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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与文化哲学
 

什么是文化哲学?这不是创立文化哲学提出的问题,而是反思文化哲学提出的问题。因此,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是返回到文化哲学的创立时期,考察文化哲学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它的提问方式、哲学问题和哲学原则与其他哲学形态有什么本质的区别。18世纪意大利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扬巴蒂斯塔· 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是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人类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对文化哲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就以考察维柯的“人类的形而上学”为个案,思考什么是文化哲学的问题。

“人类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思想

维柯哲学创造的时代,正是笛卡儿形而上学的鼎盛时期,因此,维柯一开始从事哲学研究就接触到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接受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他认为,笛卡儿以机械式的物理学来建立形而上学是根本错误的,其错误可归结为两点:其一,以机械式的物理学研究形而上学是以已经形成了的物质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这种哲学封闭和束缚了自由活动的心智,无法解释人类心灵的活动,因而对于研究人的哲学是毫无意义的;其二,没有建立一个始终一致的体系:从形而上学的规定看,笛卡儿的物理学要求假设一种独一无二的实体(substance),即由必然来操纵的物质实体,由此出发,笛卡儿哲学一方面肯定任何物体的形态都是这种物质实体的变相,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无限变化的物体形态本身并没有实体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在笛卡儿哲学中,物质实体与物体的形态是不一致的;从形而上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看,“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也产生不出任何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哲学”[1];同样地,“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也产生不出一种有笛卡儿特色的逻辑学”[2]。维柯认为,要克服笛卡儿形而上学的错误,建立研究人的哲学,就必须把形而上学的基础从机械物理学转向民政世界,把哲学与语言、法学融为一体,发现新的哲学原则,建立“人类的形而上学”。维柯又称它为“新科学”。

作为一门“新科学”,“人类的形而上学”有与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全然不同的思想主题。在《新科学》的开篇,维柯为民政世界的各种制度做了一个图表,力图通过这个图表揭示民政世界的原则,勾画他创立的“人类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思想。根据维柯所做的图表,我们可以把他的“人类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类的形而上学”是研究人的本性的哲学。从维柯所作的图表的总体构思看,整个图表是以玄学女神为轴心展开的。玄学女神代表维柯本人,玄学女神接受天神射来的光线,是要通过天神观察人的心灵、人的本性,而玄学女神把光线返射到荷马雕像上去,是要通过荷马探讨人性的起源和发展。图表的其他部分无非是说明玄学女神如何通过天神和荷马研究人的本性的问题。维柯对这一图表的内涵作了一个说明:图表中的天神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规律性;荷马指的是“诗性的智慧”。玄学女神把接受到的天神的观念反射到荷马雕像上去,就是从人类社会规律性的角度考察“诗性的智慧”,揭示人性的起源和发展。在这里,“诗性的智慧”、人性的起源和发展是服从于人类历史规律性的。因此,维柯“人类的形而上学”的主题,就是考察人的本性,其最终任务则是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这就是维柯所概括的:“从天神意旨的角度去研究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发现到诸异教民族中神和人的两类制度的起源,从而建立了一套部落自然法体系。”[3]

第二,“人类的形而上学”通过民政世界和各民族的制度、风俗习惯、神话、宗教、语言等人的文化形式揭示人的文化本性。维柯反对前此哲学以自然界的秩序说明人的本性,强调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不过,人的社会性不是既成的,而是历史生成的,是在创造民政世界和各民族的制度、风俗习惯、神话、宗教、语言等文化形式中形成的。维柯所制的图表及其说明通篇强调的几乎都是这些文化形式。他认为,这些文化形式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人类的制度:祭坛体现了人的宗教信仰体系、婚姻制度和埋葬制度;耕犁体现了人的农业文明制度,说明了人对自然的优越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和科学体系;舵体现着家族社会或城市的建立,实际上表现着人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和变化;法棒是政权制度的表现,而钱袋则体现了人们的经济制度;语言文字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等等,总之,人的社会性是通过这些文化形式以及与这些文化形式相联系的一定的制度、习俗表现出来的,人的社会性其实是人的文化的社会性,人的文化存在才是人的本性的终极规定。

