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围绕着东西方民族关系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个由非决定论到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过程。马克思以对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说明，建立了世界历史的非决定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立足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不同理解，分别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思想，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这一过程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辩证法。本文通过叙述这一辩证发展过程，指出了支持现代化的总体性观念的两个缺陷：第一，总体性观念以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掩盖了现代化的本质；第二，总体性观念以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 罗莎·卢森堡 列宁 世界历史 决定论 非决定论
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三位思想巨匠。他们分别写作了《资本论》、《资本积累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开创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崭新视野。但是，从《资本论》到《资本积累论》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并不是直线式的思想继承关系，而是一个通过激烈的理论论争和思想碰撞不断创新的过程。其中，有两次争论影响最为深远：一次是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公式的批评和修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为了概括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批评和修正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使其能够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积累中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罗莎·卢森堡把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思想绝对化了，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决定论；一次是列宁对罗莎·卢森堡有关民族自决权观点的批评。作为与罗莎·卢森堡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宁却是站在非西方世界的立场上审视世界历史的变化，反对罗莎·卢森堡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否定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强调，非西方国家能够在民族运动的世界发展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自决权，从而成为制衡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由此出发，列宁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东西方国家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并通过对这一复杂过程形成的内在机制的研究，阐发了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偶然性的思想，创造了世界历史的非决定论。对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这两场重大争论，20世纪的思想家们多是围绕他们理论的对错进行评价。而在我看来，这两场争论体现了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对他们各自所处时代、所处民族提出的历史课题的思考，他们之间的理论联系和差别生动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演变。因此，对于这两场争论，我们不能停留在对他们理论对错的评价上，而应该走进他们的时代、走进他们的理论，深入地分析他们的研究思路及其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发现其中对我们今天的思考有价值的东西。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研究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比较他们的联系和差别，并进而引出我们对9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些思考。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马克思考察世界历史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历史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的世界扩张把东西方国家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世界历史是一个按照资本主义的“铁的必然性”而运动的过程。由此决定，研究世界历史就是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实现资本的世界扩张，以及东方国家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世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但他绝没有由此而走向“西方中心论”。从早年到晚年，无论是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还是对东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考察，马克思都力图贯彻他的历史主义原则，发现世界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从而形成了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非决定论思想。
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中作过许许多多的论述，其中最具有经典性的，还是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论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对西欧资本积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而对他在《资本论》中所阐发的资本积累过程作了一般特性和具体特性的区分：资本积累的一般特性，相对资本积累的本质而言，指的是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历史运动。这是决定任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铁面无情的规律”[2]。任何民族，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会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资本积累的具体特性，是指原始积累的西欧形式，它所体现的是西欧的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起源的特殊环境，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品格。通过这种区分，马克思严格地限定了他的原始积累理论在俄国的运用，即只能把他的原始积累中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俄国，绝不能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具体特性的说明运用于俄国。马克思把这一思想上升为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方法，提出了世界历史发展非决定论的观点：“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观点时，不仅没有放弃或否定他先前有关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的观点，而且恰恰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各民族的具体实现，揭示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从早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到晚年的人类学研究的全部成果。这两部分成果的关系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内在结构及其世界化的历史必然性，创造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构架；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的东方扩张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冲突，揭示东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从而说明世界历史发展的非确定性。这两个部分构成了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西方视野和东方视野。他的非决定论的世界历史观就是在这两种研究视野中建立起来的。
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西方视野中，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不平衡关系阐发世界历史的偶然性和多元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构成的整体。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相互作用、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逻辑的设定。在现实中，资本家为了追求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以获得日益增多的价值，总是打破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之间的平衡，从而引发生产危机。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非常不确定的因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就是从逻辑上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要素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可能性，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的历史条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偶然性的说明。不过，马克思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危机的视角，而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视角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由其生产方式的扩张本性所决定，必然按照自己的愿望同其他民族建立联系，创造新的生产结构关系。