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珍(1841--1903)，号筱园，云南石屏人，著有《筱园诗话》、《穆清堂诗钞》等文。由云龙《定庵诗话》、王增琪《诗缘樵说拾遗》、金武详《粟香四笔》、袁嘉谷《卧雪诗话》等对朱氏及其诗文颇有好评【1】。“石屏朱氏，代以诗名”【2】^（P196），朱庭珍“笃守家学，取法于杜”^{【2】（P196）}虽无论杜专书，但在其著作中，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评价和称引逾60则，居他评价的诸多诗人之首，见出他对杜甫的高度重视和尊崇。朱庭珍对杜诗的评点，大体是从“杜诗”阐释论、“学杜”方法论、“杜诗学”批评论三个方面展开，我们可循其文本细加把握。

一、朱庭珍“杜诗”阐释论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自中唐伊始，有关杜甫及杜诗的评说推阐日益增多，降及宋代，杜诗研究蔚然成风，有“千家注杜”之称，元明而下，踵武不绝，逮至清代，对杜诗的接受更是达到高潮，周采泉《杜集书录》指出：仅清朝“全集校勘笺注类”即录有清人注本达27种之多，还远非清人注杜之全部，清代杜诗诠释盛况可见一斑【3】。历代诗家学者对杜诗或注、或评、或笺、或臆说、或心解、或镜铨……用力颇勤，继往开来，建构起“杜诗学”大厦。相比而言，朱庭珍不喜欢对杜诗作“小学”“语言学”的笺释文句，或“历史学”“社会学”的考证史事典故，辞章、考据等“知识考古”阐释方法非其所长，他认为仅对杜诗作注释是不够的，容易偏离杜诗艺术本质，“终莫能得其神髓”，故强调“学悟统一”。这种“回归诗学本体”，倡导“知行一致”的阐释方式，在整个杜诗阐释“经验”视野中是有一定特点的。

一、阐发杜诗“诗学”精义，建构诗法理论

杜甫没有专门的诗学论著，但“杜诗”中却内蕴有丰富的诗学原理。诗歌发展到杜甫手中，经过他的新创实践、推敲锤炼及经验总结，走向成熟。杜诗“句法”成为后世诗歌写作的经验参照和师法模板，亦是后代诗法批评准则和接受范式。纵观历代对杜诗所作的阐释，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意义的理解。这主要包括词语训释、典故引证、史实征引，目的是要对杜诗的社会功用、政教意义进行恢复，求得对杜诗的知识理解。如宋代较为著名的三家注，“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马交，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4】其它如“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辑注杜工部集》、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张远《杜诗会粹》、顾宏《杜诗注解》、张甄陶《杜诗集评》、江浩然《杜诗集说》等亦同，阐释的重心均放在作者（杜甫）、文本（杜诗）及社会（杜诗生成语境）等层次上。二是心理的阐释。主要是以读者之心揣摩诗人之心，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受杜诗，从而把握杜诗内在精髓。如金圣叹的《唱经堂杜诗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卢元昌的《杜诗阐》、黄生的《杜诗说》、陈式的《问斋杜意》、杨伦的《杜诗镜诠》、洪业的《杜诗引得》等，相对前此，阐释的重点在读者层面，强调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如浦起龙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5】当然，也有两相综合的，如主张“内注解意、外注引古”【6】的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朱庭珍对第一类“精于小学，疏于诗法”的诠释方式不以为然，他对杜诗的阐释侧重于第二方面，即在细读杜诗文本基础上，通过其自身生命体验、写作实践，撅发杜诗之“诗学”原理、精义，将之作为理论资源、文本典例进而建构起“诗法”理论体系。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注杜者多致力于考辩李白生平经历和“李杜”交游友谊，如王嗣奭认为“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或聚焦于李白诗才及精神气骨，朱庭珍则体认到杜甫“寄李白”诗的另外一层旨意，杜甫称赞李白敏捷神妙之才，其实潜含着对李白诗歌汪洋恣肆、浪漫飘逸，不拘一格的“无定法”诗法要妙的认识。李诗以诗“无定法”名世，杜诗则以“句法”可依见传，朱氏糅合两者之长，《筱园诗话·卷一》指出：“诗也者，无定法而有定法者也。诗人一缕心精，蟠天际地，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笔落则风雨惊，篇成则鬼神泣，此岂有定法哉！”【7】^（P2327）辨证地阐释了诗歌的创作原理——“有定法而无定法也”【8】。

