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集六朝文学之大成，在南北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进中起了重要作用。庾信及其诗赋对后世影响深远，研究其人其文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庾信的《哀江南赋》，有“赋史”（倪璠《庾子山集注》评）之称。朝廷更迭、政治变故之际，《哀江南赋》以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时代叙事”题材、“批评时政”“反思历史”之精神、“乡关之思”“哀悼江南”“忧心天下”意蕴和“形式美”特性，迎合了处于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文学观重建阶段文士（特别是江南士子）的期待视野和阅读心理，在后世有着广泛的接受，表现有三：

一、释名章义，寄托哀思：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笺注

经典文本具有无限魅力，能引起历代读者广泛的朗诵、阅读、阐释兴趣。《哀江南赋》的文本特性、文化内涵，受到了民族热情者、骈文爱好者的普遍重视，成为他们交相选择以为笺注的文本之一。通过对史书、诗文作品及历代书目中相关著录的考察，其有名可考者大致有：隋之魏澹（彦深、彦渊）注^[[1]]；唐之王道珪、张庭芳、崔令钦三家注^[[2]]；宋末元初之王防御注^[[3]]；明清易代之际，王洄、王婿、归庄、叶舒崇、陆繁弨、胡渭生、徐炯、徐树榖、吴兆宜、倪璠等注；清代向近代转型时期，李详、高步瀛等注。此外，从南宋周文璞《诵<哀江南赋>》诗中“惟吾爱好词，细碎穷注笺……重效嘈囋声，庶几与周旋”句可推知，宋代亦常有笺注《哀江南赋》之举^[[4]]。总之，庾信《哀江南赋》作为一个在“召唤结构”方面有着独特品性、具有“多重”阐释力的文本，不断地刺激后人的笺注兴趣，结构成一部经典的《哀江南赋》接受史。

综观历代笺注庾信《哀江南赋》风潮，以明清易代之际王洄、王婿、归庄、陆繁弨、徐炯、徐树榖、吴兆宜、倪璠等最为声势浩大。此期到底有多少家《哀江南赋》注，目前已难确切统计。杨复吉辑《昭代丛书新编》，内收昆山徐树榖、徐炯合纂之《哀江南赋注》^[[5]]，据杨复吉《哀江南赋注跋》文称，除徐氏注及所采集的五家注（昆山王洄、王湑合注、归庄补王注、吴江吴兆宜注、钱塘陆繁弨补注）外，此期至少还出现过二十来位注家。他说:“右《哀江南赋注》，徐艺初与其弟章仲同辑者。采集五人笺注，间有支漏，复以己意补之，已称赅备，顾逸于此帙外者，尚有德清胡朏明、钱塘倪鲁玉、太原阎百诗、慈溪姜西溟、桐城张敦复、昆山徐敬思、吴江叶学山、宗山吴汉槎、张损持。及艺初、章仲增注，又近刻《古文眉诠》、《赋钞笺略》内无锡浦二田、华亭雷晓峰、张香圃。参注凡二十家，爬罗剔抉，幽隐靡遗，汇编于后，庶几珠联璧合矣。其中尚有失注者数十条，业为之补。惟毗陵蒋京少笺本当更有进于是者，遍求未获，不能无余憾焉。”另外，从吴兆宜《哀江南赋》笺注所征引注文来看，其中引了16位注家的研究成果，张尚瑗6处、徐树榖17处、王洄103处、王湑95处、陆繁弨89处、阎若璩3处、叶舒崇9处、胡渭生82处、徐炯83处、吴兆骞3处、归庄7处，徐树屏、姜宸英、徐树声、徐树敏、张英、叶舒颖各1处^[[6]]。考顾炎武《日知录》，可知顾氏也曾对《哀江南赋》作过相关考据。这些注家，大部分是江南汉族文人，有的是清代的考据大家、学问家，有的是清代著名的骈文大家，他们彼此之间有一定的渊源联系，在他们的注释文本中亦互相征引，最终于倪璠注集其大成。

