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艰苦探索，最终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背景下将社会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进程，无疑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而本文则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着眼于社会领域中的几个基本关系，就这些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考察，由此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追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
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的最明显的不同，便是存在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而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则作为客体与主体相对应。要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关系，首先应注意的便是这个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着的。人是现实的人，它的存在要受到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制约；而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又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在人的实践中发展和改变着的。这样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无疑是社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但除了这种联系和制约之外，社会主客体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价值关系：人（主体）是目的，社会（客体)是手段，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对人的最高价值意义的确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像人本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而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主张通过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而为人的发展和解放创造条件，这就把对人的关怀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历史唯物主义还特别指出，人的发展和解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应在继承以往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阶段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其历史局限，将人的发展和解放提高到新的水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的发展和解放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以对社会主客体关系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它反映了社会主客体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因而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和方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内在逻辑正是以其固有的客观必然性展现出来；当然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曾有过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包括某种失误和偏差。
应该说，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便是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就是为人民求解放，是要让广大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翻身当家做主人。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建国后，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过渡，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广大人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目标的认识还不够到位，以致在以后的具体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搞得越来越僵化和教条化，本来是手段的东西被当成了目的本身，而真正的目的反而被忽视了。结果搞来搞去，经济上是普遍贫穷，政治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所谓“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使人的权利和价值遭到粗暴的践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带领全党拨乱反正，这样一种偏差才开始得到纠正。在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反思和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党将最终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才能使人民利益更好地得到实现上，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落脚点正是“有利于提高人民正活水平”；他的“三步走”战略，也同样是这个落脚点。这样一种明确的价值取向，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了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则更加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并将其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以此为指导，人的发展和解放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具体地确立起来。
当然，应该看到，人的发展和解放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历史范畴，要使这一目标真正得到实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的努力。虽然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难免会有各种局限；但应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毕竟有了一定的基础，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只要认真努力，很多事情是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同时，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推动社会发展，就能不断创造出新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促进最高价值目标的不断实现。
二、社会结构与基本矛盾：全面协调发展的曲折探索
社会主体即人的发展和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而这一目标又只能通过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得到实现。那么，怎样才能推动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涉及到这一体系内部的各种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社会结构体系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在内的完整体系；按照系统观点，这些基本领域不是机械地堆积在一起，而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区分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并揭示了这些层次之间的联系机制。“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具体说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对矛盾相互联结，形成社会基本矛盾，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进程。这个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在实践中推动社会结构体系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处理好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关系，使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发展真正协调和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进程。这样，社会结构体系内部关系的演变便体现出一种客观必然性，它应是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组成方面。
从建国60年的历程来看，我们在这方面关系的把握上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从生产力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没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建立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体系，这是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的。在这一时期，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经济建设迅速展开，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都显示出蓬勃生机。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力求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再加上迟迟没能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是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更是对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时期，虽然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包括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和“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成果，但总体上看发展缓慢。如邓小平指出的：“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7]
正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带领全党拨乱反正，开始了新的探索。首先是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来对待；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场改革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其目的就是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解决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层次上的不适和、不协调问题。具体说来，就是要破除原有的那种计划经济旧体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立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相应地推进各项改革，大力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在30年的实践中，我们的改革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而改革的动力作用也已充分显示出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从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从世界排名第10位跃至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3位，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0%。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们在科学处理社会结构体系的内部关系、促使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全面协调发展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进一步体现出来。
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方面的实践中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由于生产力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全面转型，而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层次和方面没能及时跟上，于是便出现了某些不协调、不配套的问题。我们的改革采取渐进式战略在不同领域分步推进，这也难免会造成某种过渡性失衡。从各个结构层次的状况看，我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而生产关系层次上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攻坚。在政治领域里，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有待提上日程，社会主义民主政体的具体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还存在各种消极混乱现象，社会失范问题比较突出，文化体制改革还远没有到位。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而必须在新的实践中下气力研究和解决。
三、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转换