朱庭珍还从杜诗中体认和总结出“构思炼意”、“使事用典”等具体诗法。朱庭珍论创作“构思”时指出：“诗人构思之功，用心最苦。始则于熟中求生，继则于生中求熟，游于寥廓逍遥之区，归于虚明自在之域，工部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也。……”^{【7】（P2346）}论“炼意”时又说：“诗人首重炼意，以此。惨淡经营于方寸之中，以思引意，以才辅意，以气行意，以笔宜意，使意发为词，词足达意，而意中意外，志隐跃其欲现，情悱恻其莫穷，斯言之有物，衷怀几若揭焉。故可以感动后人，以意逆志，虽地隔千里时阅百代，而心心相印如见其人，所谓‘言为心声’，‘人各有真’是也。”^{【7】（P2404）}在《拟陆士衡<文赋>》也说：“首定意匠，次用心兵；剪裁结构，惨淡经营。文以载道，诗以言情。剂其离合，调其重轻。”【9】^（P398）“意匠惨淡经营中”见于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杜诗详注》注：“《文赋》：意司契而为匠。《历代画品》：画有六法，五曰经营位置。古乐府：不知理何事，浅立经营中。”^{【6】（P1150）}《杜臆》也指出“惨淡经营，又撰出良工心苦。”朱庭珍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具体阐释并加以发挥，辩证指出创作构思过程详状，及炼意法门，即如何处理作文之“思”“才”“气”“意”“笔”“词”“心”之间的主从关系和顺序安排，以致能更好地言志传情达意。朱氏对“意匠惨淡经营中”内蕴的作文“构思炼意”原理的阐发，见出他已领悟和把握住强调“句法”注重“锤炼”之杜诗精义，对后世“法杜”有导引先路之功。他论“用典之法”，说：“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运古语若己出，毫无费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缚矣……杜陵句云：‘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皆个中精诣也。学者详之。”^{【7】（P2333）}不赘述。

二、从杜诗中体悟出“学问之道”，效法杜甫力以行之

元稹称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秦观评杜甫“集诸家之长……集诗文之大成”，通观杜诗可知杜甫知识面相当广，诗歌中涉及的天文地理、人情物理、社会时事、自然知识等很是博杂繁复。依此而言，则历代非有学之士莫能注之。的确，如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辈可谓是“学富三车”，能一一对杜诗“解典释义、阐精发微”，但也有被黄生批评的一些学力不够的好杜诗者，“读书既不多，又不能阙所不知，往往郢书燕说，甚者乃伪撰故事以实之。”以致“非求之太深，则失之过浅”，“文害辞，辞害意”；亦有遭杨伦、毕沅指责的“好以臆度，遂乃动涉讥刺”“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尺尺寸寸以求之”者，“寻章摘句”、“穿凿附会”、“失其全篇”。这些离开诗歌的艺术特质，过分夸大诗歌的社会功用的“释事忘义，附事见义”的过度诠释方式，均难能见杜诗之真面目，得杜诗之真精神。朱庭珍针对此弊，承继前人评说，融会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特别是严羽的“妙悟”理念，在精研杜诗基础上体认出“学悟一贯”之“学问之道”。朱庭珍在《筱园诗话·卷一》曾说：“不知学问之道，贵得其精英，弃其糟粕也。少陵云‘读书破万卷’，非谓学乎？‘下笔如有神’，非谓悟乎？味此二句，学与悟可一贯矣。”^{【7】（P2328）}《<思亭诗钞>序》曰：“自古以诗传者，至唐之少陵，宋之东坡，如山有泰岱，水有江海，雄视百代而不可几及者也。然少陵登衮州城楼、游历下亭诸篇……后人以为少作，谓未足尽二公之造诣。迨中年而各极其盛。及杜晚岁入蜀而诗益雄肆……读者叹观止矣。少陵自道所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信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皆诗家所必不容少者，非艺苑千秋之鉴哉！……”^{【9】（P40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语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世对此“注多论少”，如《杜诗详注》认为“言（甫）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6】（P74）}朱庭珍在论严羽“妙悟”说时引此以为佐证，一方面驳斥了后世对严羽诗学思想的误解和贬抑，另一方面阐发了杜诗中内蕴的“学问之道”。朱氏主张“天分学力各半”，故他不单纯迷恋严羽“妙悟”论，而勖后进要象杜甫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惟有如此才不至于“言无物，转堕肤廓空滑恶习，终无药可医”。当然，以“学”为主，还应有“悟”，不使“饾饤书卷”“有类墨猪”。