（一）对《哀江南赋》文本质性释名章义

笺注《哀江南赋》，一般而言，主要在于考证文本中所载人文风物、历史地理、文化典实等内在质性，王洄、王湑、叶舒崇、吴兆宜、倪璠注本等，在此一方面用力甚勤，可为代表。王洄、王湑本是清代较早的《哀江南赋》注本，徐树榖、徐炯合纂《哀江南赋注》及吴兆宜的《哀江南赋注》对之引用颇多。清初钱陆灿有《八九月之交又得十诗并似蔗庵》诗，曰:“身外身游刘子骥，梦中梦赋庾兰成。”自注曰:“二三两句，在常州梦中作也。复梦至一处，似非人间，案上有昆山王氏注《哀江南赋》一篇，诵之而觉。”^[[7]]杨万里《书王右丞诗后》曾言：“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诚斋集》卷七）杨万里在“江西诗派”风头正劲之时，曾梦见杜甫梦中教他句法，要他学习庾信，而钱陆灿则在梦中见庾信《哀江南赋》之二王注本，这均说明了庾信文本在后世的深远影响力，从此也可以看出王氏《哀江南赋注》在清初读者中有着深刻的影响。清初另一注家叶舒崇的《哀江南赋注》虽然没有完稿，但他对《哀江南赋》文本质性考据、笺证也有着巨大贡献，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惠栋曾说：“《哀江南赋》云:‘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近代注此赋者，如吴江叶氏舒崇、昆山徐氏炯皆不详所出。”（《九曜斋笔记》卷一）可见叶氏注本有未详之处。但，即便是“未详之残稿”，也丝毫不影响它在当时的传播接受。叶舒崇之师王士祯指出:“余门人吴江叶进士元礼舒崇，神清不减卫叔宝，少负隽才，尝注庾子山《哀江南赋》，为时所称。”（《古夫于亭杂录》卷三）徐炯、徐树榖合注本及吴兆宜本均征引了叶舒崇注文。吴兆宜、倪璠本笺注最为精细厚实，辑录了前人近乎一切考据结果并作出了自我审视考辨，错漏甚少，可谓是后世最常用的庾信《哀江南赋》注本，影响也最大，许逸民先生《庾子山集注》在笺注《哀江南赋》时以之为底本，自不待言。

（二）笺注《哀江南赋》以寄托哀思

    后世笺释《哀江南赋》，除秉持“朴学”方法对其文本质性予以考据外，更多的是借笺注《哀江南赋》以“寄托哀思”，表达注家的“乡关之思”、“故土之悲”、“家国之痛”，特别是在易代之际尤为显著。如宋金元之际、明清之际，不少不愿出仕异族的仁人志士，注释《哀江南赋》，表达他们反抗战争、对抗时政的意识。如陆繁弨，其父陆培也是一反清复明的激进人士，后以身殉明。陆繁弨受其父影响，入清后，拒绝了清廷给予的生员资格，一生隐居田乡，著书自娱。陆氏注释《哀江南赋》用意非常明显，乃寄托亡国之思，其《善卷堂四六》著有《哀江南赋序》（原注代徐艺初先生作），感喟曰：“嗟国恨之未申，惜家声之已堕”^[[8]]，缅怀庾信，引为知音，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其一片苦心。又如明末之归庄，早年以抗清为任，明朝覆亡后，改名为“祚明”，以明心志，他一度削发为僧，游历山林，常有怪异之举，与同乡顾炎武齐名，时称“顾奇归怪”。归庄笺注《哀江南赋》本在当时也有着广泛影响，许多效忠明朝的义士以归庄为榜样，选择了《哀江南赋》作为笺注文本。注释《哀江南赋》是清初江南汉族士人对抗清政府“文化专制”政策的一种策略。从《哀江南赋》注释这一行动，我们还可以把握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学术态势，了解清初统治者“文化专制”政策的强度。随着清政府对汉族文人话语控制的日益加强，制造“文字狱”来打压士人，文人士大夫注释《哀江南赋》也不敢那么率性而为，即使是有“故国之哀”，也不敢再像陆繁弨那样无所隐讳、肆意而为。徐炯、徐树榖合纂《哀江南赋注》时，“文字狱”已渐渐拉开了帷幕，是以徐炯特意安排了一个“主客对话”的形式，辩解他的这一笺释行为。后来，随时推移，社会逐渐趋于安定和平，汉族士人的家国哀痛也慢慢平复，注释以寄托哀思的思想慢慢淡化。在“实学思想”指导下，胡渭、阎若璩等分别从地理、历史等角度对《哀江南赋》作了注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读庾信名赋文本。

