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是日本著名的“企业之父”，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商务圣经》是他的代表作。他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将“《论语》加算盘”作为企业经营的模式，奠定了日本经济伦理的基础，因此对探索东方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和模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发挥东方传统文化的特色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研究《商务圣经》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

涩泽荣一认为工商界是利益斗争的场所，也是富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所以一个儒者既要投身于商界同时又要保持自己道德上的清白，涩泽荣一晚年回忆自己早年的选择时说：“我明治六年辞官，进入本来就向往的实业界之后，我和《论语》就有了特别的关系。这就是我刚成为商人时，心中有所不安。即想到今后要在锱铢必较中度过一生，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呢？此时我想起以前学过的《论语》，《论语》里所说的修己交人的日用之教，我们可按照《论语》的教谕经商谋利。”[1]为此涩泽荣一不得不协调西方工商文明的价值观和自身固有的价值观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普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涩泽荣一自身单独的问题。《商务圣经》既是对他自己毕生阅历的总结，也是对东方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思索。

（一）、涩泽荣一强调发展工商业是当时日本不得不走的道路，在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他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有了深刻的认识，深深感到西方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的压力，法国人的谚语“强者的辩解永远是对的”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使他进一步明了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灭亡”的道理，所以他认为日本必须走向国富民强，而若要达到这个目标，政治、法律的改革非常必要，而振兴工商业则更必要，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不仅如此，涩泽荣一还引用孔子的理论说明从道德的自我实现的角度也应该发展工商业，他引证了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圣人应该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若要为圣，做到博施于民，就必须有物质财富的基础，而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

（二）、涩泽荣一提出对于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应该区别对待，他特别反对中国宋明以后的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他认为朱子虽然博学多才，并热心于讲学，但朱子之学并没有发挥实际的效用，致使宋朝“学问虽然非常发达，但政治却极其混乱，也就是学问与实际完全隔绝。”[2]涩泽荣一强调儒家学说是经世实学，能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关键要看人们怎样去利用它。

（三）、涩泽荣一努力从儒家传统思想特别是《论语》中挖掘与当时社会发展一致的思想，他努力强调儒家的思想与发展工商文明并不矛盾，在《商务圣经》中他极力回避儒家思想中与发展工商文明相矛盾的地方，对儒家的某些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发挥，而对有的方面又做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解释。他强调：“《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之中有《论语》。”，“打算盘是利，《论语》是道德”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而实际上，儒家伦理毕竟是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价值体系，其价值取向完全适应工商文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物质财富观念上，涩泽荣一明明知道孟子说过：“仁者不富，富者不仁。”《左传》中也有：“小人无罪，怀璧其罪。”的说法，但是他不接受这些观点，就强调这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观点，而在解释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时，认为孔子是将道德和富贵看得同等重要，而实际上，孔子即使不贬低富贵的意义，也绝对没有将它抬高到和道德同等重要的程度。

涩泽荣一通过对《论语》的再解释，得出了工商之才的培养之道也全在《论语》之中的结论，协调了发展工商文明和保持东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关系。

二

西方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通过救赎观念、天职观念、合理化谋利以及禁欲节俭等一系列观念的倡导，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合理性，同时还凭借这种伦理意义把资本主义世俗经济进一步理性化。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入世信念伦理，它不象西方新教伦理那样以理性的态度改变世俗、驾驭自然，而是用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去维系现存社会的和谐秩序，儒家伦理属于先知预言的只具有价值合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新教伦理则是具有工具合理性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主要不是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合理性相联系，难于对世俗社会的经济活动发挥直接的促进作用。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虽然都重理性，但是“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的控制”[3]。涩泽荣一在《商务圣经》提出了与此相左的观点，他通过对《论语》的内在精神的再挖掘和再解释，不仅协调了发展工商业和保持儒家传统的关系，而且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确立了经济的伦理合理性，这一切体现在他提出的“士魂商才”的理想人生模式中。

所谓“士魂商才”就是要有卓立人世所必备的武士精神，又要有经商的具体才干。涩泽荣一认为士魂与商才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论语》，《论语》是滋养士魂的根本，是道德之书，也是商才之道，因为真正的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应该以道德为根本，无德、欺诈行骗、浮华、轻佻的商才不是真正的商才，而只是买弄小聪明、小把戏。士魂商才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道德对于人生来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一个商人要想成功就要首先培育高尚的人格，有了高尚的人格才能成功。

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就确立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成为能够“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圣人，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民族，为了日本国家的国富民强，经商的生活不仅不与道德的人格矛盾，而且是实现道德人格的最佳途径。总之，通过对“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的阐发涩泽荣一确立了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上的合理性。

在西方近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合理性是通过宗教观念的改革实现的，而在东方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是从道德观念的再诠释获得的，通过宗教信仰确立的价值观念，在人的思想体系中，有更崇高更神圣的价值，能够发挥更强烈的社会效果，但是在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矛盾，那就是经济学以追求私利的本性恶的个人为前提，而伦理学则以利他的本性善的个人为前提，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经济和道德在理论上处于相悖的状态。人性本恶的观念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管理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以人性本恶为基础的泰勒制在管理中占统治地位。涩泽荣一从伦理道德中直接导出经济的合理性，无形中化解了西方近代社会中的经济和伦理的二律背反，这在日本经济发展、企业文化创造中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日本企业管理中流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都与他们的经济伦理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三

