和商业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创造活动。[10]当马克思把实践指向人的全部社会生活时，就把人的创造性活动植根于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考察具有十分广阔的领域。
以上三个基本原则表明马克思是怎样对“实践”进行哲学的阐发，又是怎样通过“实践”阐发人的创造性活动，从而建立起“实践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对“实践”的哲学阐发也决定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预示了马克思哲学的未来发展。从哲学性质而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继承了维科文化哲学的主题，并以此来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工业文化，是对维科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再创造，本质上属于文化哲学；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而言，当马克思把人的创造性活动扩展到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的时候，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发展也就具有了多种可能性，人们可以着重于人的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也可以着重于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就分别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展开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传统。
二 拉布里奥拉：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
安东尼奥 • 拉布里奥拉是19世纪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在中学时代，拉布里奥拉就接受了维科的历史哲学。这对他以后的哲学创造，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他成为19世纪以维科哲学阅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最有特色的思想家。正是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维科阅读，拉布里奥拉第一个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定义为“实践哲学”，创立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拉布里奥拉接受维科的思想是多方面的。维科关于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思想、关于人为环境的思想、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都对拉布里奥拉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拉布里奥拉就是依据维科的这些思想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对照他对维科思想的论述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论述就一目了然了。拉布里奥拉在论述维科的思想时写道：“维科不是已经承认天意并不从外部对历史起作用吗？不正是这个维科在摩尔根以前一百年就把历史归结为人类本身通过经验的逐步积累，即通过语言、宗教、习俗和法律的形成而构成的一种发展吗？”[11] 拉布里奥拉把维科的这一思想作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并由此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人类创造了历史，同时他们也创造他们自己的条件，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一种人为的环境，他们逐渐发展自己的技能，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积累和改造自己的活动成果。我们只有一种历史，我们不能把另一种仅仅可能的历史同这种事实上已经产生的真正历史相提并论。”[12] 这两段论述表明，拉布里奥拉已经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的联系和区别。他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哲学在坚持以历史主义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上，与维科哲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劳动，而不是人的心灵，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以劳动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论述人创造历史、人为环境和历史规律的学说。拉布里奥拉从对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理解出发，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定义为“实践哲学”，并由此提出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有机历史观。
拉布里奥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有机历史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社会生活是有机的整体。这一观点是直接针对当时历史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因素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因素论”把决定社会的不同因素分离开来、孤立起来，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看作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决定论”把经济看作是说明历史的绝对因素，以为“只要举出对历史所作的经济解释就可以理解一切”[13]。拉布里奥拉认为，这两种历史观是根本错误的，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经济也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也应该作出历史主义的说明。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一种有机整体的历史观：“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有机的历史观。我们在思想上已觉察到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的整体。经济本身融化于发展的过程中，在许多形态不同的阶段上表现出来，而在每个阶段上，经济都成了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总而言之，问题不在于，象我们的对手所想象的那样，把用抽象的方法孤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所有其他方面去，问题首先在于历史地理解经济，并以它的变化来阐明其他变化。”[14] 拉布里奥拉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是指社会是多种历史因素的总和。这些历史因素有：“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联合”；“人为的和习惯的规则”；可供劳动并能获得收成的土地；分工；阶级划分；“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产品分配方式”；“产生或形成法的和政治的联系”；“国家的建立”；“政治运动和革命”。[15]他认为，这些因素可概括为两种因素：社会生活的组织，即社会生活的内容构成人类的活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们本身。这两种因素表明，历史过程是由现实的人们的活动来实现的，而人的活动的结果则是历史继续下去的条件，也就是说，人的活动与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社会条件，即人为环境的关系是社会整体的最基本的结构。社会生活的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基本结构的展开。拉布里奥拉考察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对经济的历史主义叙述揭示人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拉布里奥拉肯定经济是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但他认为，经济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因为，经济还造成一定的利益，产生一定的习俗，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规定人们的愿望和倾向，所以，经济不是单个的因素，而是一个系统、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里，拉布里奥拉强调的是经济与人的活动，亦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拉布里奥拉的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经济的理解，即经济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的存在，而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人的有着内在需要的活动。人们由于生活本身的需要、维护经济制度的需要以及赋予它相应的政治形式的需要而去创立法、政治组织等上层建筑。这一过程表明，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因果的关系，而是过程的联系、历史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上层建筑也不是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的活动本身，只不过是与经济不同的活动形式罢了。在这里，拉布里奥拉虽然也力图用经济来剖析人类社会整体，但是，与“因素论”和“经济决定论”不同的是，拉布里奥拉不是从经济中演绎出人的社会存在，而是从经济的需要、人的活动本身的需要中，说明人的其他活动形式的形成和变化，从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活动的系统。
