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题研究之必要性
自黑格尔创立哲学史这门学科以来，哲学的内史和外史就成为哲学史书写中必须讨论的问题。所有的哲学家，凡是撰写哲学史的著作，都会在其导论或绪论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哲学家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一问题，是由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哲学的一般。这里所说的哲学的一般，不是单个的哲学理论，不是讲的哲学和现实关系的问题，而是讲的哲学的本质和个别哲学派别和哲学形态之间的关系。哲学的本质是一，是逻辑的东西；个别哲学派别和哲学形态是多，是历史的东西。个别哲学派别和哲学形态的历史又有两种：一种是无数个别的哲学派别和哲学形态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这种历史构成了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即哲学的内史；一种是无数个别哲学派别和哲学形态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指一定时代和民族的文化，与哲学发生联系的各种文化形式，即宗教、神话、科学、艺术、文学、语言等等。这些都是哲学发展的外在因素，构成了哲学的外史。由于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具有这双重的历史，所以，哲学家在叙述哲学史之前，必须研究哲学史中的历史的东西，区分哲学的内史和外史，以便确定哲学史应该叙述什么样的历史，以及如何叙述这一历史。由此可见，区分哲学的内史和外史，是哲学家对于哲学史书写的一种方法论的反思，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自觉意识。
但是，哲学史本身又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是与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哲学的变革是哲学史观变革的内在根据，而哲学史观的变革是哲学变革的完成。也就是说，一种哲学，只有当它能够进入哲学史的叙述，能够证明它与前此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能够比前此哲学更深刻地展示哲学的一般的时候，它变革哲学的意义才能得到肯定。直到这时，它的变革才算完成。这种通过哲学史来研究哲学、检验哲学变革的意义、证明某种哲学的合理性的思路，是黑格尔在建立哲学史这门学科时提出来的，也是黑格尔创立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目的。自黑格尔之后，这种哲学研究的思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从而成为了哲学的研究方式和哲学自我证明的方式。正是这样，每一时代的哲学家，为了证明他们的哲学的合理性，都要去研究哲学史，以新近发展起来的哲学去改写以往叙述出来的哲学史。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在哲学变革的推动下发展起来。这一点，在文德尔班批评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家。文化哲学不同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它把哲学的对象看作是历史，而不是科学；强调哲学的根据是历史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哲学在哲学理论上建立了历史的形而上学，以对抗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在哲学史的叙述上以历史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取代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方法，揭示哲学发展的文化必然性。在文化哲学的这两个方面的创造中，文德尔班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更大，文化哲学对于哲学变革的意义、它的理论的合理性，就是在他的哲学史书写中得到证明，并最终得到普遍认可的。他在《哲学史教程》的绪论中，首先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前此哲学家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虽然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把科学作为洞见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在把哲学“置于有更普遍意义的‘科学’概念之下”[1]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这种哲学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只看到了哲学中的逻辑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哲学中的历史的东西。进而，他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史观的荒谬之处。他指出，黑格尔把哲学史定义为理性范畴不断获得明确意识并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过程，强调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要揭示理性范畴的内在联系，这是对哲学史本质的说明；只有通过这一说明，哲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科学。这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这门学科建立所做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是完全正确的。在如何叙述理性范畴的演化过程上，黑格尔由于受哲学是普遍科学概念的指导，只强调逻辑的东西，而删除了历史的东西。在他那里，哲学的内史只是抽象的理性概念结构，个别哲学家的历史创造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是根本不能进入哲学内史的；哲学的外史虽然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它们对于哲学史的叙述来说，却是一些无关的东西，是需要被排除的东西。由于删除了历史的东西，黑格尔就只能借助于一种想像的必然性来说明一种范畴向另一种范畴的过渡。他这样叙述哲学史，的确保证了哲学史的哲学性质，保证了哲学史的内在逻辑的清晰性，但却使哲学史失去了历史的内容，从而“经常违背历史事实”[2]。从这一方面看，黑格尔有关哲学内史和外史的观点，又是需要修正的。文德尔班从对黑格尔哲学史观的这一批评出发，对哲学的内史和外史作了新的阐发。他提出，哲学史固然“只能通过思想内在的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3]，但是，哲学史中的思想的内在必然和“事物的逻辑”不应该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科学的逻辑，而应该是历史的逻辑，不应该是理性的必然性，而应该是文化的必然性。历史的逻辑、文化的必然性包含着黑格尔所要求的理性的东西、逻辑的东西，同时，又要求结合哲学家个人的哲学创造活动，在无数哲学家个人的思维中去揭示哲学的理性的和逻辑的东西。由此决定，哲学的内史是由思维的普遍性和哲学家个人的哲学创造活动结合而成的结构，其中，思维的普遍性是逻辑的东西，是哲学一般的方面，哲学家个人的哲学创造活动是历史的东西，是决定哲学一般的性质的方面；正是由于后者，思维的普遍性才具有了文化必然性的特性，而不致于变成抽象的、片面的、想像的理性。除此之外，哲学的外史，对于哲学史的叙述来说，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哲学家个人的创造活动总是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联系的，与他们时代的各种文化因素相联系的，因此，哲学史只有通过考察哲学家的生活环境、考察一定时代的哲学思想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才能揭示哲学的一般，才能使哲学史变成“批判-哲学的科学”[4]。在这里，文德尔班通过重新定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建立了文化哲学的哲学史观。根据这一哲学史观，哲学史是“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5]的过程，是“种种不同的单个的思维活动的产物”[6]，由此决定，哲学的历史进程必然是形形色色和多种多样的。这样一来，文德尔班就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史的图景。
我认为，考察文德尔班对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批判和对哲学内史与外史的界定，对于我们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规范。这一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论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只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首先符合哲学史这门学科的一般规定，而要获得哲学史学科的一般规定，就必须反思它的内史和外史，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自觉意识；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扎根于一个半多世纪的全部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之中，尤其是要扎根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诸多传统的形成和多种形态的演变，只到20世纪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显现，所以，我们只有研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看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而只有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才能够称得上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才能由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因为没有经过方法论的讨论而缺乏哲学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中，大量叙说的是历史的东西，而非逻辑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成了主题，逻辑的东西只是作为历史东西的一种点缀而出现。按照这种方式叙述出来的哲学史，或许符合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却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哲学史，因为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首要条件，是它所叙述的逻辑的东西必须是哲学的一般，凡是不具有哲学一般的性质，凡是没有揭示出哲学一般的“哲学史”，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史。可见，对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来说，发现哲学史的内在要求，是比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方面。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遵循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历史发展中抽象出来的，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中搬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哲学理论只是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的一种，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全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用这种特殊的理论去叙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然会出现许多违背事实的东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之外，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贬斥，等等，都是由此而引起的。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为历史的和理论的视角，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以此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及其书写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中出现的内容庞杂、逻辑线索不清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清理和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造成的。因此，从方法论的高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及其书写的问题，应该成为本题研究的重点。