在〈〈商务圣经〉〉中涩泽荣一不仅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而且确立了一系列的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价值观念。

(一)、敬业精神。

涩泽荣一引证孔子《论语》中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明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必须有敬业精神，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一定要有兴趣，要热爱；其二是在此基础上能够自觉地去承担工作中的职责。涩泽荣一认为拥有敬业精神是干好一项工作的前提条件，一个没有敬业精神的人只是依循惯例去做事，连最起码的生命存在都算不上，只能算是行尸走肉而已。

在日本，人们将平凡的劳动本身视为神圣和崇高的行为，因此日本人认为工作的过程、工作的态度都重于工作的结果。日本思想家三本七平在其著作《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肯定了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啊，姐姐》中为了拾粪而竞争的事件，为了经济发展，即使是拾粪也是很高尚的行为。因为经济发展具有伦理合理性，所以为了发展经济而做的一切行为都有高尚的意义，“看到那些深入美国腹地的日本推销员，有人说他们就像朝圣的教徒一样，也许这种看法并不奇怪。正像伊斯兰教徒在去麦加朝圣时感到一种神圣的宗教意义一样……日本推销员的工作把供给和需要联结起来，‘携本邦之货销往他国，将他国之物购来我邦，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立志满足众人之需要，决心克服万般之困难，’同样也是虔诚的朝圣。”[4]“某一著名的电机公司的领导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一次追求利润，我仅仅是为了社会和人而致力于像自来水那样便宜地供应机电产品。”[5]

（二）、金钱观。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也存在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由于任何人都需要物质财富来维护自己肉体的存在，所以都不能脱离金钱，甚至有些人将金钱的价值抬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流行着极端夸大金钱作用的名言，如：“世人结交以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有钱佛陀也灵光”“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有人说“有钱能使磨推鬼”。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又以蔑视金钱为高尚，认为金钱、物质财富和道德是根本对立的，说什么“君子财多其德损，小人财多其过增”“仁者不富，富者不仁”。涩泽荣一批判了日本人这种金钱观，他认为过分抬高金钱或过分贬低金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特别欣赏日本明治天皇皇后的看法：“因持有者之心成宝、成仇，此黄金也。”他明确指出过分抬高金钱的作用是非常有害的，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眼睛只盯着金钱必定伤害人们的感情，过分地重视金钱也会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同时作为企业家他深知金钱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金钱是物质财富的代表和象征，它促进商品的流通、经济发展，是否拥有足够的金钱是能否作成一件事情的关键，所以对金钱的任何滥用都是犯罪，他认为正确的金钱观应该是金钱本无罪，人们都应该努力地去赚钱，但是要慎重地使用金钱。

犹太人的金钱观可以说是西方人金钱观的代表，他们认为“金钱无姓氏，也无履历表”，金钱无善恶之分，所有的金钱都是好的，尤其是是现金才是最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拼命去赚钱，他们认为有钱存进银行的人肯定是傻子，假如放在家里不用那肯定是疯子，有钱一定要去投资，要有用钱去生钱的意识。涩泽荣一强调金钱本无罪，在一定程度上切近了犹太人的金钱观，但是他强调要慎用金钱恰用金钱，就又保持了东方人的特色。

（三）、竞争观。

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和为贵”，日本人也将“和”作为日本民族的核心精神。但是贵和息争，否定人际关系中竞争的作用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色。为此涩泽荣一强调了竞争的作用，他说：“诚然，要一个国家健全发展，无论在工商业或学术技艺，或外交，都必须有一种与外国竞争且必求其胜的气概和热情。其实，不只国家如此，对一个个人来说也是这样，若无经常为敌包围而受其苦，无与敌相拼而求必胜之心，是绝不可能进步发达的。”[6]

在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涩泽荣一还强调应该将竞争区分为善意和恶意两种，他说：“但竞争还是有善意和恶意两种类别。进一步来说，每天比人早起，将事情做好一点，以智慧和努力胜过他人，就是好的竞争，但是，若以仿冒、掠夺的方式将别人的努力成果拿来当作自己的，或用旁门左道的方式侵犯他人，以博取声名，就是不好的竞争。”[7]

在西方社会竞争的观念建立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基础之上，强调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个人是竞争的主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竞争成为西方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一方面促进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淡漠和冲突，甚至于影响了西方社会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创造，对经济的发展也曾造成消极的影响。涩泽荣一是在东方整体主义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强调竞争的意义，他虽然也强调了个人的竞争，但是他强调的更多的是集团和国家这些整体之间的竞争，同时他不是一味地只强调竞争，他也强调合作，对竞争也要作出善意和恶意的区分，这与西方人的竞争观念显然不同。他的竞争观念促进了日本人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在日本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增加了企业的内在凝聚力，使日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的道路。

在西方中世纪社会基督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它一切思想体系都只能在它的卵翼之下发展，所以马丁·路德和卡尔文领导基督教的改革，能够使大批的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的转变，而日本多种文化精神共存，价值观念的转变不是能够通过改造一个价值体系可以完成的，我们在评价和认识涩泽荣一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涩泽荣一《商务圣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2]涩泽荣一《商务圣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3]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纽约1951年英文版第849页。

[4]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5页。

[5]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6页。

[6]涩泽荣一《商务圣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7]涩泽荣一《商务圣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4年第158-159页。

原载《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