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通常从内容上进行定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定义只触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表层，并未切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时，首先必须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才能把生态问题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止是内容，还同时是形式。事实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着手创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首先是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进行批判的反思，继而，通过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这些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哲学形态，就在于它经过了一个理论的建构过程，而这种理论建构的实质就是哲学形式的建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说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成为一种哲学形态，就必须考察它的形式方面。
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确立了特定的研究对象；（2）有与之相应的范畴体系；（3）建立了特有的研究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着手理论建构时，已经做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据此，本文将依次地论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研究范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扬弃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2]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研究范式的。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以及两者对立的实质，才能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容。
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以它们各自的哲学本体论为根据的。历史地分析，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围绕着自己面临的哲学任务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它所面临的任务是解决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问题[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它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和人类历史规律必然性的观点。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和人类历史规律必然性这一观点的中心点，就是强调自然对于社会的先在性，强调物质第一性。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论证这一原理，建立了自然本体论，在研究范式上，采用了因果分析方法；与之不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所面临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进攻，如何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由于面临这一问题，它不得不把意识形态作为专门的对象加以研究，与之相应地，在研究范式上，采用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在哲学史上，因果分析方法和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各有其弊端：因果分析方法强调物理世界的相互联系，否定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参入性，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因否定了物质理世界的存在而走向了神学目的论。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克服这两种研究方法固有的弊端，在分别采用这两种研究方法时，引入了辩证法。但是，由于他们从各自的本体论上定义辩证法，把辩证法肢解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所以，最终未能克服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建立起物质与意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非但如此，他们所做的肢解辩证法的工作还强化了物质与意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从而证明，无论是因果分析方法，还是目的论的研究方法，都不可能解决当代生态学发展所提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着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构建工作。
在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福斯特是有意识地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建工作。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前，福斯特一直持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并以其研究范式开展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但是，当他真正深入到生态学问题之中的时候，他才发现，实践本体论把非人化的自然逐出哲学研究之外，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形态内讨论人的自由问题，根本无力说明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其目的论的研究范式也是不可用的，因此，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必须建立新的哲学研究范式。为此，他从清理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形态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入手，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福斯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学说，但是，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学说有三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三种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和观点是不同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与生物的和物理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主张社会产生于生物的和物理的存在，片面地依赖于生物的和物理的存在；认识论唯物主义研究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支持存在和一些变革科学思维的客体的活动的独立性；实践唯物主义主要研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的变革能力对于再生产和社会形式转换的基本作用。在这三种唯物主义中，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都属于一般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融入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容。[4]福斯特强调，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突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说到底不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辩证法是以劳动、生产为核心的人的创造性活动，是联结自然和自由，即物理世界和人类史的中介。这是辩证法的积极的内容；其二，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人的生产、劳动，是人的异化的存在。这是辩证法的消极的内容。因此，把实践唯物主义融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就展示了自然物质与人的意识这样的关系：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生产与自然物质进行交换，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的异化活动必然引起“自然的异化”。所谓“自然的异化”，是指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呈现出负面价值。它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当然，人与自然之间这种生态关系的建立是以肯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因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确立的是自然对于人的独立性和正价值，而自然对于人的独立性和正价值恰恰就是自然设定的人的活动的限度，人的活动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时，人越开发自然，他所受到的生存威胁和危害就越大。这就是当代人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可见，如果不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为前提，人们就不可能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反过来也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因为舍弃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所以，只能论及人的异化，而看不到自然的异化。
我们认为，福斯特把实践唯物主义的异化理论运用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之中，绝不只是简单地把这三种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而是把实践唯物主义中的价值批判方法剥离出来，加以概括和抽象，改造成生态价值批判方法，使其成为打通三种唯物主义的中介。这种生态价值批判方法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不同于自然本体论的因果分析方法的特点，就是它不以物理的、生物的或者技术的关系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价值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尺度。由于价值因素的介入，自然就获得了文化和历史性的特征，成为了可批判的对象。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本体论的扬弃。同样地，这一研究范式也不同于实践本体论的目的论的研究方法。目的论的研究方法，把人的价值关系严格地限制在社会领域，而生态价值批判方法则把价值关系拓展到自然领域，一方面建立起无限开放的人类社会，另一方面也由此确定自然的主动性和人的活动的限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扬弃。这两个区别表明，生态价值批判方法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方法，它不是因果分析方法和目的论方法的结合或继承，而是对这两种方法的超越。