周采泉对历代“注杜”有宏观把握，指出：“宋代重在辑佚和编年，元明重在选隽解律，清代重在集注批点，近代则重在论述分析。”周先生的概括是恰当的。在以“论述分析”见长的近代“注杜”学人中，朱庭珍应有一席之地。他的“学悟相合”“知行统一”治学思想受益于杜甫诗学思想颇多。从其“外游求学”“从军入幕”“以诗会友结社”“办学主讲”经历，及“发愤读古今书”，“以诗富家”“以诗安世”的行动可知，他确实象杜甫一样身体力行实践和诠释这一学问之道，这又是与众多“执着于书卷以学力见长”的注杜学者不同的。

二、朱庭珍“学杜”方法论

朱庭珍论杜诗的成就还在于他植根于前人论杜基础，审视前人论说，并结合自身“法杜”经验，为后世总结出许多“学杜”法诀，从而为后人把握杜甫，承传“杜诗学”指明了一条路径。

一、“学悟一贯”“参变相合”的学“杜”方法论

首先，朱庭珍批判式继承前人思想，认识到“杜诗”有“法”，把握住了“杜诗”之精华所在，从而解决了“学”杜什么的问题。朱庭珍指出：“盖五古须法汉、魏，及阮步兵、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李、杜诸公，而参以太冲、宣城及王、孟、韦、柳四家，则高古清远，雄厚沉郁，均造其极，正变备于是矣。七古以杜、韩、苏三公为法，而参以太白、达夫、嘉州、东川、长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剑南，金之遗山，明之青丘，皆有可采。挥洒凝练，整齐变化，备于以上各家。善取兼师，集众妙以自成一家可也。五律以杜为法，参以太白、襄阳、右丞、嘉州，已备其旨。七律以工部、右丞、义山为法，参以东川、嘉州、中山、牧之，须求高壮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中晚风调，放翁秀句，不宜贪学，恐易于谐俗，转难近古故也。惟拗体、吴体，宗杜须兼山谷，取其生造，于高老中时出瘦劲，以助姿峭。五排转宗老杜，参以义山，此外无可津涉。”^{【7】（P2335）}朱氏探讨和总结了诗歌写作经验，一方面继承了杜甫“转益多师是吾师”（《戏为六绝句》）的诗学态度，也主张善取兼师，集众妙以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细加审视，以严羽“熟参”理念为导向，立“高古雄厚沉郁”为创作标准，强调对诸家要有取有舍，是以明确了对体裁多（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拗体、吴体、五排），题材广（山水诗、咏物诗、怀古诗、酬唱诗等）杜诗学习要领。