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同属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关系，不仅应着眼于国内社会，而且还应考察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在国际范围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如果说在古代时期，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虽然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和联系，但毕竟是以总体上的自给自足和封闭隔绝为前提的，那么自近代以后，这种关系就开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依赖和联系。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已经为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世界性的依赖和联系越来越广泛和充分地生长起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越来越成为现实。特别是随着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所谓“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正在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这种“世界历史”的形成从国际关系和整个世界的角度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而若考察一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内在逻辑是怎样具体地展现出来，并推动着我们在特殊的背景下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重大转换。众所周知，新中国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在内外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主要背景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严酷的国际环境和种种现实威胁，加上我们自己思想认识上“左”的观念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使我们选择了一种相对封闭的国际战略。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与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1]尽管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从总体上看，这种隔绝和孤立的状态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及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世界市场的外部条件和国际范围的有利因素促进自身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在开始进行改革的同时，下决心打破封闭，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决策首先在经济领域中付诸实施，包括设立经济特区，分批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各类内陆城市，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引进来”的同时鼓励“走出去”，不断扩大对世界市场和国际资源的有效利用。而随着经济领域中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也逐步展开。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在联合国和其他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积极参与各方面的国际事务，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国际问题做出贡献。经过努力，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便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3]，当代中国以全新的形象走向世界。21世纪初，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这标志着我们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各项改革，对经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国内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成就的取得，都是和对外开放方针的实施分不开的。对外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体现，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
当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国际环境中还有各种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国的经济安全以及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都面临风险和压力，新的全球化浪潮更是给我们带来各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认真处理好这些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和机遇，应难而上，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特别是按照中共十七大的部署，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应沉着应对，积极调整，力求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进一步促进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建立更为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做出努力。
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无论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还都属于人类社会的范畴。而若将视野再放宽一点，那么所谓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关系，就不仅仅限于人类社会本身，并且还应该包括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当代，这方面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系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其中，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要以自然界为前提；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物而存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根本上的依赖性。同时，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都必须借助于自然环境，包括蕴藏在这一环境中的各种资源；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基本条件，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整体过程。而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会对自然环境发生重大影响；人是能动的存在物，他不像动物一样只是被动地依赖自然，而是要“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即“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4]这种实践活动如果进行得当，当然会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基本方式而发挥其积极作用；但若违背了客观规律，或者只是为了一时之需而不顾后果，那就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损害人类社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所以，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注意解决好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将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要求同样属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范畴，是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要求。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与自然这两个不同系统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有着不同的情况。如果说在早先的渔猎社会和农业社会阶段上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那么自从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之后，这方面问题便日渐明显地突出出来了。由于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盲目开发和索取，各种工业加工手段和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以及废弃物的不适当处置，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侵扰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导致了自然环境的不断污染和各类资源的耗竭。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省，并重新思考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推进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式与路径。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所谓可持续发展开始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战略思路；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开始了多方面的合作，力图共同拯救“人类家园”。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大体上与世界同步。应该说，在建国之后的一个时期中，环境问题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对此也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同时，往往过分强调了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做了不少填湖造田、毁林开荒之类的荒唐事。而在人口问题上对马寅初的错误批判，更是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之后，随着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现，这方面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便着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方针、政策，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并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理事国。到了90年代，中国积极参与筹备和参加了联合国环发大会，并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随后又及时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进入21世纪，中国又参与筹备和参加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并发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可持续发展被确定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在各个方面的实践中得到了有效的推进。如今，在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又被当作一项基本要求，摆在特殊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转变发展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选择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内在逻辑的重要体现。
应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当然应该抓住时机，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决不能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而应将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这两方面的要求较好地结合起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十七大所提出的，“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5]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已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我国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各类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要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特别是要抓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力求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也应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担负起“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16]继续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为促进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我们着眼于社会领域中的几个基本关系，包括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体系自身内部的关系、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演变作了分析和考察。从这一考察可以看出，对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不懈追寻，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曲折探索，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转换，以及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根本上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为依据的，因而都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的体现。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决不是要否定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能动作用；因为历史终究是人写的，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而是要借助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但是人的实践不应是盲目的实践，更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妄为，而应自觉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预期的目的，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2页。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8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页。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16] 《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录入编辑： ）