于是，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以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表现出来的民族关系，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发展的一个中介、一个环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发展的中介或环节，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调节和重构运动，因此，不同的民族交往方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运动形式，从而创造出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类型。在1857年～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不同运动形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发展的特点。马克思列举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关系中的三种运动方式：“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4]马克思强调，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会出现新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类型。马克思不仅把这一原理运用于说明西方各民族的交往，而且也把它运用于说明西方民族征服东方民族的活动。比如，马克思考察过英国殖民者与印度的关系、俄国经过1861年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前者是属马克思列举的第一种运动方式，后者属马克思列举的第三种运动方式。马克思在考察这两种运动方式时，特别注意到这两种运动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在考察英国与印度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时，他特别指出这一事实：英国殖民者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使其私有化时，并没有使印度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刺激了奢侈之风，由此而形成了高利贷的发展。于是，印度的资本主义就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方式发展起来。同样地，在考察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马克思把1861年的土地改革作为俄国资本主义的起点，也把它作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十分不确定性的因素，并以此探讨俄国资本主义形式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这样，马克思就通过民族交往这个环节，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发展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不断调节和变化的过程，其中，每一个新的变化、新的生产结构的形成，“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5]；另一方面，又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类型多元发展的过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中，后一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正是通过后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复杂有机体，是一个不可还原的过程，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元论，论证了世界历史的非决定论。
在世界历史研究的东方视野中，马克思通过考察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揭示了世界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机制。马克思在考察东方公社所有制的解体时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自然经济的掠夺和消灭是通过改变东方社会传统制度中的某些规定、肢解该民族文化中的各要素而实现的。比如，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西印度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东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征服，都是通过重新规定公社的土地和财产制度，把共同经济分解为私人所有、把人们之间的血亲关系转化为社会关系，等等方式实现的。虽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东方社会无法在新的土地和财产制度中保持公社公有制的原貌，挽救公社所有制灭亡的命运，但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解体方式总会在本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上打下民族文化的烙印，从而呈现出特殊的民族风貌。马克思从这一事实出发，提出了研究“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6]的任务。在马克思看来，每个部落和族系都是由生存技术、家庭制度、氏族制度、社会组织、法律体系和财产观念等构成的民族文化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东方社会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基础，也是东方社会接受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介。因此，研究“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就是从民族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作用中，发现世界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机制。从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的农村公社所有制解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民族文化的作用绝不只是指东方传统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抵御或选择，它还包括西方文化对东方公社解体的作用。而且，马克思把后者的作用看作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东西方民族文化发生碰撞和相互作用，完全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动的，是西欧殖民主义者以西方现代文化改造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果。正是这样，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考察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征服、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征服时，强调了同一个事实：西欧殖民主义者是运用资本主义契约法的形式，分割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公社土地，使其私有化，使其成为可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这些土地转到自己手上。这样，西欧殖民主义者在瓦解东方农村公社经济的同时，也迫使东方人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必然会遇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反抗，但是，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东方传统文化只起修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作用，而且这种修改并不能改变该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基于此，马克思坚决反对以单纯的经济因素说明东方国家农村公社所有制的衰落，而强调应该把农村公社所有制的衰落归因于西欧殖民主义者强制性地输入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结果。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印度公社所有制衰落的原因分析时，马克思强调了这一观点：“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由于确定了个人的公社份地可以出让，‘笨蛋们’就输入了与印度习惯法格格不入并与之敌对的因素，只不过用承认公社社员的优先购买权的办法稍微缓和一下。”[7]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不把东方的民族文化看作纯粹消极的因素。他认为，东方农村公社所有制中包含着的天然的社会主义因素，可以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创造一种更高的现代文明形态，使东方民族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所以，在考察俄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景时，他曾经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虽然马克思在当时还不能确定这一设想能否实现，但却以这一设想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东方民族一旦具备了历史条件，就有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中能动的一方。通过对东西方民族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互作用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图景，从而证明，正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选择和改造活动，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具体民族形态，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多元风貌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确定性。
深入地分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的西方视野与东方视野本身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从同一性方面看，无论在西方视野中，还是在东方视野中，马克思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民族交往的相互作用上论证世界历史发展的非决定论，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规定世界历史性质的方面，体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趋势，而民族交往是决定世界历史的差异性存在的方面，体现了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和个性特征。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与民族交往的特殊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构造了世界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机制；从差异性方面看，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西方视野和东方视野是分别从技术和价值两个向度思考世界历史的问题。在西方视野中，马克思着重从技术向度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世界化以及它在不同民族的具体形式，而在东方视野中，马克思则是从价值向度探讨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的世界化。至于这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对东方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马克思并没有作更为详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他却以此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论题：世界历史究竟是同一的存在，还是有差异的存在？进一步，在人类历史上是否有一个绝对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者绝对的资本主义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是绝对被动消极的，还是具有反控制性？这些问题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研究之中。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和内容，分别对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同一性存在和差异性存在的论题作了富有创新的研究，深化和丰富了这些基本论题。