其次，朱庭珍充分肯定了“杜诗”可“法”，对于后世诗家，如韩愈、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陈简斋、陈无已、陆游、元遗山、高启、朱竹垞、二冯等识杜学杜之成败得失，朱氏眼光敏锐而精到，为后世借舟筏入杜室提供了参考。他在《论诗绝句五十首》中指出：“建章门户杳难穷，妙在神明变化中。千古问谁知杜法，昌黎以后有涪翁。”^{【9】（P406）}“温李虽同究不同，玉溪饶有少陵风。可怜耳食争依傍，前误杨刘后二冯。”^{【9】（P406）}“老杜门庭孰问津？后山高迈简斋新。效颦一例东施拙，得力还当让二陈。”^{【9】（P406）}“半山师杜力坚凝，六一宗韩合并称。底事新城妄轩轾，独将微妙许庐陵。”^{【9】（P406）}“笔卷云涛气雨风，遗山具体杜陵翁。力排东野西江体，似此论诗恐未公。”^{【9】（P407）}“忽宗李杜忽苏韩，妙笔仙才两擅难。可惜青丘遭毁折，未能生面辟骚坛。”^{【9】（P408）}“七古纵横乐府奇，豫章流派杜韩诗。稚威健笔心余匹，袁赵何堪并一时。”^{【9】（P410）}朱庭珍评点诸家“法”杜得失，其主要思想来源于纪昀，说：“（纪文达公）又曰：‘李义山诗运意深曲，感事托讽，佳处往往逼杜，非飞卿所可比肩，细阅全集自知。宋代杨、刘诸公但袭其面目，堆跺组织，致招优人挦扯之诮。二冯亦但取其浮艳尖刻之词为宗，实不知其比兴深微，用意曲折，运笔生动沈著，别有安身立命之处。方虚谷谓学杜须从山谷、后山、简斋入手，是主江西派一主三宗之说，乃门户迂僻之见，决不可从。王荆公谓学杜须从义山入手，却是阅历有得之音。”^{【7】（P2348）}清代论“诗人”重视诗家“主体性”地位，讲究胸襟怀抱，强调积理养气，以培植根柢为旨，诗家如叶燮、纪昀、沈德潜、何绍基等一以沿之。朱庭珍对之加以批判继承，品评得失，见解甚著，如：“半山学杜，而以简拔短炼变其沈郁飞动，各自成家”^{【7】（P2329）}“竹垞诗……五律得力工部……五排亦得力于杜。其使事精确处，分寸切合，具见用书本领，亦他人所罕及。”^{【7】（P2358）}“国初遗老如湖北杜茶村《变雅堂诗》，古体粗率颓唐，劣恶已甚，直门外汉耳；近体枯槁、粗硬、肤廓者，与前明闽诗郑继夫同病，皆不善学杜者也。佳作则颇有气骨，时诣老境。”^{【7】（P2363）}

最后，在清楚了杜诗可学、学杜什么与何以学杜的基础上，朱庭珍进一步强调“参悟因革”，提出了“学而主变”“别铸真我”的学杜方法。“学”“悟”结合思想，是朱庭珍学杜法杜经验的深层提炼和精致概括，在其诗论视野中升格为一种“学问”之道；另朱庭珍取“严羽”说，主“妙悟”，讲“参变”，为杜诗传承注入了生命气息。朱庭珍非常讲究“参”，前面例举可为佐证，另如：“人所易言，娓娓而道之处，彼不经意而平铺直叙，我转难言之，惨淡经营，加以凝练，平者侧行逆出使之奇，直者波折回环使之曲，单者夹写迸层使之厚，浅者剥进翻入使之深，则人易我难，无一败笔，自臻精妙完美之诣。……慧心人宜于李、杜、韩、苏四大家，密参细求，自当知吾说矣。”^{【7】（P2339）}指出只有于大家诗中密参细求，方能臻妙。“参变”思想从朱庭珍对历代学杜诗家的评鹫也可见出，他说：“屈翁山五律，忽而高浑沈著，忽而清苍雅淡，气既流荡笔复老成，不拘一格时出变化，尽得少陵、右丞、襄阳、嘉州四家之妙，真神技也。”^{【7】（P2356）}“前明一代诗家以高青丘为第一，自元遗山后，无及青丘者，不止一变元风，为明诗冠冕已也。……青丘才力、天分、工候皆极其至，所为诗，自汉、魏、六朝及李、杜、高、岑、王、孟、元、白、温、李、张、王、昌黎、东坡无所不学，无所不似，妙笔仙心几于超凡入圣矣”^{【7】（P2359）}“七子以前，李茶陵《怀麓堂集》诗已变当时台阁风气，宗少陵，法盛唐，格调高爽，首开先派。”^{【7】（P2361）}“江西诗家以蒋心余为第一。其诗才力沈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学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垒，故能自开生面，卓然成家。”^{【7】（P2368）}朱庭珍充分肯定了屈翁山、高青丘、李东阳、蒋心余等人“学而有变”的诗学思想，认为他们的成功在于“多师兼参”，哀叹高青丘“不及四十枉死，未及融会贯通，聚众长以别铸真我，造于大成”。

