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业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孕育于特殊的民族文化之中。决定经济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就是经济伦理。武士和武士道虽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产物，武士作为社会阶层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武士道作为基本的价值观深入在日本人的经济伦理中，对日本现代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的固有的花朵。它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干枯的古代美德标本。它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1]
一、武士道的文化渊源及其社会影响
在日本，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作为社会阶层出现在9世纪中期以后，镰仓幕府时期成为支配日本社会的实际力量，德川时期随着封建幕藩体制的崩溃而衰微。武士道是武士阶层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2]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武士道深入到日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士道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民及个人。……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原动力。”[3]
武士道是日本人将外国文化与本民族精神相互融合的产物，其文化渊源主要包括佛教、儒教和神道教。
神道教对武士道影响最大的是其倡导的对民族忠义之心，他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士道是属于神道教的。“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4]另外神道的教义所刻骨铭心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了服从性。再者“神道的自然崇拜，使国土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而它的祖先崇拜，则从一个系谱追溯到另一个系谱，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的远祖。对我们来说，国土并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开采金矿和收获谷物的土地——它是诸神，即我们祖先之灵的住所。再者，对我们来说，天皇不是法律国家的警察的首长，或者文化国家的保护人，他是昊天在地上的肉身代表，在他那尊贵的身上同时具备昊天的权力和仁爱。”[5]
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祸像禁欲主义者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境。佛教的禅定还使武士掌握了体味事物现象之后的“绝对”的“冥想”的方法。
孔子的教诲也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从中国输入以后，成为武士的基本道德规范。孔子有关政治道德方面的教诲的特点是冷静、仁慈，并富于处世的智慧，这些也特别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日本武士有很深的影响，武士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知识只是获得睿智的一种手段。王阳明的心为天地万物主宰的思想对发展个性坚强性格和宁静气质的道德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武士道在日本源远流长，日本的许多学者认为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他们摆出一副社会地位超出于民众之上的姿态，的确为人们树立了道义的标准，并用自己的榜样来加以指导。新渡户稻造说：“武士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崇高理想。民谣这样唱到：‘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武士阶级被禁止从事商业，所以并不直接有助于商业。然而不论任何人世活动的途径，不论任何思想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不受武士道的刺激的。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6]他认为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
二、忠义观念对日本经济伦理的影响
日本和中国都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时候进行了重大的改造，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具有重大差别，中国人更重视仁、孝，日本人更重视忠，而仁的品德则没有得到重视。中国是文官政治，而日本是武士政治。武士伦理使忠诚的观念在日本社会影响久远。不仅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仁孝重于忠，而且中国古代的法律也规定仁、孝重于忠，父亲为盗，儿子为父亲窝脏不是犯罪，告发父亲反而要受法律的制裁。武士道则赋予了忠以绝对的价值，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武士道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忠。武士道认为由于国家是先于个人存在的个人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及其中的一分子而诞生出来的，因而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合法的掌权者，去生去死。在中国皇帝的权威不是绝对的，“皇帝轮流做，而今到我家”，“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侍”，所以中国历史朝代更迭频繁，最长不过数百年，而在日本“君权神受”深入文化中，致使日本自古只有一个朝代延续。
武士道的忠义观念在日本影响久远，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巨大的作用。20世纪初，针对面对劳动力短缺和技术工人流动性大，日本社会全面弘扬武士道的忠诚品德，企业为了培养员工的忠义感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日本的公司往往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也承诺不会因为高薪而跳槽。虽然彼此有书面协议但是真正的约束力不是来自契约而是道德的力量。员工个人不能要求企业终身雇佣，假如要求往往被认为不得体，而且可能会令雇主废除终身雇佣，违背和约会受到严厉的制裁，他们往往会被社会抛弃。日本人选择工作的机会一生往往只有一次。