二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与世界历史决定论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的原序中，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确定了这样的任务：以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为主题，探讨“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经济根源的问题”[9]。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就是资本积累的问题。罗莎·卢森堡确定这一主题是基于她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帝国主义是总体的资本主义。所谓总体的资本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亦即包括一切非资本主义形态在内的资本主义。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建构世界体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积累，迅速地把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把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实现了这一切，资本主义也就到达了它的终结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继而世界历史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然而，就现阶段的发展而言，资本主义还远没有达到它的终结阶段，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还只是作为一种倾向存在于帝国主义现象之中。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帝国主义，就是要说明和论证总体的资本主义，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正是在说明和论证总体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中，罗莎·卢森堡建构了世界历史的决定论。
为了论证总体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罗莎·卢森堡修改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三个基本观点：
其一，变换了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起点。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就把研究世界历史的起点确定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确定这一起点的理论根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因此，“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研究的起点确定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是根本不能说明现阶段的世界历史运动的，因为，世界历史在现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研究的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还只处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水平。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德国和奥地利在七十年代才进入真正大工业生产阶段；俄国是在八十年代；法国到现在大部分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巴尔干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枷锁；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才同欧洲进行大规模的、经常的商品交换。因此，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到七十年代为止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先前的危机，即所谓的年青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力量消耗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框将发生致命的周期性的冲撞，即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来一般表现出来的营业不景气过程，即短期的繁荣同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11] 既然如此，研究世界历史的起点，就不应该定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上，更不能把研究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得出来的基本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分析现阶段的世界历史运动，而应该把世界历史研究的起点定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把资本积累，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主题。这样，罗莎·卢森堡不仅变换了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起点，而且还同时把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而排除于资本积累之外的资本原始积累纳入了资本积累的结构之中。
其二，改变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的思维路向。罗莎·卢森堡指出，由于研究的历史起点不同，她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研究的思维路向上也根本不同：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出发，沿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革新的方向研究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和危机现象，而她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交换关系等外部条件出发，沿着资本实现的可能性的方向说明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和危机现象。罗莎·卢森堡确立这一思维路向是基于她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有着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理性社会的建构过程，而罗莎·卢森堡则把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理解为资本的扩张，资本主义为其生存而争夺市场的过程，按她自己说法，是资本主义延长自己寿命的过程。由于这一区别，在世界历史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都采取了与马克思相反的思维路向：首先，在东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是以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发展，比较东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类型，罗莎·卢森堡则是通过分析东方国家的殖民化过程，说明东方是如何从属于西方资本的，以此揭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其次，在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国内市场是决定资本主义市场本质的方面，国外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罗莎·卢森堡则把国外市场看作是决定资本主义市场本质的方面，强调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具有质的不同。她指出：资本的国内外市场“并不是政治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上看时，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生产物的购买者及其自身的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国外市场是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物并供给资本以生产要素及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12] 这两种市场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市场以剩余价值的实现为目的，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商品生产的一般扩大，与这一目的相联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交换都“只限于等价物的交换，并停留在商品交换的限度内。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财产和平等占支配地位。”[13]与之不同，国外市场以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为目的，它所要求的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排除简单商品生产，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排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由这一目的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运用殖民政策，国际借贷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等手段。“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14] 在这两种市场中，国外市场体现了国际舞台上的资本的关系，决定着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市场的性质，对于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前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样，世界贸易、国际借贷、战争对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要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必须把国外市场置于首位；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性危机问题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国际性危机出现的原因，而罗莎·卢森堡则把资本主义“活动范围的缩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已经用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国际性危机出现的原因。[15]在这里，从世界历史形成的起点、中介到终点，在每一个环节上，凡是马克思当作偶然现象，给予非决定论说明的地方，罗莎·卢森堡都把它纳入了必然性研究的视野，给予了整体性的、决定论的论证。通过这些论证，罗莎·卢森堡扩大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必然性的研究范围，从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非决定论转化成了世界历史的决定论。