第二，人类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因而本质上是文化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自然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从自然的原因来说明人类历史。拉布里奥拉坚决反对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归于自然。他指出，把人的生存的环境看作“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继续”，是“一种过于一般和抽象的、因而归根到底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思想”[16]。同样地，构成人的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也绝不是单纯的生存斗争，如果坚持这一观点，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达尔文主义历史观混为一谈。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坚持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的活动本身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人的生存环境是人为的环境，“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断定和研究人为的环境、它的起源和结构，它的变化和改造。”[17] 而人的活动是为创造文化进步、为人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的活动，人的劳动是创造物质文化的进步的活动，人的想象、意识、理性、思维是创造精神文化的进步的活动，两者都标志着人的本质的发展。我们认为，拉布里奥拉把文化的进步作为人的活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文化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本质，亦即人的本质。可以说，拉布里奥拉是以对人的活动的文化规定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对历史的说明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第三，人类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拉布里奥拉反对唯心主义以抽象的理性规定历史的发展，坚持认为，历史是人不断自我创造的一个经验的过程。他强调：“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人干出来的……人类行为的整个过程是人们自己借助于在变化的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条件的总和，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条件。”[18] 既然人类历史是一种经验的存在，那么，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就离不开传统，离不开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式。这样，拉布里奥拉就把人类的历史归于人类的文明史，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断在积淀的传统中走向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分化、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交错发展的过程。拉布里奥拉考察了欧洲的、中国的等不同民族的历史，既肯定了历史分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揭示了不同民族创造历史的同一性。这些考察和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说，拉布里奥拉是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历史发展的民族性和多元性，并把人类历史发展的民族性和同一性、规律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是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突出贡献，而这一贡献归根到底是由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所决定的。
从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创造过程看，方法的创造先于有机历史观的提出。他认为历史的叙述始终是方法的问题，因为哲学面向历史是要揭示历史本身，而不是概念的抽象，即“要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历史的骨架子。要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不要抽象化，要记叙和解释整个的历史，而不是仅仅把它分解为一些单个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总之，始终是方法问题。”[19]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原则”，方法的确定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熟的标志”。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历史叙述的方法。拉布里奥拉又称它为经验主义的综合法。这种方法主要考察事物的形成和过程，具体地说，是“通过历史的一切具体表现来充分地理解历史，并借助经济社会学来这样做”；是“按照现象和事实的本来面目来说明它们的交错和综合”[20]。在拉布里奥拉那里，历史的叙述、经验主义的综合并不排斥分析，只是这种分析不是运用抽象理性肢解对象，而是运用经验的综合揭示事物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于是，研究事物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整体、事件的过程就成为方法的内核。从研究事物的性质、存在到研究事物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整体和事件的过程，这无疑是方法论的革命。拉布里奥拉正是由于这一方法论的革命而建立起有机历史观，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思想家。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拉布里奥拉的有机历史观与历史叙述的方法论是统一的，确切地说，拉布里奥拉的有机历史观是建立在历史叙述的方法论之上的，是依靠历史叙述方法来支撑的。这一哲学体系结构充分体现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作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继承了维科的文化哲学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文化哲学的阐发，创造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作为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着重揭示经济对于历史进步、历史发展规律的作用。受这一特点的影响，拉布里奥拉对人的创造活动的阐发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上，他是以对经济活动、经济过程的论述揭示出人是怎样在经济活动中构造起人们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是怎样通过经济活动创造人生存的文化条件，创造各民族自己的传统。从哲学的结构上看，拉布里奥拉的哲学领域只保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而没能超出这一范围，深化到对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之中。这无疑影响了他对马克思文化哲学传统的深层发掘。从本体论的层面上阐发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传统的工作是由葛兰西开创的。