二、“即心即杜，我与古人俱化”的学“杜”方法论

朱庭珍学“杜诗”确有心得，他不仅领悟了杜诗的诗学精义，而且把握住了杜甫超越他人的独至之诣。他指出：“学老杜诗有八字诀，曰学其‘开阖顿挫，沈郁动荡’。此工部独至之诣，他人莫及。顾开阖顿挫之奇，妙在用笔；沈郁动荡之奇，妙在气味。求用笔，须悟会于字句之先；求气味，须体验于字句之外。执杜以求杜，执诗以求诗，终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于心，浃以神明，契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执杜法杜而无往不与杜合，不屑就诗求诗，自然妙与诗印，则即心即杜，我与古人俱化矣。相遇以天，岂斤斤步古人后哉！”^{【7】（P2388）}以“沉郁顿挫”来论杜诗，语出于杜甫向玄宗所献之《进雕赋表》，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几也。”杜甫对自己风格的简单概括，后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引此条分“李杜”，指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明清文论家陶明浚、胡应麟、纪昀、袁枚、翁方纲、朱彝尊、陈廷焯等接受了此评判论断，认为唯“沉郁顿挫”不能涵概杜诗基本风格。陶明浚《诗说杂记》卷七云：“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着痛快四字而已”；胡应麟《诗菽》评《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纪昀《瀛奎律髓汇评》称《蜀相》“忽变沉郁，魅力极大”；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云：“人必有芬芳悱测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同，何不在一往情深？……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吴瞻泰《杜诗提要》也说：“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也无不密。”朱庭珍基于前人对杜诗风格的体认，指出工部独至之诣妙在“用笔”和“气味”，为学杜者把握杜法精要作了铺垫。

朱氏还总结出“即心即杜，我与古人俱化”的学“杜”方法论。历代倡言学杜之法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庭坚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法，严羽以禅喻诗，言妙悟，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此举很不以为然，批评寻枝摘叶，重“自家实证实悟”，“参活句，勿参死句”，“凿破此片田地”，“教外别传”，两者针锋相对的法杜方式在后世都颇具影响。受严羽影响的朱庭珍对“执杜求杜”“就诗求诗”行为很不屑，认为终莫得神髓。指出应该“融杜法于心，浃以神明，契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才能达到“不必执杜法杜而无往不与杜合，不屑就诗求诗，自然妙与诗印”的“即心即杜，我与古人俱化”学杜最高境界。必须强调的是朱庭珍非常重视诗歌创作“主体”之“才学识力”，主张“积理养气”“培根柢”，崇法杜诗，也非常讲究“主体”对杜诗的体验和感受，能够“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始终与杜诗“若即若离”，保持一定的创作、批评张力。这种诗学观一定意义上又是来源于杜甫的，朱氏曾说：“玉溪生‘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飞卿‘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此二联皆用逆挽句法，倍觉生动，故为名句。……然使二联出工部手，则必更神化无迹，并不屑以‘此日’、‘当时’、‘回日’、‘去时’字面明点，必更出以浑成，使人言外得之。盖工部以我运法，其用法入化；温、李就法用法，其驭法有痕，此大家所由出名家上也。后人学其句，而不得所以然之妙，仅以字句对仗求工。如宋人‘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徒凑两典切姓以为工对，究之与其人身分毫不相合，何所取义乎？”^{【7】（P2380）}强调主体“我”“心”对客体“法”“物”的把握，主张自然以达“化”“妙”之境，而不必“著力求之，转失妙谛”，这是朱氏承传自杜甫的诗学精髓，贯通在其诗学论著之中。又如：“作五古大篇，离不得规矩法度。所谓神明变化者，正从规矩法度中出，故能变化不离其宗。然用法须水到渠成，文成法立，自然合符，毫无痕迹，始入妙境。少陵大篇最长于此，往往叙事未终忽插论断，论断未尽又接叙事；写情正迫忽入写景，写景欲转遥接生情；大开大合，忽断忽连，参差错综，端倪莫测，如神龙出没云中，隐现明灭，顷刻数变，使人迷离。此运左、史文笔为诗法也，千古独步，勿庸他求矣。”^{【7】(P2335)} 不多赘言。