其三，变革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研究范式。罗莎·卢森堡世界历史研究的决定论路向在她的资本主义积累图式中得到了逻辑的确证。在《资本积累论》中，罗莎·卢森堡明确地把她的资本积累图式作为考察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逻辑前提。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范式的变革。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研究范式是以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为核心的，资本积累只是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在性质上和作用上，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把它独立起来，变成世界历史研究的范式。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研究范式上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她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分离出来，并且把它建构成研究世界历史的范式。在把资本积累图式提升为世界历史研究的范式上，罗莎·卢森堡作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区分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以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本质的说明，论证了资本积累理论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首要性。罗莎·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资本运动形式：剩余价值理论代表的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运动，而资本积累理论代表的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运动。从逻辑上看，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基础，但是，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本质上看，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顺利实现和无限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资本家赖以生存的环境。正是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来说，资本积累是比之剩余价值生产更为重要的方面。所以，罗莎·卢森堡强调：“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有一个特征，即资本的增加是通过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16] 通过这种区分和论证，罗莎·卢森堡就把资本积累从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独立出来，把它作为考察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逻辑前提，作为支持她研究范式的核心理论；二是修改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把非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形态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和前提条件，使其能够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和整体风貌。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只论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这一图式根本不能解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因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要有不断增长生产资料和消费的需求。而这些不断增长的需求既不可能来自于资本家，也不可能来自于工人，必须来自于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及社会形态。正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及社会形态，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随后的资本积累提供了物质形态的生产、消费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反过来也可以说，资本积累的实现是以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及社会形态的存在为历史前提的，而马克思则把获得非资本主义的物质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过程归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排除于资本积累之外。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只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却不能说明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要真正解决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就必须把资本积累的历史条件加入资本积累的图式之中，把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作为资本积累中的一个必需的要素、一个必然的环节加以论证。由此出发，罗莎·卢森堡从资本积累的历史条件、资本积累的辩证历史过程和资本积累的未来趋势等三个方面论证了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对资本积累实现所起的中介作用，从而建构了她的资本积累图式。这就是她在《资本积累论》中所表述的：“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17] 在这个图式中，罗莎·卢森堡以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依存关系说明世界历史的基本构成，以国外市场的日益缩小论证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代替的历史趋势，由此而把资本积累描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存在着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与消费、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资本积累不可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一旦非资本阶层和社会形态被全部同化为资本阶层和社会形态，世界市场全部资本化，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这样，罗莎·卢森堡就以对资本积累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深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这一结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18]由此可见，罗莎·卢森堡修正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判断，而是要扩大资本积累图式的内涵与外延，使它能够容纳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内容，从而深刻地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本质。
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观点的上述修正，罗莎·卢森堡创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而实现了对总体资本主义的论证，同时，也在哲学上建构起了世界历史的决定论。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立的，或者像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者所指责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歪曲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只要深入地分析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其实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思想作了更深入的展开和论证。她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图式的批评和修正、对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性的历史考察，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历史条件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全球化、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在这里，她与马克思一样，都是从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强调世界历史进程中必然会有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从这个角度看，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是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必然性思想贯彻到底了。但是，也正是因为罗莎·卢森堡只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又使她的世界历史决定论留下了东方社会的研究空间。虽然她以总体的资本主义论证了东方从属于西方、非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但这只是片面的论及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性，当她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经济的整体性的破坏的时候，却没有论及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在这个破碎了整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土壤上，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反过来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又是不完全的。列宁正是以罗莎·卢森堡世界历史理论的不完全性为突破口，通过阐发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非决定论的思想。