三 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是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继承人，他赞同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并努力通过对“实践”的哲学研究，发展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但是，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绝不是葛兰西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唯一思想来源。葛兰西在继承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时，也研究维科的哲学、克罗齐的哲学以及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新意义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对维科至意大利现代文化价值的重新估价上的。这就使他比拉布里奥拉有了更广阔的哲学视阈，如果说拉布里奥拉把“实践哲学”仅仅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着重于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那么，葛兰西则把“实践哲学”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并以对“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对“历史主义”的形上说明，建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的哲学，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转向。可以说，葛兰西既继承了拉布里奥拉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又创立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比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有着更大的影响，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葛兰西哲学创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新文化、新世界观的产生的意义上看待和评价他所研究的哲学家的贡献，并由此而从新文化、新世界观创造的意义上，从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问题。由于这一特点，葛兰西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对哲学问题的提问总是具有变革性和独创性。在葛兰西之前，拉布里奥拉的学说仅仅被看作是19世纪末的一种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被看作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学说，而葛兰西则把拉布里奥拉的学说看作是“一种独创性的哲学”，它通过对“历史的解释”而成为“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21]。这样，葛兰西就把拉布里奥拉的历史主义方法上升为具有一般意义上哲学问题；对于维科的学说，葛兰西则把维科的“真实的东西就是人所做的”命题由认识论意义上升为对“实践”的本体论说明；对于文艺复兴，他不满足于把文艺复兴称之为“人的发现”的提法，更强调文艺复兴是新文化形式的产生。对文艺复兴的这一评价，为他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他提出：“实践哲学以所有这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自由主义和植根于全部现代生活观念之中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就是这整个理智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完成，即建立了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22]既然文艺复兴是新文化形式的产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在这一新文化形式基础上产生的理智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完成，那么，结论只能是：“实践哲学是当代文化中的一个‘因素’”[23]。这些评价鲜明地体现了葛兰西的哲学主题：从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人的道德层面展开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次重大的哲学主题的转向。为了实现这一转向，葛兰西返回到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力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反思，彻底打破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建立起能够对人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展开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的理论框架。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葛兰西开始由历史唯物主义进入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而就对马克思哲学的维科阅读来说，我们认为，在文化批判和文化本体的建构上，葛兰西比拉布里奥拉更接近维科的哲学传统。
哲学要开展对人的日常生活和道德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就应该在其定义中包含人的日常生活和道德文化的内容。以往，人们把哲学看作是职业哲学家构造和运用范畴的一种特殊的智力活动。葛兰西不同意对哲学的这一理解，强调真正的哲学应该是一种文化的批判活动。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葛兰西返回到哲学定义本身。葛兰西提出，要消除以往人们对哲学的偏见，首先应该确定“人人都是哲学家”。葛兰西提出这一论点是建立在对世界观的规定之上的。葛兰西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但世界观有两个层面的表现，一个层面是以不自觉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中的世界观；一个层面是有意识的批判的世界观。第一个层面的世界观与常识相联系，是一种非批判的、没有条理的世界观，却是历史要素的结合，既表现一定时代、一种文化、一个集团，又是积淀在大众意识中的先前的哲学，总之，是一种历史的世界观；第二个层面的世界观与思想的创造相联系，是一种批判的、系统的、一贯性的世界观。批判性、系统性和一贯性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对先前哲学、对常识的批判，并通过批判使表现在常识中的非批判的、没有条理的世界观系统化、条理化，从而把人们的世界观提高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水平”[24]，总之，这种世界观是思想的独创，表现为历史的间断性，却充满了历史的内容，是以历史为自己的前提和出发点的。葛兰西以哲学史与哲学、文化史与文化的关系来说明这两种世界观的关系：“哲学不能同哲学史相分离，同样地，文化也离不开文化史。在最直接、最恰当的意义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关于世界观的历史的意识，没有关于世界观所代表的发展阶段的意识，没有关于一种世界观与其它世界观或与其它世界观的因素相矛盾的事实的意识，就不可能成为我所说的那种具有一种批判性、连贯性的世界观的哲学家。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对现实提出的某些特别问题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一些十分特殊和‘独创性’的问题的反应。”[25]葛兰西提出“人人都是哲学家”，是在世界观的第一个层面上确定的。所以，他强调这种哲学包含在语言本身、常识和大众的宗教之中，亦包含在文化的环境之中。同时，葛兰西也不否定世界观在第二个层面上的哲学意义，认为发生在第二个层面的世界观的哲学是职业哲学家的创造活动，这种哲学是思想创造与文化创造的统一，因此，它绝不是某个哲学家的个人发现，而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包括把这种新文化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正是在这里，哲学成为文化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这样，葛兰西就通过确定“人人都是哲学家”，分析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文化历史意义和文化批判、文化创造的意义，把哲学由理智的活动转变为文化的创造活动。这是对哲学意义本身的改造。