第三,“人类的形而上学”以人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规定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维柯所作的图表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代替实物说明人的文化存在。祭坛、耕犁、舵、法棒、语言文字全是具有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它们既象征一定时期的民政社会和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又象征着人的文化存在和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这表明,任何文化的创造物都必然具有实在性和符号象征性两重性。与之相应地,人的文化存在既是与实在的文物相联系的物质的存在,又是以象征性符号表示的意义存在,文物的实在会随着文明的更替而消失,而文物的象征性符号则通过历史的积淀具有永久的意义。因此,在决定人的本性方面,文化的象征性是更为主要的方面。正是基于此,维柯不仅以祭坛、耕犁、舵、法棒、语言文字等文物作为具有象征性符号,表现人类的文明起源,而且还把它们的实在性和符号象征性结合起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

概括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维柯通过天神把对人的本性的研究提高到形而上的层面,通过荷马把对人的本性的研究诉诸于人的文化形式。“人类的形而上学”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人的文化本性入手,研究文化的形而上问题。这就是维柯所作的图表及其说明向我们展示的主题思想。

 人的本质与人的文化

人的本性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就是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维柯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4] 这个命题的内涵,凝结在维柯提出的两个词中:人(Men)和制造(Making)

人是什么?维柯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已经充分发展了的人类中,而在人的最原始的形态中。他说:“我们的研究起点应该是这些动物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在他们的野蛮状态和毫无约束的野兽般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驯服他们的野蛮或约束他们的自由,只有对某种神的畏惧才是唯一的强有力的办法使失去控制的自由归顺于职责,为着发现在异教世界中的人类思维是怎样起来的,我碰上一些令人绝望的困难,花了足足二十年光阴去钻研。我曾不得不从我们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蛮人的粗野本性,这种野蛮人的本性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的,只有费大力才可以懂得。”[5]

那么,维柯在人的最原始的形态中,发现了人的哪些本性呢?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维柯认为,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是人性的最根本特性。所谓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就是人处在自然状态下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人处在自然状态下的内在冲动,是相对于人的心灵的存在方式而言的。人在自然的存在中,具有孱弱和堕落的本性,这时,人的心灵就产生了改变自己的存在状态、由自然存在进到社会存在的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就使人的心灵处在极不确定的状态中,而人就由此获得了自由选择的存在特性;人处在自然状态下的内在欲望,是相对于人的心灵的思维方式而言的。维柯把人的心灵的思维方式的特性概括为:“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6] 这一思维方式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凡是人所未知的东西他都把它夸大了。”[7] ;二是“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8]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柯所说的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人改变自身自然,创造人道的世界,发展自身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这是人的超自然的特性,因而,是人性的最深层的表现。维柯正是通过对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的这一规定,把人的自然与人的人性区分开来了,证明人即使处于自然状态,也保持着人性的特性,并通过这一特性发展自己,超越自身的自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把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看作是充满人性的现实的人。因为,人在自然状态下即使有了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只有在把他的超自然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变成现实的自我创造的活动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说,人的本质不存在于他的自然的静态的存在状态中,而存在于他的超越自然的创造活动中;人的超越自然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只是人性生成和发展的可能性因素,人的超越自然的创造活动才是人性生成和发展的现实因素。维柯把这种超越自然的创造活动称之为“制造”。

所谓“制造”,就是人的文化创造。维柯认为,人的文化创造具有多种形式,如宗教、神话、艺术、科学、哲学、语言、制度等等。这些文化形式的创造是由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特征决定的。宗教与神话的创造是由人的心灵在思维上的不确定性特征决定的。人在堕入无知中,就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去判断他所不认识的一切的思维方式,于是就创造了宗教和神话;艺术、科学、哲学、语言、制度等文化形式则是由人的心灵在存在上的不确定性特征决定的,是人对自己“应有的样子”和“本来的样子”的创造。于是,艺术、科学、哲学、语言、制度也就成为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在维柯那里,文化创造既是人的心灵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人的心灵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性质的规定。它在现实活动的层面上证明人的心灵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本质上是创造文化的冲动和欲望。正是因为有了创造文化的冲动和欲望,才有了人的文化创造,也才有了人对自身自然的超越,所以,当我们说,人的本质是文化的时候,这种文化绝不是指已经创造出来了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人的文化创造的冲动和欲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现实的文化创造活动本身。这就是维柯所说的:人创造民政世界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的深层内涵。

我们认为,维柯对“人”和“制造”的说明不仅规定了人的文化本质的确切涵义,还展示了他建构“人类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思路。他分别从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分析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的特性,旨在强调人的文化创造是在存在和思维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此,“人类的形而上学”应同时包括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在《新科学》中,维柯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论述他的“人类的形而上学”的。下面,我们就依照维柯的思路分别探讨这两个层面的内容。