三 列宁：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非决定论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一样，强调市场、历史-经济条件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首要性。但是，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如何看待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矛盾等问题上，列宁却与罗莎·卢森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著名的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列宁以民族国家为题对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并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论证了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能动性，揭示了决定世界历史发展不确定性的内在因素，发现了世界历史非决定论的内在机制。
在对政治、经济落后民族和小民族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能动性的考察中，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民族运动在西欧以外民族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此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分解，而西欧以外民族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因素的分解中获得独立发展的条件，从而改变自己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世界历史形成中的能动因素。在研究路向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上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从而以东西方国家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破解了罗莎·卢森堡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总体性观念。
列宁提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力图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竞争和矛盾中揭示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获得经济、政治自决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一方面，资本主义以建立世界性的金融联系和经济垄断，征服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另一方面，它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需要，又不得不支持小民族、落后民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由于这种内在矛盾的存在，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总体性，获得经济和政治的自决权。从消极方面看，经济、政治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中获得经济、政治的自决权，成为制约资本主义大国的一个因素。列宁概括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帝国主义“依靠金融联系和经济利益能使政治上独立的小国卷进大国之间的斗争（英国和葡萄牙）”；一种是帝国主义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需要而不得不支持小国的独立，因为“破坏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的帝国主义‘庇护者’软弱得多的小民族方面的民主制，结果不是引起起义（如爱尔兰），便是使整团整团的官兵投向敌方（如捷克人）。在这种情况下，从金融资本的观点来看，为了不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给予某些小民族以尽可能多的民主自由乃至实行国家独立，这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对托拉斯，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政治，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战争，有时是直接有利的。”[19]这两种情况表明，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为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获得自主权，或成为制约力量创造了条件；从积极的方面看，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在各国的不平衡发展，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形成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反抗。在这两个方面，列宁尤其重视后一个方面。因为非西方民族消极的获得的经济、政治的自决权，依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因此，它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制约作用只是局部性的，并不能形成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整体力量。相反，非西方民族积极的获得的经济、政治的自决权，由于通过了战争等暴力等形式，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能动作用。所以，列宁把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他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20] 列宁的这一结论体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理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社会主义革命交互作用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社会的复杂联系。列宁在分析这种复杂的联系中，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两个不确定因素：一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与此联系的战争；二是政治、经济落后民族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不平衡规律中获得跳跃式的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列宁提出民族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为了论证西欧以外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列宁肯定，民族运动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发动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运动。但是，列宁也同时强调，这场运动虽然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发动的，却并不为西欧所特有。作为资本主义的运动，民族运动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所谓民族运动的普遍性，是指这场运动所创造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能够适用于任何民族。在世界上，不论是西欧，还是西欧以外的其他民族，只要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只要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都必然会建立国内市场和独立的民族国家；所谓民族运动的特殊性，是指这场民族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任务和内容。列宁提出民族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直接批判了罗莎·卢森堡在民族自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世界历史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观点。罗莎·卢森堡从她的世界历史观出发，以西欧资本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存在，否定西欧以外国家的民族自决权。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简单地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既否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形式，也否定了其他民族能够在西欧资本主义的世界化中获得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列宁从两个方面批判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一个方面是从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上批判罗莎·卢森堡的片面总体性观点。列宁指出，罗莎·卢森堡否定小民族能够获得民族自决权的错误在于，“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国家独立问题。”[21] 在列宁看来，在世界历史中，一个民族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这个民族的政治独立绝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在经济上依附经济强国并不等于它就不能获得政治独立，恰恰相反，在经济上依附于经济强国的民族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才能为本民族创造“能够最充分地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22] 比如，美国曾经在经济上是欧洲的殖民地，而后在民族运动中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亚洲，日本也通过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而为本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民族国家作为商品经济的政治形式，不仅对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同样能动的作用。正是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世界发展，民族国家也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趋势，并通过各国民族国家的特殊形式展示它的世界普遍性；另一方面以民族问题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批判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环境的抽象规定。列宁认为，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否定西欧以外国家的民族自决权，是因为她没有把历史的考察具体到民族的特殊性之中，只是空谈历史环境和民族运动的历史条件。