二、承传拟仿，旧题新作：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继作

由于庾信《哀江南赋》内蕴“缅王室、述祖德、叙时事、寄哀情”等质性，恰好能够满足后代许多文人表达故国之哀、乡关之思这一愿景。特别是《哀江南赋》本身审美价值极高，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以《哀江南赋》成为了文人的范文，摹仿《哀江南赋》写作笔法进行创作的人甚多。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继作，可以用杜甫的“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来予以概括，所谓“后贤兼旧制”即是在韵律、格式等方面模仿庾信《哀江南赋》，只是具体内容不同而已；“历代各清规”则是在创作形式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体等方面有所变更，而思想主题与庾信之赋趋同。

（一）承传庾信《哀江南赋》写作形式而拟仿

摹仿《哀江南赋》形式创作，体现在写作笔法、形式结构等方面援引、承袭庾信文本。这类作品有：夏完淳的《大哀赋》、毛奇龄的《续哀江南赋》、金应麟的《哀江南赋》、王闿运的《哀江南赋》（并注）、章炳麟的《哀韩赋》、《哀山东赋》等。他们大多步庾信《哀江南赋》旧韵，借庾信《哀江南赋》格套，改换新词，注入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精神。

由于创作者的境遇、思想、品格等与庾信有所不同，夏完淳、章炳麟等人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对庾信赋文有所超越。清朱彝尊曾说：“其《大哀》一赋，足敌兰成。昔终军未闻善赋，汪踦不见能文，方之古人，殆难其匹。”^[[9]]近人汪国垣《再题内史集》说：“文采风流古江左，大哀一赋敌兰成。”的确，夏完淳的《大哀赋》可以称得上是几百年来拟仿庾信《哀江南赋》的最优秀作品之一。后世不少评论者经常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夏完淳的《大哀赋》作比较。他们认为夏完淳气节高迈，大义凛然，在人格精神方面，是庾信远不及的。虽然夏完淳是摹仿庾信的《哀江南赋》进行创作，但就赋的思想内容来看，由于其中贯注了夏完淳的精诚节义，故而夏氏赋的格调、境界超出了庾信赋。如马积高先生说：“其文辞的老练苍劲，虽稍逊于庾信的《哀江南赋》，而其思想境界却高过了他。这是由他们的境界、思想、品格不同所决定的。”^[[10]]另外，郭沫若、郑振铎、白坚、王学曾、山公等人则认为夏完淳之赋比庾信赋感染力更强，更真切动人。白坚在《笺校夏完淳集将成漫书寄意用代题辞》中云：“《大哀赋》共《南冠草》，点点斑斑血染成。”^[[11]]他高度赞赏了夏完淳诗赋，认为这些文章都是夏完淳用他的血染成的。因为夏完淳才气纵横，气势非凡，不似庾信那么抑扬顿挫，文气扭曲，故而王学曾等人认为夏完淳赋在“造句与文字”方面比庾信赋更流畅。山公甚至将“气节”作为评判诗文高下的主要标准，抓住庾信变节这一事由大加抨击，他在《题夏存古集》云：“《大哀赋》罢感精诚，《易水歌》传变徵声。一代文章缘气节，江关羞杀庾兰成。”的确，夏完淳是明末少年英豪，他坚持自我操守、视死如归，为了复兴大业而矢志不渝、英勇捐躯，在立身、行事等方面，他超越了庾信甚多。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贬抑庾信，否定庾信《哀江南赋》的审美价值、思想意义，而应该客观地看待，特别要看到夏完淳之赋正是接受了庾信赋的精神养分，同时又注入了自我和时代的特性才有了突破和发展的。

