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全球化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而在这里，本文则是打算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角度，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针对全球化问题的战略关注点做一些分析。

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系，从整体层面上说，它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内部战略，而且包括与内部战略相对应的外部战略，这两方面的战略本来就应是相互协调、相互结合的。而当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1]，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日趋紧密，以至于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的时候，社会发展的外部战略的研究就愈是显示出其特殊的重要性，社会发展的整个内部战略的体系都必须密切注意与这种外部战略进行调谐。那末，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全球化问题的战略关注点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具体展开。

一、全球化的经济意义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对外关系

从现阶段的情势看来，所谓全球化还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虽然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就其一般特征而言，应是资本、技术、劳务、商品等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配置，包括生产全球化、技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等等，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更加直接和紧密的内在联系。国外一些学者将这种联系称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网络联系”。[2]从社会发展战略的角度观察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然首先应该从生产力的层次上着眼于其经济意义本身，研究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由此就外部战略中的对外经济关系做出讨论，并据此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做出调整。

经济全球化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目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在国际上，拥护全球化的主张与反全球化的要求针锋相对；而在国内的讨论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看来，这样一种观点已渐成共识，即认为应从两个方面看问题。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要看到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和全球整体利益的增进，并给各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球化进程又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和相对被动的地位；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全球化会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全球不平等，扩大贫富差距，甚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有利于我，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汲取国外经济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应该做如何考虑？首先应该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战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应着眼于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一切有利条件，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要考虑如何才能争取到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以及更为优惠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好地引进和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等资源，同时更有利于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另一方面，又要研究和制定有效措施，尽可能地克服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不利影响；要考虑如何才能从生产、技术、金融、市场等方面着手，建立有效的控制和防护体系，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同时尽可能地改变或减少全球化规则中的不公正性，维护国内经济各领域发展的合理权益。从现阶段的进展情况来看，应该说我们已经从这两个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我国积极创造条件加入WTO，在入世谈判中注意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入世并不等于问题的完结，而且入世本身也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仍然很大，许多实际问题还需要在入世以后的对外交往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与这一层次的外部战略相协调，经济发展的内部战略也应积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这方面的战略关注点，应是如何尽快完成国内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各个领域的技术改造和实力重组，同时力求形成高新技术领域的某种局部强势，为迎接全球化进程中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目前要特别重视利用加入WTO之前以及之后几年的有限的缓冲时间，做好相关领域和行业的调整准备和重组工作，以尽可能地增强对即将到来的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但这里应该指出，所有这些调整和重组，都必须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去做，而不能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而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将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和统一的。

 

二、全球化的体制形式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外接轨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经济浪潮，不仅在狭义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上包含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实在内容，而且还有着自己特定的生产关系形式，亦即体制形式。因此，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点，就不能仅限于生产力层次上的经济发展本身，而且还应涉及它在生产关系层次上的体制形式，要从外部战略的角度研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与国际接轨，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部战略，也要与外部战略的这一层次相协调。

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形成，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全球化当然不能例外。然而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如何确认全球化的生产关系形式或体制形式？全球化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全球化，更谈不上从战略的高度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外接轨的问题。

无疑，考察一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方式，的确可以看出作为这一浪潮的主导力量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力图将自己的规则和主张推向世界，并将自己的体制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放大。但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必须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内容与它的体制形式亦即市场经济体制区分开来。众所周知，对姓“社”姓“资”的不正确理解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头脑，其中就包括将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而将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已最终突破了这一不正确的观念，对制度与体制的辩证关系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从理论上说，生产关系本身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制度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建构原则的凝结，而经济体制则是这些建构原则的实现形式；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之间属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义”性质，应从经济制度的层次去把握；而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则都是属于经济体制的层面，如邓小平所说“都是手段”[4]，本身并没有主义之分。在现阶段，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较之计划经济体制更能适合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所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就是要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市场经济体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为资本主义所采用，但它同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而为社会主义所采用。由此，我们在考察全球化进程时，也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虽然西方发达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将市场经济的体制形式运用于全球化，但这种体制本身毕竟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借助于同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式与国际接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外部战略在生产关系层次上就应该有这样两个重要的关注点：一方面，我们当然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继续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没有原则地简单“趋同”，所以必须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有效地维护这一原则，确保我们的制度安全。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有明确的态度，在具体体制的层面上接受全球化的普遍形式，努力解决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对外接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认真研究和对待国外市场经济的体制建构、运行机制和具体做法，熟悉和了解国际通用的、确实为市场经济本身所需要的各种规则和惯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应该肯定，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从实际进展来看，仍有一些环节不够到位，特别是与国际惯例不符的做法还很多，这对我们很不利。此外，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以上两个方面的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国外市场经济的体制形式，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认识不够，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囿于姓“社”姓“资”的习惯性思维而予以排斥；这种情况，应该进一步加以改变。