武士道忠重于孝的观念使日本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企业而不是家庭，日本人可能将周末都奉献给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家人。
武士道的忠义观念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爱国心为其敬业精神提供了信念基础，也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世俗的劳动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劳动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日本人在精神上感到不安的时候，为了获得精神的平静就会不停的劳动。勤奋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是一般的道德观念而是深入人心的价值意向。日本学者山本七平说：“看到那些深入美国腹地的日本推销员，有人说他们就像朝圣的教徒一样，也许这种看法并不奇怪，正像伊斯兰教徒去麦加朝圣时感到一种神圣的宗教意义一样”[7]。日本人不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下层工作人员都兴致高昂、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下班以后不回家继续工作加班几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这种劳动态度和劳动状况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战争带来的困境实现在短时期内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武士道的忠义观念也使日本人事事追求完美。弗兰西斯•福山说：“看过黑泽明早期的电影《七个武士》的人一定还记得，一个信仰禅宗的武士入定冥想后，仅仅幽雅的一击就挑破了敌人的腹部，而后者甚至还未反映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极度地追求完美是日本出口工业成功的关键，但是它的根源却是宗教的而非经济的。”[8]
三、武士道与日本人的诚信观念
在日本，由于武士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求武士比农民和市民更高的信实的标准。中国人的“君子一言”在日本则是“武士一言”。日本武士往往并不签订契约来保证诺言的实施，他们认为签字画押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甚至将发誓也视为对名誉的毁损。在武士道中，谎言并不被作为罪行而受到惩罚，但是作为懦弱受到排斥，而懦弱则被日本武士视为对名誉的最大的毁损。为了自己的名誉武士可能回杀人，也会自杀——切腹。
武士会将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日本流传着一个武士因为一个商人说他的背上有跳蚤而将商人砍死。武士道在牵涉到名誉问题时，以切腹作为解决许多复杂问题的钥匙。切腹并不单是自杀的方法。它是法律上和礼法上的制度。作为中世纪的发明，它是武士用以抵罪、悔过、免耻、赎友，或者证明自己忠实的发明。它在被命令作为法律上的刑罚时，竟用庄严的仪式来执行。
武士道的诚信精神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日本社会成为高信任度的社会，社会高信任度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本。
日本公司也是从家族企业起家的，但是家族管理在日本经济的较早时期就被专业管理取代。这种专业管理在财阀仍然归家族所有时已经实现，企业实际上由企业“总管”管理，“总管”往往与控股家族没有关系。早在18世纪时，大阪的传统商人中间就签订了协议不将企业传给自己的子女。日本企业的第一代创始人可能与企业总管一起管理企业，但是到了第二代则一般退到幕后，成为一个被动的股东，将企业的控制实权交给拿薪金的主管。到20世纪30年代，所有家族企业已经不再将高层管理位置留给家族成员了。日本的家族企业可以更早地实现专业管理其中武士道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武士道提高了日本社会的信任度，日本人因此对家族以外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容易地建立起信任感，另一方面，在日本历史上，武士保护农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后来家族企业“总管”管理的模式有一定的启发性。
武士道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后来日本社会团体中的人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人在自发形成的社团中培养了相互的道德责任感，这种双向的道德责任感既不同于中国的血亲关系责任感也不同于法律契约产生的道德责任感，他更像是宗教团体中的道德责任感。加入这种社团是完全自愿的，但是推出不能完全自作主张。这种相互的道德责任感在日本的劳动市场以及企业的雇佣关系中有明确的体现。
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家族之外的雇员往往不能得到企业的信任和真正重要的任用，不会被吸纳到高级管理阶层，他们自己也缺乏安全感，往往容易跳槽，个人的最终目标总是积累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这也是这个企业规模扩大重大桎梏。
相互信任的道德责任使日本社会形成了社群网络，商业网络形式的企业集团是日本经济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日本的企业集团一般都规模庞大，日本6大跨市场企业集团平均联合了31家公司（中国台湾的商业网络平均规模是6个公司）。日本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99%与一个网络组织保持有明显的长期附属关系。企业集团中的公司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总是倾向内部交易，有时内部交易即使成本高也在所不惜。
四、勇敢的信念对经济伦理的影响
勇敢和忠义、诚信一样是日本武士道推崇的最主要的品德。
日本武士自幼就要接受超乎寻常的极其残酷的勇气训练。武士会将自己的儿子投入艰苦险峻的深谷里，驱使他们去做西西弗斯式的苦役，有时还不给他们食物或者让他们暴露在寒冷之中，在严寒的冬季命令孩子在日出之前起床，早饭前赤足走到教师家中去参加朗诵练习。命令孩子到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刑场、墓地、凶宅等处去，带孩子去看斩刑，再让孩子夜里到那里去做一个标记回来。
残酷的训练培养了日本武士的顽强的意志，以至于武士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可以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他们会将切腹自杀做得仿佛是一种艺术，在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将切腹自杀描写为惊心动魄的艺术行为的例子不胜枚举。