 （二）接受“哀江南”母题且变化新创

也有以《哀江南赋》为母题而“同题继作”的，与前面“仿作”不同的是，他们在写作模式、文体等方面有所改变。如南宋谢翱撰《续琴操·哀江南》，凡四章（《晞髪遗集补》），采用的是“操”文体；元陈樵撰《哀江南效李义山》、明谢榛撰“《哀江南》诗八首”（《四溟集》卷三），用的是“诗”文体；而孔尚任作《桃花扇·哀江南》、陆繁弨之《万愁曲》，则又是“套曲”；吴梅村的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亦有“哀江南”之隐旨，等等。但不管后世作家采用何种文体，他们均接受了庾信开创的“哀江南”这一母题。

以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套曲来说，曲中不仅寄托了作者深深的故国哀思，而且揭示了当时民间社会的凋败萧条，将之与统治者纸醉迷离、荒淫奢华的图景作对比，批判了明朝统治者的腐朽堕落。孔尚任认为，正是明朝统治者贪图享受，不关心民生疾苦，加之对百姓横征暴敛，使得内外交困，最终山河沦陷。孔尚任如庾信一样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批判意识。孔氏在《桃花扇·先声》中明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 (《拜明孝陵》)“日照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过明太祖故宫》) 读者从苏昆生那一曲曲悲怆的号哭声中，对千古兴亡的历史有深重悲切的感受。是以吴穆《<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指出：“痛恨于山河变迁，而借波于侯、李”。徐旭旦《桃花扇题辞》亦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也。”虽然明朝的灭亡和南朝梁的覆亡，具体的原因甚有不同，但是它们最终都落入了异族之手，这让庾信、孔尚任等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他们希望能用他们手中之笔，叙写和记录下这段历史，一方面警示统治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也启发世人，需长怀忧患之心，忧国伤事，不要只沉溺于儿女私情、家庭琐事之中。梁启超先生在评价《桃花扇》时，指出它是一部“哭声泪痕之书”。孔尚任的《哀江南》套曲继承了庾信“哀怨”精神，以悲为美，可谓是《桃花扇》的“画龙点睛”之笔。

其他继承庾信“哀挽江南”精神吟成诗歌的，有如杜甫《北征诗》、《八哀诗》、《悲陈陶》；“李华《吊古战场》，文本于庾信《哀江南赋》”^[[12]]。卢献卿作《愍征赋》，时人赞誉，称曰：“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孟棨《本事诗》）。元赵文“以迟暮余年，重餐元禄，出处之际，实不能无愧于诸人。然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青山集》）。清初陈维崧师法庾信，《四库提要》称其“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魏子安特意在其《花月痕》小说中写韦痴珠、刘秋痕唱酒行令，韦痴珠“噙着眼泪，将筷子乱击桌板，诵那庾信《哀江南赋》，声音哽咽起来。”借此抒悲情，言志气。

三、知人论文，割情析采：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批评

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有四种不同的表现：一是将《哀江南赋》的批评赏析与庾信其人人生遭际、身世变幻相联系起来，体认庾信人生变故、原谅庾信失节变义行为者，肯定了《哀江南赋》中丰富的“乡关之思”、“故国之哀”；苛责庾信行为者，则因人废文，贬抑《哀江南赋》，认为此不过是庾信为己开脱罪责的虚伪表现。二是立足“文本形式”论析《哀江南赋》，好“骈俪之文”者，以之为赋文写作范式；恶“骈俪之文者”，抨击其形式过于靡丽，华而不实，有碍于文人主体情性的自然书写。