三、朱庭珍“杜诗学”批评论

    朱庭珍“杜诗学”研究还表现在他对杜甫及其诗学所作的批评上，他一方面肯定和接受了前人论杜的中肯公允之识见，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随从附和别人，而是剖析毫芒，洞鉴古人得失，重评杜甫和杜诗，形成了一种综合的辩证的批评观。

一、他肯定和接受了前人对杜甫及杜诗的部分评价。朱庭珍之前，“杜诗学”已渐成型，前人对杜甫及杜诗发表了许多持论公允、中肯得当的识见。如《杜诗详注》汇集前人论评说：“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9】（P23）}朱庭珍接受了前人对杜甫“诗圣”的评价，他说：“太白、子美同时并驾中原，太白为诗中仙，子美为诗中圣，屹然两大，狎主齐盟。”^{【7】（P2329）}沈归愚曰：“诗家变化之功，决不可少。右军书结体用笔，绝不雷同，《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无一相肖处，笔有化工也。杜诗亦然，千四百余篇中，求其词意犯复者，了不可得，所以为‘诗圣’也。”^{【7】(P2393)}朱氏推重沈归愚，对其何以杜甫能为“诗圣”的解释予以肯定。黄庭坚“以其（甫）多用韵语纪时事也”评“杜诗”为“诗史”，明杨慎以为“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诗道性情”，应该含蓄微婉。朱庭珍辨析入微，反驳了杨慎，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诗道大而体裁各别，古人谓诗有六义，比兴与赋，各自一体。升庵所引毛诗，皆微婉含蕴，义近于风诗中之比兴体也。所引杜句，则直陈其事之赋体也。体格不同，言各有当，岂得以彼例此，以古非今，意为轩轾哉！宋人诗多赋体，绝少比兴，古意浸失，升庵以此论议宋人则可。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夫言岂一端而已，何升庵所见不广也！学者放开眼孔，上下千古折衷于六义之旨，兼收其长，勿执一格，勿囿一偏，以期造广大精深之域。何必是丹非素，执方废圆，为通人所不取乎！”^{【7】（P2390）}他还在批评张船山“连章诗”时指出：“少陵伤时感事诸篇，其时、势、人、地一一切合，得失分明，怀抱亦露，故有‘诗史’之目，不止作忧乱愤激之词也。”^{【7】（P2354）}见出朱氏对杜诗“诗史”地位是肯定的。面对历代“李杜优劣论”，朱庭珍虽然更多“取法于杜”，但受严羽诗学思想影响大的他，接受了严羽对“李杜”的评价，故也经常“李杜”并举。