与外部战略的这一层次相协调，我们在内部战略方面的关注点，则应放在如何面对全球化到来的新形势，进一步加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尽快攻克剩余的难关，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我们要在经济体制的层面上与国际接轨，就必须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仍有相当的路程要走。我们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备，一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已有市场的运作也很不规范；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的改革还有待推进；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经历着艰难的“脱壳”过程；而我们在市场主体的塑造方面还很粗糙，特别是还未能取得国有经济改革的根本突破，国有企业还没有完成从行政纽带到经济纽带的转换。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状况，是难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经济运行的要求的，不仅对外接轨困难，而且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和各种风险，我们的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整个体制的防范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十分有限。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加速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就难免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从战略上看，形势逼人，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的拖延。

 

三、全球化的社会影响与我国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对外交流

 

目前正在迅速展开的全球化进程是否可以仅仅概括为经济全球化，是否还应包括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这在讨论中尚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例如英国社会学家D．赫尔德和A．麦克格鲁等人在他们研究全球化的专著《全球大变革》中就特别强调：“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面的或者分化的社会现象。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一的状态，相反它指的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模式。”[5]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赞成这种意见。我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无疑应是一个包括社会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体性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必然会相应地推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而在现阶段，如果说全球化进程在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中的进展还没有达到经济领域中的那种程度，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它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无疑正在十分明显地日益扩大。因此，对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来说，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点也必须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

有一种担心，似乎全球化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会更多地导致消极后果。其实，这里同样应该首先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全球化以自己的更为直截了当的方式推动了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在总体上有利于人类社会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进步。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跨地区地广泛展开，大量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不仅要求形成普遍规范的经济秩序，而且要求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治秩序，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相应展开各种方式的政治合作以及直接统一的政治活动。同时，文化领域的广泛交流与某种普遍接受的全球性文化也必然相伴而生，其中也包括这一方面的全球规则和统一秩序的形成。这些进展，无疑都有助于促使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发展超越自身的狭隘局限而汇入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中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应该认识全球化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不利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凭借自己经济发展的优势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必然要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极力推行自己的规范和主张，以自己的观念、准则为尺度裁决他人，甚至采用各种压力手段强加于人。当前世界政治格局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各种行径，以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极力扩张和渗透，就是明证。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的疑虑和担忧。

全球化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影响是双重的，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在这一层次上的关注点，也必须从外部战略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展开。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的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文化新秩序，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包括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以及所谓“后殖民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等趋向。这方面，我们的脚跟要稳，立场要坚定，态度要鲜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沟通和联系，协力解决各种全球性的政治、文化问题。对于国外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积极成果，则要像对待经济技术领域发展的成果那样，大力地吸收和借鉴。这里应该强调，所谓人类文明成果应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相应的文明成果，都需要我们去吸取。那种抱着偏狭的态度将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割裂开来，将人类文明成果的概念片面地加以理解和对待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和条件，全面地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在促进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相应地促进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与这里的问题相关联，还有一个重要之点需要注意，这就是如何看待政治领域里的“主义”问题。应该明确，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情况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与“主义”的性质相联系。这里也应注意区分制度和体制两个不同层面，政治关系的建构原则凝结为一定的制度内容，体现着它的“主义”，而作为这些原则的实现形式的政治体制，则同样具有手段的意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原则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含糊；但在政治体制的层面上，却有许多反映政治运行的客观规律的合理因素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性质的东西，可以供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所以，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流中，我们应该善于辨别和区分不同性质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加以对待，而不能简单化。

对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来说，在这一层次上同样有一个内部战略与外部战略的协调问题。从内部战略看，我们在这一层次的关注点应该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提高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水平，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和文化要求。我们必须下气力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其中，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尤其令人关注。我国的全面改革采用的是渐进式战略，首先在经济体制上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循序跟上。这一战略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也是成功的。从现阶段的进展看，我们应该尽快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攻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然后以此为支点及时实现改革重点的转移，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真正提上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会遇到更多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战略上早做准备，确保成功。只有在继续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将新体制的整体架构按照协调配套的要求尽早建立起来，才不仅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在今天看来颇有难度的问题的解决提供至关重要的硬件支持，而且也使我们得以以充足的活力应对全球化条件下复杂的国际环境，迎接全球化的各种挑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

[2]  [德] 于尔根．佛里德里希斯：《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译文载《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5]  [英] D．赫尔德、A．麦克格鲁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37页。

 

 

 

（原载《新视野》2002年第1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