  诗性的智慧与文化的本体论

维柯对人的文化创造的存在意义的说明,是以“诗性的智慧” 的玄学来表达的。这在他的“人类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属于本体论的部分。“诗性的智慧”,在维柯那里,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古代民族的智慧;二是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哲学的智慧。维柯是以第一层含义来发掘第二层含义。说明第二层含义是维柯研究“诗性的智慧”的目的。

对于“诗性的智慧”的本体意义,维柯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第一方面是界定“智慧”的哲学本体意义;第二个方面是界定“诗性”的哲学本体意义。

关于“智慧”的哲学本体意义,维柯承袭了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们对“智慧”的本体论规定,肯定“智慧”是形而上学,或玄学。但是,维柯不同意古希腊哲学家们以认识论来定义“智慧”,把“智慧”仅仅看作是一种“求知”的活动。他强调“智慧”不仅是理智的活动,同时也是想象的活动,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给“智慧”下了一个定义:“智慧是一种功能,它主宰我们为获得构成人类的一切科学和艺术所必要的训练。”[9] 我们认为,维柯把“智慧”定义训练人自身的功能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定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本体论的性质。古希腊的哲学家把“智慧”定义为“求知”的活动,是要求哲学研究外部自然界,建立自然的本体论。维柯把“智慧”定义为训练人自身的功能,是要求哲学研究人本身,并且是研究文化的人本身,建立文化的本体论。维柯通过解释柏拉图的智慧定义,强调了这一观点:“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亚尔西巴德》里)替智慧所下的定义是:‘智慧是使人完善化者’。人作为人,在他所特有的存在中是由心灵和精气构成的;或则无宁说,是由理智和意志构成的。智慧的功能就在于完成或实现人的这两个部分。第二部分(意志)要运用第一部分(理智),其目的是在使精气凭借一种由对最高制度的认识所照亮的心灵,可以指引人去选择最好的去做。宇宙中一些最高明的制度引导人转向天神而且常和天神交结;最好的制度都谋求全人类的善。前一种叫做神的(宗教)制度,后一种叫做人的民政制度。由此可见,真正的智慧应该教导人认识神的制度,以便把人的制度导向最高的善。”[10] 这段话表明,在理智和德行中,维柯更重视的是德行,训练理智只是实现德行的手段,训练德行才是“智慧”的真实目的。这样一来,“智慧”的对象就由自然转向了文化,智慧”的本体意义也就由求知变成了求善。

维柯对“智慧”所作的功能性规定在“诗性”本体的说明中得到了深化。在维柯那里,“诗性”指的是原始人的“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像力”[11],当原始人凭他们“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像力”从事创造时,就构造出“一种感觉到的想像出的玄学”,即“诗性”的本体。因此,“诗性”本体的确切涵义,应该是人的感性的创造性活动。维柯通过考察原始人的“诗性”的创造方式,揭示了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的特点:第一,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本质上是创造生命的活动。神话是原始人最初的感性创造。但是,原始人绝不认为神话是一些荒诞的故事,他们对神话的故事信以为真,视神话为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生命存在。以往的哲学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把原始人的神话看作是一些荒唐的故事,以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批判它。为了消除这种偏见,维柯特别强调,不能用以逻辑概念建立起来的现代形而上学去理解原始人的“诗性”的玄学,他说:“古人的智慧就是创建人类的立法者们的凡俗智慧而不是一些伟大而稀少的哲学家们的玄奥智慧。因此,渊博的学者们所强加于希腊神话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的那一切高深哲学的玄秘意义都是文不对题,因为希腊神话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所应有的历史意义都必然是从自然来的。”[12] 我们认为,维柯反对用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去解读“诗性”的玄学,并不是否定“诗性”的玄学是一种哲学的创造,而是强调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命创造、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些联系在现代哲学中早已被抽象的逻辑概念体系遮蔽了,只有“诗性”的玄学才直接了当地把这种联系呈现出来。因此,为了发现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命创造、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联系,就应该分析原始人的感性创造活动本身,而不能用以逻辑概念构造的现代形而上学误读“诗性”的玄学;第二,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维柯认为,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是人的生命的现实,但又是人的“应有的存在”的实现。人的“应有的存在”表现了人的完善、完善,是人的理想世界。因此,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中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别,在空间上,表现为人的创造活动与它所创造的民政世界的对立,在时间上,表现为现在与未来的对立。然而,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理想世界都是人的感性活动中的自我超越的因素,也是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的能动性的表现。