葛兰西把“实践哲学”定位于第二个层面的世界观的哲学。在这层意义上，“实践哲学”是批判的、具有独创性的哲学，但是，“实践哲学”又离不开第一个层面，是以第一个层面的世界观为其批判的对象，并把第一个层面的世界观提高到第二个层面，使其成为批判的世界观。他说：实践哲学“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批判，然而，它最初要以常识为基础，证明‘人人’都是哲学家，从而证明‘实践哲学’的问题不是把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运用于每个人的生活，而是更新现存的活动，并使这种活动成为‘批判的’的活动。”[26] 这一规定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的文化、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一般人的生活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新的生活世界。在葛兰西那里，这既是一种哲学理论的创造活动，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批判活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正由此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实践”进行的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对“实践”进行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包括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和文化领导权等问题。前一部分的内容是基础，体现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性质，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前一部分内容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在这里，我们仅探讨葛兰西对“实践”本体意义的说明，以揭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性质。
在葛兰西那里，“实践”的本体是指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历史性存在。葛兰西在论述创造性哲学时，明确指出：“为了避免唯我论和那种把思维看作是一种接受的、整理活动的机械论的观点，我们必须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把‘意志’（意志最终等同于实践的或政治的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27]在论述“实践哲学”的历史性时，他强调了同样的观点：“实践哲学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自身，即把自身作为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的阶段，这一点不仅存在于实践哲学的整个体系中，而且还以十分明确的方式存在于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中。这个命题即是：历史的发展在某一点上将具有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那个阶段的特征。”[28] 透过这些说明，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是明确地把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历史主义作为“实践哲学”本体论的两个因素，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以人的意志为基础，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历史主义是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规定。在葛兰西那里，历史主义有如下几层规定：（1）历史主义是指经验和常识，亦即传统的和现实的文化。葛兰西常常以语言来说明这一规定。在分析“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论题时，葛兰西是把语言作为这种哲学的最基本的内容，并强调语言“包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29]；在常识的层面上，语言“意味着文化和哲学”[30]。通过对历史主义的这一规定，葛兰西把人的创造性活动置于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之中，人的文化交往之中；（2）历史主义即人的现实的行动。在葛兰西看来，历史主义对自然主义批判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把“反思变成了行动”[31]。“实践哲学”采取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就把人的创造性活动看作是人的行动，是改变世界并使之实践革命化的活动。这样，人的创造性活动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实践的、政治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实践哲学”成为一种现实的和历史生成的哲学，而不是一种思辨的哲学；（3）历史主义是相对性的、面向未来的。葛兰西曾在两重意义上强调历史主义的相对性：一重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另一重是在工具的意义上。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历史主义的相对性是一种相对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去追求存在于人们认识之外的“现实”，即那种抽象的本体、上帝等，而是力图把握“具体意义上的‘相对’无知的现实”，并由此构造“一种历史的预言，这种预言仅仅存在于那种类似于迄今为止所发生的面向未来发展过程的思想行动之中”[32]。 概括地说，历史主义是一种经验的、可以预见历史事件可能性的思维方式。葛兰西所说的历史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对维科的“人类只能认识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思想的发挥，不过，葛兰西是在本体论上意义上、在强调历史主义叙述原则的意义上发挥这一思想的，所以，维科的这一思想在葛兰西那里不是一个认识论的论断，而是一个本体论的说明，其中心点就是以历史主义的叙述构造一个相对性存在的本体；在工具的意义上，历史主义的相对性是发动自觉活动的一种形式，是历史主体的政治行动。它是把理论、意识转变为现实的工具，亦是联系一般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桥梁。葛兰西对历史主义的这三层规定提出了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本体论性质、存在方式和哲学的构造方式、实现方式进行历史主义叙述的原则。葛兰西力图通过这些叙述破除一切绝对的、预设的东西，把历史主义贯彻到底，以人的创造性活动消解历史研究中的一切非人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实践哲学”称之为“绝对历史主义”。
葛兰西和拉布里奥拉同是以维科阅读马克思，同是在“实践哲学”的旗帜下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哲学思想，同是以历史主义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发展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传统，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的哲学主题、哲学研究的重心亦不相同：拉布里奥拉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就是开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围绕这一主题，拉布里奥拉把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生产方式方面，着重从经济层面说明人的文化的创造性活动，发展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葛兰西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统治已经由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生活领域，由物质层面上升到意识形态，由政治法律扩散到道德伦理，处处都浸透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这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开展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批判。葛兰西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转变，把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日常生活领域，着重展开了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由此，他们建立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体系。拉布里奥拉把“实践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着重构造经济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葛兰西把“实践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论，具有一般哲学的性质，其主题就是探讨日常生活和道德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问题，在哲学构造上表现为哲学本体论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葛兰西也由此被称之为“意识形态哲学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共同点与差别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传统，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当代实现文化哲学的转向并呈多元发展格局的内在必然性。
（作者系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