按照哲学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哲学的内史必须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因而也必定是哲学史书写的主线。遵循这一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是什么？它的本质和核心理论是什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核心展开的历史，还是以实践和辩证法为核心展开的历史？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领域，已经作了许多的研究，却很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角度加以研究。从哲学研究的思路来说，从理论的角度研究问题和从哲学史观的角度研究问题是不同的。从理论的角度研究问题，讲的是理论本身，或者说，是具体的理论问题，而从哲学史观的角度研究问题，讲的是理论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是理论的构造机制。前者是对理论的静态的说明，后者是对理论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说明。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别，所以，理论的研究不能代替哲学史观的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哲学史观的研究所用，但不能是简单的搬用，而应该把它纳入到哲学史研究的系统中作重新阐释。这一点也适合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史观研究的关系。在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等多方面的讨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是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这一研究成果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研究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成果运用于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它只是用一种理论标准代替另一种理论标准，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挤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叙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叙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无实质性的差别。然而，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研究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成果，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不是理论的研究对象，而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作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所要解答是问题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内在结构如何？它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又是如何构造出一部哲学史的？解答这个问题，就是解答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在这里所要论述的问题。
实践和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严格地说，是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创造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可否认，把实践和辩证法作为新唯物主义学说的本质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并不是用它来定义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讲的他自己的哲学品格。这种哲学如果不经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性发展，如果不发生形态上的变化，那么，它就会如同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永远都只能和马克思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永远都只是马克思个人的哲学，而绝不能发展为一种哲学传统、一种哲学思潮。然而，当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并在学理上发展这一哲学时，马克思哲学的命运就不同了，它不再是马克思个人的哲学，而是世界各民族进步力量共同创造的思想财富。这一事实，要求我们联系一个半多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阐释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把实践和辩证法当作一种精神、一种哲学理念，来阐释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新的方法论意义；第二个层面，是结合时代的变革和本民族的哲学传统，赋予实践和辩证法不同的含义，创造不同形态、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者建立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刻的联系，后者则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差别，从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中创造了自己的传统，从而获得了不同于其他哲学的本质。因此，我们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作出界定，就必须历史地考察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实践和辩证法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哲学理念，是马克思最早阐发出来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从事哲学创造的第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这部著作时，他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还远远没有形成，但是，他的唯物史观理论中所包含的新的哲学精神却已经在这部著作中先阐发出来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以偶然性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原子偏斜意义的说明，阐发了个体自由的精神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问题。在阐发这一问题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论断。这一论断揭示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否定关系，强调了哲学的批判精神。[7]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哲学的批判精神概括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和“改变世界”的哲学[8]。当他把这一精神贯穿于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之中，贯穿于对工业的批判性研究之中时，他就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超越了他同时代其他的哲学，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这一过程表明，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绝不只是一些能够说明人类历史规律的理论，它还包含了哲学不断趋向现实，并通过理论的反思和批判而又超越现实的诸求，包括了彻底批判的辩证法精神。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马克思哲学中的这种现实的批判精神概括为一种历史的辩证方法，一种哲学创造的原则。罗莎·卢森堡在批评那些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思想的观点时，反复强调：“只是在经济领域内才谈得上马克思创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反，他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9]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把马克思的哲学当作一种思想解放的力量，一种反对教条主义的武器。正因为有了这个武器，她才能够突破了旧的理论框架，立足于19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分析帝国主义现象，修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公式，创造帝国主义理论。所以，从理论内容上看，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从方法论上看，她却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原则到底了，从而体现了她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深刻的一致性。罗莎·卢森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方式也体现在列宁的哲学创造活动之中、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创造活动之中，同样地，也体现在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连续不断地批判和创造活动中形成的。正是这种连续不断地批判和创造活动，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联结下来，使他们之间具有了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一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它充满活力的创造精神，是辩证的批判方法，而不是某种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此，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哲学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以此衡论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观点，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一种需要批判和摒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