事实上，福斯特从理论上阐发出来的研究范式早已存在于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之中。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不仅把这一研究范式运用于说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而且还运用于说明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由于这种广泛的应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也由自然扩展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当代全球正义公正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福斯特工作的全部意义是从理论上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二 研究对象
正如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就是对自然展开价值和文化的批判。
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概念。然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前，无论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没有赋予自然以批判的意义，都没有把自然作为批判的对象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加以系统地研究和考察。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自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以及由此相联系的物质系统作了结构性的剖析，但是，在这些哲学中，自然只是实证的对象，绝非批判的对象；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批判性，干脆把非人化的自然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其实，在把自然理解为非批判性的存在上则是同一的。因此，不论这些哲学对自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都没有把自然作为批判的对象作认真的思考。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把自然理解为批判性的存在，当作哲学批判的对象来思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把自然作为哲学批判的对象，就在于它赋予了自然以文化和价值内涵。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谓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性，是指任何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形态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既然如此，那么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特点就不仅会决定人的存在，而且也会决定自然对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着自然的存在方式。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典型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根本点，在于无限地追求价值，为了追求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不仅剥夺了人的自由，造成了人的异化存在，而且还掠夺自然，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存在。自然就通过自身异化的存在而呈现出自身的文化和价值特性，从而表明，自然与人一样都可以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在这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定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的定义之间的差别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在超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定义自然，所以，只能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和自然的非批判性的存在，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自然植入社会形态之中，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的和价值的关系，特别是揭示出自然对人的作用的负面价值，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人的本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领域拓展到自然领域，从而展示出自然的批判性存在。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概念所作的一种基础性的改造。
由于上述改造，自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获得了新的内容：
首先，在自然界领域，自然获得了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的区分上说明自然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认为，只有人化自然才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非人化自然是一个可以为人无限利用的对象，不可能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这种说明实际上是否认了自然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因为人化的自然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绝不是自然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认同这一说明。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然不是一个可以被人无限开发和利用的对象，自然的能量是可以耗尽的，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自然的这种有限性恰恰就是它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既然自然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那么，哲学就不能只研究自然的性质和为人开发的可能性，还必须研究自然存在的条件和不可为人任意开发的价值。这就是说，哲学不应该只根据人的需要研究自然，还应该根据自然自身的价值方面研究自然，即不仅要研究自然对人的正价值，而且要研究自然对人的负价值。哲学一旦看到自然的负价值，自然界就不再为作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价值性存在进入哲学的研究视野。这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对象。
其次，在社会领域，物质的生产和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的观点分析人们的社会生活，认为自然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本质属性，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实质上是物质生产和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显然，这种观点是否定文化具有客观性的内容的。既然文化只是主观的东西，那么，哲学要坚持物质生产和生活客观性的原理，就不能设想物质的生产和生活中包含着文化的因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文化有主观的意义，同时，也有客观的内容。比如，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语言、人化自然，等等，都具有客观的历史性。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决定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连续性，从而形成人类的自然化的历史。由此看来，文化与自然之间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关系，它同技术一样，是社会中的一个客观因素。由于有了文化的因素，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内部结构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活动，既有技术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和校正人作用自然的行为方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在生产劳动中，人不仅通过技术因素，建立起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性的自然的联系，形成人对自然的控制，或自然对人的控制，而且，还通过文化因素，建立起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联系，形成文化对社会劳动的控制，或社会劳动对文化的控制，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具有生态意义的代谢关系。如果哲学能够从这一视角考察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那么，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研究对象，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学的研究对象。[5]
最后，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突出了消费、使用价值等物质要素的批判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着重于生产领域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劳动价值论；其二，强调商品生产的价值方面的意义，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前，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几乎都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分析传统，只研究商品生产的价值方面的问题，而不论及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方面的问题。这就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悬置于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层面，难以深入到物质系统之中。与之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了使用价值和消费的批判意义。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恰恰是消费危机的表现，而消费危机，究其根本，是资本主义为了挽救物质生产危机而过度扩张消费资料生产的结果。所以，从生态学的观点看，使用价值、消费绝不是资本生产的附属部分，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应该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面和领域。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这一方面的内容，只是没有展开。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还没有扩展到消费领域，使用价值的批判意义也没有呈现出来。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由生产异化扩展到消费异化，面对当代社会的这一变化，重视使用价值的研究，开展消费异化的批判，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曾涉及的，而且由于其研究范式的局限，也不无法涉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囊括了当代社会发展如此丰富的内容，无疑是对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超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进入了对当代复杂生态系统的研究。