（一）知人论文，评骘庾信兼及《哀江南赋》，以为褒贬

在社会矛盾激化、民族问题上升、地域冲突激烈之际，《哀江南赋》经常进入文士观照批评视野。后人大多秉持“知人论世”原则，将之与庾信为人处世相联系，或理解庾信的痛苦遭际，或抓住庾信“变节”这一人格污点大肆批判，对庾信《哀江南赋》进行相应的褒贬。

后世不少学人能设身处地体验庾信痛苦遭际，理解庾信内心苦衷，原谅庾信变节失义行为，如元方回《瀛奎律髓》“忠愤类”指出：“世不常治，于是有麦秀、黍离之咏焉。庾信《哀江南赋》亦人心之所不容泯也”（《瀛奎律髓》卷三十二）；明屠隆评点《庾子山集》认为“子山江南之哀，不愧湘累”，陈沆《诗比兴笺》亦比之为“湘累之吟”，洪亮吉《北江诗话》称“《哀江南赋》无意学《骚》，亦无一类《骚》，而转似《骚》”。他们肯定《哀江南赋》为庾信“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的代表之作，如宋杨亿亦认为：“兰成述赋，实主于悲哀。”（《武夷新集·谢太仆钱少卿启》）；清孙梅谓“《哀江南赋》有黍离麦秀之感，《哀郢》之赓载也”。而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称“六代文士有心有血者，惟子山而已”。陈沆在《诗比兴笺》中也着眼于庾信生活在一个“多士乌栖”的时代，体谅其屈身事敌的辛酸苦痛。“哀江南”成为继庾信之后吟咏不绝的主题，而“庾信哀”则成了后世诗词写作中的常见意象，文廷式指出，“‘庾信愁’字乃是宋人常语”（《纯常子枝语》卷四）。以民族矛盾、思想文化冲突甚为激烈的南宋末年来说，《哀江南赋》广受欢迎。杨万里“更哦庾信之句……不羡圣俞之诗”（《诚斋集·谢周丞相年节送一麞十兔》）；韩淲“北望刘琨啸，南游庾信愁”（《涧泉集·初六日过尹家再和西轩韵赠子文》）；俞德邻“更怜庾信江南赋，音调凄清不忍闻”（《佩韦斋集·吴门逢友人》）；刘辰翁《摸鱼儿·和柳山悟和尚与李同年嘉龙韵》言：“当年事，伤心说庾开府”（《须溪集》），等等。颂赞庾信《哀江南赋》等名篇，运用了庾信“悲哀”“愁苦”意象以为诗歌，凭吊江南，缅怀故乡，这是时代语境造成的，与当时南宋半壁江山，士民遭契丹、女真、蒙古铁骑蹂躏状况有关，把握此，丰富了我们体认宋人对庾信的接受。

苛责庾信失节行为者亦有不少，他们因人废《赋》，漠视《哀江南赋》的“哀怨”精神和“乡关之思”。如晚唐崔途《读庾信集》：“四朝十帝尽风流，建邺长安两醉游。惟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讥讽庾信仕历多位君王，恍如醉游；王若虚有言说：“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称如此，且讥笑嗤点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全祖望批评说：“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者也。” ^[[13]]王若虚、全祖望之所以如此苛责庾信及其赋文，乃在于他们不认同庾信的“君臣观”和“夷夏观”，看不起庾信入仕多朝君主，卖身求荣行端。在他们看来，缺乏文人“自清”“自重”气节的庾信不足与言文。

针对历代对庾信及其赋文的或褒或贬现象，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全后周文卷八》中有精辟论断，他指出：“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论心而略迹；恶其人以及其文者，据事而废言，半桃啖君，憎爱殊观；一口吐息，吹嘘异用。”^[[14]]可谓一语中的，总结出了后世读者在“庾信及其诗赋接受”这一问题对待性向度上的两种极端态度。

（二）割情析采，立足“文本形式”，细读论析《哀江南赋》

从文本形式讲，《哀江南赋》大量采用四六文写成，使事用典繁多而精到、结构宏伟壮阔、语词华丽优美、文辞情感浓厚、富有深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史诗”气魄，是“骈俪之文”的典范，后人常揣摩玩味之，探析其中写作技艺、结构章法、精神意趣等。