实践和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就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已经包含了哲学各个领域的内容，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辩证法的、意识形态的、语言学的、自然观的、历史观的、伦理学的，等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关于这一学说的完整体系，其中的有些部分，比如本体论、认识论、意识形态、语言学、伦理学等，还根本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有些部分，比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辩证法等，虽然有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但在理论的结构上、在研究的向度上，都打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印记，属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理论。这些都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结合资本主义在本民族发展的状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各个部分都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这种空间上的拓展，在世界性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方传统和西方传统之别；而在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又有不同的哲学传统。在东方，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别；在西方，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别，等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时代变革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间上的发展。从19世纪末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以及所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环境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从而改变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向度；第二次是20世纪20至60年代，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问题，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本体论上更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相继创造了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面对全球问题的出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全球化和现代性批判为主题，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创造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学说正是在哲学传统的分流和哲学形态的变革中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这种多元发展的格局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一个范畴的演进过程，而是哲学传统的分流和哲学形态的变革过程，因此，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元的、直线式的，而是多元的、立体式的。正是有了这种多元的、立体式的发展，实践和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意识形态、语言学和伦理学等理论才能被建构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由此而成为20世纪主要哲学思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全部哲学意义，尤其是它的现代意义，是根本不能呈现出来的，也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共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其中，批判精神体现了实践和辩证法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有两种：一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是理论创造意义上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内在要求，针对的是哲学的批判精神，是每一时代、每一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都必须坚持的东西，因而也是把每一时代、每一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结起来的共同点。理论创造意义上的内在要求，针对的是具体的理论革新，它要求每一理论必须有时代的、民族的内容，有哲学家富有个性的创造。这种要求一旦满足，哲学的理论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一元化的。也就是说，理论创造意义上的内在要求构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差异性。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就是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创造的成果，当然也是这双重要求的实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形成看，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又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历史起点。正是有了这个起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活动才有了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了阶段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就是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
根据上述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分析，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主线。为要清晰地展现这一主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及其书写
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读起来，让人感到内容庞杂、逻辑线索不清，这是内史书写的问题，但是，如果读起来，让人感到全是历史背景的叙说、全是政治性的评论，则属于外史书写的问题了。通常，这两个部分的缺陷是分不开的，一部哲学史著作叙述的不成功首先是内史的书写出了问题，但是，对内史书写的检讨并不能代替对外史书写的反思，因为，即使内史的书写方式弄清了、明确了，还有一个是否需要书写外史和如何书写外史的问题。何况，书写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比之其他任何哲学史都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目的，强调外部世界是哲学的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时，就已经注定了外史的书写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在检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的书写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书写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哲学外史的书写一般说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哲学与其他民族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类是由第二和第三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学术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书写，也应该包含这两类的关系。不过，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书写方式。
就第一类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书写应该紧紧扣住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也就是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但是，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并不是每一个方面都会对哲学起作用，而只有那些决定时代性质的方面才会对哲学起作用，哲学史的叙述就是要选取其中对哲学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这是从客观的方面而言的。从主观的方面看，有一个哲学家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兴趣是与他们判断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因素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对该时代的哲学更有意义这一问题相关的。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在创造自己的哲学时，都会指出该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那些决定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类的精神生活一般性质的因素，然后用这些因素去说明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以此建立起该时代的哲学。此外，同一时代的哲学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总有不同，对现实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思想的判断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创造出来的哲学必然不同。