三 范畴体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同时，也修改和提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
应该承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统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由于其个人志趣不同、研究领域不同、观点不同而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从而构成了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多向度发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不同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中发现共同的东西，即以人的活动、文化、价值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在此基础上，分别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体系。在此，我们不一一罗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们建立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范畴体系，而是择其共同点分析他们已经提出的概念。
在本体论层面上，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代表性的。在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论证上，福斯特提出了三个基本概念：自然、自由和辩证法。福斯特提出这三个概念是为了克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建立一种具有生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是决定论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是不能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的，为要揭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必须建立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福斯特认为，这种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发掘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重视个体自由，以及个体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的非决定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的意识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创立了具有生态意义的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我们知道，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研究人的自我意识，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强调个体自由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旨在揭示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绝不是要建立自然本体论。福斯特把马克思揭示出来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运用于分析自然系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应该看作是福斯特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生态学的解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活动。由于这种创新，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明物质世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也就变得不够用了。为此，福斯特提出和引入了“自然异化”、“代谢关系”、“代谢作用”、“生态唯物主义”、生态环境等概念，以非决定论的观点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学说。这一本体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本体论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的根本点，就在于它承认并肯定人的活动对于自然存在的意义，展示了自然的非决定论特征。
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从两个方面修改了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其一，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活动等已有的概念作了新的规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只是从技术的角度规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内涵，而从生态学的观点看，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活动除了受技术因素的支配外，还受着文化因素的支配，因此，还有着文化的内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提出了自然与文化、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通过这些概念的论述，建立了具有技术和文化多重结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其二，建立了以使用价值、消费为主线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哲学家们只研究人们的生产活动，而不研究人们的消费活动，只重视价值的作用和意义，而不关心使用价值的作用和意义。由这一研究状况所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中只有与生产、价值相关的概念，而没有与消费、使用价值相关的概念。为了弥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这一不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消费危机、异化消费、生态危机、需求危机，等等概念，对社会的消费结构以及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阐发了使用价值、消费在当代人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修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结构都得到了丰富和更新。
在社会主义理论层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了生态学社会主义概念，以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主义理论是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加以论述的。在理论上，它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相联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总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结构的分析入手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沿着这一理论传统研究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生态学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一致，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着重从使用价值、生产条件方面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而建立了新的范畴体系。对于这一范畴体系的特点，我们只要略为考察一下奥康纳的说明便一目了然。奥康纳比较了生态学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在一系列范畴的理解和运用上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仅择其主要部分：在对资本主义批判方面，传统社会主义作交换价值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作使用价值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在对商品劳动的分析上，传统社会主义不分析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只分析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理论分析，并研究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上，传统社会主义关注的是资本的生产与流通（工作场所与市场），生态学社会主义关注生产条件（社会与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上，传统社会主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阶级和地区的分化和对工人的经济剥削（抽象劳动），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生产能力（土地、具体劳动）和再生产能力（使用价值）退化和对工人的生态剥削（具体劳动）；在使用价值的研究方面，传统社会主义根据工人生产率的提高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定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利润的功能来定义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根据工人的安全与健康、污染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从具体的劳动能力来定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生产使用价值的功能来定义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由于研究资本主义理论的向度不同，在社会运动方面，生态学社会主义重视那些曾经被传统社会主义轻视的土地和社区、具体劳动、消费者运动等方面的问题，力图把社会主义运动与当代生态运动结合在一起。[6]这些比较表明，生态学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体系的区别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研究路向所决定的。
列宁曾经说过：“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阶，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阶，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7]在哲学史上，任何旧范畴的修改和新范畴的提出都是人们认识发展的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层面上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表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再也解释不了当代的人类历史运动了，而对于建立新的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范式也不够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修改和提出新的范畴体系恰恰是与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已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原理和某些范畴的修修补补，而是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