日本武士的顽强意志得到日本人的高度敬慕，所以对一般日本国民影响深刻，大多数的日本国民是听着长辈的关于武士故事长大成人的，这种顽强的意志深入到日本人的灵魂之中，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经济伦理观念，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都面对重大的经济以及社会危机，日本人之所以可以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得以恢复，是因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实行了“饥饿边缘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了“饥饿边缘政策”和“倾斜生产方针”给日本人难于想象的艰难困苦，但是日本人的顽强意志使日本人克服了困难，实现了民族发展、经济腾飞的奇迹。
日本武士的勇敢训练还培养了武士超乎寻常的理智的生活态度和理性主义的人生追求。这种理智的生活态度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上，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评价武士的切腹自杀时说：“那是经过洗练的自杀，没有感情上的极端的冷静和态度上的沉着，任何人也不能实行。”[9]他谈论武士勇敢的品德时又说：“勇气寓于人的灵魂的姿态，表现为平静，即为内心的沉着。平静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勇气。敢做敢为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的表现，而平静则是它的静态的表现。真正勇敢的人经常是沉着的。他决不会被惊愕所袭击，没有任何事物能扰乱他的精神的平静。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依然冷静自若，在大变革中他也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地震不能撼动他，他对暴风雨报之一笑。面对危险或死亡的威胁也不失去沉着的人，比如，在大难临头时吟咏诗句，在面临死亡时吟唱和歌的人，像这样的人我们赞叹他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笔记和声音从容不迫，与平时毫无两样，就是其心胸宽广的毋庸置疑的证据——我们称之为‘绰绰有余’。它是毫无顾虑、杂念，还有可容纳更多东西的余地的心胸。”[10]
武士道的勇敢的品德当然还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但是武士道的勇敢品德影响了日本人沉着冷静的生活态度。如果举止沉着、心情宁静的话，就不会为任何种类的激情所困扰。排除激情的困扰有助于培养生活的理性精神，而理性精神着是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
五、从武士道到现代经济伦理的演进
武士道当然不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伦理，事实是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武士道与现代经济伦理的塑造曾经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在日本社会里，一切较大的职业中，没有比商业离武士更远了，商人在所谓的士农工商的职业阶层中，很长时间内被置于最低的位置。武士靠土地获得收入，而且，假如他自己愿意的话，甚至可以从事业余农业，但是柜台和算盘则受到嫌弃。从武士道到现代日本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演进的过程，其中包含许多人的努力。
德川时期日本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日本人虽然在这个时期采取了锁国的政策，但是进行了自身文化传统资本主义化的单独探索，正式在这个时期实现了武士道向市场经济伦理的过度，武士们不得不将“武士的逻辑”转换为“资本的逻辑”，“武士们不得不根据‘武士的逻辑’把自己规定为‘藩股份公司’的经营者”[11]。在这个过程中，上杉鹰山、毛利重就、细川重贤、德川治贞等藩主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尤其是上杉鹰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了振兴藩的经济，上杉鹰山采取了开源节流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实行了“大节俭”的政策，彻底削减预算，恢复收支平衡，彻底改变武士的经济信用形象，其次，他提出了“劳动即忠诚”的观念，强调武士必须转变观念，放弃藐视劳动的思想。不论是开源还是节流，上杉鹰山都率先垂范，他主动降低了自己藩主的年俸，让自己的战马去驼粪。上杉鹰山的做法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上杉鹰山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藩中贯彻“资本的逻辑”的同时，上杉鹰山强调一切开源节流的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藩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润，这种突出藩作为机能集团共同体的利益的做法，对以后日本公司的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上杉鹰山“劳动即忠诚”的观念，不仅改变了米泽藩的经济状况，而且促成了武士道向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逐渐过度，同时使上杉鹰山和铃木正三、石田梅岩、涩泽荣一等思想家一样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发生在文化的许多层面，当然不都是积极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盛行，自然也是武士道的影响，评价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忽视其对日本社会的消极影响，只是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页
[2]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4页
[3]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5页
[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9页
[5]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9页
[6]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0页
[7]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第125页
[8]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9]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8页
[10]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7页
[11]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第164页
（原载《现代日本经济》（日本）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