哲学史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就源于哲学家对现实生活中支配人们精神生活因素的判断不同：科学主义的哲学家把自然科学的思想作为支配人们精神生活的东西，于是，把哲学置于自然科学思维的基础之上，并且借助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建构起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人文主义的哲学家把文学、历史学、伦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看作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于是，把这些学科的思维方式当作哲学思维的基础，建立道德伦理学说、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直到建立起历史的形而上学。哲学与现实关系的这些不同反映到哲学史的研究上，就是，不同的哲学家对现实生活叙述有着不同的要求。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对每一时代的哲学起支配作用的现实生活的叙述，大都集中于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等因素上，所以，他们主要通过这些因素的分析来叙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肯定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是现实生活中对哲学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在现代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它们的性质、对哲学起作用的方式，也是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因此，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是社会生活中更为根本的方面，也是对哲学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对哲学的作用，都只能通过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革这一中介来实现。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中找到了哲学与时代的本质联系，并根据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创造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实践概念明显地包含着工业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容，马克思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所有原理的论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也都是从工业对于人的本质、对人类历史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这一角度展开的。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的发展，从东方到西方的拓展，无不是在研究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发展起来的。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叙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就应该抓住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这条主线，而把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作为这条主线上的不同方面来论述。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论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时，要着重那些与哲学发生本质联系的东西，而不是罗列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细节，具体地说，是以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来审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说明每一时代的工业发展状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特点与该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就第二类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书写应该重点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家在论述哲学的外史时，已经肯定了哲学的民族性特征，强调，哲学总是一定民族的思想、民族的精神，因而，哲学是民族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民族的思想都能称得上是哲学，而只有具有充分发展的理性思维形式的西方思想、西方文化，才能成为哲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哲学具有哲学的一般性质，是世界哲学。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与西方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欧的文化土壤，但它绝不是西方民族的，而是世界性的。这里所说的世界性，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传播，而是指它具有世界文明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这种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它具有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思维内容和形式；二是指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获得是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通过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现的。这样一来，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走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首先要走进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要在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被该民族所接受。由此决定，我们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时，不能仅仅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必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叙述它在不同民族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揭示它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学术联系。只有通过这一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内容才能充分的展示出来。相反，如果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不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学术联系，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变成一种仅仅服务于政治的工具。这显然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性发展的意义，也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史的内容。事实上，通过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来考察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通过考察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接受英国唯物主义的方式，说明，考察一个民族怎样吸收和改造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就能发现该民族的时代内容和哲学的思维传统。[10]我以为，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史叙述的这一方法也适合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学术关系的书写。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划等号，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学术价值，没有说明它对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就是因为没有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代其他哲学传统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开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给予了我们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这就是，要求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传统的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的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传统的形成和哲学形态的变化。这一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不仅为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必须，而且也为书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须。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和外史的书写问题的探讨，其实是我以文化哲学的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作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的历史基础就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理论的内容上，还是在思维的形式上，都是沿着文化哲学的路向发展的，通过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传统不仅被开发出来，而且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像先前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受单纯的技术理性支配的，而是受文化的必然性支配的，是由内部诸多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点一旦被揭示出来，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任务也就提出来了，而这种变革的方向，就是破除先前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那种片面的、单一的理性主义的范式，采用文化哲学的范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说明它内部的诸多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展示它的完整风貌。如果说，先前的那种片面的、单一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陷入了种种困境，那么，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则给予了我们走出这种种困境的可能。
【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