“诗性”本体的两个特点亦是“诗性的智慧” 的特点。这两个特点揭示了“诗性的智慧”的本体本质和结构。第一个特点揭示出“诗性的智慧”本体的本质是以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展开的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亦即人的生活世界的本体;第二个特点揭示出“诗性的智慧”是由理想和现实构造起来的功能性结构。

 诗性的逻辑与创造的认识论

维柯对人的文化创造的思维意义的说明,是以“诗性的逻辑”来表达的。

在维柯的文化哲学体系中,“诗性的逻辑”是“诗性的智慧”的一种功能,“诗性的智慧”凭借这一功能“来指明神的实体的意义”[13] 维柯所说的“神的实体”就是原始人所创造的神话。神话在“诗性”的本体中指的是感性的生命,“诗性的逻辑”指明“神的实体的意义”,就是揭示感性生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那么,“诗性的逻辑”是如何指明“神的实体的意义” 的呢?或者说,人的感性生命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维柯认为,是运用比喻创造出来的。比喻是感性的认识形式,这种认识形式在原始人那里,是与符号语言相联系的,其认识的主题就是“把个体或物种的可以说是具体的特征,属性或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它们的诗性的类(genera)。”[14] 这是一个从感性的具体到感性的类的过程,也是从感性的个体生命到创造出类生命的过程。维柯把这种认识主题称之为“感性主题”,把这种认识论称之为“论题学”,并强调“论题学的功用在使人心富于创造性”[15]

维柯认为,论题学的功用表现在比喻的各种形式中。维柯列举了四种比喻形式:隐喻、转喻、替换、暗讽,并对这些形式的创造方式作了一一分析。隐喻是最常见的形式。所谓隐喻,就是“让一切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16] 。维柯认为,隐喻是一种广泛的认识方式,“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17] 这种认识方式表达了人们认识的一条公理:“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的一切事物的标准”,也表达了诗性玄学的一种教义,“人通过理解一切事物来变成一切事物,这种想象性的玄学都显示出人凭不了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一切事物。”“人在理解时就展开他的心智,把事物吸收进来,而在人不理解时却凭自己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变成那些事物。”[18] 这就是说,隐喻作为人的感性认识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也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认识的创造性本性。转喻与替换来源于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转喻有三种形式:有用行动主体代替行动的转喻,有用主体代替形状或偶然属性的转喻,还有以原因代替结果的转喻;替换在具体的形式上是用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在抽象的形式上就是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它部分结合在一起,表达事物的象征意义。比如,用“头”来指“人”,用许多的麦穗表示丰收等等。当替换在抽象的形式上运用时,就发展成隐喻。但从总体上说,转喻和替换都来源于最具体的感性意象;暗讽是“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19]

维柯在考察比喻的四种认识形式时,尤其强调这些形式的感性性质,但是,他并不排除这些认识形式具有抽象的意义。他说:“一切比喻(都可归结为四种)前此被看成作家们的巧妙发明,其实都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达方式,原来都有完全本土的特性。但是随着人类心智进一步的发展,原始民族的这些表现方式就变成比喻性的,人们就创造出一些词,能表示抽象形式,或包括各个分种的类,或把各部分联系到总体。”[20] 维柯强调比喻的抽象形式,是力图证明,认识的创造性绝不仅仅限于原始人的思维,它是人类认识的本性,存在于各个时代、不同民族之中;只有感性的创造性的认识论,才能创造和揭示人的生命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才是“人类的形而上学”所需要的认识论。

   维柯文化哲学的启示

综观维柯“人类的形而上学”,维柯从探讨人的文化本质到建构文化本体论、阐发感性创造的认识论,层层深入地展开了他的文化哲学的主题思想,创立了一个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相对峙的文化哲学体系,开了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先河。在维柯的文化哲学体系中,有些内容是属于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共有的,有些是属于文化哲学特有的。