但是，民族运动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有着十分具体的特点。西欧的民族运动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阶段，由此决定，它所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而东欧和亚洲的民族运动则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的民族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斗争交织一起，使东欧和亚洲的民族运动变得十分特殊而复杂，不仅东欧和亚洲的民族运动具有不同于西欧民族运动的具体问题和内容，而且东欧和亚洲各国的民族运动也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各不相同。比如，俄国的民族运动既不同于奥地利，亦不同于匈牙利和捷克，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决权的纲领也绝不相同。东欧和亚洲民族运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把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3]，通过比较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特点，揭示其中的普遍性。所以，列宁强调：“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现代国家无疑具有共同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共同的发展规律。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改革问题，而西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并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最主要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24] 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批评，初看起来，是强调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实则是以对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的规定修正罗莎·卢森堡的历史条件的普遍性概念。因为，罗莎·卢森堡的历史条件的普遍性特指西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历史环境，也就是说，历史条件的普遍性只属于西欧资本主义，那些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国家是根本没有普遍性的。列宁强调东西方民族运动之别，强调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就把西欧资本主义创造的民族运动的普遍性从西欧民族运动的具体的、特殊的形式中剥离出来，扬弃了它的片面的普遍性，使它成为世界各国民族运动共同的特性，与此同时，西欧的民族运动也成为这种普遍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了。这样一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是世界各国民族运动共同具有的特性，正是这种共同性决定了各国民族运动的可比性。从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上述两个方面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反对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辩证法，否定罗莎·卢森堡有关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自主性与政治自决权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观点。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是“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列宁强调民族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的否定。这种否定给我们思考世界历史问题的最大启示就是：总体性的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可以运用到一切现象上去的理论和方法，人们在分析和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时，必须同时确定它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和理论运用的界限。这才是真正的总体性辩证法。
除了对罗莎·卢森堡的民族自主权观点的批判外，列宁还通过考察俄国国内市场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上，列宁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国内市场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外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功能的延伸和在空间上的拓展，两者并不存在质的差别。由此出发，列宁坚决反对离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谈论资本主义市场，甚至否定国内市场的观点。他指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起来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25]不仅如此，列宁还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两个方面定义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向深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26] 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角度分析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旨在说明“俄国边疆地区有大量空闲的可供开垦的土地，俄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特别有利的情况”[27]，从而证明俄国比西欧更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前景。列宁的这些论证展示了他对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念。这种对东方民族发展所持的乐观主义与罗莎·卢森堡对非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罗莎·卢森堡通过对国外市场存在的论证，把非西欧国家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中的被动一方，那么，列宁则以国内市场的首要性论证，肯定了非西欧国家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发展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能动一方。不仅如此，列宁的这一结论也是对马克思国内市场理论的修正：马克思以国内市场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世界扩张的必然性，得出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28]的结论，而列宁则以国内市场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尽管西方民族早于东方民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东方民族却比之西方民族具有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发展环境和条件，因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富有生命活动力的一方。列宁与马克思在研究路向上的同一，而在结论上的差别表明，列宁的世界历史非决定论不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东方视野为理论起点，而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西方视野为理论起点，但是，列宁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考察西欧以外民族的发展，而是以帝国主义的不平衡规律和民族运动的一般与特殊的理论丰富马克思的理论，把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战争等作为世界历史中能动的，因而也是不确定性的要素，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非决定性的内在机制。这表明，列宁创立的世界历史的非决定论虽然运用的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西方视野中的非决定论，但其理论的结构和内容却是属于列宁的，体现了列宁历史辩证法的个性特征。
从列宁围绕民族国家问题对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所展开的一系列批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以世界历史的非决定论对抗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绝不是他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局部问题上、单纯思维方式上的对立，而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体现了他们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解答：帝国主义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还是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民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主从关系，还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罗莎·卢森堡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为起点，历时性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列宁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崩溃为起点，共时性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正是由于他们在解答帝国主义时代这些最重大问题上的对立，决定了他们理论在20世纪的奇特命运和时代价值。