总体而言，从文本形式方面论析《哀江南赋》，持两种态度：一是站在文体发展的立场上看待庾信《哀江南赋》在古文向骈文（古赋向骈赋）新变中的贡献，既肯定《哀江南赋》的乡关之思和反思批判精神，又肯定其声韵对仗、结构辐辏、遣词用语、使事用典等方面形式美感。北周滕王宇文逌《庾信集序》赞赏庾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中肯定“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张说《庾信宅作》称颂庾信“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认为庾信赋文可追步宋玉；唐杜甫《戏为六绝句》褒扬“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蒋乂传》载：“（蒋乂）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唐吕温《题梁宣帝陵》诗惋叹：“凄凉庾信赋，千古共伤情”；宋晁迥《法藏碎金录》卷六记：“进士刘安国酷爱庾信《哀江南赋》……自言每诵此赋，虽日旰未食而不饥。予亦素曾披览，美其雄富”；元代王恽在《题<哀江南赋>后示韩、陈二生》中，号召二生“句句详读，且究其用事。”（《秋涧集》卷七十二）；明张溥言庾信之赋“辞生于情，气余于彩”（《张天如先生原序》）；清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总论》称赞庾信之赋“遒逸兼之，独有千古”；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庾信“四六宗臣”，赋文“华实相扶，情文兼至”；倪鲁玉《注释庾集题辞》赞子山“穷南北之胜”，将其文比于“钟、王楷法”，“意态之间，横生古趣”；王闿运《湘绮楼论文》：“骈俪之文起于东汉……至齐梁纯为排比，庾徐又加以抑扬，声韵弥谐。”对庾信在骈俪文写作之句式排比、遣声用韵等方面的开拓之功予以肯定，王闿运对于《哀江南赋》爱不释手，曾用此赋旧韵而仿作新文。孙德谦《六朝丽指》：“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园。”谭献评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十九徐孝穆《与王僧儒书》语：“徐、庾出而大变六朝之体势，比于诗家之有沈、宋”，均特别指出庾信在骈俪文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

另一则认为《哀江南赋》过于在形式方面用力，缺乏思想内涵和风骨兴寄，为齐梁以来“绮丽华靡”文章的代表，从而予以否定。隋王通《中说》卷三批评庾信“文诞”；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庾信传》认为庾信之文“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及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批评庾信“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攻击庾信说：“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宋张戒站在儒家诗教立场，以“温柔敦厚”标准论文，其在《岁寒堂诗话》中批评说：“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馀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元陆文圭《跋陈元复诗稿》提出：“《骚》、《选》而下，徐、庾不可学”，对庾信的创作成就全盘否定；近代朴学大师章炳麟，诗文宗法先秦及汉魏，对于齐梁骈俪之文非常不喜。他在《国故论衡·辩诗》中论及赋说：“自屈宋以致鲍、谢，赋道既极。至于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踰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侪，其靡已甚。赋亡盖先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视甚高的章太炎连李白、杜甫都看不起，对于庾信“靡丽”之文更有不屑之意。

当然，也有对庾信《哀江南赋》客观分析，辩证认识的。如陈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一文中赞道：“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5]]陈寅恪先生并不因庾信诗文中时有“以情害典”之举而加以贬抑，他肯定了庾信高超的写作技艺，妙笔生花，赋文独具美感。

综上可见，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哀江南赋》的笺注，考据其文本特性，释名章义，发掘内在精神意旨，寄托哀思；对《哀江南赋》的仿作，拟写“乡关之思”、“故土之悲”；对《哀江南赋》的批评，联系庾信变节失义行为，褒贬《哀江南赋》，表达自身对“家国沉沦”的悲哀，或从“文本形式”论析《哀江南赋》，好骈俪文者，以之为赋中范文，恶骈俪文者，抨击其形式靡丽，华而不实，有碍于文人主体情性的自然书写。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