在维柯的文化哲学体系中,属于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共有内容有两个:一是把人性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二是以语言为理性工具。这是导致哲学发生根本变革的基本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哲学,都是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理性工具构成的。研究对象和理性工具的特殊性既可以构成不同时代的哲学性质,也可以构成同一时代不同哲学体系的差别,甚至还可以构成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或同一哲学传统内部不同哲学体系的差别。哲学史就是由这些千差万别的哲学体系构成的。那么,维柯确定的哲学研究对象和理性工具所引起的哲学变革是属于哪一种呢?我们认为,是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变革。虽然维柯本人只强调他的哲学是对笛卡儿哲学的变革,但是,他批判笛卡儿学说的部分,绝不是属于笛卡儿哲学个性的方面,而是笛卡儿哲学中代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共性的地方。这种共性点就在于,近代哲学家们都认定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都是外在于人本身的存在,他们使用的理性工具,不论是数学的演绎法,还是经验的归纳法,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维柯所批判的恰恰就是这一共同点,在哲学的研究对象上,他以人性的研究反对从人之外的世界寻求人的答案,他所说的人性是人本身及人的生成;在哲学研究的理性工具上,他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哲学的理性工具,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重视语言、修辞学的人文传统,确定语言为研究人性的理性工具,而且他也是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工具的。维科对近代理性哲学的共同点的批判,使整个哲学研究的系统发生了转换。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为了研究外在于人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把人、人的活动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环节、一个中介系统,所以,人的活动,不论是实践的,还是认识的,都被看作是把握外部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的手段。维柯反对把外部世界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强调哲学的对象是人性本身,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生活世界,就把以往哲学作为手段的东西转化为目的,把以往哲学的中介系统转化为研究的对象本身。由于这种转换,哲学的性质、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换。哲学不再以认识论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而是以本体论的方式把人的本性呈现出来,与之相联系的,哲学也不再把确定性作为自己的原则,而是走向了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不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是认识的,它的终结是怀疑主义,而维柯主张的相对主义是本体论的,它的趋向是历史主义。面对如此巨大的哲学变革,我们不得不承认,维柯对笛卡儿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他所创造的是一种富有现代人文主义气息的哲学传统。正是这样,维柯的哲学才能超越他的时代的限制,在19世纪至20世纪得到新的阐释和发展,而他主张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思想则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共同财富。

在维柯的文化哲学体系中,属于文化哲学个性的内容,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和历史主义原则。这是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性工具的特殊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文化哲学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是历史生成的,所以,叙述这个活动的原则也应该是历史主义的,于是,在理性工具上,文化哲学以历史主义来解释语言,把语言看作是人的有意义的存在。但是,在文化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原则不是绝对被动的方面。通常,在不同的文化哲学体系中,历史主义原则会有不同的内容,并由此决定着该文化哲学体系的特性。比如在维柯那里,历史主义叙述主要是以考察由宗教、婚姻和死葬三种基本习俗决定的民政社会来发掘“诗性的智慧”。由于这种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就一再呈现为以“诗性的智慧”展开的人的文化的创造性活动;在李凯尔特那里,历史主义是用于叙述文化价值的,由这种历史主义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呈现为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义叙述的内容被转换为对工业文明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创造性活动有则更为广泛的涵义,包括“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1]。历史主义原则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绝对性和在不同文化哲学体系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哲学独特的研究方式。历史主义原则叙述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绝对性提出了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阈和研究规范;历史主义主义原则叙述不同文化哲学体系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却告诉我们,文化哲学也有自己的哲学史。因此,研究文化哲学也要有哲学史的眼光,应该通过探源不同文化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确定文化哲学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当然,我们研究文化哲学史时,也不能把我们的眼光局限于文化哲学流派本身,而应该关注现代其他哲学的派别的演变和发展。因为文化哲学的发展是在与现代其他哲学的派别的交融中实现的,维柯哲学的时代内容从理论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而现代哲学的发展则从历史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只有以现代哲学的发展作为广阔的时代背景,才能加深我们对文化哲学各流派思想的理解,深化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

维柯以“人类的形而上学”创立的文化哲学体系及其对当今人文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给我们研究文化哲学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但是,我们认为,维柯对我们研究文化哲学带来的最大启示,还是如何理解什么是文化哲学的问题。维柯的文化哲学体系向我们展示出,文化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维传统。从哲学的源流看,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传统是属于古代实践哲学传统,但它却是古代实践哲学传统的重新创造。古代实践哲学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于政治和伦理领域,而文化哲学则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人类文化创造的一切领域,把文化创造作为人的本质,力图从人的生活世界中发现人的生命价值。这就使人文主义哲学传统摆脱了它的狭隘性,成为一种能够对哲学、科学、历史、经济等各门学科起作用的思维方式,文化哲学也由此构造了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内容。文化哲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我们从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来理解它、研究它。那种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仅仅对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的部门哲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注解】

[1][]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1页。

[2]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1页。

[3]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4]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135页。

[5]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140页。

[6]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7][]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8][]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9][]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10][]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153页。

[11][]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12][]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13][]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14][]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15][]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16][]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17][]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18][]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19][]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20][]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9410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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