二、将杜甫列入“大家”行列，尊称杜为“大手笔”。人物品评传统源远流长，大概兴起于先秦两汉，在魏晋六朝达到兴盛，多为人物的美学风度鉴赏，唐后深化发展。清代品评诗人，分列家数，成为“诗人论”的一个高峰。钱澄之的《说诗示石生汉昭赵生又彬》、毛先舒的《诗辩坻》、薛雪的《一瓢诗话》、徐增的《而庵诗话》、方南堂的《辍锻录》、刘熙载的《艺概》、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都有立言，分有按创作风格分的、按创作流派划的、按性情列的、按人品别的、按天赋辩的，不一而足。朱庭珍从宏观诗史的角度将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分为“大家”、“名大家”、“名家”、“小家”“诗人”五等，“从大处着眼，从总体把握，审美描述与理性判断并行，大有助于对历代诗人创作实践做较为准确的判别。”【10】朱氏将杜甫列入“大家”行列，说：“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汉代去古未远，尚无以诗名家之学。……自建安作者，始有以诗传世之志，观子恒兄弟之文可见。嗣后历代诗家，莫不欲以诗鸣，为不朽计矣。古今合计，惟陈思王、阮步兵、陶渊明、谢康乐、李太白、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可为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时。若左太冲、郭景纯、鲍明远……则次于大家，可谓名大家。……”^{【7】（P2371）}朱庭珍论“大家”曰：“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鱼龙百变，风雨纷飞；又如昆仑之山，黄金布地，玉楼插空，洞天仙都，弹指即现。其中无美不备，无妙不臻，任沾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盖才学识俱造其极，故能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孟子所谓‘大而化，圣而神’之境诣也。”^{【7】（P2369）}朱庭珍分“四家”论诗人为后世俞平伯等沿用，他列杜甫为“大家”，即指出杜甫才学识俱造其极，诗歌臻“大而化，圣而神”之境界，也为张少康等从“贵神”入手把握杜甫的创作思想奠定了基础。朱庭珍之所以推崇杜诗，在于“杜诗”与他强调的“诗须有我”“又须无我”“贵真我”的诗法“主体论”思想相合。他在例举“古今句可法者”^{【7】（P2375）}及论“咏物诗最难见长”^{【7】（P2404）}时又称杜甫为“大手笔”，称杜甫《登楼》、《阁夜》为“千古杰作，实至名归”^{【7】（P2396）}。

三、以儒家“诗教”标准审视杜甫，肯定杜甫交友大节、胸襟怀抱及高尚人格。朱庭珍生于清末风雨飘摇之际，战火纷飞年代里他一方面任侠从军，出谋杀敌，另一方面办学主讲，提倡“新学”。他寄希望能以诗安世，故发愤读书，博览群书，围炉著书，可终不得志。他批判式继承了严羽、叶燮、沈德潜、纪昀等人诗说之长，诗学思想浸染儒、道、释等思想文化精髓，他与杜甫的生活时代很为相似，人生经历多有相仿，致使“法杜”而常有共鸣，从其“致君尧舜业，济世孔颜心”^{【7】（P2404）}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淳下”相合可见一斑。这决定了他更多是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和“知人论世”的认知方式去评价和解读杜甫。他说：“温柔敦厚，诗教之本也。有温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温柔敦厚之诗。本原既立，其言始可以传后世，轻薄之词，岂能传哉！夫言为心声，诚中形外，自然流露，人品学问心术皆可于言诀之，矫强粉饰，决不能欺识者。盖违心之言，一见可知，不比由衷者之自在流出也。古今以来，岂有刻薄小人幸成诗家，忝入文苑之理！……少陵哭房琯，送严公，梦李白，寄王维，别郑虔，其诗无一不深厚沈挚，情见乎词，友朋风义，何其笃也……有陶、杜、韩三公之性情，自宜有陶、杜、韩三公之诗文也。自宋以降，世风日下，文人相轻，渐成恶习。……君子之交，断不出此，才人当以为大戒也。”^{【7】(P2391)}朱庭珍将“人品”与“诗品”相联系，从杜甫哭房琯，送严公，梦李白，寄王维，别郑虔等习性肯定了杜甫其人其诗，同时也批判了后来者“文人相轻”的“小人之举”，警示世人引以为大戒。

其他，如朱氏以“或雄厚，或紧遒，或生峭，或恣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飘脱，或秀拔，佳处不一，皆高格响调”^{【7】（P2398）}为衡对杜诗所作的“审美批评”，也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整理。总之，朱庭珍作为隅居于僻远之地云南的诗论家，以他重学倡悟以求新的阐释思维，好参主变以入化的学杜方法及综合的辩证的批判的评杜态度，回归杜诗诗学本体，解析其中内在精义、原理，并仿效以行之，这正是朱庭珍诗学在杜诗学史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