四 现代化：总体性的陷阱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人们对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世界历史理论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两大阵营格局的形成，列宁的世界历史非决定论成为人们解释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范式，而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理论则被当作错误而受到冷落；70年代之后，随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力量，尤其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借助于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罗莎·卢森堡有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价值呈现出来了，成为人们思考当今世界历史问题的丰富思想资源。这时，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决定论被看作比之列宁的世界历史非决定论更具有历史预见性的理论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理论所遭遇的如此奇特的历史命运表明：历史是思想的实验室，任何思想的价值都只能在历史运动中呈现出来。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世界历史理论在不同时代所得到的不同的评价，归根到底，是由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变革所决定的。然而，对于哲学的研究来说，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历史命运都只能构成我们今天研究他们理论的历史根据，绝不能成为对他们理论本身的研究。因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那些被历史现象遮蔽的真理。从这一理论视角评价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理性结构，并分别从东方和西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真理：世界历史是由东西方民族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以及历史趋向都取决于东西方力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的消长及对比的变化。正是这样，当我们立足于当代世界的格局发掘罗莎·卢森堡世界历史决定论的价值的时候，绝不能忽视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历史非决定论的当代意义，而应该从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答问题的思路中汲取那些有益于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辩证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现代化作为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现代化的提出是西方世界寻求建立普遍价值理念的产物，在意识形态上，它直接挑战了作为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世界各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民族精神和现代化理论，而在哲学思维上，它主张总体性的观念，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以此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这种总体性的观念以世界和平环境为背景，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们以为，只要在本国确立起这个新的现代化的理念，就能加快本国的现代化进程，缩小自己与发达国这之间的差距。然而，事与愿违，那些遵循西方现代化理念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后果如同19世纪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摧毁是同样的。这一事实证明，现代化不过是在新的形势下对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提出的东西方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的一种解答。不可否认，现代化的提出，是西方资本主义再度占居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的结果，作为当今世界历史理论的话语，现代化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结构和特点，但是，它绝没有改变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最根本的问题——东西方民族的关系问题，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们赋予现代化以普遍价值理念的意义，把它提升为意识形态，只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世界的愿望，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却是一种陷阱。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性的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完全无用的，而是说，发展中国家在运用这种观念时，要结合本民族的发展加以取舍，反之，简单的全盘照搬这个理论，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自己的历史主动性。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剖析支持现代化理念的总体性观念，揭示这种观念的理论缺陷。
结合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总体性观念有两个理论缺陷：
第一，总体性观念以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掩盖了现代化的本质。总体性观念的基本观点就是强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政治和文化。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是中立的，其实质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统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实现西方资本对全球的统治。因为，当代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是通过跨国资本、国际金融等形式建立起来的。这些经济形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经济组织，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张，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手段，其背后充满了暴力和欺骗，而建立在这种经济一体化上的政治和文化不过是保证经济一体化的强力组织和价值理念。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伊拉克战争，看一看当代的军备竞争，就一目了然了。但是，由于经济一体化主要运用的是商品交换的形式，加之当今世界的和平环境，所以，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给人以一种和平的外貌，一种公平、正义的外貌，这就很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其实，对于隐藏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商品交换背后的暴力和掠夺的实质，罗莎·卢森堡早在《资本积累论》中就已经从分别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上作了深刻的剖析。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构成的世界历史结构中，任何发生于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都包含着掠夺和剥削，因而必然以暴力为后盾。今天，世界历史虽然发生了变化，国际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多地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然而，只要这种结构关系存在，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就依然适用。不同的是，现代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观念，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方式征服和瓦解东方民族，实现国际资本统治的主要手段，所以，比之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战争形式进行的公开暴力掠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第二，总体性观念以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体性观念提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统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理论根据，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在世界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划了等号，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为世界历史的本质，否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此用世界的同一性观念取代世界历史的多元文化观念。对于这种理论的驳斥，马克思和列宁早在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就已经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理论剖析。以此分析，总体性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以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否定了它的可分割性。其实，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不是只具有普遍性，它还同时具有西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不仅突出地表现在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上，而且也存在于它的经济形式和政治体制中。既然西方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带有西方民族的特殊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那么，它的总体性就必然具有可分割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对以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致性为主要内容的总体性观念作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把总体性观念中的普遍性作为本民族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合理的东西，创造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在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结合上，保持本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列宁曾经以民族运动的一般与个别论证过这一问题。由于时代的变迁，列宁理论中的某些具体结论也许过时了，但是，他所阐发的世界历史中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依然是我们反思当今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有用的思维形式。
现代化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目标，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确立自己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理论遗产。这份最珍贵的理论遗产，不是他们解答具体问题的结论，而是历史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而发掘这份理论遗产，就是我们历史地考察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意义所在。
【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